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民主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悲劇啟示錄（下） 安琪（法國） 八，鄧小平罷免胡耀邦，掣肘趙紫陽 可以分析，當年鄧小平罷免胡耀邦，是為了削弱趙紫陽的勢力。無論之後怎樣解釋，趙 紫陽在胡耀邦問題上的沉默，都使他在之後的一系列事件中，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其實，橋牌和高爾夫球，本來就不是一個層面上的事。橋牌有橋牌的謀算，高爾夫球有 高爾夫球的運籌。趙紫陽是否操之過急，在眾"智囊"的推崇下走得太遠了？這是值得商榷的。 例如在與戈巴契夫會面時，出乎意料地"透露"鄧小平是中共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熟悉中共 官場運作的人都瞭解這句話所能產生的效果。依照共產黨的"鐵律"，即使是"公開的秘密"， 如果涉及"國家機密"，也是不能向外"透露"的。更不用說黨的總書記。他是否認為鄧小平已 經"不中用"了，是該借此機會在國際媒體前"攤牌"了？持這種看法者，不乏其人。趙紫陽生 前密友、現旅居美國的中共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認為：趙紫陽太過自信，還體現在 他接替胡耀邦擔任中共總書記時，支援李鵬接任他的總理職務，而鄧小平當時是屬意萬里的。 （中央社：2005年5月20日）從中不難看出久經磨礪的趙紫陽的權術與謀略。 第二，趙紫陽在5月19日戒嚴日的第三天，前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一方面顯示出他的 人道立場，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他的無奈和內心的焦慮（夾雜著失勢的情緒）。這一幕，幾乎 是他日後十五年的寫照。"受制"的黨總書記，不能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更不能左右政治 局面——大概正是這個時候，趙紫陽才真正明白極權專制的殘酷本質。才真正明白他的地位 之幼稚與無助。 英國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其代 表作「論自由」中，敘述壟斷一切的官僚制度時指出："這個組織自身愈是完善，它從群體 各等級中為自己吸收並訓練最能幹的人員愈是成功，那麼它對包括這官僚機構的成員在內的 一切人們的束縛也就愈加完整。因為管治者自己也成為他們的組織和紀律的奴隸，正不亞於 被管治者之成為管治者的奴隸。中國的一個大官和一個最卑下的農夫一樣，同是一種專制政 體的工具和僕役。"密爾的斷言不幸卻仍然是一百多年後趙紫陽所面臨的情形。 趙紫陽不是葉爾欽，他沒有站在坦克上振臂高呼的氣概（當然不能排除中國不具備相同 的社會基礎）。他的方式是無奈的和痛心的。當他在廣場流著淚勸告絕食學生時，他的姿態 和"黨總書記"的身份在學生中產生的影響想必是事與願違。這一幕曾有多人著墨，其中有一 種遺憾，認為學生當時沒有聽懂趙紫陽的話，導致了事態的擴大。這未免略嫌書生氣了。學 生絕食抗議的是包括趙紫陽在內的那個執政當局及其制度，誰也沒有可能和資格事先與趙紫 陽達成某種默契，甚至沒有可能完全認同那些支援趙紫陽的"體制內"人士和知識份子，怎麼 能聽懂趙紫陽的"話外音"？而且，如果年輕的大學生竟如此成熟，如此有"政治頭腦"，那麼 他們就不會長時間地佔領天安門廣場。就不會絕食自傷，不"見好就收" （胡平語）。就不 會用身體阻擋坦克。當然，也就不會聽不懂趙紫陽的話。如此一來，八九民運的歷史可能就 是另外一種寫法了。歷史當然是不能假設的。 九，趙紫陽遠不是黨的"異端" 何況趙紫陽遠不是黨的"異端".只不過"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趙紫陽做出了正確 的事情"（吳國光語）。他堅守了首先作為一個人而非作為一個黨員的本分，拒絕用全副武 裝的軍隊對待平民。