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自由陽光遺忘的「六四暴徒」群體——「六四」十六週年忌日特別祭文 趙 昕（北京） 一、有些事絕不能遺忘 有些事絕不能遺忘，有些話不得不說。可是在這樣一個功利追星、娛樂至死的世代，太 多不該遺忘的事情被遺忘，太多應該說的話沒人說，太多的傷痛留在了這些本來絕不該被自 由陽光遺忘的受難者心頭——即使他們是那樣的高尚善良，即使他們遭受了太多的迫害和苦 難，即使他們正是為了苟活至今的我們才挺身而出的！ 十六年前的今天，北京(也包括全國各地)的社會各界良心人士，包括市民、工人、幹部、 學生，為了阻止戒嚴部隊入城血腥屠殺無辜學生和知識份子，甚至還懷著對人民子弟兵及共 產黨的善良幻想，自發地趕赴各個交通要道，企圖憑著自己的血肉之軀，手無寸鐵地勸阻戒 嚴部隊入城屠殺——結果不言而喻，他們中的許多人死不瞑目地倒在了儈子手的槍口下，至 死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成為了「六四死難者」；另一部分人受傷致殘，僥倖留下一條活命， 這麼多年來一直艱難而屈辱地活著，成為「六四傷殘者」，如齊志勇、方圓、龐梅青、黃林、 張斌；還有很多人僥倖逃離屠殺現場，卻在「秋後算帳」和舉報中，無端成為「反革命六四 暴徒」，紛紛被抓進各地監獄重判快判，刑期或長或短，有期、無期、死緩，甚至被判處死 刑立即執行，成為「反革命暴亂」的替罪羔羊——更加悲慘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十六年來， 這最少達六、七百人以上的「六四暴徒」群體，孤苦無助地承受了無盡的苦難，卻幾乎徹底 地，被自由世界的我們，遺忘貽盡。 二、被自由陽光遺忘的「六四暴徒」 在這些被自由陽光遺忘的「六四暴徒」中，有筆者親自接觸過的，和根據多年的訪談記 錄下來的，殘缺不全的案例如下： 北京師範大學的趙剛、許敬、史虹揮等學生，他們僅僅是因為把市民撿來的槍支展覽後， 交給了學校的保衛部，就被誣告為「反革命暴徒」，打入鐵牢：趙剛被判刑五年，江蘇高考 狀元許敬被判刑十年，史虹揮被關了一年後釋放。目前，趙剛和史虹揮都在北京生活，許敬 在江蘇服刑後，現況不詳； 北京一個化工廠的青年工人齊輝，「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時，正好與我在204號 樓19監號一起關過兩個月時間。因為是「六四暴徒」，長時間被戴著十幾斤的大號腳鐐。據 齊輝在秦城監獄時跟我講，他在被押送到秦城監獄途中時，還被戒嚴部隊戰士從軍車上拖到 野地裡，毒打之後又澆上汽油準備活活燒死他，幸而他極力苦苦哀求，加上又有人來了，才 免得一死。調整監號後，我就再沒有他的消息，只是聽說齊輝又被轉監獄了； 孫傳恆、劉子厚、胡忠喜、李寶芹、侯軍，被以「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處重刑， 當時判這種罪名的人並不多見。孫傳恆是「工自聯」骨幹，被判最重，無期徒刑，屬於「六 四反革命」之中刑期最長的之一。在難友眼中，他為人謙和，勤學不輟，又是硬骨頭，多次 和韓罡等「反革命」抗議勞改產品出口，向獄方提出改善獄內政治犯待遇的問題。孫傳恆常 講：「我們的權利是爭來的，不是恩賜來的。」這些年孫傳恆身體很瘦弱，患有腰椎病、腸 結核、貧血等綜合病症。他的父母年紀都很大了，每月依靠4、5百元的退休金，除去交房屋、 水電費和看望傳恆的開銷之外，所剩無幾；董盛坤，原是北京一家印刷廠的工人。「六四」 那天，他正趕上下夜班回家。半路上，他看見到處是火光沖天，到處是喧鬧的人群，到處是 人們的哭喊聲，董盛坤被慘烈場面驚呆了。當時，他最惦記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和剛剛降生 不久的孩子。於是，他不顧一切衝開雜亂的人群，騎著自行車飛快地往家趕。但是，在離家 不遠的地方，他遇到了一隊軍人。擁擠在道路上的人群還沒有反應過來，軍人們已經向著密 集的人群開火了。許多人倒下了，從此就再也沒有站起來。由於董盛坤當過兵，知道一些軍 事常識，為了保護自己，他沒有跟著人群亂跑，而是甩掉自行車臥伏在路邊的花壇中。槍聲 停了，軍人走了，他才從地上爬起來，狂奔進一條胡同，坐在街上的一個門樓下面歇斯底里 地狂笑不止……沒過幾天，董盛坤就被抓走了，罪名是放火燒軍車，證據是據說有一個公安 特工記下了董盛坤的自行車牌號。