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民主思想 （北京）何家棟 王思睿 胡耀邦的民主作風盡人皆知。如果沒有民主思想作為支撐，一個人的民主作風可能是被 迫的，或是偽裝出來的，一旦權力增加了、穩固了，就會打回原形，暴露出專制、獨裁的真 面目。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不乏其例。但是，胡耀邦的民主作風的確是緣於他一以貫之 的民主思想。他平易近人，沒有官僚架子；平等待人，歡迎別人講話，喜歡與人討論問題， 甚至能與晚輩促膝談心。1979年他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時候，就曾在自己家中與民刊《北 京之春》的青年人一起探討時局。當慣了奴才的人說他「到處亂跑，隨便亂講，不像個領 袖」，佩服他的人稱他為新型的「平民政治家」，並且認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是共 產黨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躍的一個時期。 好學善思的生活樂趣 胡耀邦認為，沒有民主，社會主義就要蛻化變質，由相信社會主義到蛻化為法西斯主義， 「從人民的公僕變為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變為壓迫人民的統治者。」他說，這種事「歷史 上是有的嘛。意大利那個墨索里尼，開始是主張社會主義的，以後卻變成了法西斯主義的頭 子。」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因為「黨從被壓迫、被屠殺、被圍剿的地位，轉到了執政黨 的地位這個根本的變化。」胡耀邦探討根源說，「執政以前，形勢迫使我們黨要有一個好的 作風，搞什麼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脫離群眾，搞特權，就會被敵人打垮、消滅。而且環境 本身就很艱苦，沒有多少特權可以搞，也不能像我們現在這樣搞那麼嚴重的官僚主義，一個 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尤其是在戰爭年代裡，敵人來了，打不打，走不走？考慮考慮吧，研究 研究吧，畫畫圈吧，那樣幾個小時後，你不是被俘就是嗚呼哀哉。」所以到了執政以後的今 天，黨控制著一切資源，也就控制著人民群眾的生命線，官員們就以為可以用強迫命令來迫 使人民群眾就範、服從，而無須用說服、教育來吸引人民群眾，社會上又沒有任何力量能夠 約束執政黨的行為。因此就越來越脫離群眾，越來越脫離實際，一個官僚特權階層「茁壯成 長」起來，變成人民群眾的對立面。現今社會中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很多社會矛盾，正是 驗證和說明了這一點。 好學善思，是耀邦同志的一種生活樂趣。據回憶，他讀書的範圍很寬，從馬列主義經典 著作到四書五經、《資治通鑒》，從中外古今名著乃至伯恩斯坦、希特勒、蘇加諾以至尼赫 魯的書，到一些科學技術知識的小冊子，都在他的閱讀之列。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通 讀過兩遍。他是從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吸取營養的。當年，馬克思所設想的現代社會不 是由特權來統治的社會，「而是廢除了特權和消滅了特權的社會，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權束 縛的生活要素獲得自由活動場所」的公民社會，法治社會。馬克思說過：「在革命之後，任 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以便「馬上粉碎和清除舊制度 的殘餘」。這個「革命專政」祇是「臨時性」的，不是指整個社會主義過渡階段，「臨時性」 有確定的時限。最後期限馬克思也指出來了，就是新的階級關係已趨穩定，能夠制定和通過 憲法的時候。憲法的頒布，標誌著革命狂飆時代的結束。如果要「繼續革命」，就意味著停 止憲法保證，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馬克思認為在現代社會，「不掩蓋社會矛盾，不用強制的 因而是人為的辦法從表面上制止社會矛盾的國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國家形式，能使這些矛盾進 行公平鬥爭，從而獲得解決的國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國家形式。」今天，被中國媒體所鼓吹和 誇大的「太平盛世」的現實矛盾告訴我們，馬克思認為最好的東西，其實我們並沒有得到； 我們傾盡全力所得到的，卻是馬克思叫我們必須防範的東西：即權力集中在某個或幾個職業 政治家手中，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政治家專政。 比胡耀邦老一輩的領導人，就沒有像他那樣充沛的精力來學習和思考了，因此在執政理 念上就落後於像胡耀邦、習仲勳這樣的晚輩。一位老人家曾以譏諷的口吻說，「近些年來， 耀邦，也包括仲勳同志大講特講民主和自由」。他在胡耀邦下台後，也曾肯定過胡的歷史功 績和沒有私心，但認為胡的缺點就是對批自由化重視不夠，有點右。一句話，好像胡耀邦的 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如他似的，在共產黨的歷史上，真正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的人， 鬥不過那些「不讀書，不看報」、祇知道以勢壓人的人是常有的事。 