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主黨觀 劉飛躍（湖北） 中國民主黨自1998年誕生以來，爭議一直很大，反對組黨的大有人在。他們的疑問主要 有這樣一些：當時具備了組黨的條件嗎？輿論、理論準備好了嗎？組黨是不是有作秀之嫌？ 是不是一種機會主義、風頭主義？98組黨遭到了當局的鎮壓，給民運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98年我在秦永敏先生租住的房內第一次聽到浙江組黨的消息，當時的第一自我感覺是組 黨的條件是否成熟，是不是過於急躁了？我對秦永敏先生講了這個想法，他似乎也認可。時 間轉眼過去了四、五年時間，我越來越覺得98組黨是件意義重大的事情，是中國民運進程中 的一件大事。 從組黨的結果來看，能夠讓分散在全國各地眾多的民運人士歸屬一個旗號，實非容易。 要知道不同的人的背景、認識、利益各不相同！有了這種基礎，我認為中國民主黨已具備了 成為一個全國性反對黨的雛形。團結就是力量，人多力量大，有了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組織， 只要我們運作得當，就會有力推進民運的進步。至於說組黨的結果是招致了鎮壓，損失很大。 我認為這種說法並不全面，98年因組黨而直接入獄的人並不多，我本人是湖北民主黨的發起 人之一，至今是自由身。在高壓政治環境下，任何動作都會遭到鎮壓，要想不損失除非不做 事。這兩年不是僅僅因為在網絡上發表文章就有幾位朋友身陷囹圄嗎？98組黨推進了民運的 進步，擴大了中國民運在國內外的影響，其成效大於損失。 98組黨最大的意義在於組黨的方式，給我們開展民運提供了新思路。98年浙江及隨後各 省的朋友組黨採取了「送上門」的方式：主動、公開到各地民政部門登記註冊。這一招不僅 新鮮而且管用。一方面它利用了我國現行法律賦予人們組黨結社的權利，有效地開展了合法 鬥爭；另一方面有了這種道義上、法律上的支持，他公開挑戰共產黨事實上對組黨的禁錮。 這樣做理直氣壯，當局一定會有點左右為難。這是典型的非暴力抗爭方式，是對當局事實上 剝奪人們組黨結社權利的不服從。在當前高壓的政治環境下，這種方式是最可取的、最可行 的。在98民主黨成立前還有其他一些政黨和社團，他們採取了秘密的傳統結社方式，其結果 是他們的影響遠趕不上中國民主黨，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受到的鎮壓卻是全面、毀滅式的。 我相信98組黨所昭示的非暴力抗爭方式在今天惡劣的政治環境下一定大有用武之地。 現在來回答本文開始提出的幾個問題。關於條件是否已經具備，各方面是不是準備充分 的問題。這些條件主要是針對嚴格意義上的傳統的具有實質意義可實際操作的組黨結社而言 的。98組黨顯然不是要組建一個立即能實際運作的政黨，它對各方面的條件要求並不高，只 是組黨的第一步，其象徵意義是第一位的。至於說組黨是沽名釣譽、出風頭、作秀，這些說 法我是堅決不同意的，這樣說對浙江的朋友尤其不公平。我們完全可以看出他們對組黨是嚴 肅、認真和深思熟慮的，其出發點也完全是為了推動民運的進步。當然我也同意，後期的一 些做法有搶班奪權之嫌。 最後我想談一談民主黨的現狀及未來發展前景。現在海外民主黨不止一家，國內民主黨 也不止一派。對民主黨的分裂，第一我覺得要嚴厲抨擊，第二要正確認識。不能過於悲觀， 也不能掉以輕心。民主黨的四分五裂嚴重損害了民主黨的聲譽，阻礙了民主黨的發展。許多 人對民主黨的批評即源於此，許多人就是因為這種分裂對民主黨望而止步，許多人就是因為 毫無意義的搶班奪權而心存厭惡。民主黨的現狀我覺得對不起浙江的首義之舉，那些民主黨 內的大人物們還是應做到「公心至上」而非「私心至上」。 對民主黨的分裂，我並不像有些人那樣悲觀。古往今來的許多組織、許多團體都鬧過分 裂，當年的「毛主席」不是被逼得跳過河嗎？換一句說，有限的分裂是難以避免的，是一種 正常現象，我們大不可談分色變。民主黨的分裂有它的客觀原因。當前惡劣的政治環境、各 地朋友之間缺乏溝通、民主黨的開放式加入方式、黨內領袖級人物的缺乏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當客觀環境好轉後，我們完全可以用民主的原則、用選舉的方式、用寬容的精神對民主黨進 行多元整合。 以上這些文字作於幾年前，一直沒公開發表，今天我仍然認可其中的主要觀點，但這些 年又有一些新認識，寫出來作為補充。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我承認需要組織、需要旗幟，但 目前我們這場民主運動是一場和平環境下的非暴力運動，我們是不需要槍桿子、不需要組建 軍隊的，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這就注定了這場運動具有一些區別於傳統政治運動的本質屬 性，就要求我們摒棄一些傳統的政治思維模式和運作方式。如傳統的政治運作模式首先要求 秘密的組黨結社，以發展組織為中心，以關注政治問題為目標，我想就是這種思維模式的反 映。關於組織建設，我並不反對，如果一定要搞的話，我希望能延續98年浙江王有才等人的 思維模式，或者說找到類似的方法。我個人的思考是我們是不是應該在做事的過程中、在深 入民間維權抗爭的過程中慢慢把人員、組織理順，是不是可以先要組織之實再要組織之名。 當然，我要強調的是在現階段發展組織不應是我們的重點。時代給了我們維權做事的機會， 抓不住這個機遇和空間就是我們的責任和水平問題。相信我們在深入民眾的過程中會找到更 多的機會，會夯實民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