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六四】 「請給予他們起碼的尊重與同情」 ——「六·四」前夕在京走訪受難者家屬 熊 波 五月上旬，我因公務到中國大陸出差。臨行前，一位朋友找到我，有事相托。一 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之後，當時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就讀、進修的中國學生 、學者同海外其它地方的許多華人社團一樣，群情激奮，成立了「六·四」受害者 救援基金會，發起募捐、義賣等活動。在各界的熱情支持下，募得一筆相當大的款 項。因種種原因，這筆錢一直未能送到死難者家屬們的手中。五年過去了，大部分 當年參與此事的同學已經畢業離校，但大家仍堅守著一個共同的信念：一定要尋找 機會，將這筆錢送到應該送到的人手中，不能辜負中外募捐者們的初衷。最近傳來 消息，「六·四」死難者之一蔣捷連的母親丁子霖教授在國內做著尋訪、聯絡、撫 恤「六·四」死難者家屬的工作。這位朋友同芝大基金會其他成員商量，想同丁教 授霖建立聯繫，通過她將海外對「六·四」受害者的同情、慰問傳送過去。為穩妥 起見，他們想請我在公務之餘，當面轉交部分捐款。 大約是「六·四」五週年臨近的緣故，我自深圳入境後，從南至北，一路上不論 在火車上，還是在餐館裡，經常可以聽到人們公開談論「六·四」事件，對政府多 持批評態度。奇怪的是，到了北京，談論聲反而聽不到了。據說各單位紛紛傳達文 件，反覆警告大家不要藉機鬧事。 五月十九日白天，我從下榻的旅館分別打電話給丁子霖教授和陳子明的妹妹陳子 華，約好晚上去拜訪她們，她們都很爽快地答應了。晚飯後，我要了一輛出租汽車 ，向位於德外的陳子華家駛去。在國外曾聽說國內的一些「異議人士」住處受到警 方嚴密監視，為不致「神秘失蹤」，在路上，我簡單地告訴出租司機我當晚的使命 ，請他在我一旦出事時，按名片上的電話通知我公司駐京代表處。司機是位四十出 頭的漢子，聽了以後，立即滿口答應，並一見如故地同我聊了起來。他說他五年前 是三輪車工人，「六·四」時曾蹬車運送過長安街上的死傷者。在陳家和丁家門外 ，他前後共等了我兩個半小時。在那段時間裡，他非但沒有按照規定打開收費計時 器，而且堅決拒收我的車資。「你儘管辦你的事去，我相信你。」 陳子華給我的印象是非常忠厚老實，她家中擺設按如今京城標準只能算中等偏下 。她說他哥哥於五天前（五月十四日）突獲保外就醫，已被送往河北省石家莊市。 當局告訴他出獄是因為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建議」他「六·四」以前不要 回京。當我得知陳子明需自付醫療費用後，為她留下了數百元美金支票。她提起從 「美國之音」中得知，王軍濤在美醫療費尚無著落，流露出關切之情。我說王在海 外，有各團體和公眾支持，請她不必太擔心。我請他轉告陳子明，請務必專心治病 、養好身體。 丁子霖家住人民大學校園內。車不讓進，我只好步行進去，請司機在校門外等。 校園內很黑，我前後問了四次路才摸到地方。所問之人，都很熱情，並不詳細追問 我找誰。一位老太太還將我一直帶到丁家單元門口。我特別注意了一下，在丁家附 近並未發現可疑的人或車輛。 丁子霖同丈夫蔣培坤明顯衰老。我講明了來意，並表示在交款之前，希望看一看 她搜集、整理的百餘「六·四」死難者遺屬及傷殘者名單。開始時，她大約有些戒 備，推說因為近來風聲緊（王丹兩天前在家裡接受NBC電視採訪時被捕），名單已轉 移。