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危機 耶 人 一、自由的危機 從《論言論自由》到《從自由出發》(《北京之春》九四年四月號)，胡平對自由 的價值的鍥而不捨的捍衛，使他成為近十幾年來對中國自由傳統貢獻最多的人之一 。特別是在近作《從自由出發》中，他自覺地面對最近中國社會的轉型對自由所構 成的挑戰，重申自由的價值。 這種挑戰是什麼？是自由作為一種價值的危機。「六四」過去不足五年，血腥尚 未退盡，中國經濟卻奇跡般地在政治高壓之下迅速增長，社會生活的空間也大大地 拓展。中共鎮壓和驅逐了那麼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和異己份子，中國大多數人的生活 反而變得好了一些。與此相對照，在剛剛發生過民主劇變的前蘇聯和東歐，人們並 未利用得來的自由迅速致富。自由還有用嗎？面對前蘇聯地區共產主義的崩潰，甚 至中國政府，也不得不公開表示尊重那裡人民的選擇，而許多曾為「自由民主」而 大力鼓吹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對這種選擇所產生的後果，卻開始心存疑慮。他們如 果一旦有了自由，會真地選擇自由嗎？這是胡平的問題，更是時代的問題。 讀罷《從自由出發》，我首先想到的，是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講 的一段話： 「我從來不認為物質上的好處會增進人們對自由真正的熱愛，因為從短期來看， 自由能否帶來這種好處是非常靠不住的。當然，從長遠看，自由總是能給那些知道 如何保有它的人帶來富庶和繁榮。然而，在某一時期，自由顯示出的面目，卻可能 和它這種令人愉快的本性相反，而專制卻常常能在某一時期最大限度地向人們提供 短暫的物質快樂。事實上，那些僅僅因為自由所帶來的物質利益而讚美自由的人， 從來不曾把自由的價值保存長久。」 從這個立場看，當今中國自由的危機，不僅有種種複雜的現實的基礎，更有深刻 的歷史根源。這種根源，一直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國的啟蒙主義。「五四」以來，「 自由」、「民主」的口號雖然喊得驚天動地，但自由主義的傳統，即使在知識分子 中，也從來未占主流。甚至自由主義在中國是否形成過「傳統」，也很成問題。用 本傑明·史華慈概括嚴復的話來概括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恐怕是最恰當 不過的，即：「追求富強。」晚清的士大夫階層中，有不少開明派人士，主張「施 夷之長技以治夷。」希望在吸收西方的「船堅炮利」的同時，能夠保存中國的傳統 價值。這種想法，早已被後來那些徹底拋棄傳統價值的「進步」知識分子所不齒。 後者為中國究竟帶來的是福是禍，也很值得深究，他們雖然鼓吹西方的自由、民主 ，但這一切都是為了「富國強兵」，一切文化價值，要服從於現實的功利目標。一 句話，是無條件地求富。而晚清的「中體西用」的改革者，雖然同樣要求富，但卻 是有條件的求富，要在保留傳統價值的條件下求富。我們先不管這種傳統價值本身 合理與否，無條件地求富是否一定比有條件地求富要「進步」，這實在使人大可懷 疑。如果你告訴一個無條件求富的人：「要想得到彩電、冰箱，你必須先有自由。 」他聽信了此話，就可能變成「自由」的狂熱信徒。但是，如果有另外一個人，把 彩電、冰箱送到了他家門口，並說：「如果你接受我的奴役，不僅這些都是你的， 而且你還會得到比你以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生活所能得到的更多的財富。」他若信 以為真，便會高高興興地接受奴役。對於無條件的求富者，上述這兩種開導方式， 第一種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啟蒙」方式，第二種則是當今中共的方式。而更糟糕的 是，無條件求富，恰恰是知識分子幾十年來不竭餘力鼓吹的。只要這一最基本的信 條未變，他們手中的武器，常常還不如中共的看起來有力。他們因此就總免不了以 共產黨的方式反抗共產黨。 