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雜憶 杞人（大陸） 外甥在香港工作多年，2001年初邀請我們夫婦去香港過年，但我興趣不大，心想不過是 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燈紅酒綠。不過，不想去並非是我痛恨資本主義，而是，生性好靜， 不喜繁華，讓外甥花好些冤枉錢，買個不值，不合算。無奈，他舅媽想去，我姐姐催促，小 年剛過，即乘京九列車直抵深圳，開始港澳二十天行。那天，一下火車便覺燥熱難耐，當地 的氣溫如同北京的九月，我們身著北國冬裝，內衣早已濕透，於是便先洗澡換衣。都說是 「飽帶乾糧暖帶衣」，我們是「好了傷疤忘了疼」，吃過早點即去郵局，將大衣、毛衣、毛 褲通通打包寄回北京，頓覺身心輕爽。外甥從香港開車過來，帶我們遊覽市區，又去梅沙海 灘，品嚐海鮮，參觀「明斯克」號巡洋艦……，深圳一日游，不得閒，不覺累，晚上外甥返 回香港。第二天一早，過羅湖海關，用了三個多小時，主要是在咱們這邊等待，等待什麼？ 不知道。一旦跑步衝向他們那邊，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完成過關全過程，個中原委，鬧不清 楚，初嘗「兩制」。過關以後，乘輕軌到紅墈，外甥開車來接，經海底隧道到港島，住進一 套兩室一廳的空房。這是我第一次離開社會主義土地，所見所聞，怎一個「闊」字了得。 先說高樓大廈。九龍半島和香港島靠近維多利亞港灣一帶，樓房密集，座向是你朝東我 面西，或斜或正，或胖或瘦，這位突兀而起，刺向青天，一旁卻又矮小如蘑菇叢生，形狀不 同，風格迥異，雖是鱗次櫛比，卻不覺得擁擠。香港是島城、山城、海濱之城。我住的地方 地勢略高，不知是道路追逐樓房而蜿蜒爬升，還是樓房因道路而閃轉騰挪，二者不構成夾道 歡迎式，倒像捉迷藏，這一座跳出來立於道旁，旁邊那座卻又隱藏於視線之外。我們沿赤柱 海灘漫步，一邊是海，一邊是山，山巒起伏，一兩棟別墅半隱半露，幽靜，安逸。更遠處又 見稀疏錯落兩三座如玻璃罩樣的高樓聳立於山腰，居住者、觀賞者各得其所。淺水灣雨霧朦 朦，不見高樓大廈。澳門黑沙灣的旅舍，如同貼在山坡上的一片樹葉，像是生怕驚動自然造 化。走進香港科技大學的校園，寂靜，清新。草地，溪水，樹木，把樓與樓巧妙地隔開，寧 靜，致遠。反觀清華、北大，生活，商業，教學，科研，樓樓相去十數步，數十步，已到了 「只能間苗，無縫插針」的地步。香港難道不是寸土寸金之地？ 北京市這些年，高樓拔地而起，如雨後春筍，林立，速成，雷同，鬧得慌。不知是設計 師的知識產權未受保護，還是建築商節省了設計費，一群穿制服的樓們，高矮差不多，形狀 差不多，氣質差不多。香港的樓們，張揚個性，得大自在，顯示的是資本主義。北京的樓們， 出身於計劃經濟，帶有組織性、紀律性，夾雜一些長官意志，顯示的是社會主義。北京可見 「亂丟垃圾」式的建築，與周圍環境很不協調，香港未見。在北京，比亂建更糟的是狂拆。 文物、古跡、故居，說拆就拆，專家意見頂個屁，大手大腳，透著有。若干年後，覺得有點 不對，參考舊照片，再蓋一座新的，說是做了一件「得民心的大好事」，對於過去的胡來， 至今沒有哪個組織或個人站出來聲稱對此事負責，缺乏勇氣，也少誠意。好在，毀的少，留 的多，北京仍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溥儀賣了不少國寶，故宮的國寶還是很多很多。香港跟 咱們不一樣，鄧麗君的故居也是故居。 再說車水馬龍。這裡空氣潮濕，道路和牆壁像剛剛刷洗過，一塵不染。