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總是焦慮著什麼——悼念賓雁老師 亞 衣 知道劉賓雁老師去世消息的那天晚上，我拿起《流亡者訪談錄》，將7年前對他的訪問 記仔細地讀了兩遍。閉上眼睛，腦海中出現的是他面帶微笑，右手指夾著香煙娓娓而談的模 樣——就是那張我在採訪時拍攝的，刊登在書中的照片的形象。可是仔細想想，又覺得不對， 賓雁先生的標準形象，應該不是微笑，而是沉思，那通常並不舒展的的眉頭中聚集著種種憂 慮或焦慮，說不盡，道不清。1998年3月發表在《北京之春》上的訪問記的題目「心之所在 力之所來」，是賓雁先生確定的，集入《流亡者訪談錄》時改名為「民眾永遠是力之所在」 ——雖然這也是他的原話，比較起來似乎還是先前的標題意思更為全面：在賓雁先生身後的 廣大中國民眾，是他力量的來源，更是他關懷、思慮之所在。 1，「資產階級新聞觀」代表——早期視野中的劉賓雁 賓雁老師這位30年內兩次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的持不同政見的記者、作家，這位曾經 被捲入中國政治漩渦而受到當局嚴厲批判和民眾積極擁護的知識分子，是我擔任《北京之春》 編輯以來很早列入計劃中的採訪對象。不過，劉賓雁的名字最早進入我視野中，還是在大學 生和研究生時代。 作為上世紀60年代新聞系的學生，「新聞學概論」課程告訴我們1957年反右鬥爭中有兩 個著名的「資產階級新聞觀」的代表人物。一是大名鼎鼎的原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中 國第一個共產黨員教授右派份子，曾經被當時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毛澤東的寵臣柯慶施點 名批判為「新聞界資產階級右派代理人」。另外一個就是原《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在我 們這些學生的眼光中，稱王中先生為資產階級新聞觀點之代表還說得過去，因為至少他還有 一本《新聞學大綱》，提出過「讀者需要論」（報紙不僅要宣傳，還要滿足讀者的需要）和 「報紙商品論」（報紙不僅是黨的工具，還是賣4分錢一份的商品）。而劉賓雁的「本報內 部消息」 只是一篇小說而已，哪有什麼「資產階級新聞觀點」？被批評的小說本身當時我 們看不到，授課講師對同學們的疑問也說不清。 當我們重返大學讀研究生時，雖然一心泡在專業之中，「人妖之間」確實幾乎是人人必 讀的。我還跟新聞系的老師研究生們討論過一個問題：對真實的王守信案件的揭露為什麼不 以本報記者的名義作為長篇通訊發表在《人民日報》上，而是以報告文學的形式發表在《人 民文學》上？是作者為圖寫作發表方便（記者筆下的「通訊」必須真實，作家的「報告」雖 然不可虛構，但能「加工」），還是共產黨的「黨報」機關重重？紀實文學或者報告文學為 什麼會在中國大陸一度盛行？當然，這個問題最好是問作者本人。 1986年12月，我在北京參加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會議，會議正式開始前的一天晚上在 范岱年先生房間裡，許良英先生告訴大家方勵之因為在中國科大處理學潮，勸學生不要上街， 不能前來參加會議了；他還說起，他與方勵之、劉賓雁3人聯名提議在第二年舉行反右運動 30週年紀念。文件是方勵之起草的，「因為我年紀最大，所以名字放在最前面」——許先生 這樣說.之後便是胡耀邦下台，鄧小平一句話，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被開除黨籍。 自此，我對劉賓雁又多了幾分尊重。 2，擔憂或焦慮——賓雁先生的重要性格特徵 與賓雁先生直接見面，則是在海外的事情了。 1998年3月，正好是賓雁老師流亡海外10年，他也有很多話想說，於是我們在2月間約談 了兩次，也就有了經先生審定過的訪談錄的發表。雖然在此之前我們已經直接交流過多次， 但這次是我們之間第一次內容廣泛又很「正式」的長談。訪談的文字很多，無論關于先生對 離開多年的故國的態度，還是對中國社會政治的基本觀點，大致用兩個字「憂慮」便可概括。 擔憂或者焦慮，確實是賓雁先生的重要的性格特徵，如先生自己所說，他從小開始，就「一 直在焦慮著什麼」。 賓雁先生的童年有兩段，前一段生活條件非常好，從小在哈爾濱自由主義、人文思想濃 厚的環境中長大。