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富裕農民家作客 （河北）曹維錄 1，近些年來，中國在國際輿論和道義的壓力下，對過去關上門自吹的宣傳方式有所改 變，也在有選擇地作一些負面的報導，中央2台有一個節目叫《直面貧困》，可算這方面的 一個典型。那些經過精心編製的報導突出了如下幾個方面：一，當局對社會中存在的負面現 象不再掩丑，也在如實報導。二，極端的貧困不過是個別地區和個別家庭的現象，並壓低貧 困的標準和貧困的數字。三，黨和政府非常關心這些地方的民眾生活問題，正在努力改變這 裡的貧困面貌。四，祇有在中共的領導下才能改變這些地區和家庭的貧困。在這種宣傳誤導 下，一個十三億人口大國的基本人權問題被掩蓋了，使這裡的人們生活在社會關注之外。本 文寫作的目的是要直面中國社會真實的生活，讓人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去瞭解一個真實的中 國社會。 這是一個有著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當今世界，物質極大豐富，而在這裡，貧困卻還是困 擾人們的主要問題。更為可悲的是，由於封鎖，這裡的人們對外部世界知之甚少或一點不知， 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自娛自樂。我要講述的是一次到富裕農民家作客的經過，在中國農村如 果還存在一個靠勤勞富起來的「中產階級」，這個農民家庭可算是一個典型，他生活在中國 經濟最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在這個地區中他又是富裕的農戶，從他的生活、思想和經歷中， 我們或許可以更為深入瞭解真實的中國農村。 秋末，我受這個富裕農民的邀請，到他家去小住幾天。他叫吳昌付（化名），是我的一 個親戚，以前，我曾多次到他家作客，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是他主動邀請我去的，去了 以後，不再住低矮簡陋的小屋，而是住他新裝修好一年多的寬房大屋。 公共汽車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左搖右晃，不時在田野的各個路口停下來上人下人，走了大 約一個小時，在一個斷橋前邊停下來，公路右邊有一個通往田間深處的小路，這就是我要去 村莊的路口。我從車上下來，吳昌付的兒子吳錄（化名）開著農用三輪車早就等在路邊，他 是專來接我的，我們還要走大約5里路才能到他們住的那個村。吳錄很熱情地邀我上了他的 車，車的前邊是一個連開車的坐兩個人的坐位，我就坐在他的身邊，享受著「專車」的待遇， 車一路崩崩地響著向他們的村莊駛去。 田間的道路彎彎曲曲，我們一路大聲地說著話，經過了桃樹林、棗樹林、蘋果林、楊樹 林，還經過了玉米田、棉花田。路邊的雜草在風中晃動著枯黃的葉子，未洛盡的楊樹葉子綠 黃一片片的相間，桃樹林的枝權隔路相交，遮檔著田間的道路，我們從中穿過。 忽然，吳錄問我懂不懂陰陽宅，我說不太懂，祇是知道一點，他就對我說：「你看那個 墳地怎麼樣？」 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田野裡有一棵一抱粗的大柳樹，樹下邊是一個大墳圈子，裡邊 有兩三座墳。我對他說：「那棵大柳樹挺不錯的，別的我也沒有看出什麼。怎麼了，那個墳 地好還是不好？」 吳錄說：「那是我們村支部書記家的墳地，立了十幾年了，他會看風水，自己建了這個 墳地，現在是我們村最富的戶。」 我問吳錄：「他是先當的書記還是先換的墳地？」 「先當的書記，當書記後就把墳地挪到這個地方了。」 「這麼說他當書記和墳地沒有關係，倒是挪墳地和當書記有關係了？」 「是吧，」吳錄說，「可大伙都說這個墳地好。」 我們到了吳昌付的家，這是一個有三畝多大的院子，中間有三間破舊的土房把院子分成 前後兩塊，前邊的院子作了菜地。農用車從寬大的鐵門直接開進了紅磚鋪地的院子。正面看 新房，橫下裡二十四米，1米高的台階上是一條兩米寬的平台。房子寬7.5米，寬大的門窗使 屋子裡整日陽光不斷。 吳昌付聽到車響知道我到了，笑容滿面地從屋子裡迎了出來。他60歲上下，高個子，背 有點駝，滿頭白髮，白鬍子，一對長長的眉毛也白了，有點像畫上畫的老壽星。臉上是橫七 豎八的刀刻一般的紋絡，是典型的飽受風吹日曬的農民的臉，農村的風風雨雨把他塑造得比 實際年齡蒼老許多。 他走到我跟前，笑著和我說：「前些日子就想叫你來住著，事太多，這家結婚那家結婚 的，地裡的活也忙不過來，現在清靜點了，你可以多住些日子。我房子裝修後你沒來過吧？」 我點點頭說沒來過，他說：「那好，我就領你在各屋裡轉轉。