其實，恩格斯早就說過，共產主義就是人類什麼條件下才能獲得自由解放的學說，也可 以說自由才是人的終極目的，又何罪之有？祇有封建農奴主才把它當作不祥之物。胡耀邦是 領導人中講民主和自由最多的人。在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第二次會議 的小組會上，胡耀邦曾經很激動地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 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及這次人大會 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搞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 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堅持認為我那樣做是從大局著眼想的，即使多數人反對， 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 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一個自稱為無產階級的政黨本應高舉自由民主的旗 幟，在黨內高層，祇有一兩個人大講特講自由民主，而且講過之後命運都不佳，這的確是很 不正常的現象。 1979年10月，中國文聯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後，胡耀邦就文化藝術工作講過一些 話。他不但重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且在中共執政的歷史上首次提出執政黨 應該尊重創作自由的主張。他提出：黨非但不應該干預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反而應該尊重 知識分子及其精神勞動的獨特性，保證創作自由和學術自由。他特別強調「意識形態的問題， 一定要經過商量、討論，逐步求得一致，加以解決，不能採取隨便下指示的辦法。」在實踐 中貫徹得如何，就要看宣傳理論幹部是否有良好素質，所以他提議：「從宣傳部長起，都來 一次開卷考試，考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不得請秘書代勞。」這個意見至今仍有現實意義。因 為一些從來不讀馬列的長官，除喜歡自稱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外，還最喜歡叫別人學習馬列。 把民主和自由視為全人類的精神遺產 在胡耀邦主持下，1980年代的一些中共中央文件中都寫進了民主化的目標。1982年9月， 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作了《全面開創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 報告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 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 社會主義國家。」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 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中寫道：「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也是社會主義 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 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資產階級的這些觀念，又同它們有原則的區別。從根本上說，資產階 級民主是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社會主義在消滅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基礎上，為充分實 現人民當家做主，把民主推向新的歷史高度開闢了道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 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 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強調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 律的範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 的民主化。近來中央著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在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 上，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以適 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把民主和自由視為全人類的精神遺產，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並將其寫入執政黨的 正式文件，這是胡耀邦對於1980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大貢獻。