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魯迅與學者胡適——讀韓石山的《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 （北京）張耀傑 韓石山先生的《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是關於中國現代文化史和現代文學史研究的 最新成果，作為主題詞印在封底的「新文化運動以來對魯迅最不認同的聲音，揭秘兩大文化 陣營的明爭暗鬥，這是令魯研界汗顏的一本書」，儘管有些誇張，卻十分自信地張揚了該書 的價值所在。 一、逼出來的一本書 據韓石山本人在《一本逼出來的書》（載《山西文學》2005年11期）中介紹，寫作這本 書的最為直接的動因，是2004年夏天圍繞《魯迅活過來會這樣嗎》一文引發的一場小風波： 「魯研界一位大人物」扮演了1919年的林紓（琴南）的角色，「致信發我文章的省份的省委 宣傳部，說我怎樣的攻擊什麼，違反了黨章和憲法」。 這位「魯研界一位大人物」就是政協會員、前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漱渝。上海出版的 《社會科學報》在2004年3月11日的頭版頭條發表過一篇「[本報北京訊]（記者程炳生）」 的新聞報道：《集全民智慧議家國大事——兩會學者代表踴躍建言》，其中有一個章節的小 標題是「陳漱渝：正確的導向才能突顯學術價值」。 據報道，「全國政協委員、著名魯迅專家陳漱渝6日在全國政協社會科學界聯組會上， 就當前國內學術文化研究領域出現的背離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追求所謂『前瞻性 思維』現象，作了嚴肅的分析和批評.陳漱渝認為，有些學者以自由主義立場在媒體和網絡 上對當前國家的基本政治體制進行挑戰，這種傾向值得關注。他說，在西方相對主義哲學影 響下，有的學者片面強調人的認識的有限性與可變性，否認真理絕對性與相對性的辯證統一。 目前，有些所謂『自由主義的領航人』卻主張全盤移植西方的『議會民主』，把成立反對黨 作為政治民主的主要標誌。他們把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稱為『後極權主義』，要執政黨『開 放黨禁』，『向憲政政府交班』。這些人還擅長借學術研究宣傳其政治主張，貶抑魯迅抬高 胡適就是一種表現形式。他們並不是站在學理層面客觀評價胡適的歷史功過，而是主張在解 決社會政治問題方面採用胡適的多黨制主張，說什麼『當年胡適的路徑依賴，就是我們今天 的路徑依賴，當年胡適的努力就是我們今天的努力』（邵建：《中國自由主義的」胡冠魯戴 「》）。」 80多年過去，企圖動員政治力量捍衛傳統文化的林紓，竟然脫胎成為直接訴諸「政治協 商」來捍衛魯迅的「魯研界一位大人物」。「魯迅活過來」所要詛咒的，肯定不是韓石山、 邵建，而是吃魯迅飯的「魯研界」及其「大人物」陳漱渝。 《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是一部厚積薄發的急就章，該書的寫作祇用了兩三個月的時 間，它的積累卻長達數十年之久。韓石山與魯迅和胡適一樣，先後當過作家、教師、編輯並 且兼任著不大不小的一個官職。他如何教書和寫小說我並不瞭解，我所知道的是他從事學術 研究和主編刊物的大致經歷. 1992年在河南省西峽縣的全國文學創作筆會上，老韓與我談得 最多的，就是所謂「魯研界」的偽學術和《兩地書》原信中記錄在案的真魯迅。在此後的10 多年中，如何認識魯迅的正面價值和負面影響，幾乎成為我們之間永恆的話題.我之所以說 該書是「急就章」，是因為其中的一些史料的採用並不十分過硬，特別是周作人在《知堂回 想錄》中提供的相關史料，大部分都是貌似真誠卻似是而非的偽歷史。相比之下，周作人在 《過去的工作。曲庵的尺牘》中關於錢玄同（餅齋）與劉半農（曲庵）的比較說明，倒是頗 為經典：「故友中餅齋寫信喜開玩笑，曲庵亦是如此，而稍有不同，簡單的一句話，餅齋究 竟是經師，而曲庵則文人也。」 二、極端反民主的魯迅 藉著周作人的話頭說下去，魯迅與胡適之間最具實質性的區別，就在於魯迅是文人，而 胡適是學者。《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一書的最大成功，就在於頗為準確地把握到了這一 根本點：「魯迅是關心中國和中國人的，是常說運命的，是關心青年的，也是經常考慮自己 的。國民性、文明，這類理性化詞語，他是用的；仇恨、凶險、謠言、猛士，這類情緒化的 詞語用的更多。……胡適和魯迅，無論在文風上，還是社會理念上，都是不同的。他們的不 同，總括起來說，是新潮與傳統的不同，創新與固守的不同，說到底則是今與古的不同。…… （胡適）是在用一種全新的文風寫文章，表達的也是一種全新的人生追求，全新的社會理想。 民主、自由、平等、寬容，浸透到了他的一切文字中，也浸透到了他的一切為人行事中。」 