她們在廂房給咱烙肉餅，一會 兒我們去吃。村子小，沒有賣東西的，聽說你來，肉是從鎮子上買來的。」 我跟著他走到屋子裡，一間一間地看了起來。這真是很不錯的一片房子，要是在城裡， 幾十萬也買不到這麼好的房。大約在中間位置上，是60平米大的一個大客庭，大理石磁磚鋪 地，白粉塗牆，木製天花板，中間留有燈池。客庭裡新式桌椅一應具全，靠窗的位置上有一 個櫃櫥，上邊放著36寸大彩電，下邊隔層放著vcd，兩邊是大大的音廂，客庭的角落裡放著 洗衣機和冰廂。客庭兩邊都是臥室，一共有六間，有一間大的臥室壘著老式的火炕，這是吳 昌付老兩口住的屋子，冬天每天燒火，非常暖和。臥室的角落上有一張桌子，上邊放著二十 寸的彩電。 吳昌付和我邊聊天邊看房子，看得出來他很高興，也有幾分得意。從改革開放到現在， 已經幾十年了，幾十年的奮鬥，他終於有了自己心滿意足的住處。房子蓋好四年多了，裝修 好一年多，住進來也一年多了。連蓋帶裝修加上給兒子娶媳婦總共花了10萬多塊錢，這10萬 多就給他幾十年的積蓄「淨了鍋兒」，還欠了兩萬多的外債，今年，他的外債還得差不多了。 一家六口人都有活幹，大女兒剛剛結婚，二女兒在市裡物業公司當文員，生活比較穩定。他 認為他的苦日總算受到頭了，祇要一家齊心努力，很快就會有一定的積蓄，使自己生活在一 個很穩定的狀態中，用他的話說是「過松心的日子」，他認為這都是由於他的智慧和勤奮。 我們看完了房子就到廂房去吃肉餅，這是他們家最好的飯食，是專為我的到來而準備的。 我們高高興興地吃完飯，他們一家下地去幹活，我在他們家看書看電視，我是這家的老客人， 不須要特殊陪同，像自己家人一樣「隨便兒」是農民待客的最高禮節。 天黑以後，他們從地裡回來，我們熬了粥，繼續吃中午剩下的肉餅。吃完飯，我們提了 幾袋從地裡揪來的棉桃，在吳昌付的有火炕的大臥室裡邊看電視邊摳棉花，更重要的，我們 倆進行了很長時間的談話。 2，吳昌付對自己現在生活很滿意，也頗有幾分得意。當我問到他在這個有三四百戶人 家的村子裡所佔經濟位置時，他說：「中等，可是外人都說我是中等靠上。當官的咱不敢比， 現在是人家的天下，就應該他們富。搞生意的咱也不比，生意有起有落，弄好了可能富得冒 尖兒，弄得不好，賠得過不了日子的也有。如果祇說土裡刨食吃的農業，我能算是個上等 戶。」我說：「就我看，在農村，你現在硐實算是個富戶，用現在時髦的說法，你是個成功 的農民，對這些你有什麼想法嗎？」 他說：「成功說不上，不過總還可以，我和父親作了一下比較：他雖然被劃為地主，給 兒子祇蓋了三間土房，我給兒子蓋了六間又高又大的正房，三間廂房；他過年才能吃上一點 肉，我不用過年過節，什麼時候祇要需要，就可以買肉吃；說不好聽一點，我的媳婦是拿妹 妹換的，我兒子的媳婦是我給他娶來的。這樣看，我比我父親不是強了一點嗎？我能把日子 混到現在這樣，最終還是個智商的問題。首先你要看準自己是個什麼材料。如果你就是個農 民的材料，你總是把自己往老闆堆裡放，今天想搞這個買賣，明天想搞那個買賣，最後什麼 也搞不成的就是你。我的三個孩子上學都上到初中，我就不讓他們上了，為什麼呢？他們不 是那個材料，白扔錢。想搞生意，我也不支持，現在搞生意要有關係、路子，要有靠山，有 對付黑社會或者和他們在一起混的野性，這些我們都沒有，那就老老實實地種地。我作印刷 廠廠長時，每月有600多元工資，我要是不離開那兒，到現在房也蓋不上，兒媳婦也娶不了。 我離開了，就對了。」 他的話我總是聽著很特別，他對任何事好像都有自己現成的看法，這些看法別人很難給 他改變。小時候失去了上學的機會，他在幹活之餘讀了很多書，喜歡和別人爭論問題。我沒 有反駁他，問：「你們家被劃為地主，許多年被管制，還因此影響了你上學，你不怨恨嗎？」 他說：「說實在的，是有點恨，我上學時在班上也是拔尖的學生，就因為成份高不讓我 上學了，我這一輩子就毀了，能不恨嗎？可話又說回來了，那時不都是這樣嗎？別人都不說 什麼，我為什麼就特殊？這是走社會，誰讓倒霉的事讓我趕上了呢，就認了吧。」 我問他：「你對現在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 他說：「改革以來，生活是沒問題了。我最難忘的是1968年，那時真是吃了上頓沒下頓， 天天沒飯吃，大饑荒時我們這也沒那年苦。不滿意的就是人心太壞了，越來越壞了。說話也 就是百十來年吧，我的祖先到鎮的集市上去賣驢，說好價了對方帶的錢不夠。我的祖先讓他 找鎮上的鋪面作個保，買驢的說沒有認識的人，讓他寫個字據吧，他說他不認字。他們邊說 邊走到一棵樹下，蹲下來，拾起別人扔掉的半個破碗，我的祖先就把這個破碗一砸兩半，把 一半遞給買驢的，對他說：」下個集日我們還在這個樹下見面，也許你沒時間來，也許我沒 時間來，不論誰來，祇要拿著這個碗碴，兩塊一對上，你就給錢。'結果下個集日的時候， 買驢的把錢就給齊了，現在的人行嗎？