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 通過決議前的幾年中，胡耀邦曾一再表達過這一思想。1984年，他的大公子胡德平作為中共 中央整黨領導小組特派員在湖北省工作期間，積極支持一批思想敏銳的青年學者創辦了《青 年論壇》，胡德平本人在創刊號上發表了《為自由鳴炮》的文章，為自由正名，強調自由是 人類共同的精神價值。這篇文章中的觀點應當說是代表了胡耀邦思想的。 在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前不久的一次會議上，他說：「我們在討論明年黨的十三大指 導方針時，一定要順從潮流，順從民心。在本世紀初中國結束封建專制以後，特別是五四運 動以來，世界各國流行的理論和思潮都在中國提倡和實踐過。中國人民最後選擇了民主和科 學作為最高社會價值和目標。這是在長期專制和落後壓抑困擾下的中國人民的最後選擇。四 十年建設，十年動亂，又加上了一條法制。這些已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 人們至今還在津津樂道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窯洞中和黃炎培的談話，認為執政黨可以運用 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跳出歷史上「其興也浡，其亡也忽」的王朝興衰週期率，永葆美妙 之青春。但事實證明這種方法並不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毛澤東在建國後始終高舉批評的 武器，有時還動用武器的批評，國家卻越治越亂。因為他祇「批評」別人，不許別人批評他， 自己也從不作「自我批評」，即使做做樣子，也是言不由衷。據粗略統計，經毛澤東批示發 動的全民性運動就有52起，從鎮反、肅反到四清，從批判《武訓傳》、《紅樓夢研究》到批 判《海瑞罷官》，平均每年就有三起全國總動員，一些影響深遠，牽連廣泛的「部門性」運 動，如批判李立三工團主義，劉伯承軍事教條主義尚未計算在內，結果是敵人越打越多，自 己的隊伍越打越小，毛澤東還認為「不解決問題」，就來了一場更加徹底的「文化大革命」， 直到把國家推到毀滅的邊緣。 現代化進程是工業革命引起產業結構、社會結構、制度結構及人們心態劇烈變動的過程， 必須建立一種體制，適時適度適應變動，進行自我調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類利益，從而 實現政治穩定。這種體制，祇能是民主憲政體制。採用戰爭動員方法，顯然不適應現代化建 設的需要。毛澤東似乎始終停留在革命戰爭年代，國家已經制定了憲法，他卻又提出關於兩 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使憲法形同虛設，民主和法治也全部落空。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 矛盾，實踐結果是階級鬥爭擴大化，把人民內部問題都當作敵我問題處理。毛澤東認為： 「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就是說，敵我性質 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人規定的。這個理論為剝奪人民自由提供了武器，「矛盾主要方面」 可以任意宣佈任何它不滿意的人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理論的提 出，是執政者要掌握處理矛盾的主動權，祇有叫老百姓永遠處於被動地位，「祇許規規矩矩， 不許亂說亂動」，社會才能穩定。誰若違犯禁令，矛盾性質就變了，就要改變身份，變成敵 我矛盾。這種理論成了一塊遮羞布，可以給自己做的一切壞事找到一個正當理由，而所有罪 惡都可以歸結到是「矛盾次要方面」造成的。 民主、自由與寬容 在要不要民主的問題上，理論界似乎沒有發生過爭論。但在中國能夠實行什麼樣民主的 問題上，卻存在著分歧。有人說，在民主政治制度選擇的問題上，我們祇能尊重歷史，尊重 歷史的辯證法。這話當然不錯。但選擇是擇優不是擇劣，尊重歷史不是複製歷史，不是踩著 前人的腳印走，似乎也合辯證法。歷史上我們沒有成功的民主實踐，是不是也證明歷史太不 尊重我們？歷史上沒有過普選，恐怕不能得出以後也不搞普選的結論。歷史上祇有黨政合一， 一元化領導，並不意味著三權分立就沒有普遍價值，因為政治職能的分化，是法制社會的前 提，就連馬克思也承認：分權是立憲必須遵守的原則。如此等等，為何故步自封，不許超越 前人呢？如果沒人跨出第一步，也就沒有什麼歷史可言。 胡適在《自由主義》中說：「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 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自由主義在這兩百年的演進史上，還有一個特殊的，空前的 政治意義，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向來政治鬥爭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 是西風壓了東風，被壓的人是沒有好日子過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卻漸漸養成了一種容 忍異己的度量與風氣。