照他的說法是，在家裡什麼事情都不幹，躺在床上看書，卻養成的一個習 慣：關心一些與自己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後一段家境逐漸沒落，父親失業之後很久找不到 工作，早熟的劉賓雁依然對世界充滿幻想與興趣，「一直在焦慮著什麼」。這種性格特點也 許就是劉賓雁心理中最穩定的因素，一直延續到後來的幾十年的記者、作家生涯。 1937年日本侵佔華北後先生的焦慮是國難家仇，「除了民族意識外還有一種社會意識， 就是覺得社會不平等，貧富差距應當改變」。於是他接觸馬克思，選擇共產黨.由於在革命 熱情中「包含了強烈的爭取個人自由和發展的慾望」，入黨之後便覺得這個黨不近人情，對 個人的猜疑，壓制與干涉太多，於是「就與這個黨有點格格不入」。使得1949年10月1日他 在莫斯科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竟然「一點也不感到高興和激動」。幾十年後才弄 清楚，自己覺得共產黨可以給老百性溫飽，但是不會給人民快樂和自由，內心深處并不喜歡 這個制度。由於經常陪同代表團出訪蘇聯東歐，眼界開闊，有了比較，看到蘇聯的新聞界在 斯大林時代雖然受到壓制，但是比起中國來言論自由還多一些。特別是斯大林逝世之後赫魯 曉夫搞改革，文學界「解凍」，使他感受了蘇聯的早春天氣和非斯大林化的影響。年少氣盛 的劉賓雁也想試試，1956年發表的「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就是對蘇聯名記者、 名作家奧維奇金「反對粉飾現實，大膽干預生活」寫作風格的一種模仿。 整風開始，作為記者的賓雁先生報導了上海永大紗廠工人罷工，同時撰寫了「上海在沉 思中」，批評上海市委柯慶施壓制鳴放；1957的春夏，他為毛澤東鼓動起來的大鳴大放興奮 得夜不能寐，擔憂黨內保守勢力企圖使得這個大好形勢逆轉，便給毛澤東直接寫信，希望他 阻止這種逆轉.於是，中了毛澤東陽謀之記的劉賓雁跌落到社會的底層，帶著右派分子的帽 子開始了長達13年的平民生活。 從山西、山東，到河南、河北，真正的平民感情在這裡產生了出來。於是有了發行100 多萬冊的「人妖之間」，有了8000多封讀者來信，有了更多的憂慮和作品。他發覺得共產黨 的成員有兩個源頭：一是有一點文化的理想主義者，如鄧拓、胡耀邦，他們肯學習，勤思考， 富於人道主義精神。還有一個源頭則是從農村出來的王震式的人物，就像《芙蓉鎮》中的二 流子。他們為個人翻身參加革命，搶來的東西花光了之後就再去「共產」。反人道的傳統在 中國共產黨內一直很強大，主要體現在這些流氓無產者身上。他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特點與 東歐不同，那裡共產黨領導人有城市生活的經驗和工人運動的經歷，較好的文化背景，而中 國共產黨一開始就具有農村的封建、閉塞、黑暗，不把人的生命和尊嚴看作一回事。 這樣的黨，這個黨執政的國家，夠賓雁先生焦慮的了。一九八八年出國的時候，他還給 自己提出了兩個課題，一個是弄清馬克思倒底錯在哪裡？還有一個是研究蘇聯東歐的經驗， 十年後他說「看來這兩個任務都沒有完成」。完成這些課題談何容易？你看，賓雁苦惱的是， 現在觀察分析中國問題沒有了方法，一些基本的範疇例如「階級」、「剝削」、「壓迫」、 「革命」都被放棄，「後果很可怕」。對蘇聯十月革命，中國四九年的革命，「是不是這兩 個革命本身全部錯了，值得思索」。這些本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國家級」研究課題， 作 家賓雁先生偏偏要去嘗試。 3，先生身上那幾分不改的「童真」 摯友日前在電話中說起賓雁先生身上有幾分不改的「童真」。真的，有時他對天下大事 的思慮顯得那麼天真，樂觀得讓人驚訝。最有名的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賓雁先生斷言李鵬 不出兩年就要下台，實際的結果是李鵬在台上硬是呆了十多年。有些人以此為笑柄。我在訪 談中問先生：「這究竟是您在個別事件判斷上的一種失誤，還是因為中國包括中共本身的情 形發生了新的難以預測的變動？」賓雁先生承認，「現在反省起來，自己對中國社會的認識 還是不夠的。」 過於樂觀是因為過於自信，認為自己瞭解共產黨，瞭解中國社會。可是沒 有估計到俄國和東歐的變化之後發生的混亂和經濟困難「把中國人給嚇住了」。