「 「三十多年前，我們家不夠吃，我到集市上買棒子（玉米），那時私自買賣糧食是違法 的，都是手心裡抓著一點賣。我和一個人買好了，對他說：'我還要買別的東西，不能現在 就要你的棒子，先給你10塊錢，散集的時候你在大機磨等我，我把錢給齊了，弄著糧食走。 '那個時候10塊錢就能買50來斤棒子。那天我去的很晚，到大機磨後，賣糧的人還在那裡等 著，他直埋怨我，說：'我在這兒等了你兩個來小時了，你怎麼來得這麼晚？'你說現在的人 行嗎？他要是不給我糧食，我到哪去找這個人？要是現在，我也不這樣作事了。現在出門處 處是陷阱，你在街上一站，南來北往那麼多人，看著都很好，隨便找上一個人，無論男女老 少，祇要給他機會，他就坑你，不信你試試。以前的人吃苦也好，受罪也好，心裡都有一個 尺子，越過這個尺度他就不幹了。現在的人心裡沒有這個尺子了。 「前些日子，我們這兒還發生了這樣的事：一個人趕著三、四十祇羊去放，開來一輛汽 車，從上邊下來三個人，一個人攔住放羊的，另兩個人抓住羊捆上就往車上扔，扔上三四隻 羊開著車就跑，你說這不就是明搶明奪嗎？還有些人專在村子裡找那些外地收棉花的人，見 到後，就圍上來，假裝是工商所的，找你要收棉證看，你給了他，他就說是假的，罰你二百 塊錢，正是起證的價。你不給錢，他就不給你證，你說老百姓怎麼活？這是比較好的，還有 在交棉花的路上等著搶劫的，知道你剛交了棉花，身上有錢。這樣的人一般都有當官的靠山， 左一個嚴打右一個嚴打，就是越打越多。」 我問他對現在腐敗問題的看法，他說：「腐敗就對了，他們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不要 命地搶天下，為的是什麼？為的就是他們自己連同他們的子孫後代腐敗，說是為別人，誰為 別人去玩命？我沒見過一個。歷代都是一樣，搞政治的哪有什麼好人，現在說：'中國是一 個大國，不穩定什麼也搞不好。'說得多好聽，49年以前為什麼不這樣說，那時就是他們把 中國搞亂的。現在要穩定，就是要穩定地吃你、喝你，還不讓你吭聲。國民黨也腐敗，可是 國民黨和現在這個黨不一樣，參加國民黨的多數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有錢， 也要點臉面，腐敗也是偷偷摸摸地不敢公開。現在這個黨什麼也沒有，提著空肚子來的，不 吃肥了不拉倒，公開地叫著板地腐敗。」 我說：「現在是這樣一個政治現狀，你不希望改變嗎？」 他說：「不，一個是我現在有飯吃，有房子住，我的孩子有班上，有地種，這樣就挺好。 第二我是一個草民，說了當權的也不會聽我的，白費話。你說政治改革他就政治改革了，改 革了他還吃誰去，最起碼，他吃著就沒有現在這樣順當了吧？再有，外國實行三權分治，好 是好，在中國一萬年也不會實行。道理很簡單，比如一個人他搶了你的房子，你去和他說： '這房子算咱們共有，一起住，一起管理它吧。'他會說：'我冒著生命搶房子就是為我自己， 你沒有能力守住這房子就祇能認倒霉。現在房子是我的，我死了以後是我兒子的，兒子死了 是我孫子的。'你說是不是這麼個道理？我不是在說氣話，我說的是實際。 「你講道理，現在當政的不吃，你罵他，他自己罵自己比你罵得還狠。有人罵村支部書 記是臭流氓，這個書記就說：'嘿！你怎麼說得這麼對呢？我就是個臭流氓，不是流氓我能 幹這個嗎？'對他說，你這樣對待別人，以後別人也會這樣對待你的。他就說：'好啊，我先 把你治了，將來你有了權力再來治我吧，我等著。'對這樣的人，對這樣的政權，你能有什 麼辦法？講道理不行，罵也不行，這就叫'刀槍不入'，應了那麼一句話：不怕不要命的，就 怕不要臉的。看《三國演義》，都誇諸葛亮有罵死王朗的口才，他罵得死王朗，不見得就罵 得死曹操。三國裡有禰衡擊鼓罵曹，陳琳寫檄文罵曹，還有徐母罵曹，一個比一個罵得狠， 曹操被越罵越好，陳琳還把他的頭痛病罵好了。罵也要分對象，被罵的要有羞臊，懂得廉恥 才行。被稱讚的不應是諸葛亮，而應是王朗才對。」 我們邊說話邊摳棉花桃，不知不覺地到了夜間十一點多鐘了，幾袋棉桃也差不多幹完了。 每天晚上十一點以後睡覺在他們家很正常，於是我們收拾東西準備睡覺了。吳昌付讓我和他 在一個屋子住，說火炕暖和。我說既然你有這麼多屋子，我就單獨住一間吧。住在一起，說 起來沒完，誰也別想睡覺了，明天怎麼幹活？於是我被安排在一個小一點的臥室裡。 我不知道吳昌付的議論是不是代表著現在比較富裕的農民的心態，總的來說，他對自己 所處的現狀有許多滿意的地方，他們在同別人的對比中得到了比別人強的滿足；也有許多不 滿意的地方，他們對現實中那些痛恨的東西有著無可奈何的痛苦。他們怕改變現狀，並不是 處處都順心了，而是對改革沒有信心，怕改不好會更壞，倒不如像現在這樣還能免強活下去， 用他們的話說：「別治不好聾治啞巴了」。 3，第二天，我準備和他們一家一起到地裡幹點活，不到七點的時候就起來了。起來後 發現，他們的飯已經作好了，準備吃了飯就去地裡幹活。