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斯世 乃能者之幸 周舵（北京） 一九九三年的夏末秋初，我以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的身份應邀訪問台灣。寶島台灣對於我 竟是如此親切，我感覺自己是來到了我的血脈、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真正的家園。「梁園雖 好，終非故園」，美國雖好，不是我的國家；大陸是我的國家，卻處處與我格格不入；而台 灣竟比我生長了幾十年的大陸更像我的故園！因此，聽到有人說台灣不是中國，我只能「瞠 目結舌」。我只覺得，台灣才是真正的中國，而大陸則已經被共產黨「全盤西化」，只不過， 這「西化」是馬克思主義化罷了。 離台前的最後兩天，我去台中看望滄海相隔四十餘年的舅舅。臨別時他老淚縱橫，緊握 著我的手，再一次勸我留在美國，千萬不要再回大陸。回到美國，姨媽一樣地老淚縱橫，一 樣地讓我至少拿個綠卡再回去。他們，以及我在美國的一大群親戚，眾口一詞地問我，你和 你們一家受共產黨的罪還沒受夠？中國有什麼好，值得你愛？ 是啊，中國有什麼好，值得我愛？這問題不容迴避。我的回答如下：發問的人如果是現 實主義者——他們認為「愛國」是種陳詞濫調——我會回答說：因為愛國；因為我被艾青的 兩句詩深深打動：為什麼我眼中常含淚水？ 因為我深愛這片土地。 ——我愛中國，不是因為她可愛，是因為一個半世紀以來，她是如此地備受欺凌、苦難 深重，讓你感到肩上有一份不能推卸的沉重責任。 問話的如果是理想主義者——他們認為一切個人計較都很卑鄙——我就說：因為在中國 可以大有作為，因為中國每日每時都在變，而且，她變成什麼樣子，很可能就由於我們這一 兩代人做了、或沒有做什麼。對美國，你又能做什麼呢？ 我生在印度，長在中國大陸，絕大部分時間在北京。生活在這裡，我根本談不上「幸福」 或「滿足」；我所有的，只是一腔沉重的、沉痛的愛。這不是一片可以談論「幸福」這個字 眼的土地。 沉痛感來自於和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比較。用這把尺子來衡量中國的現實，乾脆說吧， 只有四個字：一無是處。從美國回來的頭幾個月，我必須時時克制對中國的無所不在的厭惡： 空氣的惡濁，環境的髒亂，人的野蠻愚昧，充斥所有媒體的無恥謊言和欺騙，價值觀的鄙俗 敗壞，理想和信仰的崩潰……一無是處、一無是處！「六。四」屠殺之後上台的江－李政權， 系統地、有意識地扼殺高尚、獎勵卑鄙，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片土地，變成了一個理想 主義者無法生存的惡臭垃圾堆。要尋找革命的理由嗎？俯拾即是！俯拾即是！ 然而，比所有這些加在一起，更讓我痛恨的卻恰恰是——革命！ 我已下定決心，要作一名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再也不能搞革命。必須走漸進民 主的改良之路。 我堅決主張：沒有在共產極權制度下生活過的人，根本就沒有資格談論革命——無論是 支援，還是反對。那是怎樣的一個暗無天日的、黑暗到「伸手不見五指」程度的人間活地獄， 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明白；而這個人間地獄，正是那些胸中燃燒著癲狂沸騰的理想烈焰， 腦子裡塞滿了極端主義的激進邪說的革命者一手造成！通往地獄之路，正是由善良願望鋪就。 我們的儒家文化傳統，是「借道德解決一切問題」，我們很容易接受摩尼教式的黑－白 二分，以為世界就是善—惡兩軍決戰的一個大戰場，一切壞事的根由，都是因為壞人作惡， 只要把壞人消滅，人間天堂就可到手。其實，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一樣，都不是壞人，不是 魔鬼（反過來說也許更正確：共產黨人、國民黨人和所有的人一樣，都是「壞人」即有罪性 的人、都不是天使，但也都不是魔鬼）。問題出在觀念和制度。