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抵制政治、文化專制主義 （陝西）林 牧 1978年12月，胡耀邦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和宣傳部長以後， 在中宣部發表就職演說時，莊嚴宣佈要建立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科學、求實、開放、文 明、富裕的體制，以代替那種被異化了的專制、迷信、僵化、封閉、落後、野蠻、貧困的體 制；同時憤怒譴責了專制主義。他說：「多少年來，我們黨內有那麼一些理論棍子，經常打 人，我們黨內有好幾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惡棍。不管你什麼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 一點，無限上綱，說你是」反黨小說「、」黑畫「等等。……這種作法，說輕一點是形而上 學，說重一點是文化專制主義，是特務行徑。」此後，胡耀邦同當時存在的政治、文化專制 主義，進行了不懈的抗爭，舉其大者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保護「西單民主牆」，反對逮捕魏京生 在西單民主牆初期，耀邦就表示讚賞，認為這是新的大字報，同「文革」中的大字報不 同。他說：以前大都是某些領導者利用大字報來整人害人的，這次的大字報，同「四五」天 安門大字報一樣，「是人民出自內心的呼聲，是人民新的覺醒。」對於成立民間組織、出版 民辦刊物，耀邦重視而不壓制。他要求各新聞單位反映情況。人民日報出版了《情況彙編特 刊》，把西單牆的大字報，一些重要的小字報和民辦刊物的文章摘報中央。其他報刊和有關 單位也出版了這一類的內部參考。耀邦還召集中宣部、報社、青年團、工會等單位研究如何 作好民間組織和民刊的工作，他多次談話的精神是談論黨在歷史上做群眾工作的經驗。他說： 黨在執政以前對群眾運動是十分重視的。特點是站在群眾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眾的信任， 依靠群眾去發揮黨的領導作用。到了我們取得政權以後，我們黨的群眾工作的優良傳統慢慢 變了。當群眾起來的時候，我們某些領導同志就擔驚受怕心慌意亂了。他們不是站在群眾之 上發號施令，就是站在群眾對面去挑剔指責。他們越來越怕群眾，以後群眾要集會、遊行、 請願都要事先經過批准，甚至明令禁止。我們的群眾團體，像青年團、工會等，也變得越來 越脫離群眾。我們必須糾正這種脫離群眾的作法。 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大字報，任畹町等人貼出了 《中國人權宣言》，原先公開讚揚西單民主牆的鄧小平像好龍的葉公一樣，態度大變。在3 月29日，越過華國鋒和胡耀邦直接下令逮捕了魏京生，接著又逮捕了任畹町、徐文立、劉青 等人，在貴州、南京、浙江、廣東、西安等地也抓了一些人。 就在鄧小平抓人以後，耀邦給一位青年寫了一封公開信，在《人民日報》4月10日一版 發表。耀邦在這封信中說：青年工作者「要經常到青年中去，發現青年中的先進事例、先進 典型，並用這些先進的東西去引導、教育、影響其他青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壓，不是 抓，應該是引導兩個字。」。「引導」比「教育」更精確，意義更大。這是我們幾十年工作 的經驗總結。壓制的方法，一個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長的辦法。「1979年6月，耀邦又在 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的發言中，更加嚴正地對取締民主牆和逮捕魏京生等人發表了不同的意見。 耀邦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 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 好或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 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耀邦又說：」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 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至 今沒有做過檢討。聽說他現在還在絕食。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成為烈士，是人民心中的烈士。 這種烈士是不進八寶山的「。胡耀邦當時還祇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和宣傳部長，他不顧黨內高 層指責他支持民間民主化運動的流言蜚語，在莊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公開發表維護公民 權利、維護民主自由和為魏京生等持不同政見者鳴冤叫屈的吶喊，真是驚天動地、大義凜然！ 那些至今還在堅持反人權、反民主的立場，繼續迫害敢於站起來維護公民權利，推動中國民 主化、法治化進程的人們，看到耀邦這一段擲地有聲的言論，能不為之汗顏？！