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路歷程
——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錄

（北京）江棋生


2003年5月，自由亞洲電台張敏女士通過電話對我進行了長達8小時的採訪，之後於此年六四
前夕分三次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播出。2005年10月，我根據節目錄音並參照原始錄音將訪
談整理成文。

張：1999年六四10週年前夕，在北京的江棋生先生發出一篇告全國同胞書，號召人們在家中
點燃燭光共祭六四英魂。不久江棋生榔鐺入獄。後來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徒刑四年，
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今年5月17日刑滿出獄。江棋生先生現年55歲，1989年時在中國人民大
學修讀博士學位，學生運動中被選為高校對話團常委。六四後被投入秦城監獄1年零5個月。
出獄後失去學籍，參與尋訪六四難屬，關心和幫助在獄中服刑的政治犯和他們的家屬，為此
多次被警察羈押。這位本來應該從事科學哲學研究的博士候選人說，是89六四改變了他的人
生。
江：最大的變就是六四的早上，我變過來了。這跟很多中國人一樣，甚至跟人大的一些白髮
蒼蒼的老教授一樣。六四的槍聲，永遠劃開了兩個紀元！使我對這樣一個制度的本質有了全
新的、更為深刻的認識！

張：江棋生1948年出生於江蘇常熟。剛剛刑滿出獄的江棋生在接受採訪時，回顧了他從幼年
一直走到1989年的心路歷程。
江：可能我身上有母親性格的遺傳吧！母親是一個正直的人，堅強的人。從我最早能夠記憶
的時候，也就是2-3歲的時候，母親教我認字、寫字。因此，還不到四週歲的時候，我就在
慧日小學讀一年級了。母親對我有很多的教誨，最主要的是做人上的教誨，是我一生受益不
盡的。

張：江棋生的母親蘇淑蓮女士，今年已是86歲高齡，現在住在中國江蘇省常熟市。她在接受
我採訪時說起童年時代的江棋生。
江母：小孩很聰明，也聽話。他上學很用功，放學回來還幫著做家務。老師很喜歡他，我也
很喜歡他。我從不打他，也不罵他。

張：江棋生先生說到他幼年的家境。
江：我們是小商家庭。這就是說，1949年以前日子湊合著能過。1949年以後，生活很一般；
兄弟姐妹多了，就相當清貧了。這個家並沒有受到什麼明顯的政治迫害，當然也不屬於革命
的動力這麼一類的。不過，我在1963年不到15週歲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那時
在大的方面和別人差不多，把入團、入黨當成人生的幾件大事。那時的我就是這麼一個少年，
與別的人基本沒什麼兩樣。稍有不同的，就是我的這種性格，比較真誠些，另外，學習拔尖
點。

張：那個時候的你，希望長大後當什麼？
江：想當科學家。我的父親於1963年6月30日早早去世。那時我初中剛剛畢業，還有三個弟
弟，一個妹妹，外祖母跟我們一起生活。那個時候，就由我母親一個人來承擔這副生活的重
擔。當時我的哥哥在四川工作，他盡力對家中提供幫助。當時我父親單位的人對我母親說：
我們破例同意你的二兒子（也就是我，還不到15週歲）來頂他父親上班。我母親堅定地對他
們說：「我這個兒子喜歡讀書，我怎麼也不能讓他放棄學業，我來上班！」我的確喜歡讀書，
而且從小學時代起，就有了長大以後要當科學家的心願。第二呢，是要當一個有骨氣的人。
那時，出不少如《紅巖》這樣的書，我很愛看這種書。我覺得人要堅強，我總是很佩服那些
坐了牢還經得起酷刑的人。

張：你能不能談一談你人生的主要經歷。
江：從小學、初中再到高中，我基本上就是那種通常認為的好學生，所謂德、智、體都不差，
一直也當班幹部。不過，我不能算是唯唯諾諾的好學生，我是一個帶有個性色彩的好學生。
我記得小學六年級時就和班主任老師公開頂過嘴。初一年級第二學期時，我當班長，有次勞
動課結束後，燥熱難忍，我和一些男生就出校門下河游泳去了。班主任老師對此大為光火，
我們回來後，他就召開班會嚴加訓斥，並要我當場站起來承認錯誤。我站了起來，卻保持沉
默。第二天，他就把我的班長給抹了。還有，讀高一時，學校開展學毛選寫心得活動。我的
第一篇學習心得是《為人民服務》的讀後感。我寫道，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就體現在為人民服
務之中，或者更廣義地說，體現在馬克思所說的「為人類工作」之中。接著我開始發問：與
浩瀚的宇宙相比，地球不過是滄海之一粟。這一粟之上的人類價值又體現在哪裡呢？宇宙中
有沒有一個終極的東西，供別人將價值體現在上面呢？學習心得交上去後，班主任戴政良老
師打了個勾，既沒有表揚，也沒有追究。我至今對戴老師的做法心存感激。我那麼發問，其
實就顯得比毛澤東看得更深、看得更遠了，祇要稍加上綱上線，那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死無
葬身之地。或許是我一向學習不錯，又剛剛當上中學的學生會副主席，老師就裝糊塗了。當
時我所在的高中班，是被校方寄予厚望的一張王牌，準備在1966年高考時用來和省中在高考
升學率上一決高下。儘管高一、高二時，我是學生會副主席，高三時成了學生會主席，但在
學習上，我是始終不放鬆的。對我和班中的一些同學來說，不是能不能上大學的問題，而是
想考清華、北大還是復旦、南大的問題。那知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來了。

張：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你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
江：我當時是很擁護毛主席、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是真心誠意地跟著走。文化大革命開展起
來了，我們要投入，要反修防修，要捍衛紅色政權，要使鐵打江山永不變色嘛。這可是頭等
大事！我不僅寫大字報，搞大批判，還曾作為惟一的中學生代表，在全縣批判「三家村」大
會上發了言。那個時候暫停了高考，我們高興壞了。我跟同學從常熟縣中一口氣跑步到常熟
郵電局，代表全體同學向黨中央、毛主席發電報，堅決擁護這個英明決定。現在看來，其實
是瞎代表，一個學生會主席，誰授權於你啊？但是，很快發生了一件事：進駐我們學校的文
化革命工作組，非要把校長龐學淵打成走資派。這使我大為納悶。雖然我和校長從無私交，
對他也不是沒有意見，但怎麼看都覺得他不像是壞人。如果跟著文化革命工作組走，我就必
須數落他反黨反社會主義；而跟著我的判斷，跟著我的良心走，那他就是個犯了嚴重錯誤的
好人。1966年6月23日，我作出了選擇——跟著良心走，公開表達了我對這個校長的定性看
法，批評了工作組和工作組的兩個大紅人，並引發了一場影響久遠的事件——六二三事件。
這一來，我就被工作組作為小牛鬼蛇神、小反革命進行了全校性批判。