在我的執意要求下，他們同意了我 和他們一起去地裡栽樹。我和吳錄去拉水，餘下的人在地裡挖坑栽樹苗。 吳錄二十六七歲，很活波，祇是每天從早到晚地在地裡幹活，幾乎沒有多少交往。今天 我和他一起拉水，有了一個說話聊天的人，非常高興，話好像也比平時多了起來。農用柴油 車上放一個很大的塑料桶，這個桶能盛52桶水，大約有一噸多。我們坐在車上，吳錄崩崩崩 地一路開著，到北邊一個村子裡的機井去拉水。 路上吳錄和我說，他沒去過什麼地方，最遠的地方到過天津。他對那些祇在他的想像裡 存在過的地方充滿著神秘感。我和他講新疆天山和鞏乃斯大草原，講東北寒冷的天氣和鋪天 蓋地的雪原，講廣州縱橫交錯的立交橋和地鐵，講摩天大樓和北方難得一見熱帶植物，講恢 弘壯觀的珠江、洛溪大橋和江上往來的輪船。他對這些非常感興趣，聽得津津有味。他說， 本地也有人到廣州去打工，有的還去了深圳，他對這些人很羨慕，也想到那些地方去打工， 不為賺錢，祇為開闊視野，見見世面，長長見識。當然，我知道吳錄不過是和我隨便說說而 已，我們誰也不會當真。他的家教是很嚴的，初中畢業後，他曾經在印刷廠當過幾年印刷工 人，後來由於家裡缺少強壯勞力，不得已辭去了工作，在那裡堅持下來的工人，現在可拿到 一萬幾千塊錢的年薪。吳錄對父母沒有埋怨，他是那種父母讓幹什麼就幹什麼的孩子，他的 媳婦也是父母作主娶的。 吳錄說他們這裡也有好多好玩兒的，地裡什麼鳥都有，有一次，他們還用夾子打到了野 雞，長長的翎毛，非常好看，祇可惜野雞跑了，還把夾子帶走，在快到鎮子上時讓人給拾走 了。他問我，有一種和鴿子一樣的野鳥叫什麼？沒等我回答，他又說「」是叫斑鳩吧？「我 說不太清楚，他說：」這種東西我們這兒也有，有許多鳥人們都不知道叫什麼，經常在林子 裡來飛去。現在這個季節，還可以打到野兔。野兔好玩極了，它總是走它走過的路，你在它 走過的路上下夾子，就可以打到它。如果不是活太累，熬得時間太長，在我們這兒生活其實 也不錯，空氣新鮮。夏天到處是樹，一片綠，林子裡有各種叫不上名子來的野鳥，村子藏在 樹的後邊。有一次，喜鵲還落在了我的車上。「 我問吳錄，對將來有什麼想法沒有，他笑了笑說：「有什麼想法呀？農民不就是種地嗎！ 以後有機會，我想學點養殖方面的知識，養狗，聽說狗肉賣14塊錢一斤，很貴的，就是不知 道我爸爸同意不同意。」 我說：「想法不錯呀，你可以往這方面努力一下，不養狗也行，可以養別的，別的地方 還有養鴕鳥的，你爸爸不同意，我說服他。」 吳錄說：「我爸爸不好說服，看看再說吧，也許我爸爸還同意呢。」楞了一下，他又對 我說，「我希望我們這兒出一個大官。」 這真是一個怪想法，我有點莫名其妙，就問他：「為什麼？」吳錄說：「要是出一個大 官，縣裡、市裡就要出錢建設我們這個村子，把我們這兒的路修好。現在沒有路，想發展什 麼都受影響。我們村經濟作物多，樹苗要運出去，收下來的水果要運出去。去年，我們家就 有三千多斤紅果爛掉了。」 水拉到地裡後，我們就放水澆樹，往每一棵栽好的樹坑裡澆兩桶水，遇到較干的地方， 還要多澆一些，三桶或四桶。說是我們兩個管澆水，其實主要的活都是吳錄干的。我在車跟 前管放水，四個小水桶倒換著用，每個小水桶大概可盛四十多斤水，吳錄兩手提著兩個桶水 來往奔跑於各個栽好的樹之間。水車就停在一個地方，有的樹離水車較遠，要跑二三十米外 去澆。放完水後，我們再去拉。 拉水的機井離栽樹的地方大約有三四公里，有這一段兒路，吳錄正好休息一下，這也是 我們談話的時候。吳錄雖然歲數不大，但也吃了許多苦。在他不到一歲的時候，剛剛改革開 放，父親在生產隊紙箱廠作業務，經常在外邊。母親一個人種承包的10多畝地，根本沒有時 間照顧他。母親下地的時候，就用一根長繩子頭繫在他身上，就跟著到地裡去幹活了，那時 他剛剛扛得動鋤頭。並不是特殊地虐待他，他的姐姐和妹妹也一樣，都是這樣過來的。爹是 親爹，媽也是親媽，都很痛愛自己的孩子，但為了生活，祇能這樣。 這一天我們拉了8車水，到第7車水澆完的時候，天就差不多快黑了。大家一商議，還是 再拉一車吧，拉一天水給機井上10元錢，多拉一車兩車不多給錢，少拉了也不好意思少給， 既然天還早，乾脆就多拉一車。吳錄沒有意見，他好像有的是力氣。我沒有干力氣活，雖然 他們都說我累，那是因為我是客人，又沒幹過農業活，大家是在和我客氣。我和他們說，我 一點也不累，既然大家都願意接著干，就再幹一會兒，我幹的那點活和玩差不多，在哪都一 樣。我們最後決定回去一個人給大家作飯，剩下的人再澆一車水，埋好樹後一起回家。一天 中，十來噸水都是吳錄一個人用手提著澆的，到回家時，天已黑得看不見人了。 吃完了晚飯，我們弄到屋子裡幾袋棉桃，還和昨天一樣，繼續坐在屋子裡邊看電視邊摳 棉花。在這天晚上的聊天中，吳錄還受了他父親的幾句搶白。吳錄說：「現在天黑得早了， 晚上也可以看看電視了，在夏天，別看有兩個彩電，都是擺設，誰也沒時間看看電視。」吳 昌付白了他一眼說：「這麼說，你是指看電視活著呀？！」