還有那些至 今還認為中國沒有民主派、體制內更沒有民主派，胡耀邦也不過比較開明而已的朋友，看到 耀邦這一段言論和他的全部思想、全部實踐活動以後，不知能不能改變一點悲觀失望的情 緒？！ 二、保護郭羅基 1979年11月14日，郭羅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政治問題也可以討論》的文章。郭 文在闡明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時說：「在思想方面，不管是政治問題是學術問題或其他問題， 都是可以討論的；在行為方面必須服從憲法、法律和各種規章制度。……祇要在行動上不觸 犯憲法和法律，不管是政治問題，還是學術問題，不管是什麼樣的意見，都可以講，實行真 正的言論自由、百家爭鳴。……法律懲罰的對像是行為，不是思想。」胡喬木批評胡績偉說： 「不能籠統地說言者無罪，發表反革命言論也是有罪的。」胡績偉向耀邦報告了喬木對郭羅 基的批評和他自己的不同意見。耀邦說：憲法和刑法都有明確規定，你們請一位法學界學者 寫一篇文章作一個講解。過了十幾天，耀邦又囑咐胡績偉，那篇講法學的文章寫好後，先不 忙發表，先請一位法學家寫一篇文章，再邀請法學界幾位知名人士開一個座談會，提出修改 意見，以《談談反革命罪中的言論和行為問題》為題，在1980年2月29日的《人民日報》上 發表。 「言者無罪」這個倫理和法律的規範，出處在2500年前《詩經。大序》。原文是：「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胡耀邦授意組織我國 幾位一流法學家集體創作的《談談反革命罪中的言論和行為問題》的文章，發表在26年前的 《人民日報》上。可是，直到現在，一些領導人和司法機關還在「以言治罪」，特別是濫用 「煸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看來，現在還有必要把那篇法學文章的要點重溫一番。那篇 文章明確指出：「在我國，言論自由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我國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 自由。言論自由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管理國家大事所不可或缺的一項權利。是對具體的人 和事，對某些具體制度提出批評、建議，以便改造、革新，是人民的民主權利。要是沒有言 論自由，人民群眾不能對國家事務享有發表意見的權利，那還怎麼稱得上是人民的國家 呢？……」 文章指出：「任何反革命罪，都要有行為。這種行為的矛頭是針對我國國家制度和社會 制度的，目的是要推翻這個制度的。我國刑法不承認有所謂」思想犯罪「。封建王朝有所謂」 腹誹罪「，希特勒法西斯有所謂」思想犯罪「。在林彪、」四人幫「橫行肆虐期間，也搞這 一套鬼蜮伎倆，致使許多無辜者身陷囹圄，橫遭迫害，有的甚至含冤而死。」 法學家們的文章發表以後，胡喬木在這個問題上再也找不出什麼岔子了。但是，他反對 耀邦之心不死，1981年8月，他又對耀邦認為「寫得不錯」並親筆作了修改的郭羅基在《人 民日報》上發表的《認真杜絕個人崇拜》的文章，大加撻伐，並向鄧小平告了枉狀。鄧小平 聽信了胡喬木的讒言，嚴厲批評說：「你們《人民日報》為什麼喜歡郭羅基？他支持聶元梓， 是造反派人物。」事實恰恰相反，郭羅基是反對聶元梓的領軍人物。 三、保護白樺 著名的軍隊作家白樺，寫了一篇小說《苦戀》並改編成電影《太陽與人》。這部影片描 寫了一個知識分子在「文革」期間受盡打擊和凌辱，當他被迫離開中國時，說了一句：「我 愛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不愛我。」 1981年5月，《解放軍報》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給《苦戀》扣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大帽子。《苦戀》這本書和影片都被禁止發行和公映。國內外引起震動，以為「文革」式 的大批判運動又要來了。胡耀邦要求大家冷靜，先把對《苦戀》的批判冷卻下來，然後再研 究對策。胡喬木一再下命令，要求《人民日報》轉載軍報的大批判文章，《人民日報》在耀 邦的支持下按兵不動。胡喬木又向鄧小平告狀，1981年7月17日，鄧小平召集中宣部的王任 重、周揚和新聞界的胡績偉、曾濤去他家討論。由於大家據理力爭，才達成一個折衷的方案： 在周揚和張光年主持下，由《文藝報》另寫一篇較有說服力的文章，由《人民日報》轉載。 這樣就使胡喬木利用批判《苦戀》大整文藝界的圖謀破產了。不過，鄧又批判王若水，說他 說過「社會主義的列車一開始就開上了錯誤的軌道，論調同不同政見者一樣」。這又是張冠 李戴，說那個話的是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王惠德，不是王若水，而且沒有說錯。 鄧小平又從上述這些問題講到波匈事件，並且嚴厲地批評了「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存在 著軟弱渙散的狀態」。顯然，鄧批評的「黨」，就是指總書記胡耀邦。耀邦在鄧的壓力下， 不得不召開會議來糾正所謂「軟弱渙散」。（《懷念耀邦。第三集》）148頁-163頁） 關於批判《苦戀》事件，白樺自己講得更為親切和詳細。下面，我把白樺在1999年所寫 的《我所見到的胡耀邦》的大意摘錄幾小段。