張：那個時候你多大年紀？
江：當時我還不滿18週歲。後來我就變成了革命對象，不是革命動力了，而且連家也不讓回。
即便如此，我還是忠於毛主席的，我祇是覺得納悶，一夜之間，我怎麼就從一個學生會主席，
一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積極分子，變成了革命的對象？的確是很痛苦很納悶！我甚至閃過了
一次輕生的念頭：我想我怎麼向母親交待，這麼一個讓她驕傲的兒子，怎麼一夜之間就變成
壞蛋了呢？！但後來我馬上就平靜了，我不可能做這樣懦弱的人。這是我通過你們自由亞洲
電台，向全世界第一次披露我這一段內心最深處的隱秘吧！1966年10月，縣中學生到常熟縣
吳市公社6大隊14生產隊幫助農民秋收秋種的時候，我是戴著小牛鬼蛇神的帽子下去的。但
農民們待我最好，他們判斷人不看你的帽子，他們看你的言行舉止，看你幹活，看你做人，
「看你不像壞人嘛！」農民三下二下就看出來了。他們是貧下中農、革命動力，但與有權有
勢的人不站在一起而同情我。這些農民我深深地懷念和想念他們。就是1966年的農民，極權
制度也不能改變他們人性中一些最基本的東西，別說2003年的農民了。中國落後的關鍵在竭
力維護特權的上層，而不在草根的中國農民的所謂落後。

張：文革中同樣是農民的江蘇太倉的所謂學哲學用哲學的標兵顧阿桃，她當時跟著當局走，
非常走紅，你又是怎麼看這種現象的呢？
江：應當說，農民也分人。像顧阿桃這樣的農民，一方面受到愚弄和利用（這是主要的），
另一方面自己也有了非分的名利之心，她這個農民就變味了。假如一個人有了其它想法，不
光是顧阿桃，那還有工人，還有當官的，還有知識分子，一樣都會做出令人噁心的事情來。

張：你在文革中這個小牛鬼蛇神一直當到什麼時候？
江：一直到66年12月，工作組這一套吃不開了，工作組撤走了，我才解脫了。不過在這裡，
我還想多說幾句，我還必須把兩件事交待清楚：一是也有別的同學因為直率地說出了自己的
見解而受到了打擊。比如蘇仁炎同學勇敢地站出來為龐學淵鳴不平，結果被扣上「保皇派」
的帽子；比如邵子秦、董勇興同學膽敢和我一起寫大字報而遭受了很大的壓力。二是儘管我
受到了一些迫害，但由於我內心還是努力要與毛主席、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因此文革中我也
說了很多蠢話、錯話和屁話，幹了不少蠢事、錯事和壞事。包括對老師的批判和批鬥，對地
主、資本家的抄家以及子夜時分潛入學校圖書館抱走《魯迅文集》等。

張：以後你對你所生活的社會有什麼看法？
江：作為基調的，是我依然相信毛主席，相信共產黨那一套。這當然是被愚弄了，因為我不
知道中國以外的真實情形，不知道世界上有比馬列更好的理論，不知道人世間有更好的道理
嘛。但是，基調之外，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我記得1966年的冬天，我們高三<1>班步行
了一夜，到蘇州去串聯。第二天去了當時的江蘇師範學院，也就是現在的蘇州大學。在校園
裡看大字報時，印象很深的是，看到了一份伊林、滌西批判林彪的大字報。林彪不是很吹捧
毛澤東嘛，說中國幾千年，全世界幾百年出了個毛澤東。當時在我看來，林彪把中國歷史上
的人物貶下去不要緊，反正是封建時代的，不值錢。要緊的是，從馬克思到毛澤東也就是一
百多年嘛，林彪這一吹，把「老祖宗」馬克思，把列寧都大大貶下去了，我就覺得林彪的話
把馬屁拍過頭了，太出格了。但當時你不能公開說，說了有可能殺頭，我江棋生也就不在這
兒了。我祇是和同窗好友黃大榕交換了一下看法，知道彼此心裡想到一塊去了。在以後的生
活中，一個是我的良知，一個是我的獨立思考，這兩個東西恐怕就決定了我以後的人生軌跡。

張：江棋生說，他與中國很多同齡人一樣，下鄉插隊整整十年。十年知青生活，對他的一生
有很深的影響。
江：說出來大家都很難相信，我插隊下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當時的季家塘生產隊借了30元
錢，給母親貼補家用。這種城裡人問鄉下人借錢的事，的確是十分罕見的。知識青年已經到
了社會最底層了，就經濟狀況而言，我又處在知青的最底層。作為一名知青，祇要懷有平常
心，沒有太多的功名心、功利心，他對現實就會有真切的感受，他的良知和思考能力就自然
會增長。十年插隊，使我這個人更實在了，使我跟農民的心也更加相通了，也為我以後的人
生軌跡奠定了這麼一種基礎，一種是身體的基礎，一種是心靈的基礎。因為我在鄉下，聽到
很多農民的話，都是一針見血，一點兒也不比知識分子差。他們說得很好：「舊社會地主對
我們是剝削，現在對我們是拾削。」因為用常熟話來說，剝削的「剝」與「捌」字是一樣的
音。我自然關注他們的命運和訴求，並曾和他們一起作過抗爭，為此深深地得罪了大隊書記
和公社副書記，使回城當工人和被推薦上大學全都成了泡影。我不是懷有平民情結，我就是
平民，輕易高貴不起來。我在鄉下幹活很出力，什麼樣的農活我都會幹。江南是水鄉，每年
種一茬麥一茬稻，甚至一茬麥二茬稻，加上農業學大寨瞎活多，因此農活很繁重，從正月到
臘月都得下地幹活。由於我不惜力，也好勝，又要改造小資產階級思想，因此無論什麼農活
我都學，都干，像刈麥，挑稻，插秧，鋤地，下河□泥等，我什麼都去做。你如果有機會從
美國來，再到我插隊的練塘鎮路北村去，你就會知道，我當年的拚命勁兒至今仍然是有口皆
碑的。其實不光是我，當時的知青不少都是出力流汗在所不惜的，像同在路北村的李嘉祥、
沈榮，像插在古裡鎮的顧志堅、張振邦和沈國放，都是這樣的。