簡言之，學者是近現代文明的產物，其最具根本性的標誌，是民主自由的價值追求和科 學理性的話語表達.文人和經師一樣是傳統文化的承載者，其最具根本性的特徵，是黨同伐 異的價值取捨和情緒衝動的話語發洩。學者所堅持的價值判斷是人人平等的普世性的是與非， 文人和經師所持有的價值判斷是「漢賊不兩立」的個人性的愛與憎。 1908年8月，正在日本官費自修的魯迅，在發表於《河南》月刊第7號的《文化偏至論》 中，是以「漢賊不兩立」的極端態度，抹黑壓倒向歐美各國學習憲政民主的「近世之人」即 洋務維新人士的：「近世之人，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為愧，翻然思變，言非同西方之 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乃復有製造、商估、立憲、國會之說.……見異己者興， 必借眾以陵寡，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 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裡的「見異己者興，必借眾以陵寡，託言眾治， 壓制乃尤烈於暴君」，就是魯迅對於西方民主的理解和界定。 不久前，我在一位前輩學者的提示下，全面檢索了《魯迅全集》，結果發現其中竟然從 來沒有出現過「民主」二字，觸目驚心的反而是出現在《文化偏至論》中的極端反民主的超 人救世加超人專制：「是非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治不郅。 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則在英哲。嗟夫，彼持無政府主義者，其顛覆滿盈，剷除 階級，亦已至矣，而建說創業諸雄，大都以導師自命。夫一導眾從，智愚之別即在斯。」 到了《新青年》時期，魯迅的「漢賊不兩立」的極端態度並沒有改變，他的文化立場卻 由反對西化轉變成為全盤西化。於是，他與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人一起，針 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起了「焚書坑儒」式的大攻擊和大批判。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經過《新青年》時代的精神洗禮，魯迅也從來沒有認同過陳獨秀吶 喊的「德先生」。1925年4月，魯迅的《燈下漫筆》中終於出現了一次用英文拼寫的「民主」 即Democracy，卻偏偏是從鶴見佑輔的《北京的魅力》中引用的一款反面教材：「現在西洋 人也一樣，嘴裡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麼什麼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 來的生活的美。」 三、魯迅的文人脾氣 在1923年12月31日的胡適日記中，收錄有魯迅寫給胡適的一封信，其中有這樣的真誠話 語：「適之先生：今日到大學去，收到手教。《小說史略》（頗有誤字，擬於下卷時再訂正） 竟承通讀一遍，慚愧之至。論斷太少，誠如所言；玄同說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於感情之論， 所以力避此事，其實正是一個缺點；但於明清小說，則論斷似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極想 於陽曆二月印成之。」 到了1927年6月12日，魯迅在致章廷謙信中，正是出於「太易流於感情之論」的文人 「論斷」，再一次承認自己在文學革命和整理國故方面的難以勝出：「我很感謝你和介石向 孑公去爭，以致此公將必請我們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 文學乎，胡適之已『革命』了，所餘者，祇有『可惡』而已。可惡之研究，必為孑公所大不 樂聞者也。其實，我和此公，氣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後，他所賞識者，袁希濤蔣維喬輩，則 十六年之頃，其所賞識者，也就可以類推了。」 這裡的「孑公」就是蔡元培，「介石」是指魯迅、蔡元培、章廷謙的紹興同鄉鄭奠， 「鼻」是被魯迅視為仇敵的胡適弟子顧頡剛。《新青年》時代的魯迅，與胡適、顧頡剛是團 結在同一家同人刊物周圍「黨同伐異」的同人或同黨；1923年前後的魯迅，與胡適、顧頡剛 是整理國故方面的朋友。無論是文學革命或是整理國故，原本都是公共領域的公益事業，魯 迅僅僅由於自己不能比胡適和顧頡剛做得更好進而得到蔡元培的「賞識」，就與蔡元培、胡 適、顧頡剛劃定了一個「漢賊不兩立」的敵對界限。 