路面稍顯暗紅， 與路邊牆體色調協調，又像傳宗接代的硬木傢俱，被主人天天擦拭，老漆已被擦進木紋，越 顯經年，堅固，珍貴。路面沒有裂痕（北京常見），坡道的路面如使用多年的搓板，溝槽不 深，稜角不尖，車行其上，平穩防滑。北京的立交橋光滑，便於追尾。路邊看不見粘貼的簡 易廣告，更找不到痰跡、煙蒂、紙屑、口香糖…，也看不見清掃工。漫步在郊野公園，林木 雖不參天，卻遮天蔽日，濃密幽靜，溪水順山石急流而下，有幾處為野炊或燒烤準備的爐灶， 都很整潔，有使用過的痕跡，沒有任何垃圾，沒有清掃工。市面上警察很少，沒有武警，也 沒有交通協管員，我們的社會制度優於他們，對於社會秩序、社會安定，他們卻比我們信心 足，為什麼？幾天年假過去了，外甥上班，我們兩人按照地圖漫遊。公交車對老人半價，海 洋公園的門票百元，我也可以享受半價，無須老年證，原因可能是：「誠信」被社會成員看 成行為的底線。北京市的公交車，離休人士能享受免票待遇，我在車上就曾看見售票員對持 離休證者白眼相待，甚至說一兩句聽著不舒服，又不好回應的話。其實，採取明補的辦法更 好，北京公交司售人員的月收入與票款直接掛鉤，免費乘車等於政府請客，司售人員買單， 豈不是製造矛盾？把城市老人分成兩類，把離休人士置此尷尬地位，只為省幾塊錢車錢，不 值，帶些小家子氣。不禁想到，「小道聽消息，大道學社論」。正規的，官方的消息，傳達 時必是「先黨內，後黨外，先幹部，後群眾」，不可亂了規矩。等到向全體群眾傳達時，幾 乎是盡人皆知了。公、侯、伯、子、男。鐵帽子王、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省軍級、地 師級、縣團級，不知有沒有鎮營級、鄉連級…。長征幹部、三八年以前參加革命的、四五年 以前參加革命的、四九年十一前參加革命的。等級文化無處不在，卻又說「革命不分先後」。 在香港的這幾天，由於地下管網施工而挖開路面的現象未見。北京的主路，從建成通車開始， 反覆挖開，有的地段甚至一年挖開幾回。立交橋建成沒幾年就又改造，說是「交學費」。 「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改了就是好同志」，到底是誰犯錯誤了？是哪位「拍板」者 隨意拍板？義務教育經費捉襟見肘，是不是為「拍板」者反覆「交學費」了？香港路窄，車 多，不堵。多是單車道，繁華地段也只是雙車道。去沙田看賽馬，散場時，堵車（緩慢蹭行） 數分鐘。去山頂（太平山）看香港夜景，如同到北京必登長城一樣，坡陡，彎急，路窄。去 寶蓮寺（大嶼山）看大佛，大巴靈巧地盤山，從車窗俯視下方，路面幾乎與車等寬，隔一段 有一個錯車的位置。這兩次沿狹窄山路長距離行駛，見證了只要是規矩合理，嚴格遵守，不 必三車道，四車道。北京堵車的原因之一是因為非機動車多。可是，兩種車輛各行其道的路 段也常常堵。他們不超車，我們平時有加塞兒的毛病，在公共場所，沒養成保持禮貌距離的 習慣，常常擠來擠去，開起車來老想超車，難免刮蹭、追尾。只怪那個年代淨顧批修，沒空 兒斗私，修不修早已無法論說，淨剩下遍地的私。有流浪者露宿街頭，未因「影響不好」被 「收容審查」，據說流浪者有權選擇這種生活方式。有法輪功信徒，打著橫幅靜坐，無人圍 觀，無人干涉。在尖沙嘴火車站鐘樓前的文化廣場，我看見一位中年婦女，向幾位聊天的菲 傭（外甥告訴我的）討要她們手中的零食。從衣著看，像我們北方人，可能是偷渡客。除了 我，周圍沒人關注，我只看見這一位乞討者。十多天，公交車上，繁華的步行街，商店，沒 見有人爭吵。在我們北京，則是司空見慣。沒聽到汽車鳴笛，或慢行或停車，香港司機不鳴 笛，不催促，北京司機不耐煩，等不得。 