台灣的讀者如果不能準確地 瞭解大陸的觀念和制度，就很難瞭解大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最簡略地說，毛時代大陸的政治制度，是「民粹型極權主義」，這是台灣根本沒有過的； 改革開放之後，則逐步演變成了一般形態的專制主義，越來越像是解嚴之前的台灣了。所以 我才會很有信心地說，台灣的今天，就是大陸的明天。我們走了太大的一段彎路，付出了太 慘重的代價，比較之下，台灣同胞就幸運得太多了。大右派儲安平說得好：在國民黨治下， 自由是多少問題；在共產黨治下，自由是有無問題。讀李敖罵蔣、罵國民黨的書，我常常忍 不住想說：知足吧李敖先生，您該大大慶幸沒有生在大陸！查禁你幾十本書也算一回事？畢 竟腦殼還長在您老人家頸項之上！ 「極權」不是「專制」。極權主義是一種二十世紀才出現的十足現代型的超級專制主義。 「專制」可以這樣描述：只要你不去公開挑戰現政權，它就不會來管你。「極權」則不然， 它能夠有效地蠱惑煽動起廣大民眾去狂熱地盲目追隨它，因此，它能夠做到對整個社會的一 切領域、包括每個人的思想深處，都實行無孔不入的有效操控。極權主義有兩個亞型：極右 翼的納粹主義，和極左翼的共產主義（列寧－史達林主義）。毛主義則不過是列寧－史達林 主義的民粹型變體。 我不想用太學術化的定義令台灣文學性刊物的讀者厭煩，讓我引幾段毛本人的文學性語 言，來說明什麼是「民粹型極權主義」：「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歷史是奴隸們創造的」：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知識份子其實是最無知識的」：「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 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這就叫作 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這裡的「群眾」、「奴隸」、「卑賤者」和「工人農民」是一回事。民粹主義，簡 而言之，就是把底層民眾奉為神，對其他人則要麼加以歧視，要麼乾脆消滅。人類的一切優 良品質全都歸於工農並且僅僅歸於他們，非工農出身的其餘一切人之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 花費畢生之精力，痛苦萬分地自我改造和被改造——即便如此，也不見得能擠進這兩個最高 等級之中。這是一種將貧困、粗野和無知奉為最高價值的，頭足倒立的現代封建等級制。 我得說：當年被全世界的革命左派放聲歡呼著的、「每個人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 偉大的毛澤東時代，那是一個你連做夢都不敢做錯的時代！只要你腦子裡有少許和政權灌輸 的思想觀念不同的意見，一不小心說夢話被人聽見，就會被人舉報——也許就是你最貼心的 朋友，你的妻子或丈夫、父母或兒女——於是登時大禍臨頭。萬分虔誠地自我告發並且揭發 告密別人，是每一個大陸中國人最光榮的職責。還談什麼罵政府，還寫書！做夢去吧！做夢 也不敢想啊！ 史達林暴虐，卻不愚蠢，至少，他還懂得厚待知識份子和專家學者，以便把他們當作高 效率的馴服工具加以充分利用。而那個低劣透頂的毛澤東思想，卻不折不扣，是一切知識文 化和文化人的死敵。這話出自切膚之痛，出自我自己再真切不過的親身體驗。大哲羅素說， 好生活是由愛充溢且由知識引導的生活；又說，好人應為自由而戰，為美和崇高而戰；再又 說，三種激情支配了他的一生：愛的渴望、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間苦難的深厚同情。這些話深 得我心。那個毛澤東時代，那一場天下愚人的狂歡節，卻處處與它相反：生活由仇恨充溢且 由無知導引，打著崇高的理想主義旗號將自由和美剝奪乾淨、點滴不留，每日每時都在刻意 製造著人世間聞所未聞的最深重的苦難。 對比之下，今天的中共，雖然名為「共產黨」，雖然口中仍然唸唸有詞、天天把「馬列 主義毛澤東思想」掛在嘴邊，但它早已不是極權主義，不是什麼共產黨，反倒越來越像是民 主化之前的國民黨。