為了不死在大兵毒打之下，他也只能屈打成招。最後法官 留情，把董盛坤判了個死緩，留了一條命。終日生活在恐怖環境中16年，董盛坤依然保持著 自己的人格未變，他家的通信地址是：中國北京市崇文區龍潭西裡16樓3單元8號。只是提起 往事，他仍然感到不寒而慄。 劉玉生，北京一家建築公司的工人。劉玉生平時就是一個熱心人，「6．4」時就更閒不 住了。用他的話講：「解放軍都圍在城邊上了，作為一個北京市民怎麼著也得盡一份！」當 誰都沒想到的屠殺終於發生的時候，劉玉生也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頭頂上密集的子彈，不 時劃過漆黑的夜空；街頭到處都是隆隆的坦克聲。軍隊過後，道路兩側的牆壁上佈滿了彈孔。 一些癱瘓了的裝甲運兵車、坦克車還停在路邊。軍人早已隨著大部隊跑掉了，只有上面的機 關槍，還可怕地對著街頭的市民。為了不使這些武器成為殺人凶器，他和一些市民一起把機 關槍從坦克車上卸下來，扔在了路邊。沒過幾天鄰里舉報，他就被軍人們抓走了。 三、軍人們對待「暴徒」的態度 當時，軍人們對待「暴徒」的態度是「往死裡打」，他也只能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交待」 了自己的「罪行」。結果，他被定為「破壞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關押在第1監獄時， 由於生存條件惡劣，他身上許多處發生了腐爛。最大的患處，直徑達12厘米。由於「醫務所」 惡劣，難友們只能自己「治療」——方法是：先讓幾個人把他按住，然後由「主治大夫」用 撿回的碎玻璃把他患處的爛肉刮掉，直到見到粉色的新肉來；最後，在整理好的傷口上塗上 食用鹽，用衛生紙縛住，「手術」就算完成。生命力真是強大，幾天後，他的傷口竟然奇跡 般痊癒了。98年，劉玉生又大病一場，命最後保住，但小腦被摘除了。至今他依然認為， 「六四」那一晚他做了這一輩子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其他資料不詳的「六四暴徒」還有： 「苗大俠」，因為燒軍車被以「反革命破壞罪」一審判處死刑，二審死緩，在監獄裡曾 經有一次被管教武警長時間用七根電棍電而死不屈服，因此被難友們尊稱為「苗大俠」，真 名反而都記不住了； 王稼祥，年齡最大的「六四暴徒」，出於義憤，七十多歲的老人參與了燒軍車的行為， 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死緩，1997年八十多歲時，死於北京第二監獄； 朱文義，因燒公共汽車阻止戒嚴部隊入城，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死緩，關押在北 京二監； 張燕生，因為在家裡抄出幾件軍衣，被以「搶劫罪」判處無期；高亮，因為用磚頭砸爛 軍車玻璃，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無期徒刑； 蔣生，因為在家裡抄出一些軍用設備，被以「搶劫罪」判處20年有期徒刑； 孫燕才兩親兄弟，家住大興縣，因為用石頭砸入城戒嚴部隊，被交通攝像機拍到，被以 「破壞罪」，一個被判處十七年，一個被判處十五年； 路洪澤，一個所謂「六四暴徒」，1998年4月突然生病，沒幾天就含冤死去（1998年4月 18日）； 另外，還有孫伯光、劉洪、宗景山等等被稱為「六四暴徒」的數百名良心犯—— 據從北京市各大監獄服刑出來的韓罡、王國齊、陳晏彬、劉京生、康玉春等政治犯難友 回憶，北京市各個監獄服刑的所謂「六四暴徒」，加起來最起碼不下六、七百人之多。單是 在1990年12月25日，中國政府為了便於對「反革命暴徒」的管理和改造，就把100名「六四 暴徒」，從北京第一監獄轉到了新建的北京市第二監獄。從此，一般只關押十年以上重刑犯 的北京市第二監獄多了個通稱為「暴徒隊」的犯人中隊，長期關押有120個至130個「六四暴 徒」，進行集中勞動改造。