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曉談「半生為人」 張耀傑（北京） 2005年8月27下午，徐曉女士在三味書屋主講「個人經歷在什麼意義上才有價值？」筆 者專程聽講並做了簡單筆錄。現根據頗為凌亂的筆錄整理成文，為了行文的方便，個別話語 的前後順序也稍有調整，特此說明。 一、個人寫作與歷史使命 徐曉的講演是圍繞著自己的新書《半生為人》展開的。在這本書的扉頁上，徐曉寫道： 「我願將此書當作一束野菊花，獻給愛過我和我愛著的親人和朋友，他們是——周郿英、趙 一凡、劉羽……」 趙一凡的父親是一名被打成「托派」的老共產黨員，趙一凡上小學時被壓塌了脊樑骨， 從此成為用雙拐活動的殘疾人。行動不便的趙一凡自學成才且知識淵博，家裡成為各路精英 聚會的沙龍和各種地下手抄本的中轉站，徐浩淵、王好立、章立凡等人都曾是這裡的常客。 徐曉17歲時走進大自己20多歲的趙一凡家中，等待她的是1975年1月28日的牢獄之災，罪名 是「莫須有」的「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同案犯中有北京的趙一凡、徐曉、鄭紅丹，太原 的郭海、朱長勝、趙普光、趙鳳歧、張□，東海艦隊的安曉峰、楊建新等數百人。 出獄之後，趙一凡為了讓徐曉走出精神困境，給她介紹了地下文壇的趙振開即北島等人。 1978年冬天一個週末的晚上，已經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的徐曉，按照慣例到朝 陽門前拐棒胡同看望趙一凡，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門口見到了正在張貼《今天》創刊號的北島、 芒克、陸煥興。隨後，徐曉在三不老胡同的北島家中，認識了加盟《今天》的志願者周郿英、 王捷、李南、程玉、陳彬彬等人。在短短的兩年多時間裡，《今天》相繼推出了北島、郭路 生、芒克、鍾阿城、顧城、史鐵生、蔡其矯、舒婷、黃銳、嚴力、曲磊磊、馬德志等文學家 和藝術家。隨著西單民主牆被強行封殺，《今天》也被迫停刊。幾年後，周郿英成為徐曉的 丈夫。1988年，趙一凡去世。1994年，周郿英去世。2004年，作為《今天》發起人之一的劉 羽去世。 關於《半生為人》，徐曉介紹說：這部書首先是個人寫作。近來以個人經歷寫作的著名 作家，主要是章詒和、高爾泰等人。高爾泰到美國10多年，一共才寫了30多萬字。他的《尋 找家園》用很簡潔的文字書寫了幾十年的往事。章詒和從1980年回到北京就開始寫作《往事 親不如煙》中的幾篇文章，先後寫了20多年。寫小說遇到過不去的「坎」可以虛構，寫紀實 的東西遇到過不去的坎，是不能夠虛構的。 我們為什麼要寫個人經歷呢？章詒和在「序言」裡說過，寫作的動機是尋找繼續生存的 理由。高爾泰也說「我把石頭放在地上，總比我扛著推著要好一些」。我正在編「高爾泰文 存」，這是他寫在序言裡的話。我的《半生為人》前後寫了10年，10年當中一年寫一篇或兩 篇，不可能連續寫作，寫得比較慢。《最後的五月》是我先生周郿英去世後寫下的第一篇， 我不梳理過去的生活就不能面對未來，當時甚至沒有拿出去發表的想法，這樣的寫作動因是 個人的需要，而不是出於外在的原因。對於我自己來說，不寫是不行的。進入歷史的需要是 很靠後的因素，事後才意識到這一點，這才有了使命感。 二、絕對是很重要的 在談到自己的寫作態度，徐曉表示說：我現在的態度是對別人要相對一些，對自己盡可 能用絕對的觀點，絕對對我是很重要的。 我當時並沒有想到要寫與《今天》有關的歷史。10年以後我發現我所寫的人物都是和 《今天》有關的。今後若干年我也將不斷重複這樣的精神體驗，我願意稱之為我自己的精神 生活。有人問我：「你們的生活為什麼那麼有趣，我們今天的生活怎麼就這麼簡單啊？」我 說：「讓你去選擇坐牢，你會覺得有趣嗎？」不過當他說到我所寫的東西有意義的時候，我 還是挺感動的。 事實上沒有什麼樣的生活可以評價為好的和值得的。比如趙一凡，我認識他時才17歲。 