在此之前的1926年12月12日，已經打算以寫作為第一生存方式的廈門大學國文系教授魯 迅，在寫給許廣平的「兩地書」原信中，甚至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花錢買書的本國讀者： 「以中國人的脾氣而論，倒後的著作，是沒有人看的，……遇到這樣的時候，我以為走外國 也行；為了爭存計，無所不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 直到1932年4月30日，已經加入左聯並成為盟主的魯迅，在《二心集。序言》中頗為真 誠地清算了自己前半生的「壞脾氣」：「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 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 子的壞脾氣。祇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 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是的確的。」 針對魯迅所說的動不動就要與別人「漢賊不兩立」的「黨同伐異」的「壞脾氣」，更加 情緒化也更加心直口快的郭沫若，在發表於1930年的《「眼中釘」》中，倒是說出了光明磊 落的大實話：「在當時的所謂『語絲』也，所謂『創造』也，所謂周、魯也，所謂成、郭也， 不過一丘之貉而已！說得冠冕一些是有產者社會中的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的集團，說得刻薄 一些便是舊式文人氣質未盡克服的文學的行幫老闆而已，成、郭對於周、魯自然表示過不滿， 然周、魯對於成、郭又何嘗是開誠佈公？（例如周作人便刻薄過成仿吾是『蒼蠅』。）始終 是一些舊式的『文人相輕』的封建遺習在那兒作怪，這是我自己在這兒坦白地招認的。」 四、比吶喊更重要的事業 《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一書中，在談到以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吳稚輝為首的法日派， 與以石瑛、王世傑、唐有壬等國民黨人士為代表的英美派，圍繞1925年的北京學潮而展開的 政治較量中，專門引用了無黨籍的英美派精神領袖胡適的著名文章《愛國運動與求學》： 「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祇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著大家去 吶喊，吶喊救不了國家。即使吶喊也算是救國運動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記你的事業有比吶 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業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個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與「有眼光有能力」的胡適相比，魯迅一生幾乎全部的事業，僅僅體現在「救不了國家」 的「吶喊」方面，更具重要性的文化建設、教育建設、外交建設和政治建設，魯迅根本就無 能為力。至於胡適在一生中所表現的與魯迅、郭沫若等人截然不同的對於民主、自由、平等、 寬容的樂觀自信和科學理性，《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中已經舉出許多很好的例證，此處 從略。 從另一方面說，學者是可以通過勤奮學習和認真積累而進行複製的。一位傑出的文人， 除了需要某種天資之外，還需要水深火熱的掙扎煎熬和不可操控的孕育窯變，才有可能造就 成功。像魯迅那樣愛憎無限的天才人物，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是絕對不可以通過人力來替代 和造就的；像胡適那樣的文化大師，卻是可以通過富於建設性的良好教育批量培養的。 返觀1949年以後的中國文化界，最大的誤區和盲點，就在於浪費了幾代人的聰明才智去 學習不可學的魯迅，而不是去學習可以學習的胡適.在我看來，韓石山所說的「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主要是基於這一盲點提出來的。 與魯迅和胡適的文風相比照，《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一書所存在的較為嚴重的缺點， 就在於某些片斷中的文人氣稍嫌濃重了一些，特別是想當然的心理描述多了一點.這其實也 是近20年來以錢理群的《周作人傳》為代表的中國傳記文學的一個通病。好在作者原本就是 一位講故事的老手，該書在明白生動的文風和寬容自信的美感方面，顯然更接近於胡適的學 者風範。 （《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