二、自由作為工具 托克維爾在對「美國的民主」進行了一番考查後指出，自由為人們帶來的物質利 益，實質上是由人們對自由真正的熱愛所產生的一種副產品，它本身並不是自由的 目的。反之，「對這種物質繁榮過分貪戀，反而會阻礙這種繁榮。」 韋伯在討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時，也涉及了類似問題。新教徒們相信，他 們在俗世的成功，是他們獲得上帝恩寵的證明。他們積累的財富越多，表明上帝讓 他們看管的財富越多，對他們的信任和賦予他們的責任越多。為證明自己是「上帝 的選民」，死後能進天堂，清教徒們狂熱地創造財富，並逐漸發展出一套理性化的 創造財富的方式，形成所謂「資本主義精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財富是信仰的 一種副產品，決不是信仰本身。如果本末倒置，把財富當作一個信仰，把信仰當作 獲得財富的手段，那麼就將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圖景。事實上，這種「倒置」，恰恰 出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對韋伯的詮釋之中。而這種詮釋，又很能反映他們內心深處的 「致富情結」。 八十年代，大陸出現了「韋伯熱」，討論資本主義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問題。其中，一個最強烈的聲音，就是要繞開「價值理性」，用資本主義的「工 具理性」作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橋樑。新教徒因為信仰而去賺錢。我們看到的，是 他們發了財這件事實。因為對錢財本身的興趣，我們於是要學習其賺錢的方式。至 於信仰，則與我們不相干。這種對「工具理性」無條件的推崇，與近代中國啟蒙主 義中的「致富情結」一脈相承，也是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一個思想基調：價值有什 麼用？信仰有什麼用？道德規範有什麼用？我們要的，是現代化本身。 約翰·艾爾斯特曾經分析指出：「一些非工具性的規範，可以工具性地為人們帶 來某種有用的後果。」但是，我們若當真把這套規範當作一種工具來用，它反而可 能不靈。比如，為了克服失眠，我們刻意把腦子調整到對睡眠有益的狀態，其結果 ，可能會使腦子更被失眠的問題所纏繞而夜不能寐。我們因想被人尊重，而模仿德 高望重者的行為方式，反可能因過於作態而更被人家瞧不起。同理，越想賺錢，就 越有可能因過分急功近利而「發」不起來。托克維爾所謂的求富過於心切反而富不 起來的現象頗可以用來描寫近代中國人的精神失眠症。所謂「工具理性」究竟是個 什麼樣的「工具」，實在讓人心裡沒底。反而是成為反傳統主義者攻擊目標的「正 其宜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古訓，顯得更有永久的智慧。 三、如何從自由出發 然而，「工具理性」是不是大家「發家致富」的靈驗工具，並不是我們關心的問 題。我們關心的是，在這套「工具理性」之中，是否還有自由的位置？以「工具理 性」為基礎，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自由有一種一廂情願的假設。首先，他們假設自 由能夠迅速為人們帶來顯而易見的物質利益。其次，受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社會單線 進化的歷史觀的影響，他們認定，比起專制來，自由是歷史的進化，不用說，這種 進化總是與物質財富的積累相伴而行的。 其實，這種虛妄的假設，與其說是對自由的肯定，不如說是為自由準備的陷阱。 就像托克維爾所明言，也被歷史經驗證實的那樣，長遠來看，自由確實能給人們帶 來富庶和繁榮。看看歐美各個自由國度的繁盛，就可明白這一點。但是，這種物質 的報償到來的時間，也許太長太長，乃至於人們根本無法憑著「工具理性」去等待 。西班牙的海盜，可以一夜暴富，而「五月花號」上的移民，面臨著的是飢餓和死 亡，他們沒有人能想到自己或自己的後代，會生活在一個世界首富的國家。