我兒子現在也是17歲。如果他認識這樣一個朋友，我會急死的。兩年以前，我兒子認識一個 理髮師傅，他被對方迷住了，他跑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理髮，而且還贈送禮物。我不同意他 這麼做，我覺得社會上的這些人怎麼可以放心呢？趙一凡是一個瘸子，沒有工作，我整天跑 他那裡聊天，我父母當時要是知道是不會同意的。 前不久有一個研究文革的美國博士採訪我，他總想從我嘴裡得到文革比現在更好的結論。 他問我：別人都說文革是荒漠，你們能夠寫出這麼多文章，怎麼能說是荒漠呢？我說那個時 代我們能讀到的書，不會超過100本，我個人讀過的書不超過30本。有很多人因為讀書和傳 遞手抄本坐了牢，我自己就是因為讀書坐了牢。 從絕對意義上，現在什麼都有豐富了。我們同時又覺得是物慾橫流，生活得很浮躁，這 也是絕對的。我小時候不可能說自己要嫁一個大款，現在的女孩子就可以有這樣的想法。有 人問我，你們出版《今天》就沒有想到贏利嗎？那時候連擺攤賣花生米都不允許，出版《今 天》怎麼會想到贏利呢？ 你不能說《今天》的這幾個人就是先知先覺。我希望將來能寫一本書，把橫向的、這一 小撮人生長的土壤寫出來。我不僅要還原事件，還要還原背景、還原氛圍。我的書中有一篇 《精神流浪者的重訪》，我實際上是想通過這篇文章寫出《今天》的潛意識。像陳加明、多 多、芒克都會唱歌，北島是練男高音的。他們就是這樣玩起來的。高幹子弟家裡有西方的唱 片，接著又接觸到了西方的詩歌，這些人都是到了農村又從農村跑回來，讀讀書聽聽音樂， 然後才開始搞創作的。當時民主牆上有很多雜誌，其中有3個文學刊物，《今天》第一期出 來，馬上就引起大家的注意，還在當工人的田曉青從第二期就開始投稿，這說明《今天》還 是有實力的。《今天》中的很多人現在都不寫詩了，田曉青現在還在寫。 三、文學界這10多年是最墮落的 有人說我很樂觀，其實我是一個很悲觀的人。孫郁的文章我覺得特別好，其中他提到， 我們這些人的影響越來越小。《南方週末》上止庵借我說的「新人的故事」對我進行置疑， 說《今天》的朋友們拋棄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去學習車爾尼雪夫斯基也還不夠，我們是 面具或者符號式的新人。他對我們這一代或一群人提出置疑，我覺得特別好。包括北島最近 幾年在國內出的三本書，讓人們重新關注北島，這些東西特別引起我的興趣。用顧城的話說， 《今天》是不可思議的事件。它兩、三年就迅速瓦解，80年代末紛紛出國。大部分人沉寂了， 只有幾個人在堅持寫作。其中最棒的是北島，他在海外脫離母語的孤獨中堅持寫作。國內的 大部分人都改變了生活方式，還在堅持寫作的只有田曉青和劉自立。 文學界這10多年是最墮落的，日本的諾貝爾獎作家大江健三郎，是有人類關懷的。我編 過他的文集，感受最深的就是這一點。中國作家在社會現實面前全部失聲了。有一個很著名 的詩人對我說：「蔣彥永很好，木子美也很好。我既支持蔣彥永也支持木子美。」 我認為文學終究是要走向邊緣化的。北島比較倒楣，那時候沒有人給他出詩集。《詩刊》 當時可以發行上百萬份，現在連2萬份都到不了。《今天》在海外復刊後，我也幫他們組過 稿子，現在已經很難找到好稿子了。 四、要堅持就要付出代價 我認為從來沒有完整的真實。一個杯子，這一邊畫了一個圖案，另一邊畫了一隻兔子， 我不能透過杯子看到那一邊的兔子。關鍵要有真誠的心態。 比如我寫的劉羽這個人，他和我們一起辦《今天》，文革期間他說過「所有的人都會犯 錯誤，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會犯錯誤」的三段論，因此被關了三年牢。由於恐懼，他退 出了這個群體。他生活得非常失意孤獨，出國去過得非常艱難。後來發現得了癌症，他把所 有錢用在幾個月的治療上，然後就去世了。他最後什麼也沒有了。 李南也是當年參加《今天》的人物。20多年到今天，一直沒有改變，現在穿的衣服還是 20年前的，只是汽車月票由原來的4塊錢換成了40塊錢。