這期間的變化之大，不啻霄壤。不瞭解這一點，你就不可能懂得，儘管 發生過「六四」的血腥屠殺，儘管今天的中國大陸腐敗氾濫成災、各級官員濫用權力、社會 非正義比比皆是，這裡的大多數人卻仍然不僅消極默認、而且積極擁護中共的統治，鄧小平 也仍然是人們心目中的一代偉人，胡－溫新政更是被如此多的人們寄予如許深的厚望。這就 像一個曾經為禍四方的十惡不赦的罪人，—旦幡然悔悟、誠心向善，人們的那份喜出望外、 甚至是感激涕零。 我出生在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家庭，父親先後在中山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央民族學院作 古漢語音韻學教授，母親是北大俄語系職員。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都是生活在北大 和清華的校園裡，對政治毫無興趣。母親從小給我的教誨是：愛國，作一個對祖國、對人民 有貢獻的人；當科學家，改變國家的落後面貌，千萬別搞政治！——不難想見，要是沒有 「六。四」，我決不會走上今天這條「異議分子」之路。正是「六。四」，才徹底扭轉了我 的人生軌跡。若追問根源，我想是半由性格，半由機緣。 「性格決定命運」，信哉斯言！我得說，我是一個死不改悔的理想主義者。我又是一個 徹頭徹尾的湖南人。這兩種人，都是不可能在大事件、大災難和大是大非面前怯懦退縮，或 冷眼旁觀的。但我還得加上一句：「機緣決定命運」。如果沒有種種偶然因素，沒有各路朋 友的強拉硬扯，我也決不會捲入得如此之深。 「六。四」這場大災難，這一出中華民族的大悲劇，竟然會把我這樣一個毫無準備並且 滿心不情願的人扯進去當了一回主角，真是命運之神開的一個大玩笑！自從一九八九年六月 四日那個血腥的黎明，我就背上了一付推卸不掉的沉重十字架，從被迫到自願，從懷疑到堅 信，從理性主義到信奉耶穌基督，內心越來越充實，目標越來越明確，步伐越來越堅定，我 也越來越深信，今日之中國，是一片可以大有作為之地！儘管困難重重、荊棘遍地；儘管十 幾年來，我不管朝哪個方向邁步，立刻發現有一堵無形的高牆擋住去路；儘管電話被竊聽、 電郵被封堵、動輒被看管、文章被禁止發表——但時代畢竟不同了，我終歸還活著，還能讀 書寫作，且朋友眾多、朋友越來越多；我的內心充滿著自信和自豪，再也不會像毛澤東時代 被打入另冊的人們那樣眾叛親離、極端孤立、精神極端苦悶。這社會仍然很壞，不如人意， 但它有前途，有希望！ 對也好，錯也罷，鐵一般的事實擺在眼前：如果六月四日那一天沒有我們四個人在天安 門廣場，十之八九，廣場上將會有一場血流成河的大屠殺。這不是鬼使神差，不是神召，又 能是什麼？誰又敢說，個人不能創造歷史？生逢斯世，乃能者之幸！這「能者」之「能」， 兼指智、勇、仁，尤其指仁，蓋因「仁者無敵」之故。——順便提一句：我一再作證說，我 沒看見天安門廣場上有人被打死，這不過是陳述千真萬確的事實罷了，這和天安門廣場之外 有成百上千的無辜民眾被打死，這一同時發生的另一件事實之間沒有絲毫衝突。頭頂之上有 神明，內心之中有道德律，兩者都不許我作假見證！ 有人說，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世紀。我說，這未免太樂觀了——除非，我們有足夠多的 志士仁人不屈不撓、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培育起中左和中右這兩大主流，讓一切極端主義 （極端保守、極端激進和狂熱極端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等）邊緣化，走上一條先自由、 後民主的，漸進有序的民主化之路。 又有人說，中國即將崩潰。我說，這也未免太悲觀了——除非，像我這樣的人在中國統 統都死絕了。 但我們沒有死。我們正在艱難地、沉痛地成長著、壯大著！ 祝福我們吧！ 2005.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