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魯迅與學者胡適——讀韓石山的《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

(北京)張耀傑


    韓石山先生的《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是關於中國現代文化史和現代文學史研究的
最新成果,作為主題詞印在封底的「新文化運動以來對魯迅最不認同的聲音,揭秘兩大文化
陣營的明爭暗鬥,這是令魯研界汗顏的一本書」,儘管有些誇張,卻十分自信地張揚了該書
的價值所在。


一、逼出來的一本書

    據韓石山本人在《一本逼出來的書》(載《山西文學》2005年11期)中介紹,寫作這本
書的最為直接的動因,是2004年夏天圍繞《魯迅活過來會這樣嗎》一文引發的一場小風波:
「魯研界一位大人物」扮演了1919年的林紓(琴南)的角色,「致信發我文章的省份的省委
宣傳部,說我怎樣的攻擊什麼,違反了黨章和憲法」。

    這位「魯研界一位大人物」就是政協會員、前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漱渝。上海出版的
《社會科學報》在2004年3月11日的頭版頭條發表過一篇「[本報北京訊](記者程炳生)」
的新聞報道:《集全民智慧議家國大事——兩會學者代表踴躍建言》,其中有一個章節的小
標題是「陳漱渝:正確的導向才能突顯學術價值」。

    據報道,「全國政協委員、著名魯迅專家陳漱渝6日在全國政協社會科學界聯組會上,
就當前國內學術文化研究領域出現的背離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追求所謂『前瞻性
思維』現象,作了嚴肅的分析和批評.陳漱渝認為,有些學者以自由主義立場在媒體和網絡
上對當前國家的基本政治體制進行挑戰,這種傾向值得關注。他說,在西方相對主義哲學影
響下,有的學者片面強調人的認識的有限性與可變性,否認真理絕對性與相對性的辯證統一。
目前,有些所謂『自由主義的領航人』卻主張全盤移植西方的『議會民主』,把成立反對黨
作為政治民主的主要標誌。他們把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稱為『後極權主義』,要執政黨『開
放黨禁』,『向憲政政府交班』。這些人還擅長借學術研究宣傳其政治主張,貶抑魯迅抬高
胡適就是一種表現形式。他們並不是站在學理層面客觀評價胡適的歷史功過,而是主張在解
決社會政治問題方面採用胡適的多黨制主張,說什麼『當年胡適的路徑依賴,就是我們今天
的路徑依賴,當年胡適的努力就是我們今天的努力』(邵建:《中國自由主義的」胡冠魯戴
「》)。」

    80多年過去,企圖動員政治力量捍衛傳統文化的林紓,竟然脫胎成為直接訴諸「政治協
商」來捍衛魯迅的「魯研界一位大人物」。「魯迅活過來」所要詛咒的,肯定不是韓石山、
邵建,而是吃魯迅飯的「魯研界」及其「大人物」陳漱渝。

    《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是一部厚積薄發的急就章,該書的寫作祇用了兩三個月的時
間,它的積累卻長達數十年之久。韓石山與魯迅和胡適一樣,先後當過作家、教師、編輯並
且兼任著不大不小的一個官職。他如何教書和寫小說我並不瞭解,我所知道的是他從事學術
研究和主編刊物的大致經歷. 1992年在河南省西峽縣的全國文學創作筆會上,老韓與我談得
最多的,就是所謂「魯研界」的偽學術和《兩地書》原信中記錄在案的真魯迅。在此後的10
多年中,如何認識魯迅的正面價值和負面影響,幾乎成為我們之間永恆的話題.我之所以說
該書是「急就章」,是因為其中的一些史料的採用並不十分過硬,特別是周作人在《知堂回
想錄》中提供的相關史料,大部分都是貌似真誠卻似是而非的偽歷史。相比之下,周作人在
《過去的工作。曲庵的尺牘》中關於錢玄同(餅齋)與劉半農(曲庵)的比較說明,倒是頗
為經典:「故友中餅齋寫信喜開玩笑,曲庵亦是如此,而稍有不同,簡單的一句話,餅齋究
竟是經師,而曲庵則文人也。」