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在他的「做人與做黨員」一文中痛心地說道："做人 與做黨員應當是統一的，響噹噹做人，響噹噹做黨員。可是卻發生了矛盾".一向馴服的趙紫 陽，一旦他作為人的一面佔了上風，黨性的殘酷就暴露了。 但是，應該指出，趙紫陽決不是"民主教父".嚴格意義上說，他是一個忠實的共產主義 者，而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是回到中共執政前後（或者更遠一 點，共產黨的"立黨之本"上）毛澤東所倡導並有短期實踐的「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和 「論十大關係」（1956年）上。如"搞開明政治"，"讓民主黨派發展"，"讓黨外人士、民主 黨派人士當部長、當副總理"等等。 實事求是地說，趙紫陽屬於毛鄧之後的"技術官僚"一代。他和胡耀邦所做的努力，客觀 上促成了毛式"傳統共產黨"向"新共產黨"的轉型。即從傳統政治向技術官僚的轉型。之後的 江澤民、朱鎔基都是在同一條戰線上的繼續。"他們既沒有傳統共產黨嚴密的思想體系，又 缺乏早期共產黨矢志不渝的理念。嚴格意義上說，他們是中國共產黨歷年政治運動和改革開 放的『混血兒』──知識結構及思想的開放程度，均超越其前身，少數人還有一定的民主色 彩或理念，但行為方式和思維習慣仍然滯留在傳統共產黨文化的舊巢中，依然是『大一統』 意識，黨性仍然強於人民性，黨的利益還是高於一切，沒有真正的突破"（拙作：「鄧後時 代已然來臨，"新共產黨"占主流」1996年）。到了胡溫一代，共產黨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政治 轉型。也就是說，中共整個機構更新，專制機器更新，所有與之相配套的"硬體"均全部程式 化了。可謂"與時俱進".當下新的政治官僚集團，與新生"資本家"和"智慧"（而非"知識份子 精英"）階層結合而形成了中共新的上層建築。在這個頂尖上的權力中心，有著嚴格有效的 後極權特徵──即"右翼專制".（陳奎德語。參見胡平《左派獨裁、右翼專制、極權與後極 權》） 如果我們不是割斷歷史地看問題，就不會忽略趙紫陽在這個轉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實 際上無論如何，趙紫陽仍然"姓共"，信仰共產主義，並將自己的一生貢獻給了"黨的事業". 即使在八九民運期間，他堅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處理問題，反對軍隊戒嚴，也首先是站 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以黨的總書記的名義表態的。他被解除職務，軟禁在家，但並沒有對這 個黨完全失去信心。在這一點上，他與胡耀邦一樣，相信中共自我完善、走向開明的可能性。 他們自身也是這樣努力去做的。甚至在他彌留之際，還請人"如實"轉話給"上面".他說："我 已經被軟禁十幾年了，這種狀況要繼續下去，就是終身軟禁。這是要寫進歷史的！這對共產 黨的影響將是很壞的！"如此赤膽忠心，恐怕後無來者。可以說，趙紫陽與胡耀邦同屬於"黨 內有好人"（劉賓雁語）中的"好人".今天中國的政治轉型，趙紫陽功不可沒，他和胡耀邦都 是當之無愧的"新共產黨"的奠基人。在這一點上，相信不僅黨內外開明人士有共識，而且中 共現領導人也是心知肚明的。 當然，趙紫陽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胡耀邦第二。九十年代中，江澤民任期曾親往江西共 青城拜謁胡耀邦墓地，表明執政黨對胡耀邦"引咎辭職"的"義舉"和"顧全大局"是領情的。對 趙則不然。趙紫陽功成名未就，證明趙紫陽的叛逆是觸及到"黨的靈魂"的。趙紫陽的悲劇， 是制度的悲劇。它揭示了在極權專制下，其制度危機到黨的最高領導人，同時也顯示了黨性 原則是一支雙刃劍，傷人也傷己。 十五年過去了，鄧小平也已經作古七年之久，為什麼趙紫陽的事不能提？"六四"的事不 能提。這當然不是現任領導人可以隨意定奪的，這是那個制度早已定了調的。"