因為政權是多數人民授予的，在朝執政權的黨一旦失去了多數人民的 支持，就成了在野黨了，所以執政權的人都得準備下台時坐冷板凳的生活，而個個少數黨都 有逐漸變成多數黨的可能。甚至於極少數人的信仰與主張，『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種種子裡 是頂小的，等到他生長起來，卻比各種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樹，空中的飛鳥可以來停在他的 枝上。』（《新約。馬太福音十四章》，聖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們能這樣想，就 不能不存容忍別人的態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數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國家裡，容忍 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權利，久已成了當然的政治作風，這是近代自由主義裡最可愛慕而又 最基本的一個方面。我做駐美大使的時期，有一天我到費城去看我的一個史學老師白爾教授， 他平生最注意人類爭自由的歷史，這時候他已八十歲了。他對我說：」我年紀越大，越覺得 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這句話我至今不忘記。為什麼容忍比自由還更要緊呢？因為容忍就 是自由的根源，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可說了。至少在現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種互相容忍 的精神，無論是東風壓了西風，是西風壓了東風，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殘自由。多數人若不 能容忍少數人的思想信仰，少數人當然不會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過來說，少數人也得容忍 多數人的思想信仰，因為少數人要時常懷著』有朝一日權在手，殺盡異教方罷休『的心理， 多數人也就不能不行』斬草除根『的算計了。「 1985年7月，在鄧小平支持胡耀邦免去「左王」的中宣部長一職後，根據胡耀邦的提議， 由思想解放的原貴州省委書記朱厚澤接任中宣部長。一年後，朱厚澤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 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寬」政策──對不同意見和看法要寬容一點；對不同意見者要寬厚一點； 要努力使空氣和環境寬鬆一點。顯然，「三寬」政策是徵得了胡耀邦的同意的，也是反映了 胡耀邦思想的，同時也是符合胡適所說的自由主義的。 胡耀邦說：「民主應當成為人民群眾自我教育的方法。」人民總是從他們的領導者那裡 學習政治——從殘暴者學到殘暴，從寬容者學到寬容，迫害必然導致反抗，屠殺肯定招來復 仇。你用他不希望的方式對待他，有一天，他也會用你不希望的方式對待你。你希望將來別 人對你好一點，你現在就應對別人好一些。這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現在社會上出現 的緊張狀態，主要是由於各利益群體之間產生摩擦，問題祇有在妥善平衡各方面利益的情況 下才能解決，所以，討價還價，退讓妥協，就成為求得共識的必要手段。企圖用壓服的辦法， 或讓利益受損者單方面做出犧牲的辦法來平息事態，那就像抓住頭髮想叫自己離開地球一樣 徒勞。恩格斯曾說：「任何地方發生革命震動，總是有一種社會要求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 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強烈地普遍地感覺到，因此還不能立即得 到勝利；但是，如果企圖用暴力來壓制這種要求，那祇能使它愈來愈強烈，直到最後把它的 枷鎖打碎。」胡耀邦不僅主張寬容地對待知識界，還主張寬容地對待「八六學潮」。甚至對 上街遊行，和外國人掛鉤的人，也不贊成隨便把他們抓起來。可以說從他下台前到下台後， 寬容是他一貫的政治態度。用他的說法，就是「不要使自己負激化矛盾的責任」。因為「采 取激化的辦法，就往往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所以他主張，「當著人民內部矛盾被錯誤地 處理，走向激化時，我們千萬要冷靜，不要跟著起哄，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識地『鈍化』一 下，實行『冷處理』。」有些地方官員出於卑鄙自私的目的，無視這些忠告，往往謊報軍情， 遇到突發事件，不思息事寧人，反而火上澆油，以殘暴手段來處置，把群眾一切的正當訴求 都作為「不安定因素」，「立刻消滅在萌芽狀態」，好向上峰邀功請賞。他們連舊王朝官僚 「保境安民」那點觀念都沒有，不把問題鬧得不可收拾不罷手。眼下看來，這些刁官正是和 諧社會的攔路虎。 反對胡耀邦的人把「容忍」稱為「縱容」，批評他「對於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積極分 子，一貫採取縱容保護政策」。