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的傳統——「全民流氓化」的潛規則原理

蔣泥（南京）


    王學泰先生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裡認為，「遊民文化」是中國主流儒道文化
以外的另一個相輔相成的傳統文化，支配著半個中國，半部歷史，時時冒出來「一統天下」，
組成了歷數千年而不衰的「隱性社會」、潛規則原理。這個世界裡的行為標準、思想意識，
許多時候與正統的儒家完全對立，因此，它和主流傳統一起，構成了真實而真正的中國。一
段時期以來它卻被忽略不計了，連較好的歷史學家、歷史著作也不例外。例如錢穆的《國史
大綱》、柏楊的《中國人史綱》以及那套著名的「康橋中國史」等。

    1949年以後，它更似乎隱沒於社會生活的底層，一度「消失」，從而遮蔽了只有從這個
角度去審視，才能解釋清楚的諸多社會、文化、歷史現象。

    遊民，來自農民，但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它是被拋出士農工商諸固定職業之外而形成的
社會「邊緣」群體。無數知識份子也可歸於門下，稱做「遊民知識份子」，像劉邦、朱元璋、
毛澤東等。

    早年，這些人朝不保夕，輕生忘死，追求「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直至有朝一日
能夠「發跡變泰」的逍遙生活。因此，「有奶便是娘」成為他們生活的原則，無法無天的自
由，使他們心往神醉。一旦真的被組織起來，「忠義堂上的交椅卻不容有絲毫差池」——這
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起義、戰火雖然連連不斷，但社會性質基本上一直不變的深層緣故。

    不難理解，他們信奉的「出門靠朋友」的價值觀，是極其功利的，口頭上講的是「義
氣」，實際上「崇拜」的也是「義氣千秋」的關羽。

    中國民間，可以無孔子，卻不能少掉關羽。即使移居海外的人，帶向世界的，也多關羽，
而非孔子。《三國》《水滸》以及當代作家金庸的每一部武俠小說，無一不說的是這種意義
上的「義氣」的「江湖」生活。

    明眼人都能注意到，這裡的「義」與正統儒家所說的「義」不同。

    在儒家那裡「義」和「利」相互對立，是一種價值理性；遊民（俠客）的「義」「利」
則緊緊相系，「義」的本質就是要對「我」有用，崇拜的對象也許不是「資本」，卻少不了
「權勢」。

    中國的官本位傳統，就這樣得到了延續與強固，至今還是一個「活著的傳統」。

    至於代表「主流」的儒家傳統，也不像士大夫們宣稱的那樣「美妙」「仁義」，因為，
政治上我們於秦時建立中央集權，君主官僚專制自此歷兩千餘年而不壞，其特色是無階級，
它的官僚政治，非為政治操作的技術方面存在，而是一種社會體制，政府權力全都握於官僚
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的自由。

    這樣，官僚就把政府措施看作是自己圖謀利益的勾當，做官就是發財，「做大官發大財，
做小官發小財，甚至沒有取得官階官銜，而在鄉村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何一個機會發混
財」。因此，皇權和官僚是壓迫階層，一部二十四史，「實是一部貪污史」。所謂「官逼民
反」的「官」，就不應理解為某個或某些特別的官吏，而是整個官僚統治。「單是某些官，
甚至單是整個官僚階層依貪污或其他方式剝削農民，農民尚不至逼到求生不得的程度。若官
僚除了自己直接借政治權勢侵佔漁民農外，更連同與其有緣屬關係的地方爪牙，從事敲詐，
再益以商業、高利貸乃至地權活動的凌奪，那才真是農民走投無路、鋌而走險的時候了。」

    其實典型的中國農民，是最怕事的，即使再屈辱，也多忍辱偷生，難得「鋌而走險」。
「官逼民反」的「民」，依據「遊民社會學」理論，其社會淵源一般只是痞氣很重的「遊民」
（流氓），而不是「樸實」的「農民」。中國革命的主體本來是「農民」戰爭，但是許多
「農民起義」，實際上是遊民的反社會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