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特務汪建輝 ——為小說《中國地圖》所作的序言

（四川）廖亦武


    不知不覺，認識老汪已十幾年了。

    記得十幾年前的某一個下午，民運戰士劉賢斌來到我家，幾口茶水下肚，就說要給我引
見一位作家。於是五六個不速之客一塊去找老汪混飯。當時老汪家在五樓，才10來平方米，
卻養了兩個人兩條狗。老汪的床造得像座拱橋，睡覺得搭梯子上頂，而日常的精神活動卻在
床下，比如寫作、打電話、發呆等等。286的老電腦在床底深處，加上老汪總是深夜下班，
還要貓著手腳，鑽入床底，過一番秘密寫作的癮，所以很容易讓人誤會是台灣特務在嘀嘀嗒
嗒發報——可巧了，他這次要出版的小說，主角也是個特務。

    當然，老汪寫的是老牌特務，幾乎是這個國家一誕生就潛伏下來，等待著指令，伺機顛
覆這個國家。可時光如水，時代更替，敵對雙方的工作中心都轉移了若干回——他被遺忘或
拋棄了——於是他祇能去公安機關自首，以喚醒並證實自我存在的意義。這個故事在我們周
圍具有普遍性，我坐牢時，隔壁監房就有一個60多歲的老特務，也是潛伏多年，好不容易等
來了海外「恢復組織活動，發展成員，並搜集政治和經濟信息」的指令，可剛一露頭，即被
一網打盡。此老特務的代號「飛鷹」，上校軍銜，手下成員兩位，一是自己的情婦，一是自
己在工廠的徒弟；搜集的所謂「情報」，不過是公開流通的報刊摘錄。

    「飛鷹」在獄中很和善，很認命，似乎尋著了歸宿。我琢磨他落網的原因，極有可能是
隱藏得太久太深，做特務的手藝已經生疏；或因世道變化太快，沒跟上潮流。

    「飛鷹」是否比老汪書中的特務更幸運些？如果他沒死在獄中，出獄後又去找誰來證實
自我存在的意義？我四舅是國民黨的戰犯，坐牢20幾年，1999年去世之前，也曾有過從海峽
偷渡去台灣，向彼島國防部討個說法的衝動。

    而更遠的佐證是小時候讀過的一篇課文，叫《一枝駁殼槍》，講的是一個老地主在臨死
前，把兒子喚到床前，瞪著眼，指著某一處地下就斷了氣。待兒子按其遺命挖地三尺，終於
起出了一個匣子，裡面有一本土改時留下的變天帳和一隻閃亮的駁殼槍！照老汪書中提供的
解讀方式，這個老地主也是標準的「潛伏特務」，可那祇在地下埋了許多年的槍不生銹嗎？
還有「打響」的可能性嗎？

    回頭說老汪，他原籍安徽，本來書讀得好好的，卻捲入了89學運，並因此坐牢1年多。
出獄無處謀生計，就流落到成都，租房打工，據說還賣過魚。終於因在版式設計方面有天賦
而混入了報社，並一直幹到今天，已十幾年了，這的確需要「潛伏特務」的耐力。老汪在單
位，任勞任怨，像一架人緣極好的萬能機器，但周圍的世界與他陌生而隔膜，大家都不瞭解
或不想瞭解他在飯碗之外做什麼，有什麼用。

    由於受西方現代派作品的影響，老汪開頭的小說很晦澀，朋友們都覺難懂。我曾和他探
究難懂的原因，他卻回答，腦子清楚的時候，他在忙飯碗；祇有深夜回家，卸下外殼，鑽進
床底下面對電腦時，他才吐一口長氣，鬆弛下來。此刻兩眼恍惚，腦子不太清楚，各種紛亂
思緒來勢洶洶，他嘀嘀嗒嗒打字，由此上了癮。他老婆也受到傳染，有一段時間，兩口子並
肩寫作，傳為佳話。

    1997年，我主編地下雜誌《知識份子》，老汪捐助幾百元，上了他早期的代表作《情結
人》。這是一篇意識流小說，描述了「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即將開始的一場戰爭」，我做校
對時，的確感到方塊字如軍團密密匝匝地湧過來，高爾泰的弟子李亞東讀出一頭冷汗，祇覺
出氣浪和濃霧，卻不得其解。我像破譯密碼似的，要他注意文中標出的黑體字——打回敵人
老家去，它像古典音樂的主旋律，迴旋了好幾次，我說，你要用耳朵去讀。

    接下去，老汪的文字風格日趨明朗，猶如在氣浪和濃霧中露出了矛頭。1998年出版的
《知識份子》第二期，登出了他的現實與寓言混雜的長篇作品《我們——集體主義語境下的
寫作》，朋友們都說到底能看懂了。於是老汪再接再厲，又炮製了《清醒者永遠不可能醒來》
等一批時事評論，並且用他剛出生的女兒的名字作為筆名，以向大伙暗示一種子子孫孫挖山
不止的文字決心。國內一個二渠道書商大約被他的精神所感動，還冒險出了他一本小說集，
當然，在市場上沒引起任何反響。

