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恐懼與自由 孫文廣（山東）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把「免除恐懼的自由」，論述為「四大自由」之一，對此，長期生 活在共產極權下的民眾，感觸應該特別深刻。 在大陸感觸到的恐懼 在中國大陸，當民眾權益受到損害時，如果，動員人們，用行動維護憲法規定的權利， 你會感到恐懼幾乎無處不在。 　　現在的大陸，私下的議論，可以涉及方方面面，上至中央領導人，下至基層幹部， 但 是一旦要用文字表達不同看法，比如在幹部分配住房時，發生了不公正現象，有人要寫小字 報或到網上發表點評論文章，於是就會有人勸你不要寫，講法，有多種多樣，如「白紙黑字， 和講話不一樣，不要寫出來，讓人抓辮子」，「講出來的話是氣體，寫出來的字是固體，沒 有必要寫出來」。 　　在某些人看來寫評論文章，特別是發表在海外的網上，是非常可怕的事。有的人甚至在 別人起草的，已經有些人簽名的信上，要他跟著簽個名，他都百般的推脫，甚至說：某某地 方，有人因為簽名而被逮，可不能隨便簽名。至於「上訪」，那更是很可怕的事。 　　山東大學分配住房，發生十分不公正的現象，此事議論了四五年，於是有些膽子大的人 寫出了小字報，貼了出來，但是用真名實姓者極少，多數署名為「幾位教師」「部分教師」， 有的乾脆不署名。 　　一個「怕」字了得。 極權在民眾中製造了恐懼 列寧說：「陰謀家一面製造陰謀，一面要蘇維埃政府放棄恐怖手段。不，我們決不放棄 恐怖手段」（《列寧全集》第37卷，第141頁）。「依我看，應把槍決的適用範圍擴大到孟 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之類的一切活動」。（《列寧全集》第43卷，第186頁。） 　　毛澤東的《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論述了，在農村中製造「恐怖現象」的必要性，他認 為「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 枉。」。在1949年後的「土改」和「文革」中，再次表現出他的這種思想。 　　正是過去的當權者和他們所依賴的體制，通過各種運動，各種事件，製造了民間的恐懼。 　　在很多方面，中共的做法，超過了蘇聯。蘇聯在土改中把上百萬的地主、富農驅趕到邊 遠地區.讓他們從人們的視線下消失。蘇聯整肅知識份子，數量比例不如中國，而且一旦定 了性就將他送到遙遠的西伯利亞，或北極圈的集中營. 有中國特色的極權 中國的幾百萬地主富農和五十五萬右派，多數就地「改造」，讓他們就在親友面前接受 經常性的批判侮辱，降低他們的工資，限制他們的子女受教育的權利，讓他們的全家在眾目 睽睽之下，經受羞辱、折磨、甚至家破人亡，用他們全家的呻吟、苦楚在民間製造恐懼。 　　這是共產極權統治的一種創造。中國從「土改」斗地主到現在已經五十多年，至今沒有 平反。1957年打右派，二十年後只改正，不平反，不補工資.二十多年精神上、物資上的損 失誰來評說？正是這些每時每刻發生在眾人面前的事實，日積月累，製造了人們的恐懼。 　　中共製造恐懼，不但發生在毛澤東時期，在毛死後，也繼續在製造恐懼。1989年的「六 四」，90年代末開始的鎮壓法輪功，近來的打壓異見作家，都是在製造恐懼。 恐懼與名利 當權者也利用很多人迷戀個人的名利、前程、地位的思想，來製造恐懼。「六四」之後， 一部分人被抓、被關、受處分，但是還有很多人，也支援過學生，因為不再堅持，沒有被處 分，有些受到了重用和提拔，被捧起來了。甚至當了政協委員，人民代表。頭頂上增加了不 少光環.他們現在有很好的環境、待遇和活動空間，他們不想，為了多說一些話，多寫一些 文字，而失掉現在的待遇。他們的恐懼來自於害怕丟掉當前的名利。對於一些人少年得志， 官運亨通的人，恐懼也是來自於既得的名和利。 為家人所累的恐懼 有人對我說：「我自己對受打擊是有準備的，一人做事，一人當，但是不願家人子女跟 著受累。」家人不但是增加恐懼的一個方面，家人還是製造恐懼的一個來源。你要準備做個 異見人士，首先要準備承受來自家人的壓力。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都有些過去被打成 「右派」的人，他們家庭的遭遇會使沒有經過風浪的婦女不寒而慄。女人為丈夫為子女所想， 往往會超過丈夫。而且當局者深知女人的心思，有時說服不了男人 就去做女人的思想工作， 向她們曉以厲害。以後通過女人向男人施加壓力，而她們給丈夫施加的影響，卻是既巨大又 持久，他們可以時時刻刻地用各種各樣方法來說服你，比如找來所有親朋好友，做你的工作， 會告訴你可能遇到的，或者是他們能夠想到的各種危險.子女也會跟著媽媽一起勸說父親.家 人會隨著當局一起製造恐怖氣氛。 如何戰勝恐懼 有堅定的信仰可以戰勝恐懼。很多宗教界的人士，他們相信死後可以進天堂，所以他們 面對死亡毫無畏懼。老子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死都不怕還怕什麼坐牢，妻離子 散。 　　自由，民主，也是高尚的信仰。西人道：「不自由毋寧死」。為了自由，必要時可以捐 軀，死都不怕還怕什麼？現在爭取自由，已經不要冒生命危險了，最多就是坐牢。 　　