吳錄說：「誰說指看電視活著了， 這不是閒說話嗎，農民不就是指種地活著嗎？」吳昌付說：「這就對了，你記住了，到多早 晚兒，好好擺弄你那點地，這才是真格的，別的都是瞎掰。」說是這麼說，吳昌付每天都看 電視，他看電視很簡單，就看天氣預報，別的可有可無。 對於吳錄，我給吳昌付提了個建議，別祇知道讓吳錄一天到晚沒死沒活地幹活，他還年 輕，以後還要自己發展。可以讓他用六成精力幹活，二成精力學習，二成精力玩、搞人際交 往。吳昌付說，這個說法對是對，可是做不到，活就在那擺著，不幹不行。再說，現在是鼓 著十成勁兒，才勉勉強強地往頭裡混，一鬆勁兒，那非要了好看不行。莊稼人，過不好日子 被人笑話。 4，儘管吳昌付自我感覺很好，總是認為自己很富裕，我還是給他潑了點泠水。去年， 吳昌付種的20多畝棉花賠了約2000塊，又有三千多斤紅果沒賣出去爛掉了，一年的毛收入祇 一萬多元。今年各方面比較順，紅果賣了2000多元，棗賣了3000多元，玉米賣了1500元，棉 花賣了22000多元，樹木賣了5000多元，二女兒5月上班，給了家裡2500元，加起來，地裡的 收穫共計36000元。如果除去一年中在農業上的投資，剩下的純收入大約也就25000元左右。 如果把兩年的加在一起，再平均下來，每年的收入大約在16000元左右。全家六口人，人均 大約是2700元。 我對吳昌付說：「聯合國公佈的貧困標準是每人每天的生活費用低於1——2美元，折合 成人民幣就是8——16元之間，你家的生活費用遠遠低於這個數，你應該是個貧困的家庭， 怎麼反到是個富戶呢？」 對我的問題吳昌付不以為然，他說：「中國農村和外國不一樣，中國農民的目標就是活 著，能活著就行，外國人他要活得好。打個比方說吧，大米一塊六一斤，白面九毛五一斤， 要讓我說，白面也是細糧，你就非吃那個大米不行嗎？豬肉五塊錢一斤，羊肉十塊錢一斤， 豬肉羊肉不都是肉嗎？你就非吃羊肉不行？螃蟹、大蝦都好幾十塊一斤，那些東西不吃一樣， 你非吃不行，錢就不夠花的。農村和那種人叫'敗家子兒'，不會過日子。再有，水果這些東 西，是吃著玩的，不能當飯吃，不解飽，有的人什麼彌猴桃、芙蓉果、栗子、開心果什麼都 敢買，喝水非要喝'可樂'不行，這些東西就賣不了我的錢去，自家地裡收了，就吃點，自家 地裡沒有，就不吃。你是個農民，你是個中國農民，和外國比不了，和中國當官的你更比不 了。一句活，你沒長那個嘴來。」 吳呂付的話讓我感到有點悲哀，看起來，他的富就富在了寬房大屋和滿屋子新式裝飾上 了。假如有媒體記者來採訪，給他們家錄一個像，然後說中國農民如何富得流油，就憑庭院、 房子和屋內的陳設，你會一點也不懷疑報導的真實性。如果不是深入到這個家庭的內部，如 何知道他們的辛酸？他們的生活有兩個目的，一個是「活著」，一個是「活著給別人看」。 我對他說：「行了，我們不和外國比，就說中國吧，2004年國家公佈的全國農民人均年 收入是2622元，你們家在國家最發達的東部，你又是這東部比較富裕的農民，可是你的收入 也才剛到了農民的人均收入呀。我奇怪的是，發達地區的富裕農民才剛達到人均了入的平均 數，這個人均收入是怎麼來的呢？」 吳昌付笑了起來，他說：「說你是個書獃子，你別生氣，你就是個書獃子！要是連農村 幹部的收入一起統計，人均收入可能不會低於你說的那個數，要是不算幹部，祇說農民，連 那個數的一小半都不到。說話十五年前，我們前院那家有的錢，比我們村所有戶加起來的錢 都多，生產隊的那個副業簡直就成了他家的了。可是，那些人的收入不敢往外說，決不會統 計上去。 咱們國家的統計，是上邊給數字，下邊按照上邊給的數字填。有一年，鎮裡讓村裡抽查 十戶，統計村民收入。說是抽查十戶，其實是讓挑選十戶，收入必須到人均2000元。村裡找 了十戶富裕的，坐在屋裡算起來，當時我也在場。有一戶，算上賣的豬，賣的羊，賣的糧食 也湊不夠2000多元，會計就對他說：'你們家還賣了個驢。'那個人說：'我們家沒賣驢呀？' 會計說：'知道。，就祇當賣了個驢，上邊不是要這個數嗎？問你別的，你又想不起來。'那 人說：'行行行，我賣了個驢。'算來算去還是不夠上邊要的數，會計說：'你們家又賣了個 驢。'那個人笑了，說：'我們家不能總賣驢呀，這也太假了，咱就不能賣點別的嗎？'會計 說：'好好，賣什麼都行，祇要湊上上邊要的數就行。'那人想了想，為難地說：'我也沒什 麼可賣的了呀，該賣的都賣了。'你說，這不是騙人嗎？咱們都是經過'畝產萬斤糧'年代的 人，還是那個黨，還是那個派兒，現在他就不說瞎話了，就好了，那可能嗎？「 接著，我和他談到了國家取消農業稅的問題，農業稅是農民很大的一個支出項目，一旦 取消，農民的收入就會出現一個明顯的變化。吳昌付笑了笑，對我說：「這些年來，這個政 策，那個政策出了不少，都是變著法子騙老百姓的，經得多了，也就知道怎麼回事了。我這 麼和你說吧，我們村去年向鎮裡上交18萬元，今年取消農業稅了，上交還是18萬元，一分錢 不少，這錢從哪來？