還有一個沒 有想到的就是，中國社會會一下子為了發財而如此狂熱，全國一片下海經商，「我對人民的 這一面估計不夠」。 其實，賓雁先生的這種樂觀式的「大話」不止這一次。1995年在《北京之春》召開的 「國民有權返回家園」討論會上，賓雁先生說，他原來比較著急回去，現在倒反而慶幸自己 沒有早回去，否則大陸當局派幾十個人監視，哪就什麼事情也作不了，相反在美國還有事情 可做。至於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回去呢？略有城府的名人絕對不會直接回答這樣的問題，可是， 賓雁先生還是那樣認真地說，他相信「最晚到一九九六年總能回去，如果北京回不了的話， 至少可以回到雲南或廣西去」。 4，悲觀是長久的，深藏的 對賓雁先生來說，樂觀是暫時的，表面的；悲觀纔是長久的，深藏的。多年來中國大地 上的貪污腐化，城市工潮，農民抗暴，糧食危機，時時縈繞在他心頭.在他的文章中，讀者 總可以看到一種濃郁的悲觀色彩，對大陸亂局的描繪，對蘇聯東歐變動的負面意義的渲染。 我告訴先生，從大陸回來的許多人說，這麼多年來民眾的實際生活水平似乎還是有所提高的。 先生回答，有明顯提高的在城市裡不過占三分之一，貧困戶大約也有三分之一：「海外回去 的人接觸到的往往是中上層和知識分子，而我們需要準確瞭解下層民眾的現狀」。要說賓雁 先生是中國下層民眾的代言人，並不過分。 賓雁先生曾經高度評價過前蘇聯和東歐巨大變革對中國的示範作用，但是後來又說這種 正面作用變成了一種「負面力量」。我不敢苟同。我問先生，對蘇東經濟上的困難和負面作 用，「是否也有被誇大的成分」？先生還是認為「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一點」。他從蘇聯的盧 布與美元比價的變動推出，民眾損失是「傾家蕩產」。因此，他指出：「以為市場經濟可以 解決一切問題，不對。」 賓雁先生甚至對民主制度是否能夠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也表示疑問。1999年3月20日至 22日，歐洲中國學社主辦的「中國的制度改革與文化重建」國際學術討論會在美麗的西班牙 南部小城丹尼爾（Danile）召開.來自美國的我們這一批人，包括賓雁先生一起到達西班牙 與會。對中國改革的檢討是這次會議首先開始的話題.我記得，賓雁先生在發言中向大家展 示的是他心目中關於中國的一幅沉重的畫面。他提出的一個尖銳問題是，民主能不能解決中 國的問題？經過二十年改革的中國離開民主是更加近了還是更遠了？他認為中國的民眾長期 以來被排除在改革進程之外，毛澤東從左的方面，鄧小平從右的方面破壞了對中國人的人性， 其結果是中國官僚總體性的腐敗與人的群眾性墮落。這已經成為中國民主化的致命障礙，也 不是西方民主制度所能夠治療的毛病。賓雁先生因而提出，民主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在中國 尤其如此；即使中國實施資本主義了，實行民主了又會怎樣？當然沒有民主，問題更加難以 解決。有趣的是，更為年長的蘇紹智先生針對賓雁似乎「悲觀」的論點指出，在整個世界的 轉型中一定會有很多問題發生，但是不要悲觀，他不相信人類社會會從此滅亡，民主制度不 會沒有前途——民主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根本點 還是民主問題. 5，中國知識者「良心」的道德要求 許多人喜歡說賓雁先生是「中國的良心」，從本意上理解，良心是一個道德層面的範疇。 作為中國知識者的「良心」的劉賓雁，在人們普遍的印象中，確實比較重視個人的品質，肯 定人的敬業、奉獻精神；在海外也對民運人士個人素質上的缺陷有所批評.我曾經和先生討 論過社會制度性的規範與個人原始品質的關係.先生認為有一個比道德品質寬闊得多的嚴重 問題是，中國當前沒有多少人認為自己對這個社會、世界有什麼責任。賓雁先生對唯道德主 義其實非常反感，他只不過憂慮著人民自身的道德進步而已——人民也會有墮落的一面。 先生告訴我，在國內，在黨內他向來被認為是一個散漫的資產階級自由份子；但是在海 外卻被說成了一個道學家。「為什麼有人不喜歡我？其實我對他們并沒有太多干涉，頂多批 評一兩句，就不得了了。更重要的是你這個人如果比較正派，即使不說，有人也會討厭你， 因為你的存在對他是一個威脅，你的認真無形中指責了他的不認真。」