言與行——就2005年當代漢語貢獻獎致余世存

陳子明（北京）


世存：

    感謝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將2005年當代漢語貢獻獎授予我。同時也感到誠惶誠恐，受之
有愧。

　　小時候我就是一個性格內向、不愛表現的孩子。從小把我帶大的婆婆告訴我，她每次帶
我去幼稚園，一到門口我就「哧溜」一下鑽進人群中不見了。我的文字能力更遜於言語.上
初一就「停課鬧革命」，十六歲就下鄉插隊，所受到的語文訓練十分有限。後來曾在大庭廣
眾之下，發生過把「數典忘祖」說成「數祖忘典」的笑話。

　　可是我並不灰心和氣餒.孔老夫子說過：「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我在「行」的方
面還是勝於「言」的。在1966年至1968年間，我有時步行，有時騎車，從復興門外到「八大
院校」轉一圈看大字報，沒有百次也有八九十次。下鄉插隊後，我以一本《農村醫療手冊》
做老師，以自己的身體做試驗品，學會了打針、針灸、「割治」等，做了五年「赤腳醫生」；
還當過羊倌和馬倌，還領導過打井、築壩和種莊稼。我在讀分子生物學研究生時，根據自己
的喜好和對自己未來的設計，幾乎讀遍了當時科學院圖書館和北圖的所有政治學社會學方面
的中文書籍，居然也能在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了。但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後期，雖然自己的寫
作慾望很強，但絕大部分的精力和時間都花在搭建平台的「行動」上了。

　　我的兩次寫作「高潮」都是在行動自由受到限制的時候。1975年，因為在與友人通信中
討論反對專制的最佳「行動計劃」，我第一次被捕。從1976年到1977年，我以「反革命性質」
的身份在通縣永樂店農場勞動，耕作之餘構思了一部反映文革期間大中學生思想演化過程的
長篇小說.五百字的稿紙寫了五百多頁，才寫到1967年初。未完成的小說底稿我曾給王軍濤、
徐小斌等一些朋友看過.雖然在這部小說中想要表達的一些思想性內容直到今日還沒有人道
出，但我感到文筆很粗糙、很幼稚，當我恢復行動自由時就把它放下了，後來失落於「六四」
期間的抄家。1989年之後的監禁和「剝權」則至今尚未結束。十七年不是一個短暫的日子。
其間我確實讀了不少書，頗有一些老友新朋對我說：在這個浮躁的年代裡，你可能是朋輩中
讀書最勤最多的人之一。但是，搞學問不僅要靠用功，還要靠靈氣，笨拙如我者，只能說剛
剛摸索到一些進入學術殿堂的門徑。

　　言說本身是一種特殊的行動，行動則是一種歷史的言說.在朋友們的鼓勵和幫助下，我
會在學術與思想的崎嶇小道上繼續努力攀登；但我更加期待在公民權完全恢復後對於新的行
動樣式的探索和新的行動空間的開拓。「言」可以一個人自說自道，「行」則要大家攜手合
作、並肩前進.十年前，我在《中國的民主：從說到做》中曾寫道：「中國的民主不能始終
停留在口頭上、理論上，只有化為千百萬人的實踐，民主的心態與行為才能通過慣例的積累
逐步硬化為制度。」「中國的民主正在經歷從『坐而言』到『起而行』的轉變。」

　　「起而行」不是機會主義的亂碰亂撞，而要有堅定的原則與明確的方向：融入世界文明
主流，繼承20世紀中國新道統（梁啟超—胡適—殷海光顧准—李慎之），徹底破除對於「三
大神器」的迷信。

　　所謂「三大神器」是指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儘管毛澤東有其歷史貢獻，
馬克思主義在當今世界仍不失理論的活力，中國共產黨經過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的改造可能
還會有光明的未來，但正如李銳先生所說，如果中國人繼續將它們作為崇拜的物件，就談不
上真正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制度創新。

　　沒有政治民主化的制度創新，就不會有漢語文化的再度輝煌。我們既要為繁榮當代漢語
文化做貢獻，也要為創造它所需要的制度環境做貢獻.與世存兄共勉。

　　陳子明  2005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