村幹部又不會印票子。他們祇會花票子。上邊讓他們自己想辦法，想什 麼辦法？還不是從老百姓身上出！」 他的話讓我想起了前幾天我在別的村看到的一張傳單，上邊有這樣的話：「……村民們， 按照國家的政策，減輕農民負擔，免收農業稅。可是我們村的書記、村長等，無故把地收回， 高價向村民承包，這是一種違法行為。不光這一件，還有其它罪狀，大家看在眼裡，為什麼 不敢吱聲，為此，我們呼籲民眾團結起來，換掉這個沒有民眾選舉的支部團體。我們要上 訪。……」 我把這個傳單的事和吳昌付一說，吳昌付說：「對呀，這就是村幹部想出的完成上交款 的辦法。我們村的地也要變動，現在還不知道怎麼變，怎麼變也是老百姓倒霉。那個傳單上 寫著要上訪是吧，上訪也沒用，這是上邊支持干的，不然錢從哪來？不是'不交農業稅'了， 是'不叫農業稅'了，叫什麼？有的是名稱，農業發展基金、扶貧基金、農村財政提留、土地 承包費、統籌款、上交款……，就是有一樣不變：要錢不變。真要是打算不再搾取農民血汗 了，那就好辦了：把地一點不剩地分給農民，有願打工不種地的自己往外承包，有想種地的 自己去找不種地的戶。一時找不到的由村裡幹部給牽線搭橋，收一點中介費，還可以出農業 經紀人專作這樣的事。真要那樣，幹部也就沒人想當了。國家敢那樣幹嗎？那樣了國家的那 些官們還吃誰去？狼對羊說：從今年起我不吃你們了，我咬你們，我嚼你們，我啃你們，用 北京話說我'掂備'你們。說來說去還是吃的意思。」 吳昌付的話讓我想起了自己經歷過的事：生產隊時期，每日勞值祇有兩毛多錢。有一次 鎮裡給幹部開會，對那些勞值祇有兩毛多的生產隊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要隊幹部想辦法，無 論如何勞值要提到五毛錢以上。鎮領導氣憤地說：「沒有農民就沒有革命，不能讓社員拚死 拚活，辛辛苦苦地幹一年白干，這是對革命的態度問題，是對貧下中農的感情問題。」鎮領 導給話不給錢，該上交的一點也不能少。隊幹部回來後，就從分給社員的東西上想辦法，所 有分給社員的東西——蔬菜、柴禾、瓜果、雜糧等作價一律提上去一倍多。這樣賬面的勞值 是上去了，老百姓手裡還是沒有見到錢。 我把這話和吳昌付一說，吳昌付笑笑說：「對呀，這些年他們不就是這樣胡弄過來的嗎。 其實他的葫蘆裡究竟賣的什麼藥，我們誰也說不準，這段時間，農資產品都在一個勁兒地漲 價，一袋化肥就漲了三十多元。農藥、地膜、種子……沒有不漲的，這是不是和取消農業稅 有關係？這個政權不會生產，也不會作生意，和外國作買賣總是讓人家騙，那個大鼻子老俄 就吃死了中國了，中國就是他的冤大頭，又騙地又騙錢，直到現在還死纏著不放。但這個政 權有一個特點，他會騙，翻開毛主席、鄧小平的書，裡邊都是說的為老百姓好的話，論說好 話誰也沒他們會說，作起來滿不是那麼回事。 「現在當官的，我說得絕對點，從上到下，沒一個好的，也許有好的？反正我是沒見到 過一個。對他們，你就堅持一條就行：不信！明明是那麼回事，從他嘴裡說出來我就不信！ 他說煤球是黑的，雞蛋是圓的，日頭從東邊出來，西邊落下我也不信！這叫'你有千條妙計， 我有老主意'.可有一宗，我也不惹他，他有軍隊，有警察、有槍、有炮、有坦克，我幹嗎惹 他？我要是叫綁匪綁到山上去了，我能跟他講法律、講道理嗎？我鬆了，我認了，我不說他 好，也不說他壞總行了吧？」 這一天，我和吳昌付邊幹活邊談話又說到很晚，從他的談話裡我知道他處世有自己的一 套經驗。 5，吳昌付很注重作人的尊嚴，他拚死拚活，幾乎是把一家性命都搭上了才掙得了一點 家業。現在，他家在農村硐實可以說是個富裕戶，這不僅表現在他有漂亮、寬敞的房屋，一 應俱全的室內陳設和農用機具，還表現在他在一般用錢時能夠不費勁兒地拿出來。他執著地 把一個家庭發展到這樣，歸根結底，就是為了他在外作人的尊嚴，他怕別人看不起他。 有一個小事很能說明他的性格：有一次他到市裡辦事，恰好急需要3000元錢，就到市裡 一個親戚家去借。親戚把錢給了他，然後讓他打一個借條。親戚這個要求讓他的臉漲得通紅， 他說：「今兒個你算拿到我的短處了，我硐實急著用錢，不這樣，這錢我放下就走。你不是 要條子嗎？好，我給你打，可是你記住了，我祇要還有一口氣，這錢我就不還，你就留著那 個條子吧。我要是不打條，下次來市裡我就把錢給你了。」在吳昌付看來，讓他打借條就是 不信任他，就是怕他賴賬把錢黃了，他怎麼能是那種人，這不是侮辱他嗎？當然，最後他沒 打借條拿了錢，也很快就還了人家。如果我們撥開吳昌付富裕的迷霧，走近這個家庭，近距 離瞭解一下他的生活經歷，我們就會知道，他的富裕歷程，其實步步充滿著辛酸。 首先是超強的體力勞動：吳昌付上個世紀70年代末結婚，那時剛剛改革開放，他們家祇 有三間老式的舊土房，屋子裡有三個破鐵桶，這就是他全部的家當。妻子也是地主子女，結 婚前家裡曾三次被抄家，他們用換親的辦法結了婚。