張：那時候你對自己的人生，對今後還要做些什麼是如何考慮的？
江：一個是我憑直覺，堅信自己不可能就這樣原始地修理地球修下去，但究竟會幹什麼別的，
我也不清楚。第二呢，我盡量找書看，能找到的書都找，包括資本論。我總覺得我不能浪費
時間，休息就讀書，一回屋就讀書。那時沒有收音機，沒有電視，也沒有電燈，晚上就點上
煤油燈夜讀，一種童貞的夜讀，沒有紅袖添香。

張：（笑）你在前面也提到上山下鄉對你身體、心靈上面的益處，你是否認為上山下鄉是一
件有好處的事情呢？
江：上山下鄉不是沒有一點好處。但是，我寧可沒有上山下鄉，寧可直接上大學。可以毫不
誇張地說，十年上山下鄉是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犯下的罪過。別的不說，把我們這一代人
就坑苦了——大多數人因此完全改變了人生軌跡，造成了抱怨終身、甚至抱恨終身的遺憾和
心頭之痛。總的說來，這樣的上山下鄉是壞事，在壞事中間有點好處。我看到過一篇狗屁文
章，說是毛澤東當年決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故意要去錘煉這一代人，讓他們成為棟樑之
材。這真是海外奇談！毛澤東這個人根本不懂經濟，文化大革命更是搞得亂七八糟，以至城
鎮無法正常吸納勞動力，就不得不編個說法來蒙人，把人弄到鄉下去。

張：經過幾年的下鄉生活，你對當時的當權者怎麼看？
江：當時最大的當權者是毛澤東。在總體上，我依然是肯定他、相信他的。但我已經有了這
麼一個想法：毛澤東絕對不是洞察一切的。中國的赫魯曉夫藏在他身邊幾十年了，現在才看
出來，說明他看人眼光並不准。劉少奇你看不準，接下去林彪你又沒看準。我就想，毛澤東
這個人也不怎麼樣，我已經敢於懷疑他了。到1976年四五運動時，那就更不用說了。

張：1977年中國大陸恢復高考制度，江棋生報名參加了考試。十年下鄉務農，學業早已荒疏。
江：當時鬧了個大笑話，我這個老高三連一元二次方程的根都解不出來了，初高中讀過的教
科書也找不著了。我於是到老同學吳惠國那裡，向他借了全套數理化課本。我知道命運的轉
折點來了，於是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日夜奮戰，後來預考和正式考的成績，均為常熟縣總
分第一名。這個帶有奇跡色彩的結果的得到，除了我的發憤努力之外，還應歸功於家人和朋
友的支持、鼓勵和幫助。當機遇突然降臨時，我是幸運的。因為我畢竟是老高三，底子厚實。
那我的妻子章虹呢？她1966年讀初二，恢復高考對她就並不是機會。對我的弟妹們也一樣，
他們永遠失去了進入大學校園、完他們少年夢想的這一機會。接下來還有一件大事：我們家
是有海外關係的。我的姨媽，一個在泰國，一個在印尼；我的姑媽在緬甸；小舅舅在香港。
海外關係對我來說始終是一個包袱，那麼七七年高考完後呢？我的分數很高，但是我心裡還
在打鼓，大學要我嗎？——在這麼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國家。1978年1月份，《人民日報》
上登了大塊文章「砸爛海外關係的枷鎖」，把我們全家都樂壞了。當時我在常熟肉類聯合加
工廠當臨時工，情不自禁地給《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了一封信，沒想到，1978年1月22號，
《人民日報》把我的信給登出來了，還加了一個醒目提氣的標題：真叫人氣順勁足呵！當時
我心裡就明白了，這個大學是一定能讀了。我後來進入北航，進入北京衛戍區派兵站崗的學
校那也就不奇怪了。

張：你在大學學什麼專業？能不能請你談一談在大學期間你的一些變化。
江：空氣動力學與飛行力學專業。在鄉下的思考、讀書過程中，我不僅對毛澤東開始了非神
化，對其它一些社會、歷史問題也有思考和探求，有些比較清楚，有些還很迷惑，到了北京
就有條件一一弄清楚了。進入北航後，我和絕大多數同學一樣，全身心地學數理化，一心想
把被耽誤的10年光陰搶回來；我和別人不一樣的是，我對傷痕文學，對電影《苦戀》引起的
風波，對西單民主墻的事，對劉賓雁的報告文學等也很關注。就在入學那年，有一件事極大
地震撼了我。在北航讀本科時，我所在的班叫7561班，班上有位雲南籍的同學叫余雄，有一
次我和他聊起抗戰的事。他跟我講，他們村裡子有不少國民黨的傷兵，缺胳膊斷腿的，他說
是跟日本人打仗打的。我聽了以後先是極為驚詫，隨之就大為震怒，我拉下臉來說：你胡說
八道，國民黨打過日本鬼子？！誰不知道日本鬼子都是共產黨打的！國民黨是一槍未放，聞
風而逃！他看我急得夠嗆，立馬也跟我急了，說：是我清楚還是你清楚？我自己村裡的事，
難道我會胡編？那些老兵都是在你們江蘇的台兒莊受傷的。我告訴你吧，台兒莊那一仗打得
昏天黑地，根本不是平型關戰役所能比的。我還是根本不信他，說：「什麼台兒莊戰役？！
我長這麼大就從來沒聽說過！我憑什麼就信你說的？」余雄20來歲，回族人，是個擰脾氣，
見我不信他，就提出要與我打賭。我見他是真的要與我打賭——他的眼睛已經紅了，我開始
覺得他說的可能是真話。我跑到北航圖書館和其它圖書館去找資料，仔細一讀，恍然大悟。
不過，當時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種深深的悲哀，一種被人矇騙、被人耍弄的悲哀。從少年時
代以來，我就被告知：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直到我而立之年，我才終於明白：中
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是國民黨。在這件事的震撼之下，我不可能不對共產黨產生看法，不
可能不對共產黨建立的制度產生看法。以後，我又搞清楚了朝鮮戰爭是怎麼一回事。誰挑起
的朝鮮戰爭呀？一向以來，我都確信是韓國挑起的，是韓國侵略北朝鮮而打響的。但鐵的事
實是：北朝鮮侵略韓國嘛！是北朝鮮的金日成政權侵略聯合國的成員國——韓國嘛！聯合國
安理會為此作出了嚴正的決議，並派聯合國軍去反侵略嘛！從那開始，我不光是思考毛澤東
的問題，我的確思考了一些體制的問題，一些制度的問題。當然，為了要圓我的科學家之夢，
我主要還是全身心地撲在功課上，真是有一股非要搶回10年的勁頭。我發憤到什麼程度？連
西單民主墻我都沒去看過一次！當然我知道這個事情。我後來成為北京航空學院優秀畢業生，
又考上了碩士生。當時的我，就是一心要圓我的自然科學家之夢，給母親一個交待，給母校
一個交待，給故鄉一個交待。

