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革」之魂，吾當畢生招之 劉國凱 拙文「論人民文革」在《北京之春》元月號上發表後，有人即撰文進行「駁難」、抨擊。 這是正常的，因為自由表達觀點分歧是民主社會的常態。《北京之春》三月號上刊登了署名 衛子游的題為「評劉國凱的『論人民文革』」的文章。閱畢不勝慨歎。現謹回應如下。 一、建議「人民文革」論的反對者去擊打它的要害 我的「人民文革」史觀是這樣表述的。 首先是分析、判定「文革」不是一個單純的歷史事物、事件，而是一場連綿兩年多 （1966年春末夏初到1968年夏秋）的、內容極為錯綜複雜的社會大波。這場社會大波是許許 多多彼此相似、或彼此相對；彼此相輔或彼此衝突的事物、事件的化合體、混合體。這個化 合物可以分解成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而官方文革這個混合物還可分出毛的文革 清洗和中共官僚、中共軍方的文革鎮壓。 二是界定「人民文革」的定義域、或曰「人民文革」的內容。即「人民文革」是「文革」 期間——1966年10月到1968年8月這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民眾反政治歧視、發政治迫害的行 動。這一界定就把某些取得勝利以後蛻化變質的造反派組織（以上海「工總」為最典型代表） 聽命於毛宗派的行動；把北京某些名牌學生組織揪斗「黑幫」、「叛徒集團」之類的行動； 把某些省份（較典型的是浙江、四川、湖南等）的造反派取得勝利後分裂互鬥的行動；甚至 也把所謂一月革命、奪地方各級和各單位中共幹部的權的行動排除在外。當然更把「文革」 之初中學生的「破四舊」、貴族紅衛兵的「紅色恐怖運動」排除在外了。 在我70多萬的文革史論中，起碼12萬字的《文化革命簡析》、15萬字的《廣州紅旗派的 興亡》和18萬字的《基層文革泥濘路》是以編年體乃至編月體的方式記載了那近兩年的時間 裡發生的許多事件、情況，其中有許多是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記實。 在記述這些史實的基礎上，我分析了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行動的特殊性——趁 共產黨內鬥之歷史契機；憑藉毛一時之號召；利用毛暫時之許可。我繼而還判斷了這一行動 的性質——以維護人權為目標的初級層次的民主鬥爭。 顯然，要想推翻、駁倒「人民文革」論就應該「對症下藥」，擊打「人民文革」論殿堂 的要害。 要害之一是「文革」可分解觀。你不妨去論證「文革」是個不可分解的、而且又絕對負 面的單一事物吧。如果你做到了這一點，那麼「人民文革」論的殿堂就會轟然倒塌了。劉自 立先生在他的「人民文革說駁難」中（載《民主中國》）曾作此努力，但是，顯然沒有成功。 要害之二是文革中曾發生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行動的論斷。你不妨去表述、論 證3年文革中（3個年頭、實為兩年左右）根本沒有什麼民眾反政治迫害、反政治歧視的鬥爭。 當然，為此你就得像我那樣撰寫全國的、或某個省市的文革編年簡史、編月簡史。或者你也 不必去寫，只須針對我在《文化革命簡析》、《廣州紅旗派的興亡》、《基層文革泥濘路》 等3部著述中所記述的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事件逐一進行匡正。說明其中哪一些 是劉國凱編造出來的，哪一些是劉國凱刻意拔高的，若能這樣，「人民文革」論之殿堂也會 轟然倒塌。 除了這兩條打擊途徑之外，我看不出還有什麼其它途徑。如果打不到這兩個要害，「人 民文革」之殿堂是推不倒的。前不久我在網絡上看到有人企圖以這樣的隻言片語來予以擊打、 推倒，他們說：中共政權下沒有私有制，沒有私有制就沒有人民，故也就沒有什麼人民文革。 如此怪異的邏輯、如此荒誕的推論，實在不值一駁。我付之一笑。由它去吧！ 《北京之春》2006年3月號上刊登了衛子游先生題為「評劉國凱的《論人民文革》」一 文。「衛文」欲駁倒「人民文革」史觀。這很正常，是他的權利。初看該文題目時心中不無 惴惴，待細看後心下即安，因為「衛文」並沒有朝那兩個要害擊打。「人民文革」論殿堂無 虞。忙碌之中暗忖，由它去吧！但轉念一想：不妥！造一間房子不能以其不倒塌為心安。若 門窗被擊，牆壁被塗，還是應予修補、清潔的。 由於「衛文」並非對「人民文革」作正規的、系統的駁論，只是在進行零敲碎打式的抨 擊，故筆者也只好作相應的「接招」了。嚴格地說，這樣「接招」式的文章算不上是文章， 不得不寫這種「文章」，筆者心頭實在充滿無奈。 二、誤感、硬塞、文不對題與誣陷 「衛文」首先質疑筆者言90年代中、後期中國民間有「再來一次文革就好了，再來一次 文革就叫共產黨完蛋」的耳語。