所以，賓雁先生認為， 人的精神狀態，新的人與人關係的建立，人的精神的淨化非常重要，在海外中國人中也是這 樣，否則，那真是「民運的悲哀」了。 賓雁先生焦慮著中國共產黨專制政府的罪惡，也焦慮這個政府統治下的人民的缺點，包 括海外民運隊伍中的問題.西班牙會議結束，與會者照例各奔東西，不知什麼原因，我領受 的一個任務是陪同劉先生回美國。回美國的飛機從馬德里起飛，而從丹尼爾到馬德里還需要 經過一個叫做Alicante城市坐火車才能到達.火車整整走了3個多小時，一路上都是先生在說， 談興很高。本來我想這倒是一個向他請教多年前存在我腦海中的關於報告文學與通訊報道異 同問題的機會，可是先生對我的問題卻顯得沒有太大的興趣。而他談的內容又出乎我的意外， 大多是對周圍一些人的批評.他說了一路，我聽了一路。毫無顧忌的評論對像還包括一些 「名人」，一些常在他身前身後晃來晃去的人物。倘若說的是理論分歧，觀念爭議，倒也罷 了，偏偏談得很多的是一些個人私德品行。也許先生覺得旅途上的閒聊不像接受採訪那麼正 式，所以就更加「自由主義」了一些。不過仔細想想，我相信先生說的內容是真實的——這 不是寫小說，而是說新聞；或許賓雁先生已經向被批評者當面指出過.在馬德里，我們住在 一家名叫Francic 旅館，一起逛街拍照，在初春陽光照耀的街頭悠哉游哉品嚐啤酒，欣賞這 個歐洲古城的種種景色。 如果說他對朋友們的批評是「怒其不爭」的話，那麼，對那些口口聲聲稱自己為「自由 知識分子」的「精英」們離反民主的政權越來越近，離人民大眾越來越遠的行為的斥責簡直 就是一種戰鬥.多年來，對於中國「知識精英」在民主運動中的「退卻」與「背叛」，對於 他們「告別革命」、「回歸古典」的主張，賓雁先生提出過十分尖銳的批評.在我的訪談中 他嚴詞抨擊道：「有那麼一些名流，一方面不放棄共產黨給的一些恩寵，另外又要暗示自己 是持異議人士，實際上在用不同的語言為官方說話。」 在西班牙會議上先生又大聲提醒人 們不要忽視「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以非官方力量的姿態在維護現狀和敵視民主運動方面所 起的作用」。真是精彩之極！ 6，願焦慮者解脫一切焦慮 我本來就不善交際，前兩三年時間與許多朋友失卻聯絡，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賓雁先生 患病。今年年初《流亡者訪談錄》出版，我給賓雁老師寄去一本，試著打過一次電話。我知 道對於病患來說，充分的休息時間比接受四面八方的電訊問候更為重要。 北明女士告訴我朋友們為賓雁先生祝壽的計劃，我雖然歷來不太贊成為名人祝壽，卻又 參與了一丁點.在我一聽到《不死的流亡者》的時候，直覺告訴我這個書名太不吉利；為長 者祝壽，按照中國傳統，連得提一個「死」字都屬忌諱，怎麼可以將其寫成文字，命為書名， 且以此書作為壽禮？我一點不懷疑提出這個想法並付諸實現的朋友出於一片好心，可是總覺 得有些遺憾，這些好心朋友大約都不是「童言無忌」的年齡了吧！後來看到祝壽活動搞得像 模像樣，賓雁先生神色很好，而且在《世界日報》聰明能幹的曾慧燕女士關於祝壽活動的長 篇報道中，似乎有意迴避了這個題目，也就放下心來。日前我還問了參加壽宴的胡平，當時 賓雁先生對這個書名有沒有覺得什麼不舒服的表示？胡平說看不出來。想來先生也知道別人 是一片好意，至於心中是否有什麼別的感受不好說，也就不知道了。事情已經過去，但願這 個書名沒有給重病在身的賓雁先生任何附加的焦慮.還有兩件事情我想提及。《北京之春》 有多個編輯顧問，他們對這個刊物都投以各自形式不同的關懷，不過，只有劉賓雁一個，多 次在電話中與我專門討論減少刊物上的錯別字，還曾經要求親自校對他在《北京之春》上發 表的稿件。這樣的顧問，到哪裡再去找啊？ 另外一件是，那一年先生告訴我，他決定寫一本中國人最需要的書，「以答謝國內人民 多年來對我的厚愛」。我也不知道這本書後來寫出來沒有，叫什麼書名，在哪裡出版。 賓雁先生已經去世了，這位幾乎天天焦慮著什麼的人，理應可以解脫一切焦慮，輕鬆地 行走在另外一個世界上了。 可是，我又擔心，本來不需要再焦慮什麼的賓雁先生，還在焦慮著這個凡人世界的一切， 繼續關懷著故國同胞——河南賣血的農民，深圳受傷的工人，四川南下的婦女，江西失學的 兒童。 一個英靈在天際遊蕩，他還是那樣緊鎖雙眉，凝視著神州大地？ 唉！安息吧，賓雁老師，那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