天不變，道 亦不變"，講的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十，政改與換人，誰指望誰？ 各界人士對趙紫陽的推崇，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坦白地說，近年來國內外自由民主派人士和獨立知識份子日見活躍，有一種群體崛起之 勢，在思想文化界顯示出一種有別於八十年代的自由精神和人文色彩。但是，這種精神在趙 紫陽逝世後卻被悲情淹沒了。一些近乎"表態"的悼念文章，大量篇幅不惜製造"趙紫陽神話"， 讓八九民運以前的趙紫陽成為一個先知先覺的民主主義者，可謂以其之矛，攻其之盾。這種 情形讓人產生幻覺，似乎如果趙紫陽身在其位，中國的民主化可能早就實現了。這種"錯覺"， 省略了極權下政治異議的過程，讓所有政治反對派（假如仍然存在的話）的努力都失去了意 義。這裡的另一個悖論公式是：擁趙等於反共。那麼，反共就要擁趙。 多麼幼稚和自欺欺人的邏輯。真是一不小心就掉進了自設的圈套。 回顧歷史，我們曾經多次痛暢地為"偉人"的逝世而流淚。 二十八年前，十里長安街送一代"聖儒"周恩來，舉國上下，哭聲震天。以致當年在中國 的西方人士，今天還對那部懷念周總理的影片「生活的顫音」記憶猶新。 毛澤東去世了，也是哭聲遍地。粉碎"四人幫"，多少使這些哭者少了一分尷尬。 宋慶齡死了，輿論一律的電視畫面上幼稚園的孩子們哭喊著：宋奶奶、宋奶奶……，令 那些沒有這種整齊劃一的"哭文化"的國民感到莫名驚詫。 胡耀邦逝世，哭聲中似乎多了一層反抗。人們以追悼會的形式表示自己對尊者的哀悼和 對現實的不滿。成千上萬被胡耀邦平反的知識份子，站出來向這位共產黨高層的"好人"致意。 八九民運跪遞請願書的學生，其悲情惹得台上台下都是淚。 趙紫陽去廣場看望絕食學生，也是淚流滿面，讓現場學生和電視前的觀眾泣不成聲。 今天，趙紫陽的死，又是一派淚雨嚎啕，有的人甚至在他的靈堂前跪拜叩首，其情何堪， 其景可憫。 問題在於，都是淚，都是情。從周恩來到趙紫陽，中國人，你到底在為誰哭泣？在這些 哭泣的年代，哪一種眼淚是真情流露？哪一種眼淚是盲從？哪一種眼淚是恐懼與絕望？哪一 種眼淚是含有雜質的？又有哪一種眼淚是關乎中國的民主與自由的？ 是憂國優民的哭，還是"憂黨（憂）國"的哭？ 十一，濫情的民族 我們看到，正是上述這些包含了崇高、是非、正義、恐懼、自憐、無意識和功利色彩的 "混合型"眼淚，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人們的雙眼，喪失了人們的理智。真理被扭曲，讓思想 者成為笑柄。終了，獨裁者在竊笑中出場，以穩定為名，在人們驚愕和疑懼的淚光中，或施 以屠刀，或施以"德政".由是，中央極權得以加強和鞏固。宣洩過眼淚的人們，只能疲憊無 奈地積蓄"下一輪"眼淚，盡一個有"良知"的"老百姓"的"本分".中國人，難道真是一個"多汁 "而濫情的民族？ 筆者以為，黨內外空前一致哭趙的聲音，充分暴露出這樣幾個問題：首先，中國所謂知 識份子仍處於政治幼稚期。其中有的常常貌似"局外人"的身份，不無功利地津津樂道於在執 政黨的權力高層分面譜論是非，而不是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場上評判這個制度的弊端，盡一個 知識份子應有的本分和職責。 其次，顯示出八九民運自身的局限。值得指出的是，海外民運的成員中的大多為前中共 黨員，也是共產主義的忠實追隨者。這樣一種內在的關聯，使得民運與"體制內"開明派無論 在思維邏輯上還是在行為方式上，總是有許多的"暗和"或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共產黨內 的開明派在海外的延續，所以總是容易陷入共產黨的思維邏輯和語言陷阱。當年"民主牆"主 將之一任畹町在對外國媒體所發的悼念趙紫陽的「紀要」 （2005年1月15日）中，甚至用" 人民的偉大造就了『開明共產人格』的偉大"這樣令人瞠目的語言。如果不是反諷，似乎難 以從正常邏輯上去理解。 第三，各派力量均指望中共，突顯黨的"偉光正".以支援八九學運創始的港支聯（香港 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為例，這個始終以民主理念"打頭陣"的組織，隨著香港回歸 和時間的推移，似乎也陷入共產黨文化的迷津。