根據我個人體會，監獄是追求自由、民主者的大學.從1974開始，我做了七年監牢。那 段時間裡，我潛心思考，有大醒悟，從共產極權的意識形態下，有了大的轉變，在獄中以寫 信方式，寫下了我的思想。2002年，我出版了《獄中上書中共中央》。回顧過去，我對那次 坐牢，並不後悔，在「文革」那種歲月，不坐牢，只能隨著潮流瞎胡混，連點靜心思考的時 間都沒有。在共產極權統治下，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戰士應該視坐牢為坦途。 　　當然，我們不是把坐牢當作一種目的。為了戰勝怕坐牢的思想，重要的是要有所準備， 有準備會減少恐懼。有些人做過一次牢，有了經歷，對坐牢就沒有那麼害怕了。像劉曉波， 被抓三次，我想他對再次坐牢，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了。最近他寫了很多激進的文字，但是 也沒有進監獄，因為當局可能也知道他對此已無所畏懼。 　　就像是怕水的人一樣，遠遠的大海似乎很可怕，如果經常到水邊去趟一趟，也許就沒有 那麼恐懼了。 人多勢眾可以減少恐懼 人多了可以消除恐懼。人多勢眾，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膽子就大了。我常想在89年「六 四」之前，北京遊行人數達到百萬人，當時的多數人，心中已經沒有什麼恐懼，有些人心中 會想，這麼多人在一起，他們能把我怎麼樣？近來在漢源發生的農民群體上訪、示威活動， 人數達到五萬人。到了那種場合人們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上百名警員，怎能撲滅人們心 中的怒火？於是只能省長出面，省長出面沒有實質性的回答，農民仍然示威不停，最後中央 決定停止水電站施工，農民這才打道回府。這是一場成功的群體上訪和示威，人多勢眾消除 了恐懼，維護了權益。 不要自己製造的恐懼 我在給海外傳媒寫文章，抨擊國內時政，有好幾個朋友知道後，紛紛告訴我：你家電話 肯定被監聽，而且聲明以後不會再給我打電話。 　　我當然十分感謝他們的好意，回家後注意我的電話，確實有時有雜音，特別是與海外通 電話，雜音更重。有次海外朋友到大陸，問我是否長時間不在家？為什麼這幾天，電話總打 不進來？我告訴他我在家。為了證實電話是否打不進來，我就用另一部電話，做試驗，果然 不通。於是我找電話局，他們說線路有問題，很快修好了。還有一位朋友，給我打電話，總 是出現「撥號錯誤」的聲音，他走了五里路到我家，問我是否改了號，我馬上找了電話局， 他們說也是線路「故障」。 　　但是所有的事實加在一起，我也不能找到證據，證實我的電話確實被監聽了，或被人為 地加上了「障礙」。我想憑我現在的能量，要弄清這些問題可能要耗掉我主要的精力，最後 還可能是無功而返。 　　最後我終於想開了，如果有人憑著他的巨大實力，能夠監聽我的電話，那就讓他聽吧！ 好在我也沒有很多秘密，海外的文章都是署了真名實姓，署了地址，還怕誰來竊聽電話嗎？ 監聽者，聽我的講話，說不定還會受我思想感染，轉變他的立場呢！ 　　回過頭來我又想，如果根本就沒有人監聽電話，而整天自己疑神疑鬼，弄得坐立不安， 那不是庸人自擾？自己製造恐懼嗎？那不是自己嚇唬自己嗎？所以後來我也就不大考慮電話 被竊聽的問題.至於有人怕竊聽，不敢給我打電話，我也落得清閒，省得電話中講些不鹹不 淡的話。 　　有了這樣一些想法，我也感到比較自由了。 我想起了童話「神燈」 　　有人到我家，看到門口附近停了部警車，問我出門是否有人跟蹤，我告訴他，對哪些可 疑的人，可疑的車，我都是視而不見。國外有個 「神燈」的童話，一個青年名叫阿拉丁， 神人要他通過地道去取「神燈」，再三告誡他，一定不要理會路旁的怪事、怪物，一定不要 回頭看，否則不但取不到「神燈」，自己還要變成路邊的怪物。 　　我現在外出，幾乎從來不回頭看，不管是否有人跟蹤。我常想起那「神燈」的故事。 　　如果每天出門都在留神是否有人跟蹤，那一定是很累的。如果有人在家中整天想著屋頂 是否安裝了竊聽器，出門總想著是否有人跟蹤，這人大概也就做不成什麼事了，弄得不好還 會神經衰弱。 　　有時，我想如果要干擾某人的思想和活動，可以向他示意：你的電話被竊聽，你的活動 被跟蹤。這人如果缺少自制力，可能會神魂顛倒，甚至發狂，而害人者則不要承擔任何法律 責任。 低調爭取自由減少恐懼 在爭取自由權利的過程中，策略很重要。 　　提出過激的口號和要求，會脫離群眾，會使很多的人被抓、判刑，會帶來很多麻煩。我 們說不怕坐牢，是要在爭民主、爭自由的過程中，要戰勝恐懼的心情，不要增加無謂的，過 多的恐懼。但是人被抓進去，少了骨幹，對整體維權活動，是個損失。而且過多的人被抓、 被關，也會製造出新的恐懼。所以要盡量避免過激行為，要勸說民眾，不要搞打、砸、搶、 燒，特別是帶頭人更要注意這些問題，過去鎮壓遊行、示威活動，採取的重要方式就是抓 「壞頭頭」，給他定上一個煽動暴亂的「罪名」，通過判刑製造恐懼。頭頭被抓，群龍無首， 於是維權、爭自由、爭民主的活動就進入低潮。 　　現在民眾的維權活動，必須保持低調、和平、理性、非暴力，要在現行憲法和法律的框 架下開展活動。這樣的策略可以使參加者多一些安全感，減少恐懼。示威、遊行是為了展示 民意，不是暴力奪取政權。 　　2005年5月2日於山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