當人們 選擇了在新英格蘭貧瘠的土地上為了生存而搏鬥時，「工具理性」早已給信仰讓路 了。自由，並不對人們作出直接的物質承諾。即使人們一廂情願地認定有這種承諾 的存在，它何時兌現，也是非常捉摸不定，甚至遙遙無期的。相反，如阿克頓所言 ，在很多情況下，自由是可以被人們用來換口粥喝的東西。對於貧窮的人來說，其 接受專制的許諾的本能要遠強於對自由的渴望。弱者總是更顧及眼前而無力抬頭看 一眼哪怕是很近的未來。一個餓極了的人，會把種子給吃掉，會背上根本無力償還 的高利貸。根本不可能有退一步進兩步的理性構想。自由總是人們最後剩下的可以 出售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自願地賣身為奴，那麼多專制者會被社會「 公益」推上歷史舞台。遠水解不了近渴。面對種種苦難和困局，專制主義的解決方 式，至少看起來常常顯得更實用有效，雖然長遠來看會後患無窮。希特勒時代的社 會治安，頗令一些美國人羨慕不已。專制者要在街上抓流氓真是太容易了，看誰不 順眼，抓來下獄即可。經驗老道的警察，憑直覺抓壞蛋也常常八九不離十，雖然會 冤枉一些人。而在自由社會，小偷流氓也享有一大堆的權利，警察對公認的黑社會 頭目竟然也會無從下手！可見，自由而有秩序雖然比專制而有秩序更好，卻更難。 當人們拿自由作為工具時，這個工具十有八九會失靈。而當人們把自由作為一種 信仰，義無反顧地去追求時，卻可開啟一個偉大的文明。從自由出發，是從自由的 價值出發，而不是從它的物質效能出發。 自由所需要的，不僅僅是理性，更是信仰。在許多複雜的歷史變局中，自由的價 值常常更多地是通過信仰被堅持下來的。而任何一種信仰背後，都有一套價值體系 作為其資源。中國啟蒙主義的一個最大的失敗，就在於它以現代化作為取捨文化價 值的標準。這就如同誰有錢誰就有道德一樣，實際上取消了價值對於人的意義。雖 然這種啟蒙主義也鼓吹過自由，但這裡的自由，不過是現代化的奴婢，是一種虛假 的自由觀念。這種觀念對自由的傷害，甚至可能超過自由的敵人。 從自由出發，首先需要的，是清理啟蒙主義的種種誤導，把自由的價值，與現代 化的目標相分離。古今講「義利之辯」，曾引起近代的啟蒙鬥士們的一陣譏嘲。然 而，一個人在「義」和「利」面前，若能選擇「義」，就說明「義」對他的生命更 重要，他對「義」有一種價值認定。而自由作為一種信仰，也需要這樣的價值認定 。 當然，傳統的「義」與我們說的自由，有相當的不同。但是，一個人，只有在他感 到有價值需求、他的生命中需要一種意義感時，才有可能認定某種價值，並把它看 得比許多物質利益更重要。啟蒙健將們曾一度對中國文化使中國人不敢言「利」而 痛心疾首，認為這不符合現代化的價值取向，要進行一場道德革命。殊不知，「見 利忘義」是人類最根深蒂固的根性之一，各種文化幾乎都竭盡全力去控制「利」的 膨脹。若中國文化真能使人不敢言「利」，那麼真可謂一個了不起的文化成就了。 一個人信仰自由，他首先就要有信仰的能力，有超越世俗功利的能力，他一定能夠 把他認定的價值，看得比許許多多物質利益要重要，否則一切就無從談起。近來， 西方的報紙上常出現這類的語言：「東歐人民正在為自由付出代價。」這話本是中 性語言，它描述了東歐民主轉型步履維艱的事實。一個有價值認定的自由主義者談 起來，會說：「看，自由是多麼寶貴！她需要人們付出這麼多的代價才能得到。」 「義利」之間，無疑他站在「義」的立場上講話。而同樣是這句話，中共也特別願 意拿來教育國民，言下之意是：瞧，自由不能當飯吃，還是聽我們的話好。中共這 一套之所以頗有些成效，就是因為，中共準確地估算出，許許多多中國人(包括知識 分子)已不會站在「義」的立場上講話了。「義」對中國人的生活幾乎沒有意義。但 是，如果這個「義」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沒有地位，自由就沒有地位。 要建立自由主義的傳統，就必須建構能夠滋養自由的信仰的一整套文化價值。從 《論言論自由》到《從自由出發》，胡平成為當代中國對自由理念最有力的闡釋者 。然而，自由的理念若能結出果實，就必須有一種群體的文化精神作為其支持。遺 憾的是，近十年來，胡平近乎孤軍奮戰。這是他個人的不幸？還是我們文化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