二、極端反民主的魯迅

    藉著周作人的話頭說下去,魯迅與胡適之間最具實質性的區別,就在於魯迅是文人,而
胡適是學者。《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一書的最大成功,就在於頗為準確地把握到了這一
根本點:「魯迅是關心中國和中國人的,是常說運命的,是關心青年的,也是經常考慮自己
的。國民性、文明,這類理性化詞語,他是用的;仇恨、凶險、謠言、猛士,這類情緒化的
詞語用的更多。……胡適和魯迅,無論在文風上,還是社會理念上,都是不同的。他們的不
同,總括起來說,是新潮與傳統的不同,創新與固守的不同,說到底則是今與古的不同。……
(胡適)是在用一種全新的文風寫文章,表達的也是一種全新的人生追求,全新的社會理想。
民主、自由、平等、寬容,浸透到了他的一切文字中,也浸透到了他的一切為人行事中。」

    簡言之,學者是近現代文明的產物,其最具根本性的標誌,是民主自由的價值追求和科
學理性的話語表達.文人和經師一樣是傳統文化的承載者,其最具根本性的特徵,是黨同伐
異的價值取捨和情緒衝動的話語發洩。學者所堅持的價值判斷是人人平等的普世性的是與非,
文人和經師所持有的價值判斷是「漢賊不兩立」的個人性的愛與憎。

    1908年8月,正在日本官費自修的魯迅,在發表於《河南》月刊第7號的《文化偏至論》
中,是以「漢賊不兩立」的極端態度,抹黑壓倒向歐美各國學習憲政民主的「近世之人」即
洋務維新人士的:「近世之人,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為愧,翻然思變,言非同西方之
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乃復有製造、商估、立憲、國會之說.……見異己者興,
必借眾以陵寡,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
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裡的「見異己者興,必借眾以陵寡,託言眾治,
壓制乃尤烈於暴君」,就是魯迅對於西方民主的理解和界定。

    不久前,我在一位前輩學者的提示下,全面檢索了《魯迅全集》,結果發現其中竟然從
來沒有出現過「民主」二字,觸目驚心的反而是出現在《文化偏至論》中的極端反民主的超
人救世加超人專制:「是非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治不郅。
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則在英哲。嗟夫,彼持無政府主義者,其顛覆滿盈,剷除
階級,亦已至矣,而建說創業諸雄,大都以導師自命。夫一導眾從,智愚之別即在斯。」

    到了《新青年》時期,魯迅的「漢賊不兩立」的極端態度並沒有改變,他的文化立場卻
由反對西化轉變成為全盤西化。於是,他與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人一起,針
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起了「焚書坑儒」式的大攻擊和大批判。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經過《新青年》時代的精神洗禮,魯迅也從來沒有認同過陳獨秀吶
喊的「德先生」。1925年4月,魯迅的《燈下漫筆》中終於出現了一次用英文拼寫的「民主」
即Democracy,卻偏偏是從鶴見佑輔的《北京的魅力》中引用的一款反面教材:「現在西洋
人也一樣,嘴裡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麼什麼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
來的生活的美。」


三、魯迅的文人脾氣

    在1923年12月31日的胡適日記中,收錄有魯迅寫給胡適的一封信,其中有這樣的真誠話
語:「適之先生:今日到大學去,收到手教。《小說史略》(頗有誤字,擬於下卷時再訂正)
竟承通讀一遍,慚愧之至。論斷太少,誠如所言;玄同說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於感情之論,
所以力避此事,其實正是一個缺點;但於明清小說,則論斷似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極想
於陽曆二月印成之。」

    到了1927年6月12日,魯迅在致章廷謙信中,正是出於「太易流於感情之論」的文人
「論斷」,再一次承認自己在文學革命和整理國故方面的難以勝出:「我很感謝你和介石向
孑公去爭,以致此公將必請我們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
文學乎,胡適之已『革命』了,所餘者,祇有『可惡』而已。可惡之研究,必為孑公所大不
樂聞者也。其實,我和此公,氣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後,他所賞識者,袁希濤蔣維喬輩,則
十六年之頃,其所賞識者,也就可以類推了。」