該組織1月21日晚發起的頗具規模的"哀悼紫 陽，平反六四"燭光晚會，據報道約有萬餘人參加。從訴求邏輯來看，悼念趙紫陽，是為了 平反"六四".誰來平反"六四"呢？當然是執政當局共產黨。這裡至少暗含兩個前提：承認共 產黨政權是合法的。這個殺人的政權有資格為被其所殺的人平反。得出的結論自然是：希望 黨為民（習慣被奴役的人們）作主。 十二，荒誕的一幕 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一幕更荒誕呢？對皇權威權的頂禮膜拜莫過於此！ 如果我們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整體地看問題，就不會自相矛盾地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 極端。就像很多特別是包括當年的學生領袖在內的民運人士在表達對趙紫陽的悼念之情時， 忘記了八九民運"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也是衝著包括趙紫陽在內的中國經濟改革中所遇 到的一系列問題及其子女的特權而來的。至於其中某些民運人士援引中國知恩圖報的傳統， 指望現居高位的原趙紫陽的老部下溫家寶等人應該對趙有所表示云云。這至少不應該是具有 現代意識的民主人士的思路。按照這個思路，共產黨政權首先應該向在各個艱難時期為"黨 的事業"無私奉獻、甚至不幸犧牲自己生命的億萬人民感恩謝罪，而不是"幾十年如一日"地 視人民如草芥，濫殺無辜，對人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退一步講，鄧小平一手提拔並重用趙 紫陽，理所當然是趙紫陽的"恩師".趙紫陽八九年四月向戈巴契夫透露鄧小平"垂簾聽政"， 五月"淚眼逼宮"，似難避背義之嫌。那麼大義呢？人性呢？如此，我們不是又回到封建社會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所謂正統的老路上了嗎？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這種說法所包含的溫情。遺憾的是，這種溫情似拘囿個人情緒，降 低和掩蓋了事件本身應有的高度和真實。須知，幕僚有幕僚的思考和行為，改革派有改革派 的思考和行為，民主派有民主派的思考和行為，知識份子當然應該有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和 表達。這幾者本身是有區別的，決不能混合為一種"大合唱".事實上，除了幕僚一類如鮑彤、 陳一諮、嚴家祺和原趙紫陽的舊部們，以及代表政治改革派者如曹思源等人的表述比較符合 其角色外，其他各種表達都是相互混淆的。從其言行中無法判斷他到底想表述什麼。不清楚 是政治家、民主派還是知識份子。好像什麼都是，又什麼都不是。這樣一種角色混亂的局面， 恰好可以說明中國人容易喪失原則的思想情緒及其特色。問題在於，一個沒有建樹自己語言 的組織或個人，是難言獨立、也是沒有號召力的。這種現象正如安德烈。洛夫所指出的那樣： "大部分極權主義國家中異常的言論與行動在領袖與大眾之間徘徊，這樣的言行漸漸地越來 越激烈，最後真正的精神病流行起來。……這樣的症狀都是要以不得不實現實行極權主義、 建立秩序、行使權力等意志為代價的。"（「知識份子的背叛」序） 至此，我們不禁要發問：我們所不懈追求的究竟是民運乎？還是"黨運"乎？抑或如人們 所不自覺表達的"黨運"即民運乎？從共產黨誕生，到掌握國家大權而成為唯一的執政黨，由 於過分的指望和依賴，讓這個黨一直"黨運亨通"，成為當今世界上最有效的 "全能殺手". 十三，指望暴君開恩 指望毛澤東這個以"民主"的名義起家的"大救星"，結果是讓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共產極 權的"瘋人院"和"集中營"，讓數億人在恐懼和絕望中機械地活著。從遺傳學角度分析，說毛 殘害了幾代人是毫不過分的。 指望鄧小平的結果，便有了獨裁者的六四屠殺。 胡耀邦呢？