白樺說：「《苦戀》攝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審 期間，引起軒然大波。……有些人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說成是」炮製反動電影 《苦戀》的黑後台「。這樣一來，一部再現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問題就上升為政治問題了。 中國人敏感地聯想到《清宮秘史》和《海瑞罷官》。……1981年4月20日，解放軍報發表的 《四項原則不能違反》，文化部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也不知道。5月17日，耀邦講話，希望 瞭解並考慮知識分子的情緒。7月17日，鄧小平召見幾位意識形態的負責人，講了一番十分 嚴厲的話。8月3日，胡耀邦奉命召開思想戰線座談會，他的講話已經盡了他之所能，把調子 壓低了很多。9月25日，耀邦對當時分管電影的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說：」《苦戀》的事應 該了結了，你和白樺熟悉，能不能請你寫封信給他，請他給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為文 藝討論，表個態就行了。「荒煤事後告訴我說：」我怎麼敢寫這樣的信呢？有些人顯然還不 肯罷手。「據說，耀邦在見到同周揚一起主持起草《文藝報》批判《苦戀》文章的張光年時 說：」文藝報的調子太高了！「張光年說：」這調子是上面定的呀。「耀邦無奈地一笑。10 月13日，耀邦在中南海會見從巴黎國際筆會回來的巴金。一見面就問：」巴老，你看過我的 文章嗎？「」我的文章本來把批《苦戀》應該結束的意思放在前面，有些老同志氣不順，我 祇好把這樣的意思擺在後面。「巴金說：」文藝家受了多年的磨難，應該多鼓勵，少批評。 特別是對那些有才能的、多產的中青年作家——比如白樺等。「 「我和耀邦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85年12月29日，中國作家代表大會在北京京西賓館開幕。 那是一次空前輕鬆的大會，那是一次空前透明的大會，那是一次空前自由的大會。會後就有 人稱之為」典型的自由化「的大會。開幕式以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和作家們合影留念。胡耀 邦徑直向我走來，伸出手來和我握手，幾次問我在寫什麼。那張照片著實引起海內外很多朋 友的錯覺，紛紛來電、來信，以為知識分子的處境會好起來。不料，僅僅一年，在新的一輪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前夕，胡耀邦就辭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讓人感到既突 然，又意外。」（《懷念耀邦》221頁——225頁） 四、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1983年2月，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發動的倒胡活動破產以後，又在意識形態領域興風作 浪。3月16日，首都各界在中共中央黨校舉行了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會。全國文聯主席 周揚在會上宣讀了由王若水、王元化協助他起草的論文《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 探討》。這篇論文著重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原理，以及從提出思想 解放到提出人的解放的重大意義。論文說：「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沒有自主權，實際上 仍然是生產上的奴隸。實行聯產承包制，八億農民剛剛從這種奴隸地位解放出來，作為真正 主人地位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一旦有所發揮，就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論文 強調提出：要重視人的尊嚴，提高人的價值，努力促進馬克思所追求的「每個人的全面而自 由的發展。」 很明顯，這篇論文，是胡耀邦所倡導的解放思想、解放人的運動的繼續，是胡耀邦所發 動的「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的兩個討論的繼續；也 為正在進行的農村和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上的論證。同時也是胡耀邦倡導的 「學術自由」、「理論民主」的一次實踐。 人稱「左王」和「左將」的胡喬木、鄧力群繼續反對這種解放思想、解放人的運動，他 們認為這也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於是，就對周揚和王若水發動了一場大批判，同時批判 《人民日報》。官司打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胡耀邦說：「人道主義、異化，統一不了就算了， 發表了兩篇文章就夠了，不要無休止地爭論下去。」