胡耀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中說：我們的理論宣傳隊 伍，在這兩年中也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支隊伍在戰鬥中前進，進步是很大的。特別令人高 興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偉大鬥爭中，湧現了一大批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 眾，善於思考問題，敢於發表創見的闖將。應當看到，這兩年的思想理論戰線並不平靜，有 過那麼幾次風浪。這些同志在鬥爭中衝鋒在前，不愧為思想理論戰線的前衛戰士。他們敢於 實事求是，破除迷信，頂住種種非難和指責，不怕飛來的帽子和棍子。他們旗幟鮮明，立場 堅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說敢干敢闖。這種無所畏懼的徹底唯物主義精神是非常 可貴的。這一批優秀闖將的出現，增強了我們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的力量，是一個了不起的 收穫。我們要認真地培養、提高他們，使他們在理論宣傳戰線發揮更大的作用。要從思想僵 化或半僵化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從小生產的習慣勢力中解放出來，從各種官僚主義的「管、 卡、壓」下面解放出來，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充分地發揚理論民主。堅 定地實行理論工作的群眾路線，徹底地肅清林彪、「四人幫」的理論專制主義、理論惡霸作 風的流毒，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園地百花盛開。不管怎麼樣，有三條一定要堅持。一是不要 隨便抓人；二是不要隨便點名批判；三是不要亂打棍子。這就是所謂「縱容保護」的一個證 據吧。 反對「輿論一律」 《經濟學週報》是於光遠、馮蘭瑞創辦並得到胡耀邦、朱厚澤支持的一份理論報紙，對 經濟體制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做過有益的貢獻。1988年改版，又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新 聞自由。因為新聞自由是是實行憲政民主的首要措施。胡耀邦在擔任總書記期間，還沒有完 全擺脫毛澤東新聞觀的框框。但是他關於「切實保證人民有進行文藝創造和文藝批評的自由」 的講話和對新聞工作的理解與支持，已經為左派人士所不滿了。尤其他發現自己做錯了事， 就實事求是地改正。馮蘭瑞在週報講過一件事：1981年，耀邦批評南京一位作者，後來發現 批評錯了，就打電話給江蘇省委，請省委轉告這位作者，要他放下包袱，輕裝上陣，並在 1981年8月思想戰線座談會上公開了這件事。雖然胡適認為，弱勢、少數的一方也應當有容 忍和妥協的精神，但妥協作為一種美德，主要應該體現在有權勢者的身上。無權勢者向有權 勢者妥協，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出於被迫，是一種屈辱。像胡耀邦這樣敢於向下級承認錯誤 的，並不多見。具有「中國特色」的領導人，為了維護自己不可動搖的神聖形象，往往明知 有錯偏不認錯。人民對他無可奈何。等到哀樂一響，便罵聲四起。胡耀邦在下台以後，對自 己曾經放棄原則，向有權勢者妥協、委曲求全的做法表示後悔。而哀樂響過之後，人們卻都 為他受到不公正對待感到憤憤不平。 胡耀邦是反對「輿論一律」的。早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胡耀邦就抵制過汪東興對 復刊第一期《中國青年》的興師問罪，抵制過「凡是派」及其追隨者（包括後來的「左帥」） 對《人民日報》的指責。後來，他又與國務院總理聯手抵制了「左帥」和「左王」發動的 「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他曾說：「為什麼我們一些很受尊敬的領導人也常常吃飽了飯 沒事幹要節外生枝？對那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世界上本來沒有鬼， 你天天喊打鬼，倒好像真有鬼了。其實，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製造出來的。難道中國真的形 成『輿論一律』才叫社會主義？我看不見得。」 1988年冬，《經濟學週報》編輯在長沙遇到正在療養的胡耀邦，便請他給週報提意見， 也想請他給報紙寫些短文。耀邦說，他沒有做學術研究的條件，而且報紙太多，幾千種，也 看不過來。還說，很多報紙面孔差不多，沒有個性。回到北京後，週報副總編輯羅點點又給 他送去合訂本。不久，耀邦夫人李昭代他寫信給週報，4月23日的《經濟學週報》在首版刊 出了胡耀邦委託李昭所表達的三點主要意思：首先，謝謝對他的關懷和信任。第二。他認為 週報不僅有學術研究，更有一定針對性和現實意義，會得到社會的信任。第三，他仍在療養 過程，也不具備研究的條件，他祝願週報能越辦越好，起到推動經濟健康發展的作用。這封 信是1989年3月28日發出，半個月後，耀邦就與世長辭了。之後，風波陡起，週報緊接著也 被迫停刊。十六年過去了，胡耀邦倡導的自由民主理念在中國的體現依舊舉步維艱、阻礙重 重，看來祇能寄希望於未來了，也許《經濟學週報》新生之日，正是民主憲政曙光在中國大 陸展現之時。 （編者註：本文作者何家棟，原為《經濟學週報》總編輯；王思睿，原為《經濟學週報》 總經理。文章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