可以說，胡耀邦最輝煌的時代，就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份子政策，以 及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他能成功地完成這一功績，首先是順應了當時中國 的歷史潮流，是大勢所趨。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都是先從平反冤假錯案開始的，這 一次也沒能例外。實際上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模式，只不過不同的時代使用了不同的語 言而已。應當看到，"胡耀邦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更多地是抱著糾正共產黨的錯誤，維護共 產黨的名譽和事業的決心，而並沒有自覺的現代意識。他說：『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 冤假錯案』（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卻沒有提出怎樣才能避免『通過我們的手 去製造冤假錯案』，沒有借此機會進一步從制度上提出並思考這個問題"（拙作：「舊制度 與轉型期的中國媒體」）。在反自由化運動中，胡耀邦提出區分正確與錯誤要"二八開"（即 二分錯誤，八分成績），對許多人來說，已經（也僅僅是）從毛澤東的"三七開"放寬了一步。 相較而言，趙紫陽是走得比較遠的。但由於趙紫陽自身的局限，如行政方面的技術改革 而難以觸及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改革，他要實現的是洗刷自己（黨）的恥辱，建設一個"新共 產黨".其結果，他的反對意見到最後關頭只能是孤掌難鳴，沒有起任何作用。而他作為黨總 書記的"蓋頭"，也被"鄧家長"掀去了。 斯。茨威格的話意味深長，他說："恢復一個已死者的名譽，有什麼用呢？不，現在最 根本的是保護活著的人。給不人道的行為打上恥辱的烙印，這樣才有可能防止無數同樣的行 為"（「異端的權利」）。這裡提出了一個關鍵性問題，即制度問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任何個人都是靠不住的。不改革制度，就不能最終杜絕絕對的獨裁及其禍患。"文革"、"六 四"以及趙紫陽式的悲劇就不會停演。在中國，數十年來"黨禍"和"人禍"交替進行，根本原 因就在與黨性原則高於一切，獨裁者凌駕於黨之上。一個人說了算，一黨獨霸天下。在二十 一世紀的今天，這種情況能繼續在中國大地橫行，實在是中國人莫大的恥辱！ 十四，"黨的知識份子" 與"朱鎔基的棺材"及其它 何以界定"黨的知識份子"？我認為在時間上似應以文革後"落實黨的知識份子政策"為劃 分期。在此之前的中國知識份子雖然也"為黨所用"，但其中尚含個人選擇的主動性。例如共 產黨執政前和"解放"初期，許多學有所成的知識份子，自覺自願地投身共產黨，為黨所倡導 的"民主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現居美國的資深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者蘇紹智，著名記者劉賓 雁，延安時代的"紅色少女"、原北京「觀察家」主編戈揚，中共黨史研究專家司馬璐等，以 及當年許多越洋返回報效祖國的專家學者和文學藝術家等等均屬此例。這些前輩均年逾八旬， 其中有的已不在人世。這一代人身上有很深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讀書人的童真和信仰， 精神世界仍然是純粹的，都有很深的憂患意識。另一些年齡在七、八十之間的知識份子，共 產黨執政時尚處於青少年時期，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是懷著對共產主義事業的憧憬而投入"黨 的事業"的。如雜文家牧惠（已故）、邵燕祥，原「科技日報」總編孫長江等。他們中的許 多人，具有相當程度上 "士"的傳統道德和底線，尚存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獨立精神。