可是，胡喬木和鄧立群仍然揪住不放， 強迫周揚作了違心的檢討，忍氣吞聲，變成植物人而含冤去世。胡績偉調離人民日報社，王 若水沒有屈服，據理辯駁，一切申訴都無人理睬，終於在1987年由中共中央紀委越過《人民 日報》黨的組織，直接處理，「黨內除名」，也不再分配任何工作。 五、抵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發明權屬於鄧力群。1983年6月4日，他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講話中使 用了這個霸權話語。8月，胡喬木、鄧力群控制下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賀敬之帶領一批 人為「清污」準備材料，第一批「反面材料」就是探討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文章；第二批是胡 績偉的新聞工作人民性問題；第三批是文藝作品，如《人啊，人》、《春天的童話》、《在 同一地平線上》、《晚霞消失的時候》和徐遲、李陀等作家的作品。後來，「清污」的範圍 不斷擴大，除了理論、新聞、文藝領域以外，還涉及農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 門四個特區的問題（他們誣衊特區是「租界」）。在農村，發家致富、長途販運受到指責。 在軍隊，退伍戰士申請補助，戰士在城市交女朋友，收藏美術攝影作品，都被說成是「精神 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對女性燙髮、穿高跟鞋、袒胸露臂，男子留長髮和鬍鬚、穿喇叭褲 以至男女跳集體舞、養花、養鳥都受到干涉。鄧力群等人的倒行逆施爭取到鄧小平的支持， 他在1983年9月7日找鄧力群等左傾教條主義份子談話說：「不能搞精神污染。」在當年10月 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結束以後，鄧小平、陳雲在會外一次會議上，發表了「不搞精神 污染」的講話。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鄧、陳的講話何時發表，由中央決定，各地不得以任何 形式擅自發表。可是，10月下旬，胡喬木、鄧力群把「不搞精神污染」提升為「清除精神污 染」並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把鄧小平、陳雲的講話和胡喬木、鄧力群的發言，作為正式文 件下發到縣（團）級以上黨委和幹部。北京和各省、市的報刊和電視台，有組織地發表「知 名人士」擁護「清污」的報道和文章。 「文化大革命」是從「破四舊」開始的。這一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發展下去，很可 能成為又一次「文化大革命」。但是，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勳頭腦清醒，聯手抵制 「清污」。早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前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上，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 潤生談到，有人在農村散發「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這時，萬里說話了，他說：「有人盡 挑農村的問題，而且散發」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鄧力群說：「我沒有散發」。萬里說： 「我這裡就有一份。」胡耀邦、趙紫陽插話說：「我們也收到一份。」鄧力群的謊話被揭穿， 惱羞成怒地說：「作為書記處研究室主任，我有權派人下去搞調研，搞材料。我們的老祖宗 馬克思說過，有八個以上的雇工就算剝削，現在還是適用的。」胡耀邦聽到這裡，激動地跳 起來說：「我看現在有些同志對什麼是社會主義還不清楚。」趙陽陽輕言細語地說：「我看 社會主義有點剝削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萬里說：我的意見是農村不搞「清污」。方毅也表 態：我們科技戰線不搞「清污」。趙紫陽說：經濟工作領域不能搞「清污」。 11月15日，胡耀邦、趙紫陽在中央書記處對「清污」正式講了話。書記處作出兩點決定： 一、不要因為整黨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響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的實行，更不 能把它們對立起來。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特定的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種具體情況，注 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簡單化。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關於清除精 神污染，小平同志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正確的。