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律師——我們時代的英雄

胡 平


    維權律師群體的崛起，是近些年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現象之一。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律師絕跡。考其原因，一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那時侯是以階級鬥爭
為綱，人人都須站穩階級立場，怎麼還允許你為壞人、為階級敵人作辯護？另一個原因是社
會結構方面的。毛時代的中國實行的是單位所有制，每個人都被納入這一個或那一個特定的
單位，單位包辦你的一切，個人無從脫離單位，所有的單位都直接歸屬於政府。那時侯發生
了什麼矛盾或糾紛，不論是同一單位內部或不同單位的張三與李四，群眾與領導，這位領導
與那位領導，解決辦法統統是找組織，找領導。這一層領導不好解決則上交到上一層領導。
那時侯連法院都形同虛設，律師更是無用武之地無立足之地。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發生了
結構性的變化。原有的單位所有制解體。個人可以脫離單位，單位也不再包辦一切。在這種
情況下出現了什麼矛盾和糾紛，「找組織」就不大管用了，法院的作用就不可或缺了，於是
乎，律師也就派上用場了。

    伴隨著律師這一行業的重新興旺，維權律師也應運而生。最早的維權律師主要是為政治
異議人士作辯護（其他類型的民間維權活動大多還是這些年才發展起來的）。維權律師的出
現，對共產黨而言，稱得上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在過去，為「反革命」辯護差不多就
等於是「反革命」，可是在如今，既然共產黨也承認了「反革命」有權請律師，而律師的工
作或角色正是為「反革命」辯護，那麼它該怎樣對待這些律師呢？顯然，從理論上講，如今
的共產黨已經不可能再把為「反革命」辯護的維權律師也打成「反革命」了。這就是說，如
今的共產黨，不管在心底裡對維權律師何等敵視，但是在表面上卻不得不承認維權律師的合
法存在。我們知道，維權律師為政治異議人士辯護的基本立場就是，不問內容，祇問形式；
不管別人發表的言論是否「反動」，祇管別人的問題是否祇是言論的問題。因此，維權律師
就成了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的闡揚者和捍衛者，而且還是被專制當局承認其合法存在的人權
的闡揚者和捍衛者——你道奇也不奇？

    一般人或許以為，為政治異議人士作辯護，無異於直接反對專制當局，因此，風險一定
是最大的。其實未必。原因很簡單。自六四之後，在迫害政治異議人士的問題上，當局早就
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反正是你辯你的，我判我的。長期為政治異議人士作辯護的張思之律師
和莫少平律師都說：「我打的官司沒有一件是贏了的。」這當然很可悲。但更可悲的是，正
象青年法學家王怡指出的那樣，律師和政府抗辯是「輸得起贏不起的」。越是有贏的可能風
險越大。就以太石村案件為例，如果雙方對簿公堂，維權律師把村官和其他地方官員的貪污
腐敗的證據一一陳示，法官怎麼能睜著眼睛說瞎話，替腐敗的官員開脫呢？所以，政府方面
祇好防患於未然，先把你律師抓起來再說，要麼就給你律師判個偽證罪。很多維權案件，看
上去在政治上並不敏感，也並不是毫無勝算的可能（事實上也確有少數案件獲得某種成功），
但祇要被告的一方具有比較深厚的權勢背景，他們就會運用各種極端卑鄙的手段對維權者下
毒手，從而使得維權者陷入極高的風險。法輪功問題是現今當局的頭號禁忌，為法輪功辯護
的風險不問可知。這就是為什麼在今日中國，律師竟成為一個危險的職業，而維權律師自身
卻最缺少人權的保障。

    但與此同時，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今天，那些依然堅持維權的律師們會成為我們時代的英
雄。因為他們站在維權活動的第一線。一方面，他們是學有專長的專業人士，可歸入知識精
英；另一方面，他們和社會大眾、和所謂弱勢群體密切相聯，堪稱民眾的代言人。他們的知
識訓練，使他們很容易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他們的深入民間，使他們很容易獲得普通百姓的
廣泛認同。例如在台灣，反對派第二代的領軍人物許多是律師出身。這應該不是偶然。但那
畢竟是後來的事。在現階段，中國的維權律師的所作所為恰恰是最純粹的人權工作。所以當
局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對之鎮壓，而祇能採取各種卑鄙的手段進行迫害。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今
日，中國的維權律師可以存在但又處於高度危險的原因。

    讓我們向維權律師致以崇高的敬意。維權律師維護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權，我們也必
須關注和維護維權律師的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