漸漸地，他們夫婦打消了疑心，終於拿出了名單，並解釋說國家安全部曾幾次 派人冒充全美學自聯、港支聯的來詐騙，他們不得不格外小心。 我翻閱著那名單。名單是用中文製表軟件製作、打印的。小號字體詳細地記錄了 一百多位死難者、傷殘者家庭的情況。包括死（傷）者姓名、性別、單位、死亡（ 受傷）地點、身體中彈部位、遺屬姓名、單位、孩子數目、家庭現收入等等。列在 名單第一頁第一行的是他們的愛子——蔣捷連。我輕輕將名單交還，並請她添加上 「六·四」那天被射殺於南池子路口的我的一位原同事的名字及其遺屬的地址。 在轉交了數千美元的捐款之後，我們談起了海外捐款情況。她說已陸續收到不少 捐款，但多為小額，迄今為止最大的一筆是全美學自聯人權委員會主席張亞來寄去 的三千美元(張亞來本人亦為受害者，他在「六·四」期間失去了一條腿)。我問起 她是怎樣分發這些捐款的。丁教授告訴我，遺屬們按家庭經濟情況、困難程度被分 為三類，區別發放。家在北京的，她親自送去；外地的，通過郵局掛號匯去。她已 發送過一、兩批海外捐款，她本人倒沒遇到過什麼麻煩，但是一些接受了捐款的家 庭，她前腳離開，派出所警察後腳便到，對遺屬們進行騷擾。 丁子霖教授對海外學生、華人社團捐款救濟「六·四」死難者家屬表示感謝。她 說最讓她傷心的是，許多留學生因「六·四」事件而獲在外永久居留身份，但在不 少人心中，「六·四」死難者、傷殘者們的血色漸漸淡泊，有些人甚至對死者們出 言不遜，橫加攻擊，作為一位「六·四」死難者的母親，她對此極為痛心。她們夫 婦衷心呼籲，不論大家對「六·四」的看法怎樣，對於那些血灑京城的死難者們， 請給予他們起碼的尊重與同情！ 丁教授又談起當時尚未見分曉的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她的基本看法是此事受許 多因素牽制，並不簡單，但不妨用作促進中共改進的工具。我因個人對此問題無強 烈立場，故沒有就此多談。 談話中，我注意到他家的客廳裡沒有擺放一張蔣捷連的相片。在告辭之前，我問 主人能否看看他們兒子的照片。他們默默地將我引進了他們夫婦的臥室。我呆住了 ：臥室的四面牆壁上掛滿了大大小小的鏡框，裡面全部是一位英俊高大、朝氣蓬勃 的年輕人——他們的愛子蔣捷連。在靠床的牆角，肅立著一座一米多高、用黑色大 理石打磨而成的方尖碑，碑的一面，燙金鐫刻著悲痛欲絕的母親手撰的誄文：「我 親愛的兒子……」我忽然意識到，五年來他們就是這樣地在愛子凝住的目光環繞中 度過那一個個無法逃遁的夜晚的…… 我仔細端詳著那一張張洋溢著青春、健康、朝氣的照片，怎麼也不能把其中的那 位年輕人同六月三日深夜在木樨地背後中槍、胸前炸出碗大的創口的冰冷的屍體聯 在一起，我的目光模糊了……在四牆射來的充滿歡笑和憧憬的青春的目光中，我們 三人無言地佇立著。我是多麼地想找出幾句寬慰的話來對他們說，多麼地想哪怕只 是稍稍地安慰一下這對痛失十七歲獨子、但仍在為別人的親人而冒險奔走的夫婦啊 ……可是我什麼也想不出來，這是我第一次如此貼近地感受到五年前那場慘劇留在 人們心中的創傷，我永遠也忘不了北京西郊的這間小屋、忘不了我生平第一次的欲 哭無淚、欲言無辭…… 良久，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聲音：「丁教授，我本人是永遠不會忘記『六·四』 的，我相信，大多數人也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原載六月三日出版的《華夏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