……後來由於我們自己的失誤，工作出了漏 洞：一是擴大到社會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聲勢， 後來我們剎車了。這個問題以後不要提了。」（萬里插話：「我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要 提了。……」）耀邦說：「我同意這個意見，」精神污染「與」資產階級自由化「都不要提 了，但也不要去批判這個提法，讓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一場喧囂一時的「清污」醜劇、鬧劇鬧了28天，就中道夭折了。 六、抵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鄧小平借用美國前國務卿臘斯克使用過的「自由化」這個 詞而提出的，它是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相對待的一個總題目。事件的近因是，1980年以 後，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方勵之在合肥和浙江大學作了幾次宣揚自由、民主思想和批評馬克思 恩格斯的演講，鄧小平很反感。後來，許良英、方勵之和劉賓雁又發起籌備紀念「反右派」 30週年的活動。有一位接到通知的學者，把那個通知輾轉送到鄧小平手裡，鄧小平勃然大怒， 但卻沒有細看那個通知，把三個發起人中的許良英誤記為他早就厭惡的王若望，就把方勵之、 劉賓雁、王若望三人都看作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1983年10月，中共中央書記 處在制定整黨方案時，胡喬木提出：」這次整黨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反右主要是反 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打斷他的話說：」你說得不對，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 右。「胡喬木說：」我是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指示講的。小平同志的意見代表了全黨、全國人 民的意志，如果不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列入這次整黨的內容，那我們還是達不到預期 的目的。「胡喬木接著說：」比如中國科技大學有個叫方勵之的副校長，從1980年以來一直 散佈懷疑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有一種非常荒謬的論調，叫「獨立意識」。他說：我們的大 學應該是「完全獨立的」。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應是具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獨立意識的 人。所謂「獨立」，按照方勵之的解釋，就是不受任何思想的約束，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 導，不接受黨的領導。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祇能作出錯誤的結果，從來沒有正面成功，黨的 領導這更不需要。政府除了要給大學校長錢以外，其餘最好都不要干涉。據他說，祇有不受 任何約束的學校培養出來的不受任何約束的具有獨立意識的學生，才能做出事情。……整黨 不整這樣的人，還有什麼意義呢？「鄧力群也說：」像方勵之這樣的人，不是一個少數，而 是有一批人。他們公開提出要改變黨，還公開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是非常不對 的，這個概念很不清楚，而且一直是作為棒子用的。像這樣的人，我也主張應該作為整黨的 對象。「 胡耀邦笑了笑說：「首先我聲明，我不贊成方勵之的觀點。但是，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黨 的老一輩革命家，都認為不能強迫人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對方勵之這樣的知識分子，黨早 有規定，那就是幫助、教育、團結，而不能把他們推出去，當做敵人看待。無產階級要解放 全人類，如果連方勵之這樣的知識分子都容不下，還談得上實現共產主義嗎？」（中國文史 出版社《胡耀邦在政壇的最後十年》）接著，習仲勳、胡啟立、萬里，都表示贊成耀邦的觀 點。 鄧小平很快就知道了中央書記處討論的情況，當耀邦向他匯報書記處關於整黨的部署時， 他向耀邦提問：「依你看，我們這次整黨要抓哪些工作？」耀邦回答：「我想抓人民群眾最 關心的問題和最痛恨的一些反面典型，從抓大案、要案入手，大振正氣，大剎歪風，從而提 高人民對黨的信心。」 鄧小平說：「好，應該抓一下。但是，我也認為需要抓帶全局性的一些思潮，如資產階 級自由化傾向，這些問題關係重大啊！」耀邦回答：「資產階級自由化之所以在我們國內有 市場，是因為我們執政黨有不正之風。人民看到我們相當一批黨的幹部貪污腐化，以權謀私， 爭名奪利，道德敗壞，怎能不失去信心呢？