朋友們送她衣服，她說你送我10年 前的，不要送我兩年前的。 對我來說，書寫回憶是特別現實的事情。這些事情標誌著現在也標誌著未來。我不是當 成職業寫作，我特別害怕職業寫作，我寫得很少也很慢。所有這些寫作都面臨著真實的問題， 一方面是客觀的真實，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發生在北京還是上海，是冬天還是夏 天，這是不能改動的。另一個是內心的真實或者是本質的真實。 有人寫過一本《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我看了特別震驚，裡面說我在監獄裡聽說 「四人幫」倒台了，振臂高呼「打倒四人幫」。……紀實類的文字第一要做到準確，做到准 確並不難，第一是誠實，第二要有責任心。 我比較一根筋。我17歲時肯定不知道這樣走的結果是坐牢。別人告訴我被盯上了，我當 時覺得盯上就是要辦學習班，因為我在學校裡也給別人辦過學習班。我沒有想到被盯上是要 和公安人員打交道而且要坐監獄的。到了辦《今天》的時候，只有我是清楚的，因為我已經 走過一次了。 人一輩子可以自己選擇的很少，更多的是迫使你不得不面對的生活。從另外一個意義上 說，你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與眾不同的生活，既有年輕人的激情，又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從這 個意義上說還是有選擇的。只是我們沒有像12月黨人和職業革命家那樣，自覺地選擇清教徒 式的生活。 我坐監獄的結果，是給我自己帶來了正面的思想資源，有些人包括參加民運、六四的人， 坐牢後沉淪消極的更多一些。 前些年我當編輯做得還不錯，出版社為了收買我，給我一個副主編。對於我來說一切都 沒有改變，也沒有多上班，只是收入多了一些，但是我內心很不舒服。辭掉副主編以後就自 由多了。李慎之去世我寫了一篇文章。如果沒有辭職我就不可能那樣寫。人總會有一個個人 角色和社會角色，如果不太在乎社會角色，就有可能在另一個地方生長出一些東西來。 我寫作是為了給自己一個合理的心態，這個問題一直在解決著。我覺得我還是一個能夠 接受新東西的人，超級女聲我可以和年輕人一起看。不能說那個時代好還是這個時代好，關 鍵是如何面對現實和如何認識自己。那個時代真的比現在困惑多了，我們整天都在寫信寫日 記，現在騙騙自己能夠混過去就行了。要堅持就要付出代價，那個時代是要坐牢的，這個時 代一般是沒有人理你，你要能夠忍受孤獨和寂寞。 五、周國平和曹天予的案子 不知道是什麼由頭，讓徐曉談到了周國平和曹天予的案子。她說：我很希望有更多的人 關注周國平和曹天予的案子。我覺得周國平與我的寫作基本上是一樣的。他在文章中寫到了 郭世英。郭世英這個人物很值得寫，還沒有人作為專著寫過他。郭路生作為詩人出現與郭世 英就有關係。張郎郎聽說郭世英被捕後開始逃跑，逃跑前寫下「相信未來」4個字。郭路生 接著寫了一首詩「相信未來」，後來就發表在《今天》上。 曹天予的夫人給我打電話，說是「我們回北京了，請你來聊一聊」。見面一聊，談的是 告狀的事情。我說我可以約一些記者採訪你們，通過媒體逼迫有關方面拿出當年的檔案來， 但是我不贊成告狀。 像這樣的一個案子，法院竟然就給立案了。法院要是證明確實是曹天予陷害了郭世英， 那麼他就是殺人犯，應該怎麼處理他呢？我們內心是應該有一個標準的，誰是一個壞人，誰 是一個無聊的人，看了相關的回憶就清楚了。用個人經歷寫作，是一個特別危險的事情，你 可以隨時面臨尷尬。如果你是真實的人，你就不能迴避這些事情。我說個人書寫是個人的精 神生活，自給自足，自己滿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如果他同時得到了別人的承認，自己也就有 了一種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