房地產是香港的支柱產業，必得蓋樓，難免遺撒。幾天來，幾乎走遍大街小巷，不見工 地。我問外甥，他說：「咱們樓斜後方不是正蓋嗎？」我怎麼沒理會？第二天，特意走過去 看看。工地在樓群包圍中，樓體被完全遮擋，沒有洋灰攪拌機隆隆的聲音，也聽不到其他機 器的聲音，沒有高音喇叭的吵鬧聲，沒有在地面指揮吊車的刺耳哨聲。偶爾有卡車開出，車 身和輪胎都很乾淨，開過去路上不留痕跡。沒有「迎×× 爭××」，「安全第一」，「質 量第一」……，光禿禿，什麼標語口號都沒有，無聲無息。我們北京的工地都是轟轟烈烈， 只有在臨近高考前的幾天，附近居民以高考為由，有關部門一再過問，才能在晚上十點以後 停止噪音，整個工期，周圍的居民只能忍耐，遺撒現象難以消除，我們可以提意見，他們連 意見也用不著提。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它是一種氛圍，受到感染又難以表述。赤柱岸邊的 海神廟，面向大海，殿堂是敞庭，沒有圍牆，更無山門，海神面向無際的大海，漁船在海上 便可遠遠看見海神，廟宇色彩略顯華麗，感覺快樂、安祥、富足。澳門屯仔有一座袖珍教堂， 禮拜堂面積雖小，堂頂高而修直，禮拜堂內明亮、莊嚴，小巧而不失肅穆。在北京，我參觀 過一些博物館，如，歷史博物館、革命博物館、自然博物館、軍事博物館…。內容豐富，美 中不足的是累，很累。多數是大玻璃櫃裡擺放展品，配以文字說明，如果不是目標明確，只 是泛泛地看，往往是虎頭蛇尾，不勝單調、勞累，草草結束，辜負一片豐富的知識海洋。走 進澳門博物館，不見宏偉廳堂，館內曲折迂迴，各成章節，每個角落都是一個特定環境，實 物、比例、光線、色彩，使參觀者像是穿過時空隧道，身臨其境，物我相融。不同的說法也 是收穫。四大發明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已是全球公認的事，館內展出葡人早我們幾百年就 使用印刷技術，除非學者，一般人誰去考證。俄國人說，飛機、火車、無線電……都是偉大 的俄羅斯學者×××夫、天才的俄羅斯學者×××斯基…發明的。知識應在不同的觀點中建 立起來，單一說法建立起來的結論，較為脆弱。歷史需要考證，科學需要論證，從中學，甚 至小學就應及早培養思考、分析的習慣。遺憾的是，我們在學校學的知識都是板上釘釘式的 結論。一間中式房子，一家人正在打麻將。一組葡式樓房，色調濃重，光線柔和，參觀者如 同走進童話世界。一條小河，岸上是木桶，低矮民居，船上的漁夫正在攏岸，光線昏暗，好 像親臨二百多年前，傍晚時分的澳門魚村。時光遠去的澳門街景，小販或挑擔或推車，還配 有音量恰到好處的叫賣聲，我不懂方言，但覺身在異鄉。館內有露天茶座，有咖啡、點心， 還有圖書。可惜時間有限，要不然，在這裡呆一天，三層展區，反覆仔細端詳，絕對是一種 享受，且可帶走無窮回味，細細咀嚼。走進澳門街邊的餐館，來到樓上，面積狹窄，屋頂低 矮，壁上掛的是海盜佩帶的刀和其他海盜用具，油燈昏暗，就餐者如同走進十五、六世紀的 海盜船上。葡式西餐味道如何，並未留下深刻印象，卻享受了一次難忘的「飲食文化」。北 京的東來順，除了中央懸掛一塊簡易的、新的、小牌匾，上書「東來順」三字（沒有落款） 外，無任何文化氛圍可談。我們晚九點才就座，邊吃邊聊，不到十點，儘管有兩、三桌客人 還在用餐，服務員就開始徹底打掃餐廳衛生，人家下了逐客令，我們趕緊結帳走人。我說的 是2003年夏末，市場經濟中的王府井「東來順」。 據說，香港有大小廟觀五百多。大年初三，外甥帶我們去「黃大仙」。我原以為大仙就 是「大仙爺」，就是黃鼠狼，何況還有一個黃字。