如果我們不整掉這些不正之風，即使我們再強調 加強黨的領導，全國人民怎麼能口服心服呢？」 此後，以胡耀邦為首的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把整黨的重點放在反對黨內以權謀私、貪污 腐化等不正之風方面，胡耀邦在整黨動員大會上還號召「向黨中央開炮」。對於所謂「反對 資產階級自由化」，祇在整黨初期，劃出一段時間進行正面學習。這就引起鄧小平等人很大 的不滿。 事情發展到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閉幕那一天，矛盾尖銳化了。那次會議 的議題是制訂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耀邦主持起草的 決議草案，在思想政治領域是中共歷史上空前開放的文件。它首次確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的總體佈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 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並且使這幾個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進。」它 首次指出：「在社會公共生活中，要大力發揚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尊重人，關心人……」 首次指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大解放。」首次指出：「社會 主義法制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權利和利益，調節人們的關係，規範和約束人們的 行動，制裁和打擊各種危害社會的不法行為。」同時明確規定：「要遵守憲法規定的原則， 實行學術自由、創作自由、討論自由、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這裡講到的「首次」，是 指在中共決議中是「首次」） 為了爭取鄧小平同意這個富有人文主義和自由民主精神的決議草案，耀邦和於光遠等起 草人，把鄧小平當時最關注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寫進文件之中，即：「資產階級自 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 人民所堅決反對的。」鄧小平看到決議草案把他最強調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寫進去了， 對於其它自由、民主的觀點，也就不去注意和計較，他表示同意耀邦提出的修正稿。 可是，陸定一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堅決反對。他三次發言，從歷史角度論 述「反自由化」這個提法的荒謬和危害。他指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的 奮鬥目標之一。他指出：當年蘇共反對我們的「雙百」方針，提出要「反自由化」；後來 「四人幫」也使用這個提法批判過鄧小平、陸定一和周揚。他又說：提出「反自由化」，不 但在原則上同憲法規定的各項人民的自由權利相衝突，而且對繁榮我國的學術文化和政治生 活民主化都極為不利。這場爭論一直延續到9月28日六中全會的閉幕會上。對「決議」進行 表決之前，陸定一又站起來發言，堅持他的意見，引起全場的掌聲，中顧委這一邊掌聲最為 熱烈。萬里也發言支持陸定一的意見，余秋裡、楊尚昆等反對陸的意見。耀邦主張暫時保留 那一段話。接著鄧小平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 也最堅持；他說：一切自由化都是資產階級的；現在年輕人中有一股自由化思潮」；他最後 說，「反對自由化，還要講二十年」。決議按耀邦主持起草的草案通過了。會後，耀邦佈置 傳達時說，不要把爭論傳達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討論《決議》本身。胡喬木、鄧力群等借此 來整耀邦。王震在中央黨校帶頭髮難，他說，有人故意不傳達，想隱瞞。力群、喬木同志向 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說，他在全會上講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現在再加五十年，反到下 個世紀。一切「罪過」都歸於耀邦。 這件事加上1976年，從安徽發展到上海、北京的此伏彼起的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的 學生運動，儘管北京學生同時提出「打倒鄧小平」，「打倒胡耀邦」的口號，鄧小平主張抓 人、鎮壓，胡耀邦一再反對鎮壓，這就成為以「堅持四項原則不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 力」的罪名，強迫胡耀邦辭職的近因。由於這篇文章篇幅已經很長，而最後一個問題也很曲 折，需要用更大的篇幅去寫。本文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