張：你後來又怎麼從北航的碩士讀到人民大學的博士？
江：在讀書期間，政治又來干預我了。常熟的一個小人寄了一封誣告信到北京航空學院，說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打了她。當時我已經是中共預備黨員了，我是在1981年3月份成為中共預
備黨員的。這封誣告信來了，北航校方就要我「端正態度」，照誣告信上說的承認下來，
「事情也就過去了。」我經過仔細回憶，想起了68年11月我們同學打過對方一派的她這個事
情，但是，我雖然在場，卻沒有動手。我這麼如實說了，校方卻非說我「態度不好」，是
「不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爭辯說，兩派之間打鬥這種事，我完全沒必要隱而不說。但我
必須說實話，這才叫態度好。文化大革命為什麼不好？就是不實事求是。為什麼要否定文化
大革命？就是要否定不實事求是的做法嘛！既要實事求是，又怎麼能要我違心地說瞎話、以
便「態度好」呢？

張：前面說到你這個時候已對中國共產黨有了不少批判性看法，為何還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呢？
江：在80年代初期,我覺得這個黨比文化大革命中明顯有長進，還是有不少新氣象的嘛。盡
管我覺得「偉大、光榮、正確」肯定是不貼譜了（文化大革命不是錯到姥姥家去了？），為
了執政老是說瞎話也讓我十分反感。但是，或許他能痛改前非？或許他不得不改？那時的我，
對共產黨仍然抱有希望，我想或許這個改革的路能走通，能走寬，能走好。當時我有這麼一
個基本傾向，所以我提出了申請。不過，在我身上又出了一件罕見的事：我這個預備黨員當
了三年，而黨章規定最多當二年。大家都知道權大於法，在我這件事上是權大於章。由於我
始終不願說瞎話，還跑到中組部接待站去申辯，還給劉賓雁先生寄去了申訴信。……到了
1984年的3月份，我的預備黨員資格被取消。緊接著，北京航空學院又拿出更「左」的一套：
不讓我報考博士生。我和碩士生同學熊躍熙跑到中國科學院力學所去，要報考力學所的博士
生，表格拿回來填好後，系裡不給我蓋章。別的地方的博士生也都不讓我報，整個兒就是要
堵死我繼續深造的路。我的導師莊逢甘先生知道這件事，但他愛莫能助。

張：那個時候你怎麼想？
江：那是我人生的又一個挫折。而且我覺得，在這樣的體制內，我的路是不可能順當的。你
想，我好不容易到1978年砸爛海外關係枷鎖後可靠了一會，才過了6年，便又不可靠了。和
這種體制相處，累不累啊？！我走出痛楚，有所徹悟：我跟你要可靠不可靠幹什麼呀？重要
的是我要做人！要堅持自己的人格，不讓浪費自己的時間與生命。從北航拿到碩士學位後，
我不僅被剝奪了報考博士生的權利，而且在落實工作上遭遇了很大的困難。先是被航天部
701所拒絕接收，之後是中科院力學所、北大力學系、北京理工學院力學系、航空部626所等
單位一一婉拒。最後在蔡德麟老師、羅林老師和裴□老師的幫助下，1985年的春天，我去清
華大學分校當了一名大學老師，呆了三年。到1988年，我去報考中國人民大學科學哲學博士
研究生，並被順利錄取。我感謝我的博士生導師黃順基先生，感謝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當
時的招生辦公室，他們並沒有因為我是被北航取消預備黨員資格的人而拒絕我。

張：考取了博士研究生，這時的你有一個什麼樣的理想？期待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江：第一是正常獲得學位，當個大學教授。第二是想通過科學哲學的一些反思，通過研究自
然界的普遍演化規律，再回過頭來，觀照一下人類社會這個特定的複雜大系統的演化規律。

張：我們都知道，1989年發生的事情，使你的願望到現在都一直沒有實現。請你講一講1989
年，你當時的心情和你所做的事情。
江：1989年，我是人民大學的博士研究生，當時因胡耀邦突然去世而引發了一場學生運動，
到後來發展成全民的民主運動。作為一個有基本良知、基本判斷的博士研究生，我不可能無
動於衷，也不可能不參加。後來，大家都清楚，我被大家推選為人民大學的對話代表，並且
進入北京高校的對話代表團。對話代表團通過無記名投票，又把我選為五常委之一。我就做
了這麼一個事。1989年5月26日之後，我被選為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常委，分管學生廣
播站。另外我還寫了些文章。

張：現在在美國紐約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的童屹女士是見證人之一。她回憶與江棋生最初的
相識。
童：我當時是中國政法大學讀政治學的三年級學生，第一次是在對話團認識他的。當時我在
對話團，是召集人項小吉的助理或者秘書。江棋生是由中國人民大學推薦為對話團的一個代
表，大約在5月11號第一次到政法大學會場來，還有30、40個從北京各個高校選出來的學生
代表，組成一個辯論隊。他看起來很成熟，看上去也很年輕。他說話很有份量，而且一表人
材，真是英氣逼人。另外，也讓人很覺得親近。他說出的話，使當時在座的人員都有些震驚，
覺得他的思辨能力、梳理能力都在一般學生之上。