也許是由於出身地主倍受歧視，在生產 隊時總是干苦活、累活和沒有報酬的活養成了耐勞的習慣，吳昌付妻子段青春（化名）是百 裡不挑一的能幹女人，在結婚後的頭二年，每年冬天她都破凍挖土，把院子前邊墊出了一片 一畝多大的菜地。後來，她有了一男二女三個孩子，在撫養三個孩子的同時，她還承包了十 多畝地，吳昌付在村辦企業干，地裡活都是她一個人的。孩子剛會爬，她就把孩子拴在枕頭 上或者窗戶上去幹活，十幾塊地，全記在一個小本子上，每幹完一塊，就打一個小對勾。半 夜十二點以前睡覺的時候非常少。 每個孩子都在八歲就開始隨她下地幹活，直到他們一個個上完初中，家裡增添了新的勞 力，她承包的土地也逐漸地擴大到了80多畝。 上個世紀末，孩子們都大了，段青春也五十出頭了，她要蓋房子、給兒子張羅媳婦了。 那時大女兒在市裡上班，兒子和丈夫在村辦印刷廠上班。這一年的冬天，狂風捲著雪花漫天 飛舞，大地一片銀白，人們常常看到一個五十歲出頭的婦女，趕著一個小毛驢車，上邊帶著 冰鎬、鐵鍬等到地裡去拉土。這個人就是吳昌付的妻子段青春。所有蓋房子的人家都是僱用 拖拉機運土，祇有他家是段青春自己墊房基地。一車、兩車、三車，一天、兩天、三天，整 整一個冬季和一個春季，其間除了她的兩個侄子幫了幾天忙之外，所有200多方墊房地基用 土都是她用小驢車一車一車拉上來的。 近幾年來，他們家每到冬至後都賣樹桿子，砍樹桿在冬至後是有意安排的，這個季節別 的農活少，正是賣桿子的好時候。每到早上5點多，他們就起床了，吃一點東西就打著蓄電 池的電筒下地，中午在地裡吃一點蛋糕，晚上7點回來吃飯，常常是汗水濕透了棉衣。 超強超時的體力勞動，使他們過早地衰老了，身上出現了一些疾病症狀，祇是他們自己 並不在意。 其次是把生活的費用壓到最底限度：段青春在天津市裡有兩個姑姑，每過一段時間，她 就去看望她們。從她家到姑姑家有八、九十里的路程，她總是騎著自行車去，車上帶著花生、 瓜子、紅豆、大蔥、大蒜、瓜果梨桃等各種農產品送給姑姑。回來的時候，姑姑也給她好多 東西，從桌、椅、板凳到身上穿的衣服，各種藥品，糕點和肉類食品等。 在自己地裡的菜還沒收下來的時候，他們就吃自己淹制的鹹菜。直到現在，他們還是以 粗糧為主食，玉米在他們家的飲食中佔著主導地位，白面其次，大米在餐桌上難得一見。一 般人家吃玉米，都是把玉米先去了皮殼，然後再磨面，一斤玉米可出7、8兩面，而他家從來 不去皮殼，一斤就是一斤。有幾個小事很能說明他們在過日子上是多麼仔細：那天，外邊來 了個賣豆腐的，段青春弄了一碗豆子想換豆腐，我說：「我去吧，不用豆子了，拿錢買，多 方便。」她說：「不行，用錢買貴。一斤豆腐1塊2，一斤豆子才1塊3，1斤豆子能換1斤半豆 腐，用錢買不上算。」有一次，村裡來了賣羊肉的，我就出去買了二斤，回來包餃子吃，段 青春埋怨我說：「買這個幹什麼呀，11塊錢一斤，好豬肉才5塊一斤，差點的豬肉10塊錢三 斤，不都是肉嗎？羊肉有什麼好吃？」段青春是舊歷臘月初四的生日，現在的年輕人，把生 日看成天大的事，在他們心目中，其地位僅次於婚、喪、嫁、娶。段青春的生日，不要說別 人，她自己就常常忘記，就是不忘，她也不過，像平常一樣吃餑餑喝粥。她常說：「我們家 的日子是從牙逢上刮下來的。」這話說得非常貼切。 早些年，段青春的父親每年都到她們家住一兩次，爸爸年紀大了，吃飯時就單獨作好一 點的，所謂好一點，就是給他吃點魚、肉等好菜。老人不好意思放開口吃，剩下的就下頓繼 續吃，3寸大的小魚，熱了一次又一次，把魚留得又乾又硬，三個孩子誰也不動一口。 吳昌付夫婦雖然都沒得什麼大病，但小病一直不斷。但他們從來不去看門診。有一點不 舒服，他們就在家裡找一點藥吃，那些藥有些是從天津親戚家拿來的，有些是廉價藥販子手 裡買來的市裡發的勞保用藥，這些藥放了已經好多年了，早已過了保質期。吳昌付一家就是 用這些藥自己給自己看病。吳昌付的胃口不好，常常在夜裡疼醒，他就吃一點做飯用的小蘇 打。 第三是犧牲受教育的機會：吳昌付夫婦都沒有讀完小學，他們的三個孩子也祇上到了初 中，由於經濟的增長和教育的普及，現在的初中也就相當於早年的小學。和父輩一樣，三個 孩子的相繼失學也完全是由社會原因，祇不過一個是政治上的原因，一個是經濟上的原因： 早年，吳昌付夫婦因為同是地主子女被剝奪了上學的機會，現在孩子們因為生活的壓力不得 不放棄上學。表面上看，他們是由於沒考上才停止了學習，實際上是，就一般智力而言，他 們是絕不可能考上學的——沒有節假日，回家後有幹不完的活，沒有學習的機會，他們還要 利用午休的時間到地裡幫母親幹活。 三個孩子相繼上班勞動，給家裡的生活增加了活力，沒有了上學的支出。在大女兒和兒 子結婚前，他們家5口人，5個人勞動，相繼有了一點積累，這點積累蓋房子時被用光。前不 久，小女兒提出了繼續去上學的要求，遭到家裡的拒絕，家裡的道理很簡單：「你要是那塊 料兒，當年你就考上學了，你不是那塊料兒，家裡也不去花那個冤枉錢。」