可 以與之相提並論的還有一些年齡在六十歲左右的知識份子，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上個世紀八 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和"文化熱"中的中堅份子，如現飄流國外的嚴家祺、陳奎德、胡平以及在 國內繼續堅守的同人等。但是再往下分，那些"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知識份子，成份 就比較複雜。除個別"異數"外，一般來說，在他們身上，較少老一輩知識份子那種不可或缺 的深厚文化底蘊，所受教育是斷裂的"黨的教育"，其中一些人深信"鬥爭的哲學"及其所產生 的"奇跡"──在這方面看，他們應該是最大、最徹底的受害者。舉例來說，大部分老一輩知 識份子在晚年，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自己的一生有很深的懺悔或反思，儘管他們在共產 黨一黨專制下不同程度地都遭受過殘酷迫害。如韋君宜的「思痛錄」就是一個特例。"第四 代"則不然。在他們身上常常不自覺地流露出那種根深蒂固的"文革遺風".例如大批判式的語 言模式，總是有理的"造反派"態勢。有的人即使反省也是抱怨式的，牢騷滿腹，矛頭都是" 他指" 的，自己則是清白無辜者，缺少基本的懺悔意識，無法達到一定的深度。至於"第五 代"或之後的知識份子，情形又有不同，恕不贅述。 如前所述，毛澤東對中國人的殘害，尤以知識份子為重。毛澤東的罪惡之一，就是將知 識份子的"斯文掃地"，踐踏侮辱知識份子的尊嚴，將他們排列在社會最底層，並以"臭"冠之。 致使許多身心備受虐待的"臭老九"，自覺不自覺地到了一種自毀自殘的地步。 鄧小平時代給知識份子平反，被平反的知識份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黨的知識份子". 而知識份子的整體"歸順"，似乎應該以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為轉折。 眾所周知，平反"四五"，意味著為鄧小平平反。正是在這一點上，黨內外人士有了一個 認同點。這個認同點同時也正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倒退點。 客觀情形是，當時中國正面臨百廢待舉，文革十年浩劫造成的文化思想界的大混亂，有 待清理，黨內以反對"兩個凡是"為主線的開明派，於一九七八年推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 一標準"一文，第一次將一個普通的道理通過共產黨的報刊表達了出來，意在說明，毛澤東 的話並不是句句都是真理，任何人包括毛澤東在內，也會說錯話，做錯事。這篇文章引發了 "真理標準討論"，在當時解放思想，破除現代迷信方面，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十一月間，"民主牆"出現的大字報浪潮，引發了自發性的群眾集會。"十一。二五"民主 集會發生後的第二天，鄧小平在接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 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 （華達編：「中國民辦刊物彙編」）。鄧小平的話對"民主牆"人士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 支援和鼓勵。真正具有民主意識的民刊逐漸在大字報的基礎上誕生了。但同時，鄧小平這一 句話，迷惑和顛覆了整整一代人──極權專制下的特殊現象。中國知識份子知性的不完整和 脆弱由此可見一斑。 不僅如此，"渴望過正常生活的人們，此時沉浸在大變革的喜悅中，他們激動而緊張地 忙碌著，很多人特別是中國知識份子甚至對鄧小平有一種"感恩"心理。