張：事情已過去14年了，能不能請你詳細介紹一下當時對話團的背景？
童：在4·27遊行之後，北京高自聯決定成立一個專門與政府進行對話的學生團體。4·27後，
還有4·29袁木搞了個「對話」之後，學生就開始在各個學校舉行選舉。我們學校也進行了
一些選舉，如項小吉、張志清就是由我們學校選出來的兩名代表。我是受項小吉之邀幫著張
羅，所以我5號就加入了對話團，一開始是非正式的團員。但是像江棋生呀，以及其它各個
學校來的人，就都是由各個學校選出來的，雖然政府不承認。成立對話團的主要目的就是討
論如何解決目前的政治危機，如何把學生的意見轉達給政府官員。後來由於5月13號學生開
始絕食，絕食團成為主導學生的團體，對話團的作用就相對減弱了。但5月13日、5月14日那
兩天，政府確實也把我們學生對話團一些代表請到了統戰部，並與一些官員，如李鐵映、閻
明復等人進行對話。但由於絕食團已在廣場上擺開了陣勢，而且有一些絕食團代表也進入了
對話會場，5月14日的對話並沒有順利進行，中途就流產了。在這之後，對話團作用基本上
消失了，但架子還在。有很多對話代表如熊焱、沈彤等都已轉到廣場上去了，祇有極個別的
人堅持到六四。

張：童屹女士在前面提到的1989年北京高校對話團召集人項小吉先生現在在美國紐約，任律
師。
項：在當時對話代表團的活動中，江棋生先生表現很優秀，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議。5月16
號政府方面把這個對話的大門等於關上了，對話代表團在戒嚴之後，雖然那時還存在，但沒
有實質性的活動進展，江棋生先生就回到人民大學主持人民大學的學生運動。他很成熟，他
在智慧、人品方面，大家都非常欣賞。他在六四之後，開學之後，拒不與校方、公安機關合
作。這樣一來，就把他逮捕了。然而，他很堅持，仍很執著。被釋放出來後，一直在北京地
區堅持這些活動。對天安門母親運動、對丁子霖及受難者家屬等提供很多幫助和安慰。就八
九後陸續釋放的人來說，他等於是一面旗幟，是很有象徵性、很有凝聚力的這麼一個人。

張：對再次被關進監獄，四年刑滿剛剛獲釋的江棋生先生說，他忘不了六四屠殺發生後他的
心情。
江：一開始震驚得我話都說不出來，後來把我的肺都氣炸了。1936年北平南下請願學生到南
京，包圍總統府三個月，蔣介石沒有清場。1989年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呆了一個多月，你
鄧小平就坐不住了？！編一個反革命暴亂就把人家給殺死，怎麼下得去手啊？！1976年毛澤
東和「四人幫」都不敢動用軍隊鎮壓，怕當千古罪人。鄧小平如此膽大妄為，太出乎我意料
了！六四早上，我在人大碰上一些老教授，都跟我說：法西斯！真正的法西斯呀！人民大學
校園內的旗桿上掛的是血衣，廣播裡播放著哀樂，人們都在驚愕中悲憤，在悲憤中驚愕：對
代表中華民族未來的這些優秀的大學生，居然敢這麼下手屠殺？他們祇是在靜坐，在請願，
在和平地抗爭！他們沒有拿槍造反，沒有舉槍抵抗，憑什麼他們就犯了死罪？！憑什麼？憑
什麼？憑什麼……？！六四的槍聲永遠劃開了兩個紀元，使我對這樣一種制度的本質，有了
全新的、更深刻的認識。當時我不知道，丁子霖老師的兒子已經永遠地倒下了。我所服膺的
道義，我的良知都決定了我必須譴責、必須反對六四屠殺。1989年9月9日，我被投入秦城監
獄；1990年10月7日，我被正式逮捕。

張：當時是以什麼罪名逮捕的？與你一起羈押的還有哪些學生和知識分子？
江：涉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當時的刑法有這麼一條的。我知道有包遵信、王丹、劉剛、任
畹町、劉曉波、熊炎、周峰鎖；還有我的首師大鄰居王魯湘；人民大學學生馬少華、李克洲、
方克；和我關在同一個監號裡的有北大的楊國忠、北師大的張軍、北外的艾道祥、外高聯的
蔣宏雷。後來與我同號的還有清華的李玉奇、北航的鄭旭光、北外的陳見興和安徽的高峰。
當然，鮑彤先生也被羈押在秦城監獄，還有原38軍軍長徐勤先。到了秦城監獄，我當時還真
有點兒像做夢似的，包括我被帶進了203監區之後。我問自己：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真的
進入高墻電網了？！在監區的圍墻邊，我看見種了一些白薯，白薯的葉子我太熟悉了，我插
隊時每年都在自留地裡種些白薯。看著白薯的葉子，心中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幻覺，覺得自己
好像是來拍電影的，倒沒有什麼恐懼。實事求是地說，我不是一個很牛的人，但我能平靜地
承受這個牢獄之災。89年時就是這樣的。

張：江棋生先生說，他在秦城監獄裡常常唱歌劇江姐中的《紅梅贊》。江姐是他少年時代喜
歡的小說《紅巖》中的人物。這是一本描述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監獄中經歷的小說。
江：我是「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在青少年時代，我壓根兒不會想到，有朝一日自
己會被共產黨投入監獄之中。不過，人的承受能力不能低估。我入獄以後，很快就進入了角
色——政治犯的角色。於是，在監獄裡我自然會唱紅巖的歌。我現在就給你高歌一曲《紅梅
贊》：紅巖上紅梅開……高歌歡慶新春來，新春來。

張：在監獄裡允許唱歌嗎？
江：他們不允許，但我們不管不顧。一個筒道一、二個武警，他到這個門來敲，這個號的聲
音暫時低下去，但隔壁不就又唱起來了嗎？關的都是政治犯，他們壓不住。