七七事變前，我家暫住東四七條，偌大的 前後四進院子，還有東西兩座跨院，只有我們一家幾口人居住，房多，人少，大門緊閉，後 院就鬧大仙爺。沒聽說誰家把大仙爺當神仙供起來。香港人有點怪，居然把黃鼠狼請進廟裡。 去了才知道黃大仙與黃鼠狼無關，也沒弄清楚供奉的到底是哪路神仙，老遠便見煙霧繚繞， 剛進山門就已經睜不開眼了。善男信女，摩肩接踵，人人手舉成把的燃香，熏得我淚流不止， 沒進大殿，就出來了。上車後才想到沒買門票。再回憶，廟門以外沒有售票處。教堂、寺廟、 道觀本不拒絕任何人走進聖殿，並不因身無分文而被拒之門外。改革開放以後，內地寺廟庵 觀普遍收取進廟費，不同於佈施，給人一種交易或消費的感覺。北京有名的寶剎靈光寺（八 大處第二處，供奉佛牙舍利）竟然把威嚴氣派的山門改造成為一座燒香許願的殿堂，僧侶俗 人穿牆（便門）出入，多了香火錢，少了些肅穆，神秘，平添了些許俗氣。走近宗教，也能 感覺兩制。 購物。逛街、購物是每天的主要內容。購物環境安靜、整潔，銅鑼灣、灣仔、中環…… 顧客雖多卻不擁擠，售貨員不主動搭訕，顧客沒有被催買的感覺，可以從容挑選，而且還很 有價格安全感。書店顧客少，圖書品種繁多，每冊多在百元上下，我錢緊，喜歡特價，這裡 沒有；何況，還有「文化管制」，買了未必能帶回去，沒買。有一家台灣設立的圖書館，樓 上的閱覽室面積不大，有報紙、雜誌，未見謾罵、詆毀之詞。朱德留有詩句「願將菊酒解前 仇」（契園賞菊），和平統一乃眾望所歸，北京與台北為對方各開一個「窗口」，必是一件 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大好事。如果把黨的利益讓位於民族利益，那將是二十一世紀中國頭一件 大善事。參加過幾回中等檔次的宴請，以海鮮為主，吃的是什麼已經記不得了，我說的中等 檔次指的是在大堂用餐。十幾桌，桌桌滿座，有老有少，像家宴，像親友聚會，沒人勸酒、 吆三喝四、高談闊論，餐廳明亮華麗，氣氛溫馨不喧鬧，也沒人大聲使用手機，主導思想是 「尊重環境」，不必大聲宣告「我在這兒哪」。平常，我們自己做飯，三天兩頭在附近菜市 買菜。這裡的白菜一劈兩半，可見價高。不還價，我們不懂粵語，並不影響成交。有一家賣 豬肉的攤販，一位婦女正在買肉，我弄明白單價，請攤主也給我照樣切一塊（語言不通，傻 子過年——看界別兒），他聽到我們的北方口音，抬頭不屑地打量了一眼，故意抬價，從同 一個部位切下，差不多同樣的兩條肉，價錢卻高出一倍，明擺著不打算成交。問他為什麼兩 種價格？他拿起肉來，往肉案上一摔，說了一句我們都聽不懂的話，再也不理我們了。三十 多年前，我住在宣外一條胡同，拐彎處是一家油鹽店，副食本上的供應都在這裡兌現，肉票 每人每月一張，一般是將全家人的肉票集中，分兩次解饞。有一次，我去買肉，擺在案子上 的半扇豬，幾乎是全白，明擺著，瘦肉被片去了。我拿著肉票指點著四、五厘米厚的肥膘蓋 著一層一、兩毫米厚的瘦肉：「這肉太肥」。店裡的老劉皮笑肉不笑：「那，它就這麼長的， 我有什麼法子？」那年頭，副食店的售貨員，工資不高，級別不高，社會地位不低，都得哈 著他。每戶每月二兩芝麻醬，全在他老人家手腕這麼一抖擻，或許有三兩多，反正倒進瓶裡 就不能再倒回桶裡，照份量給錢就是了。本兒上的雞蛋不能多買，可以多買一兩個硌窩（有 一點裂，沒破）的，完全破的就磕在旁邊的碗裡，價錢一樣，不能讓國家吃虧。遇到老劉高 興，趕緊回家拿碗，這一碗雞蛋端回家，一頓包圓兒（全吃了），如同小年。常言「店大欺 客」，一個人經營的肉攤算不上店大，難道三十多年前大陸的特色居然傳到香港來了？不知 道菜市場的領導是哪位，沒法提意見，何況身邊沒翻譯。晚飯後和外甥說起這件事，他說： 「有一部分港人對於回歸，心中耿耿，對待從大陸來的人抱不友好態度。