一方面，他們象對待 一個作惡多端的『回頭浪子』一樣，毫無理性地寵慣著鄧小平和他所代表的共產黨，將『毛 神話』轉移到『鄧神話』上來……這種毫無現代意識的狀態，使他們錯失了改革政治制度的 良機，最終導致了另外一種"浩劫"-經濟掛帥下全民道德價值的整體喪失和『八九六四』屠 殺"（拙作：「中國知識份子應該懺悔」）。 十五，道德價值觀的混亂 為什麼中國知識份子在不同時期都如此亦步亦趨地緊隨權威呼應唱和呢？ 這恐怕與中國人深受傳統封建文化浸淫的心理結構有關。長期以來，中國人深受雙重禁 錮。一種是中央極權的專制對思想的禁錮，另一是那種無形的、缺乏普遍性的"感性良心價 值觀"的禁錮。而中國知識份子的迷津，恰在於道德價值觀的混亂。由此樹立的社會"良心" 及其話語權利，所產生的社會效果（不僅僅限於八十年代）不總是良性的，有時甚至是相反 的。 在民主社會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當整個社會指望一兩個"良心"的時候，其禁錮和愚昧 造成的民心萎頓可想而知。人們更樂意推崇某個良心，而不去考慮自己應該擔當的社會責任。 這樣一種"民意"推舉出來的所謂"良心"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意義，值得質疑。另外，正如密爾 所特別指出的那樣；"若是哪個國度裡有著一個佔優勢的階級，那麼一國的道德必是大部分 發自那個階級的階級利益和階級優越感。"在這一前提下，當專制獨裁者用道德說教來束縛 人們的精神自由的時候，"良心"與"道德"的對話就像在同一個酒席上行酒令，有一定的規則 和"套數"，旁觀者聽起來很熱鬧，實際上都是"套中人"的"政治術語".因為，"現代統治者要 與大眾對話，所以，才不得不顯示自己是道德家、把自己的行為與道德、形而上學、神話聯 繫起來。"（班達語。下同） 舉例來說，當年初任總理的朱鎔基豪言帶100口棺材去闖地雷陣，99口給貪官，最後一 口留給自己。此舉不由分說地激起了人們的感情波瀾，沒有誰能夠冷靜理性地去思考這種情 形所能產生的後果及其本身的意義。即使朱鎔基的生死委實"重如泰山"，亦不過一泰山而已， 豈能壓過九州民生？一國總理的大任，豈可呈匹夫之勇、是幾具棺材就可以擔負的？取悅民 意的最好辦法，是改變不合理的制度，而不是以突顯個人道德的特殊性來惑眾，這種做法只 能進一步愚昧百姓。奇怪的是，這樣一種封建遺留的傳統土方炮製的 "軍令狀"，竟如一張 民意通行證，在朱鎔基任期，無論他政績如何，都不會影響他的正面形象。在"棺材"面前， 朱鎔基永遠是高大的，致使可以發言的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態處於弱勢，並"陷入道德的荒蕪 之中。"以"英雄之媚"馴服人民，這也是一種在極權國家仍然行之有效卻經不起推敲的"權術". 我們說，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他的"良心"不是僅存於自身本源的，而是有其歷史淵 源和終極價值觀作為標準和底線的。一般來說，自發的所謂"良心"，其衡量標準不是來自於 客觀的"善"，而是來自於與"惡"的比較。更準確地說，是來自於那個"極惡"的刺激。"良心" 在這種情況下，會發出某種呼聲，但是在承認那個"極惡"存在的前提下要求其降低"惡"的程 度的聲音，而不是從根本上棄絕那個"惡"的正義的聲音。 法國思想家班達在陳述知識份子的職責時強調："知識份子忠實於自己的話，能夠選擇 的唯一的政治制度是民主主義。那正是因為由個人自由、正義、至高無上的價值導出的民主 主義不是實際的。"他同時指出："涉足於政治的知識份子的職責，是向人們訴說正義和真實". 遺憾的是，涉足現實政治的中國知識份子，目前還遠沒有達到超越形形色色的"朱鎔基的棺 材"或"趙紫陽的眼淚"的境界。事實證明，"在精神奴役的氛圍裡"，（密爾語。下同）辨識 一個獨裁者易，不為任何權威所惑，理性地向人們訴說正義和真實難。因此，中國知識份子 的"常態"往往與其職責相悖，不無蹩腳地充當著"不是濫調的應聲蟲，就是真理的應時貨"的 角色。 然而，在這種氣氛中，"從來沒有而且也永不會有一種智力活躍的人民"——這不能不令 人痛心疾首。 2005年5月於巴黎紫微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