張：你在共產黨的監獄中，偏偏愛唱這首共產黨人的歌。你有沒有想過，這是什麼原因呢？
江：我跟共產黨人的區別很大很深刻，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也是為了信仰坐牢；當然我
認為他們的信仰是有問題的，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國民黨當時容不下他們的信仰，就把他們
關押起來。我呢？共產黨容不下我這樣的異端，就把我這個良心犯，把我這個信仰犯關起來
了。在這一點上，我想是共同的。「千里冰霜腳下踩」。這冰霜就是你開槍、抓人，最後在
全國各地搞整肅，不是一片白色恐怖嘛。要害就是剝奪人權，殘踏人權。

張：你在秦城監獄1年零5個月的生活裡，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江：第一是秦城鐵多。從監獄外面進到監號，要過6、7道鐵門；所有樓梯的側旁，都用鐵柵
欄封死；此外，每個窗戶都用粗粗的鐵條封隔，是謂名副其實的鐵窗。當時我們誇張地感歎
道：小小秦城，竟耗盡天下鐵！第二是對親人的思念。這是一種無可替代的、也是極難排遣
的情愫。我僅有的幾次失眠，都是因為思親。第三是變不可能為可能。秦城監獄的墻那麼結
實，那麼厚，為的是將囚犯徹底分隔開，讓你連隔壁關的是誰都不知道。而我們後來沒拆一
塊磚，居然做到一樓的人都知道三樓關的是誰，連他現在正在幹什麼，他剛寫了一首什麼樣
的詩都能知道！這可以說是創造了奇跡。第四是有兩個意外。一個意外是，武警們剛來時，
對我們這些「反革命」是挺恨的；沒想到過不了幾天，他們就不把我們當壞人了。這是他們
用眼神和表情表現出來的。因為我們在裡頭都是安靜地看書，認真地討論；晚飯吃完後，還
唱革命歌曲，很有點兒《紅巖》裡的勁頭。武警換防後，新來的武警也是走這個過程。第二
個意外是，大多數管教能理解我們，和我們的心近乎相通。他們說，解放以後秦城監獄關的
「反革命」，沒有一個是關對的。後來他們又作了一丁點兒改正，說「四人幫」除外。當時，
「四人幫」就關在離我們約100米開外，管教們心有不平地對我們說，他們吃得比你們好得
多。

張：當時監獄裡的生活條件怎樣？
江：我們所受的，就是一個基本的監禁，讓你失去人身自由。當然伙食很差，吃的東西熱量
太低，使你無法鍛煉。當時的牢飯標準是一塊錢一天，主食、副食全包括在內，又不讓你花
錢買任何可吃的東西。後來，勉強能買一些方便麵，買幾包搾菜什麼的。我後來看書都不能
看得太久，看多就頭暈，更不用說鍛煉了。1991年2月7日出獄時，大腿瘦了好幾圈。幾天後
去甘家口，我騎車帶章虹，竟然累得氣喘吁吁。另外，放風很少，一星期一次都保證不了。
放風時也不讓你見到別號的人，比渣滓洞裡的放風差遠了。渣滓洞裡的囚犯們放風時都能見
上面，能打個招呼，點個頭，甚至遞個條什麼的。不過，有一次放風時，我出了格。當時，
我知道北大的王有才和清華的張銘在隔壁風圈裡，我就用吳語大聲向有才問好，有才隨即用
越語回話。站在高處監視的武警聽不懂我們的話，也拿我們沒辦法。在秦城監獄裡，據我所
知，一般沒有體罰虐待的事。書，祇要是公開出版物，都讓送進來，都可以看。此外，我們
還經歷了1989年的東歐巨變。

張：你們這些因89六四而進監獄的，聽到東歐巨變的消息後，做出了什麼反應？
江：東歐巨變是地球上的大事，也是20世紀的大事。從波蘭、匈牙利、捷克到羅馬尼亞，那
裡的人民用大體上和平的方式實現了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這對我們來說既是極大的鼓舞，
又是深刻的啟迪。89年12月齊奧賽斯庫被處決的消息傳來，我記得我所在的26號監室裡，大
家激動、感奮，先是猛捶床板，敲打臉盆，接著情不自禁地一躍而起，開始排隊遊行，振臂
大呼，歡呼這個獨裁者的下台，歡呼羅馬尼亞人民獲得了自由。很快，傳來了別的號的口號
聲和歡呼聲。幾分鐘後，管教、武警奉命緊急出動，到每個號來敲門警告，但是無濟於事。
那個時候，除非開門進來把我們都抓出去，任何別的辦法都不能使我們停止遊行。

張：這個時候，你們怎麼想？
江：心有靈犀一點通嘛。我們關在號裡的絕大多數人參與八九民運時，沒有想到要顛覆這個
制度，推翻這個政權。他們開槍以後，我相信其中的一部分，包括我，就會覺得這個制度的
確很成問題。那麼，後來東歐巨變後，我們就覺得東歐人民先走了一步，比中國人民先覺醒。
事情已經很明顯，我們在中國也必須改變這個制度，必須變落後制度為先進制度，變專制制
度為民主制度，這樣中國才有希望。心中這麼個念頭，這麼個理念，當時關押在秦城的人就
開始確立了。當然有爭論，有時還很激烈，但全部的爭論在於：究竟通過什麼路徑、採用什
麼方法來實現這樣一種偉大的變革。爭論怎麼展開呢？同一個號裡的人自然好說，和別號的
人怎麼爭呢？我剛才提到的奇跡，現在可以解密了。由於關在每一個號裡的人都是懂英文的，
結果屋裡的暖氣管道就自然成了傳遞信息的最好通道。英文是可以敲的嘛，英文有26個字母，
可以用相應的數字對應，把它變成數碼後就可以通訊了。如敲1下，就是a，敲2下就是b，敲
3下就是c……，逢10就急速敲2下……。字母敲出來後，單詞就出來了，單詞敲出來後，句
子就出來了——每個號都能溝通了！