    我們共同的朋友李必豐的逮捕判刑對老汪有強烈的刺激。李必豐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很優
秀的行動主義詩人，89年捲入街頭政治，判刑5年；98年，因把某地工人罷工上街的實況轉
播給海外，又判刑7年。在寫作和民運之外，李必豐還熱衷於算命和偷越國境，他的兩邊臉
至今大小不一，據說是第一次或第四次越境被活捉時，叫邊防軍揍壞的。在《證詞》裡，我
引了他3首詩，其中之一是：

    但冬季過早地來臨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供奉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
的雪凍得漸漸斑白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冬季來了我們都愛冬眠心臟累了血液累了我們在
雪底下冬眠

    我曾對老汪說，這種冷到骨頭裡的天才詩篇，朦朧派和第三代都寫不出來。但老汪似乎
祇對李必豐算命的才華感興趣，有一次，老汪向國內雜誌《大家》投稿，彼主編來了熱情洋
溢的信，稱「很快會用」，可李必豐當即起了一卦，為「未濟」，爻辭翻譯成白話就是：
「小狐狸過河，打濕了尾巴。」——後來果然石沉大海。

    他們之間的漫長友誼就這樣開始了，李必豐為老汪算了幾十次命，每次都是「事業」。
甚至在風聲鶴唳的逃亡途中，李必豐也不忘潛入汪家，為他佔卦，還為他的新生女送一個大
猩猩玩具。接著李必豐落網，老汪長期給他寄錢寫信，文風也不知不覺趨向於紀實。在經歷
過一次抄家與母親的亡故後，老汪感慨萬千，好像一下子老了，他沉迷於回憶，沉迷於人和
事的湧現和消失，他坐在電腦前——此時他已搬家，不再是經常出沒於床下的那個年輕夢幻
者了——血透過指間，一點點滲入冰涼的鍵盤。他淚眼迷濛，自語道：「14年了。」一個紀
實、夢囈、旁白、獨白、引證、摘錄混雜的長篇就這樣出籠了，其中有落葉和愛情，而李必
豐所帶出的宿命的影子幾乎席捲全篇。他甚至把友人從獄中寄出的信件也直接公佈出來，這
也是專制之下，世態炎涼之中，一個作家所能表達的不可抑制的道義。

    一個無聲無臭的民運失敗者的「指尖淌血」的現狀和道義祇能如此曲折地表達出來，但
是老汪算什麼呢？一個同樣無響無臭「潛伏多年的文學特務」的表達算什麼呢？他的公開飯
碗是媒體，是為統治者營造太平盛世神話的奴性的媒體，可他的私下身份卻是謊言的敵人，
就像奧匈帝國的銀行職員卡夫卡在私下所幹的。

    卡夫卡太冷血了，他執意要在死後才公開自己的主要作品；我的朋友老汪可等不了這麼
久，他一直寫，一直賠錢自印，一直免費往網上貼——但這離預期的反彈還差得遠，迄今為
止，還沒人找上門來，指出「你的賤骨頭裡就是個特務」。

    遍地乾柴烈火的專制政權已忙得氣喘吁吁，它祇能活在「當下」，活在「快餐」裡，否
則它的合法性就會受到各方面的挑戰，其中也包括老汪要求恢復自我歷史及真實身份的挑戰
——這不，老汪以作家特有的方式向國家「自首」了，他寫出了《中國地圖》，寫活了一個
潛伏特務的經歷。他要求有關當局因他的歷史問題而處理他，以此證實他曾為一種信仰，一
種目的而存在過——從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我們這一大群「有歷史問題的」人的要求。

    國家有責任處理它的敵人，但敵人又是國家製造出來的。如今，我們要通過「自首」告
訴統治者，自己是如何被社會、時代、黨和政府所多次強姦的。殺人滅不了太多的口，於是
在強暴者的脅迫下，我們是否祇能遺忘，還是遺忘，祇有遺忘？

    哈維爾在一篇文章裡說過大意如此的話：布拉格之春以後，捷克人民因為膽怯而逐漸屈
服了，世俗化了，祇有捷克的知識份子沒有屈服。可在中國，知識份子似乎比人民看得更透，
也垮得更徹底。六四血案之後，老右派王蒙們「告別了革命」；80年代的先鋒派作家們搖身
一變進入市場，發家致富，充分享受善於妥協帶來的「創作自由」。漢學界看好的李銳回歸
時光倒流的凝固鄉村，以功利性的民族意識抗拒殖民者的語種霸權；而內外走紅的余華甚至
在西方公開說，他沒有禁區，什麼都可以寫。那我想問，他寫過《中國地圖》嗎？或者像裡
面的老特務， 有過向公安機關自首的衝動？他是否可以談談一場大屠殺對創作的影響，或
者沒有影響？

    老汪通過小說，終於道出自我多年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由此在眼花繚亂的轉型期歷史中
成為一道界線，一個不可忽略的作家。但願有更多的作家讀了《中國地圖》之後，天良發現，
向黨和人民自首，交代從1949年以來，或者從1952，1955，1957，1958，1959，1962，1964，
1966，1967，1976，1978，1984，1987，1989年以來的可恥行徑——一部有血有肉的真實的
文學史才有望在百年後構成。

    （2006年1月8至12日在中國西南某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