小女兒一肚子委 屈：「我沒考上學，還不是由於家裡？誰家像我們，一天到晚幹不完的活。」 吳昌付一家非常艱難地頂著一個富裕農民的名義，在讓人羨慕的外表下過著艱難的日子， 用他們一家——甚至可以說是苦難——的生活經歷詮釋著「中國農民脫貧致富」的神話。 6，吳昌付現在沒有外債，也沒有了需要大筆花錢的事了。吳昌付和我說，他還有一個 岳父要花錢發喪，由於岳父的幾個兒女祇有他家還算富裕，所以發喪的錢基本他出。但也用 不了多少，三千五千的就夠了。這樣看來，他將每年都有一定的積蓄。 但是，吳昌付的富裕中其實也存在著危機，他的富裕其實是很脆弱的。在談話中我和吳 昌付把話題引入了更深一層。我發現，在他的生活中，如果我們把他的生活結構稍稍地作一 點變動，他的生活就將是另一個局面。我們作了一個設想，假如現在二女兒不是在上班，而 是在上大學，那結果將會怎樣？上大學每年的費用要10000多元，再加上她大約每年為家裡 掙的6000元工資，他們家每年的收入將減少約16000元，差不多就是他家現在的年均收入。 三個子女中有一個上大學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了，但家裡的年收入就接近到零。如果有兩個上 大學，他的生活就難以為繼。 吳昌付說：「要是那樣，我就不給他們蓋房了，也不娶媳婦、嫁姑娘了，都由他們自己 辦。」 當然，這祇是順便說的一個事，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比如家裡出一個重病人。我對他 說：「我不是咒你，生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人吃五穀雜糧哪能不得病，再說你們一直干 著超強的體力勞動，積勞成疾可能性是很大的。」 吳昌付說：「你說的這是實際，誰也不敢保證自己不得病，我們旁邊的一個村，有一家 挺富的，四個兒子都很有錢。結果就是因為媽媽病了，第一次每個兒子出20000，病沒治好， 錢花完了，第二次又每個兒子拿10000，這兩次，就把四個兒子都花空了。如果不解決了農 民看病的問題，不管你現在生活得怎樣，永遠不能說你脫貧了。聽說現在又要搞'合作醫療'， 不知怎麼個搞法，我也想參加。我大女兒給我和她媽都入了疾病保險，但那祇是有數的幾樣 病，超出那個範圍就不管了。」 我問吳昌付：「你現在身上有病嗎？我說的是那些需要好多錢才能醫治的頑固病症。」 吳昌付說：「不知道，沒有吧？我就是胃口不好，別的沒發現什麼。」 我說：「你檢查了嗎？」「沒有，檢查要好多錢，再說，我也怕查出病來，我就這樣胡 裡糊塗地幹，什麼時候不行了，腿一蹬就得了。我不怕死，現在孩子的事都辦完了，就更不 怕了。但我也不能無緣無故地去死，那樣會給小輩兒找罪，別人會說：'這家的孩子不孝順， 把老人給擠兌死了。'這不是往小輩兒臉上抹屎嗎？你說是不是？」 他的話讓我大吃一驚，我萬萬沒想到，一個衣食都沒有問題了，在農村是個富裕農民的 身上，居然還閃過自殺的念頭。不過細想起來，生活對他們確實沒有多少意思，他們把全部 的心思都用在為兒女辦事上，蓋房、娶媳婦、女兒出嫁，現在，事都辦了，他們倒感覺有點 空虛和失落了。現在他們一門心思都在如何為兒女保住這份家業上了。吳昌付的想法很簡單， 不去查有什麼病，假如真的有什麼大病自己表現出來了，那就到了晚期了，祇要咬咬牙，抗 幾天也就得了。吳昌付說：「我已經過了60歲了，死了也不算短壽了。」 類似的情況在他的妻子段青春身上也出現過。05年的春天，段青春的右半個頭常常疼痛， 自己吃了幾次藥也效果不大。兒媳婦要她到市裡去檢查，她執意不去。兒媳婦就給她在市裡 工作的女兒打電話，要她的大女兒想辦法。大女兒從單位找來車接她去市裡。她問大女兒： 「我這個病保險公司管不管？」她的大女兒騙她說：「我已經問過了，保險公司管，不用我 們花錢。」她這才放心地跟著大女兒去了市裡。在檢查的過程中，發現了她子宮里長了瘤， 就動手術去掉了。大女兒想讓醫院檢查一下，看那個子宮瘤是不是良性的，找她要那個瘤的 時候，她說「我扔掉了。」大女兒非常著急地說：「你怎麼扔了呢，不查一下怎麼行？」她 回答說：「查什麼呀？查出病來怎麼辦？」她的想法和吳昌付就是那麼驚人地一致。 我在吳昌付家住了7天，這7天讓我知道了許多東西。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他們的生活 要靠精打細算才能維持，而他們抵抗災害的能力，卻幾乎等於零。那些還沒有富裕起來的家 庭又將是什麼樣呢？在第七天的傍晚，吳錄把我送到了公路口的斷橋邊。 我在路口等車回去，望著茫茫的原野，彎曲的田間道路上隨風滾動的落葉，田間星星點 點忙碌著的農民，我的心中無比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