張：這段監獄生活還有什麼使你特別難忘的事情嗎？
江：特別難忘的？有。當時我們不僅通過暖氣管溝通，後來把衛生間的出氣口都給打通了。
三樓的出氣口能通二樓，二樓的能通一樓。二樓的書，可以通過出氣口遞給三樓或者一樓，
這樣互相都能傳著看。後來我們在秦城監獄還辦報，報名就叫《窗口》。辦報的編輯叫鈕錚，
他現在還在北京嘛。他以「窗口」為題來徵文。但是他在一樓，我在二樓，稿子怎麼下去？
就是從廁所的通風口，拴上繩子遞下去的。那他怎麼知道我往下遞了呢？我通過敲暖氣管發
「電報」，告訴他稿子來了，請他去取。他編好了報紙，再傳到各個監號。此外，我還能與
隔壁的人，隔著通氣口握手。後來獄方知道了，就把通氣孔給隔死，再也不讓你打通了，但
是暖氣管他不能拆，沒轍。

張：從秦城監獄出來以後，你的生活有什麼變化？
江：從秦城監獄出來以後，首先面臨著我還能不能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事。當時的人民大學
態度似乎有點曖昧，那我自然希望能把這個學位拿了。因為我很不容易，40歲了，到不惑之
年才有機會攻讀這個學位，我不想輕易放棄。但事實上，他們很快就做出了決定，要開除我
的學籍，於是就完全阻斷了我成為一個學者、成為一個科學家的道路。那我就自然地走上了
怎麼去變革社會，怎麼從根本上去改變落後的東西，改變不合理的東西這樣一條道路。

張：那你後來是怎麼參與尋訪六四難屬工作的？
江：在整個八九民運中，不用說，六四死難者們付出是最多的，六四死難者的家庭承受的災
難是最大的。我作為一個在秦城監獄關過的人，出來後就會很自然地想到，不能光讓他們自
身，讓他們完全自個兒來承受這種深沉的苦難，我應該分擔一點嘛。沒有什麼更崇高的東西。
再加上正好丁子霖老師、蔣培坤老師是我們哲學系的教授和副教授，我又是哲學系的博士研
究生，同一個大學，同一個系的。而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心本來就是相通的。我自然就毫不
猶豫地做一些這樣的工作。

張：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教授蔣培坤先生和副教授丁子霖女士，他們夫婦17歲的兒子蔣
捷連，1989年6月3號夜裡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1991年丁子霖女士最早站出來，向
全世界媒體公開她兒子遇難的真相，並開始尋訪其他六四遇難者家屬。他們現在暫時住在江
蘇無錫。丁子霖女士談她與江棋生的相識。
丁：1991年我向媒體揭露了我兒子被害的真相之後，當局對我的迫害就開始了。不久，江棋
生就到我家中來，那時，他剛從秦城監獄出來不久。認識後，他經常來看望我們，我們也共
同討論一些問題。在逐步地接觸中，我和蔣培坤就發現，在理念上，與他有許多共識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都希望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我們認為，首先要培養公民的權利意識，要有
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要有一個啟蒙過程，首先要啟自己的蒙。我們還有一個共識，就是不
主張以暴易暴。

張：和丁子霖女士一起尋訪六四難屬的張先玲女士，是六四遇難者19歲的高中生王楠的母親。
現在在北京的張先玲女士，談到江棋生給予六四難屬群體的幫助。
張先玲：我感覺他一直在幫助我們，盡可能地幫助我們解決一些困難。特別是前幾年剛開始
尋訪時，困難還是較多的。比較艱難的時候，他總是來幫忙。這一點他是很特別的。

張：江棋生為什麼特別？他靠什麼謀生？採訪中朋友告訴我，他還幫助廠方賣過羽絨服，賺
一點兒勞務費。
江：我是當過插隊青年的人，我並不怵我不能生存；賣羽絨服也沒什麼，我一點兒也不覺得
寒磣，不覺得丟臉。我還寫點稿子掙稿費，我還接點兒翻譯的活。我走的就是這條路，這條
跟受難者群體，跟被欺壓的弱勢群體完全站在一起的這條路。

張：不久前江棋生出獄時，前往迎接他的六四難屬張先玲女士，回憶江棋生對六四難屬群體
所給予的各方面的幫助。
張先玲：有的時候，我們到了六四，情緒會非常不好，他總是給我們一些很大的寬慰，說明
這事是艱難的，但最後劊子手肯定是會上審判台的，你們一定會勝利的，正義的事情是一定
會勝利的。他經常對我們說些寬心的話，也是實在的話。他很愛笑，哈哈一笑，我們大家心
裡就高興多了。另外我覺得他與別人不同的一點，是他提供的線索比較多，而且有時他還自
己去幫我們尋訪難屬。

張：現在在美國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的童屹女士說，這個時期的江棋生，不僅關心幫助六四
難屬群體，而且關心幫助獄中的政治犯和他們的家屬。童屹女士1989年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學
生，她曾經與江棋生一起，參與過北京高校對話團的工作。1994年，童屹女士因為擔任中國
著名持不同政見者魏京生先生的秘書而入獄坐牢兩年半。
童：江棋生這個人並不是一時衝動才去做什麼事情，他做事情都是事先想好了的，而且他並
不是要去追求什麼名，什麼利，他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做。比如說，尋訪死難者家屬，
他自己騎著自行車在北京走大街穿小巷，去訪談，去瞭解。他和別人不同的還有，他還到所
謂的「六四暴徒」家中去訪談，去送人道幫助款。據我所知，2002年4月，當關在北京二監
的「六四暴徒」親眼見到他時，都向他表達了由衷的感激之情。所以他這種很踏實的作風，
一般人還是不太有的吧。他割捨這些物質利益，為了自己的信念，去努力地幫助需要幫助的
人。他這種精神，非常難能可貴。

張：童屹女士特別談到江棋生關心幫助獄中政治犯胡石根先生。胡石根先生因組建中國自由
民主黨，1992年被捕入獄，後來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現在仍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中。
童：他對胡石根先生進行了長期的支持幫助。很少有人知道胡石根的名字，胡石根先生與大
約有20多個人，是上個世紀90年代第一次在中國組黨的。我與江棋生兩人在大約1991年的時
候，江棋生剛出獄後，我們見過他。後來江棋生打聽到胡石根在監獄的情況後，就給他寫信，
鼓勵他，並長期不斷地給他寄書。這些都給胡石根帶去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另外的例子就是
對我本人他也有很多的幫助。1994年—1996年，其中兩年半的時間，我是被關在看守所、勞
教所裡頭。那他對我父母有很多的鼓勵，而且也寫信給我，交到我母親的手裡，然後我母親
來探視我的時候，就背誦他的信給我聽，我當時在裡頭聽到後很感動。