    這裡的「孑公」就是蔡元培,「介石」是指魯迅、蔡元培、章廷謙的紹興同鄉鄭奠,
「鼻」是被魯迅視為仇敵的胡適弟子顧頡剛。《新青年》時代的魯迅,與胡適、顧頡剛是團
結在同一家同人刊物周圍「黨同伐異」的同人或同黨;1923年前後的魯迅,與胡適、顧頡剛
是整理國故方面的朋友。無論是文學革命或是整理國故,原本都是公共領域的公益事業,魯
迅僅僅由於自己不能比胡適和顧頡剛做得更好進而得到蔡元培的「賞識」,就與蔡元培、胡
適、顧頡剛劃定了一個「漢賊不兩立」的敵對界限。

    在此之前的1926年12月12日,已經打算以寫作為第一生存方式的廈門大學國文系教授魯
迅,在寫給許廣平的「兩地書」原信中,甚至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花錢買書的本國讀者:
「以中國人的脾氣而論,倒後的著作,是沒有人看的,……遇到這樣的時候,我以為走外國
也行;為了爭存計,無所不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

    直到1932年4月30日,已經加入左聯並成為盟主的魯迅,在《二心集。序言》中頗為真
誠地清算了自己前半生的「壞脾氣」:「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
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
子的壞脾氣。祇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
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是的確的。」

    針對魯迅所說的動不動就要與別人「漢賊不兩立」的「黨同伐異」的「壞脾氣」,更加
情緒化也更加心直口快的郭沫若,在發表於1930年的《「眼中釘」》中,倒是說出了光明磊
落的大實話:「在當時的所謂『語絲』也,所謂『創造』也,所謂周、魯也,所謂成、郭也,
不過一丘之貉而已!說得冠冕一些是有產者社會中的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的集團,說得刻薄
一些便是舊式文人氣質未盡克服的文學的行幫老闆而已,成、郭對於周、魯自然表示過不滿,
然周、魯對於成、郭又何嘗是開誠佈公?(例如周作人便刻薄過成仿吾是『蒼蠅』。)始終
是一些舊式的『文人相輕』的封建遺習在那兒作怪,這是我自己在這兒坦白地招認的。」


四、比吶喊更重要的事業

    《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一書中,在談到以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吳稚輝為首的法日派,
與以石瑛、王世傑、唐有壬等國民黨人士為代表的英美派,圍繞1925年的北京學潮而展開的
政治較量中,專門引用了無黨籍的英美派精神領袖胡適的著名文章《愛國運動與求學》:
「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祇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著大家去
吶喊,吶喊救不了國家。即使吶喊也算是救國運動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記你的事業有比吶
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業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個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與「有眼光有能力」的胡適相比,魯迅一生幾乎全部的事業,僅僅體現在「救不了國家」
的「吶喊」方面,更具重要性的文化建設、教育建設、外交建設和政治建設,魯迅根本就無
能為力。至於胡適在一生中所表現的與魯迅、郭沫若等人截然不同的對於民主、自由、平等、
寬容的樂觀自信和科學理性,《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中已經舉出許多很好的例證,此處
從略。

    從另一方面說,學者是可以通過勤奮學習和認真積累而進行複製的。一位傑出的文人,
除了需要某種天資之外,還需要水深火熱的掙扎煎熬和不可操控的孕育窯變,才有可能造就
成功。像魯迅那樣愛憎無限的天才人物,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是絕對不可以通過人力來替代
和造就的;像胡適那樣的文化大師,卻是可以通過富於建設性的良好教育批量培養的。

    返觀1949年以後的中國文化界,最大的誤區和盲點,就在於浪費了幾代人的聰明才智去
學習不可學的魯迅,而不是去學習可以學習的胡適.在我看來,韓石山所說的「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主要是基於這一盲點提出來的。

    與魯迅和胡適的文風相比照,《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一書所存在的較為嚴重的缺點,
就在於某些片斷中的文人氣稍嫌濃重了一些,特別是想當然的心理描述多了一點.這其實也
是近20年來以錢理群的《周作人傳》為代表的中國傳記文學的一個通病。好在作者原本就是
一位講故事的老手,該書在明白生動的文風和寬容自信的美感方面,顯然更接近於胡適的學
者風範。

    (《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