不過，連買賣也不 顧了，很少。」其實，他們熱愛中華文化，春節氣氛很濃，那位肉攤老闆穿的是中式對襟上 衣，櫃檯後上方供有關羽神位。他希望英國人管理他們，不喜歡一國兩制，這不關我什麼事， 不該拿我撒氣。 個人與社會。北京人，家家裝防盜鐵門，低層樓房的窗戶加裝鐵欄，為了安全，顧不得 方便，美觀。香港人不是這樣。香港馬路上不丟井蓋，路邊的雨水口也未見缺失鐵箅子，北 京市對類似現象拿不出好辦法。我家門口的小馬路，便道旁是草地，綠草中每隔不遠有一盞 燈，高出草坪約半米，鐵藝燈座托著燈罩，很有情調。不到半年，有一天散步時，看見每盞 燈都被砸碎，非常可惜。路邊，幾十個汽車臨時泊位計價裝置，還未啟用，就被砸得東倒西 歪，我估計偷井蓋的，砸路燈的，砸計價器的，十有八、九是外地人，是湧向城市的失去土 地的農民。我不認為這種行為有什麼理由，不過，一定有原因。失去土地的農民，進城找不 到工作，或是，找到工作卻拿不到工錢，看著城裡人住高樓，吃魚肉，遛狗，他們該怎麼想？ 北京人那麼有錢是因為北京人貢獻大？兩種戶籍，兩種政策，農民的父母，農民自己，農民 的子女被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甚至連賴以活命的土地也失掉了，看不起病，念不起書，沒 辦法改變命運。偷井蓋，偷自行車，偷隔離護欄，粘貼小廣告，絕不是謀生之路，更不是發 財之路，只能戰戰兢兢勉強餬口。砸路燈，毀公物，藉以發洩鬱悶不滿。不是說「嚴重的問 題是教育農民」嗎？結果卻是教育農民者被農民實實在在地教育了。「和諧」不可能來自倡 導和說教。八九年春夏之交，為了反腐敗，關心國運的人們，天天向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一 帶聚集，那一段時間，北京的公交秩序，突然變好，「您先上」、「對不起」、「沒關係」、 「勞您駕」…，這些詞兒已經久違了，人們不再為瑣事爭吵，車上失竊的現象也不見了。後 來，人們談起那一段，對在北京街頭少見的和諧氣氛，很是懷念。那段時間，個人與社會的 關係發生了急劇變化，人們感覺到，在這一特殊時期，自己責任重大，主人翁意識是建國以 來從未有過的。國人從來都是聽報告，聽指示，學文件，領會精神，談體會，「統一思想， 統一認識」，甚至，「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的過程中加深理解」。突 然，人們意識到，自己也可以表達自己的聲音和訴求，依照憲法行使公民的權利，盡公民的 義務。既沒教育，也沒倡導，團結，和諧氛圍，不請自來。孰料，風雲突變，鎮壓過後是一 片死寂。人們在無法理解、萬分悲憤的心情下又一次被「統一了認識」。和諧漸退，回歸於 冷漠、無情、麻木。井蓋丟失日漸增多，沒丟過自行車的家庭屬於稀有家庭。「三農問題」 成了問題，「下崗」、「待業」越來越普遍，有人進入世界富豪排行榜，有人在貧困線上下 掙扎。資本家（民營企業家）紛紛加入共產黨，他們身兼剝削者與「工人階級先進分子」雙 重身份，馬克思主義被發展成一門十分高深難懂的「理論」。八十年代以前，中國不可能有 大款，不可能有個人資本，家庭中能有老三樣——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已經令人羨慕不已， 二十年後，其實，不過十年，甚至三、五年，個人資產就上億，進入世界富豪排行榜，不是 暴發？北京市一所非常有名的重點高中，政治課把關的教授級高級教師，在電視上做高考前 輔導，「中國目前有沒有剝削階級？」他十分肯定地說「沒有」。「民營企業家不是剝削階 級嗎？」