張：回顧江棋生對六四難屬的幫助，張先玲女士說，還有一件事情，留給她們的影響很深刻。
張先玲：他第二次被抓進拘留所，是因為幫我們難屬送人道救助款。有個人居然把他給舉報
了！他就被抓起來關在西城區拘留所，關了45天。他放出來以後，仍舊保持著一種樂觀的心
態。他對那舉報人也很理解，他說：人家是害怕，是受蒙蔽，較愚昧嘛，他一點兒也不記恨
那個舉報人。

張：我請江棋生先生談談張先玲女士提到的這件事情。
江：因為你是陌生人，你要上門的話，那些難屬一開始都比較小心，比較謹慎。到底你是什
麼人，他們一開始拿不準。我是憑著我的真誠，基本上絕大部分我尋訪的人很快就信任了我。
有時候我帶著丁子霖老師委託我發放的人道救助款項，大部分人也能夠簽字，認領。當然也
有不敢拿的，甚至個別的還向有關部門告發我，由此造成了我1994年的被抓。當局抓我是極
其荒唐的，我不去蒙錢，不去騙錢，不去搶錢，我反而給人家送錢，你還抓我？！因為這個
被抓，我不記恨告發我的人，她當時也真吃不透我是什麼人，萬一我是個臥底，那她又要進
一步受到當局額外的迫害。總的來說，我很欣慰。因為絕大部分難屬都能信任我，對我都挺
不錯。

張：江棋生還回憶起那次被抓以後，發生在拘留所裡的那一幕。
江：我進了西城區拘留所以後，第二天要幫我照個像，滾個大板呀什麼的。所謂滾大板，就
是把整個手掌包括五指的印取下來存檔。開始那個警察對我還挺橫的，大聲說：你這人怎麼
回事？為什麼不蹲下去等著？我說：你先別忙，一會兒問問我是為什麼事情進來的，你就明
白了。過了一會兒，他把我叫過去問，你是犯什麼事進來的？我說給人家送錢。他一下就楞
了，瞪大眼睛說，什麼？你再說一遍！我說：「我給六四死難者家屬送錢」。他長長地噢了
一聲，說，咳，你還真有點理想，你坐下，你坐下。警察他真是做夢都沒有想到，會在這樣
一個物慾橫流的世道中碰上這麼一個義務送錢的人。而當局居然把我關了45天，那是1994年
5月28號到7月11號，名堂是收容審查。

張：江棋生先生談到後來幾年裡發表的一些文章。
江：出來後，難屬屬群體一致勸我，怎麼也不讓我再繼續做了。後來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思
考和寫作上了。我在1994年清明的那一天，意外地遭到北京市安全局那些便衣的毆打，為此
我發表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題目叫「在清明節的光天化日之下」。這可以
說是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署真名的文章吧。文中把我當天遇到的事情說了，當然也表明了我
的態度。接著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刊登在香港《九十年代》雜誌上，是紀念六四5週年的
一篇文章。後來我陸續地，每年都要寫好幾篇文章。1997年我還接受了你們自由亞洲電台谷
季柔女士的採訪，並在《不同的聲音》節目中播出。丁子霖、蔣培坤老師當時在無錫鄉下，
他們聽到後就把它錄下來，後來我根據錄音帶整理成了文稿，標題叫「一部分人先自由起
來」，並在《北京之春》雜誌上發表了。大家知道，鄧小平有一句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我的話是，一部分人先自由起來。關鍵是沒有這個「讓」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
成了他的恩賜。而且，他總是會讓有權有勢的人先富起來。我沒有這個「讓」字。一部分人
先自由起來，就是說，一部分人自己先自由起來，自己先行動起來，你不讓，我們也要自由。
1998年初春，上海一個青年作家蔣但文對我做了一次訪談，訪談錄發表在1999年1月號《中
國之春》上。1998年我發表了另一篇訪談錄，題目是：中國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我在
1998年還寫了一些文章，有一篇談的是特大洪水給我們帶來的一些啟示，就是那篇有好幾百
人簽名的公開信，是我執筆起草的。其中可以看到我對這麼一個重大的生態問題的一些思考
吧。1999年2月份寫了一篇「公民運動：通往自由之路」，進一步闡述了我的一些理念。接
著，在4月份寫了：點燃萬千燭光 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國同胞書。在5月17日被抓之前，
我又寫了「五四前夕讀報隨想」和「就科索沃問題我說三個不」兩篇文章。

張：原北京大學法律系講師王天成先生，是江棋生文章的讀者之一。王天成先生1992年因參
加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被判刑5年。刑滿出獄後有機會讀到江棋生的文章。王天成先生說，
王：第一次他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我剛出來的時候，他到一個朋友那裡去看我，
後來他留給我一篇他寫的文章：江棋生訪談錄。這篇文章我拿回去晚上就看，立即被文章吸
引住了。我感覺文章的思路非常清晰，裡面有一句話，就是「一部分人先自由起來」，給我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一部分人先去行使屬於你們的自由權利，才
能為更多的人爭得自由。雖然目前中國是個不自由的國家，但一部分人可以爭取先自由起來。
他不允許你自由，但是我要先自由起來。言論自由是屬於我的，我就要實現這個權利，雖然
會有風險，但也要努力做個自由的人。這話對我影響很深。

張：原來從事科學哲學研究的博士候選人江棋生成了關注中國社會的自由撰稿人，江棋生先
生，你自己究竟怎麼給自己定位的呢？
江：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要關注最基本的人權問題，關注最基本的獨立人格問題，關注最
基本的中國社會應該怎麼才能扎扎實實地前進的問題——不見得很快、但是退不了這樣一個
模式。中國一定要變，要和平地變，深刻地變。不光經濟要變，政治也要變，文化也要變。
不光政策要變，體制也要變。不光體制要變，制度也要變。我的東西主要是寫給老百姓看的，
是憑良心這麼做的。多少人勸我，你不要這麼做了。我說，中國這麼大，總得有幾個人出來
更直言不諱一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