而在北京市監獄管理局茶澱分局，由十四個小監獄組成的監獄群 中，還有三、四個所謂「暴徒隊」，每個隊一般有140個至160個「六四暴徒」，都是被判處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另外再加上已經被槍斃的「六四暴徒」，如「六四」幾天後即被判處 死刑、立即槍斃，中央電視台進行了全國直播的七個「反革命暴徒」，分散關押在北京其他 各個監獄的「六四暴徒」，以及許多「失蹤」的學生市民和關押在全國各地的「暴徒」，那 就實在不知道所謂的「反革命暴徒」，到底總數有多少了！ 四、真相被捂的死死的 必須指出，目前真相被捂的死死的，遠遠還沒有被揭示出來，筆者上述記載的，也僅只 是遍及全國的眾多所謂「六四暴徒」、「反革命暴徒」中，極少的二十多個人而已。由於筆 者無法去司法部門查找資料，只能找剛出監獄的政治犯瞭解情況，而政治犯與「六四暴徒」 又是分開關押的，所以他們的接觸面也有限，並且記憶也會有失誤之處。網路上也僅僅只有 韓罡、韓東方等人寫的幾篇相關文章，更多的受難者需要被人們所記錄。而真相大白之日， 恐怕得等到民主中國實現之後了。 記得一九八九年我剛進長春鐵北監獄時，為了抗議一個監獄管教無端毆打同號刑事犯， 當即被他暴聲喝問：「你是什麼人？」我回答說：「我是大學生！」那個高猛如野獸的「政 府」即獰笑道：「好啊，又一個反革命暴徒！」六個管教、武警拖我出監號，拳打腳踢槍托 砸，真的把我打得「屎都打出來了」，奄奄一息後，才把我拖回監號，像死人一樣扔在地上， 揚長而去。及至後來被轉送到秦城監獄單獨關押時，實在孤獨難耐，才大喊：「管教啊，再 派一個暴徒來陪我吧！」博了難友們一笑，還被王丹先生寫進《秦城回憶錄》裡，自己也絕 不以被管教「政府」，貶斥為所謂「反革命暴徒」為恥。 這些人數眾多的「六四暴徒」存在以下幾個共同特點： 一、他們僅僅只是出於良知和道義，做了一些義憤之下的勇毅之舉(甚至許多人還是被 刑訊逼供的)，就被當局當作「反革命暴亂」的替罪羔羊了！ 二、由於當局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從重從快」嚴加懲處，他們所被判處的刑期都非 常重非常長，光是在北京市第二監獄「暴徒隊」，就長期關押有120個至130個「六四暴徒」， 很多人現在還被關押著，甚至一些人已經死在監獄裡。 三、幾乎所有「六四暴徒」，都是按照刑事犯來判處的，不是「破壞罪」就是「搶劫 犯」，不是「故意傷害」就是「殺人犯」，只有極少人是以「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處 的，有些政治犯也區別對待他們，給這些真正的良心犯留下很大陰影。 四、十六年來，外界極為缺少對他們的瞭解和關注，也極少給予應有的救助和溫暖，更 別說是為他們伸張正義、討個公道了！在這樣一個弱勢群體身上，沉沉壓著執政當局的殘酷 迫害，和自由世界令人痛心的冰冷遺忘。 「六四死難者」有以丁子霖教授、張先玲女士為首的「天安門母親」在進行不懈的吶喊 呼喚，「六四傷殘者」有以齊志勇、龐梅青等勇士為代表在不斷的抗爭，「學生領袖」、 「民運名人」更是光芒四射，八方呼應！這些群體都或多或少為自由的陽光所照耀，為人世 間的關懷所溫暖，雖然仍就艱難，但是也有一分慰藉，情況也算正常。可是問題在於，這些 被「從重從快」判處了重刑、死刑的所謂「六四暴徒」群體呢，又有誰在替他們呼籲？！又 有誰在為他們伸張正義？！又有誰在關心和幫助他們的家小？！沒有，幾乎沒有——十六年 來，他們在監獄中承受了無盡的苦難，付出了極為慘痛的犧牲，他們的親人也陷入無際的迫 害和痛苦之中！而包括趙昕在內的我們，最不應該遺忘的我們，卻把這些為了同樣的信念和 理想，在良知的驅使下為我們去抵擋刺刀與坦克的勇士，幾乎遺忘貽盡—— 在這些「六四暴徒」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王維林了，因為他隻身擋坦克，突顯了作為公 民的不屈良知和道義勇氣——可是十六年了，這麼多年來他在哪裡？他還活著嗎？沒有人知 道，似乎也沒有人關心。成都廖鬍子說：「這世界新聞太多，轉眼又被人遺忘了。」 在「六四慘案」十六週年忌日的今天，我被困在上海警方的天羅地網中，無力掙扎。除 了絕食自省24小時以悼念「六四」死難英靈以外，我只能在飄曳黯淡的燭光下寫下這些文字， 為這些同樣善良無辜，卻最為孤苦無助的「六四暴徒」群體，講兩句應有的公道話，權作一 個可恥的遺忘者，微不足道的一點贖罪。 寫於2005年6月4日上海 修改於2005年7月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