答曰「中國是社會主義，有剝削現象，不存在剝削階級」。高三的畢業生不會被他 的狡辯愚弄，從他那裡學到的是詭辯，學到了「白馬不是馬，是白馬」。1949年前，中國最 大的資本家榮毅仁能進入世界富豪排行榜嗎？那時中國有剝削階級，如今僅僅存在一點「現 象」？國家大事，世界大事，盡在「人民不宜」的阻隔下被篩選，被編輯，知情權大打折扣， 怎麼當家做主？九七年香港回歸，港人捐贈「復明列車」為邊遠山區的白內障患者免費復明。 我從電視上看到，取下繃帶的患者，被眼前景像感動得幾乎下跪，流著淚連說：「感謝黨， 感謝人民政府」。就是這樣的老百姓，頭系羊肚巾，身著民族服，被招進人民大會堂，聽政 府工作報告，「討論並決定國家大政方針」。還有那位睜大雙眼、渴望求知的農村女孩，她 的照片成為「希望工程」的象徵，為此，她十四歲就「當選」為共青團中央委員，鄉親們羨 慕她小小年紀當上大官，去北京開會。而為反腐敗靜坐的示威者，卻倒在機槍坦克下面，如 此的「人民當家做主」怎不令人沮喪。先進社會應該是一個較完美的自動控制系統，只有正 反饋，沒有或不允許有負反饋的系統是不穩定系統，必將發生自激。「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 是不穩定的前兆。哪裡發生礦難，那裡必有眾多武警和110警車，「和諧社會」怎能靠倡導 和教育？趙紫陽的遺體告別儀式，媒體不報道，知道的人很少，敢去告別的人更少。當天一 早，政府動用大量警車警力，玉泉路以西，警察比行人多，八寶山火化場停止一切業務，通 往火化場那條馬路實行戒嚴，沒有證件不許參加告別儀式，不許拍攝，站在遠遠的路旁拍攝 也不許。人民政府如此懼怕人民，怎麼「和諧」？有的只是忍。其實，忍，代價更大，更危 險，雙方都危險。 離開澳門前往廣州，陰雨中小住三日。拜謁黃花崗烈士陵園，雨霧朦朦，安靜，肅穆。 煙雨中遊覽七星巖，環顧上下左右，多天然，少人造，實在是「人在水墨畫中游」。不同於 上海外灘，珠江沿岸不繁華，不洋氣，幾隻貨運木船，停靠在較遠的對岸，漫步於岸邊，不 覺又是半天。香港回歸已過去四年了，兩制的根本區別何在？他們有股票、期貨、買空賣空， 我們也有。他們有資本家，我們有民營企業家，而且處於世界排行榜前列。他們有剝削，可 是，不允許拖欠工人工資，我們不僅有剝削，甚至不給工錢，一拖數年，欲告無門，成為國 內普遍現象。天賜良機，四川婦女熊德明巧遇溫總理，鼓起勇氣告御狀，才得解決，被拿不 到工錢的打工族羨慕不已。討回本該屬於自己的血汗錢，反而成了「天上掉餡餅」，為此， 她被評為年度十大傑出人物，實實在在是我們這一制的悲哀和無奈。只有當「問題到了非解 決不可的時候」才能擺到領導的議事日程上。久拖多年，逼出人命，幾經上告，無人過問， 被「焦點訪談」曝光，接下來必是引起「當地領導高度重視」。如何解決？則是「請看後續 報道」；然而，「後續報道」如「泥牛入海」。好大的一個國家，只有一家「焦點訪談」， 真擔心他們「五癆七傷」。他們有領取失業保險的失業人員，我們有下崗待業人員。至於貧 富懸殊，不論是差距本身還是兩極分化的步伐，他們都差得遠。羅湖口岸、拱北口岸隔開的， 是「民主」和「人權」。 「為黨，為人民」，黨在先，民煞後。「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民族利益」呢？把 「民主」和「人權」視如洪水猛獸，視為現代文明的「敗筆」，卻又奢談「社會和諧」，會 有這等好事嗎？有的只是群體忍耐、群體沉默，於無聲處不是和諧穩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