質疑之一是這耳語的數量，質疑之二是這耳語只是「圖嘴巴 快活」。在質疑的基礎上，「衛文」指責筆者「要把一種民間自發輿論上升到政治思潮的高 度」，「認作一股強大的或比較有力的社會政治思潮來看待」，「以此立基寫作」。 筆者是沒有統計耳語的數量，也無法統計。筆者當然深知那的確是少數。當今中國有十 三億人。其中經歷過文革在90年代中、後期年齡為40大幾、50多歲的男性工人，以概率論的 相關原理作匡算，只有5、6百萬。再考慮到這一社會群體在文革中的表現，（有些工人是參 加了保皇派、更多工人是逍遙派） 和文革後的許多現實因素，對文革中民眾反政治歧視、 反政治迫害的鬥爭懷有記憶和神往的工人，可能就不足百萬了。換言之，不足全人口千分之 一，是極端少數。 請衛先生耐心查查筆者的文章，筆者什麼時候把這耳語說成是「工人中的主流」，是要 「上升到政治思潮的高度」了？筆者舉出這種佔人口比率雖少，但確確實實存在的耳語，只 是要用以說明對於「文革」有不同的記憶——自發記憶、灌輸記憶、扭曲記憶、灌輸扭曲記 憶而已。而且筆者在文中早已說明工人的「自發記憶」（表現為「再來一次文革就好了」的 耳語）已漸行飄淡，隨著那代工人的老去、逝去，這一耳語至今已經沉寂。而灌輸記憶、扭 曲記憶、灌輸扭曲記憶則在中共禦用文人和某些所謂獨立文人的大肆製作下甚囂塵上統治了 中國社會，成為主流意識。這個主流意識就是把文革先籠統地定論為一場大災難、大瘋狂。 誰不認同這個觀點誰就是「四人幫」的殘渣餘孽，接下來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正 義鬥爭也於不動聲色之中成了大災難、大瘋狂的組成部分了。中共專制政權的目的正在於此。 筆者對自發記憶、灌輸記憶等濃重作墨是要匡正世間對「文革」評判的謬誤，擊破中共 對當年民眾正義鬥爭的抹黑和抹殺，根本沒承想今天以那耳語作星火去迅即燃起燎原大勢。 筆者反覆說明的是，肯定「人民文革」，其現實意義是要繼承在可能的條件下敢於起來抗爭 的精神，和借用「人民文革」廣泛使用的鬥爭形式——遊行示威、絕食靜坐。當今中國各地 民眾的維權鬥爭不正是這樣嗎？字裡行間表達得如此清晰，衛先生何以誤感出筆者要「聞風 即高蹈」？ 接下來衛先生說「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因為這場運動從佈局，到 中局，到最後收官，無論造反派，還是共產黨，還是毛澤東，始終都把大調子嚴格限定在 『文化革命』，對黨委的搶班奪權也得在承認共產黨絕對領導地位的體制內進行。」這段文 字實在滑稽可笑，好比是在說：張三為什麼叫張三，因為他叫張三。說了等於沒說。筆者在 另一篇近作中倒是有一段相關的文字。現茲錄於下供衛先生參考：「『文化大革命』到底是 什麼？『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個歷史時期的名稱。它的內涵就是從1966年初夏到1968年夏的 那場社會大波。換言之，『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那場社會大波的名稱。其 所以叫『文化大革命』只是來源於1965年毛的文化打手在文藝界搞的文化專制圍剿。設想， 如果毛的那場政治清洗沒有以文化專制圍剿為先導，而是以其它方式展開，那場社會大波將 會有另一個名稱。故此，既不可望文生義地把『文革』定義為文化領域的一場革命運動，也 不可因那一歷史時期中有摧殘文化的劣質行為就把『文革』簡單化地判定為『革文化的命』。 毛對治國方略分歧者兼權力爭奪者的劉少奇及附劉官僚的組織清洗，與文化藝術方面正反兩 方面的內容（要求文化自由和文化專制主義） 都不屬於同一事物。故此，『文化革命』既 不是文化領域內除舊更新的美好事情，也不僅僅是摧殘文化的暴虐運動，還不僅僅是毛的陰 謀、官僚的詭計、民眾的遭難和反抗。換言之，它是許許多多彼此相似或彼此相對；彼此相 輔或彼此衝突的事物、事件的化合物、混合體。」 如此表述，衛先生以為然否？ 雖然衛先生對「文化大革命」的定義無疑是弄錯了，但是衛先生那段文字想表達的意思 筆者是理解的認同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雖有奪權，但仍須在共產黨體制內進行。故 其不具多少進步意義。這個觀點不勞衛先生向我講。早在35年前——1971年，筆者還是個20 幾歲的小青年時，就在極其險惡的政治環境下秘密寫作的《文化革命簡析》中講到了。現錄 以下一段給衛先生閱。 「造反派」們的造反，奪權，一時打亂了這個官僚體制，那麼是否也可算一場革命呢？ 不可以！真正的革命是既有破壞又有建設。「造反派」們的行動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固然他 們奪權後若遵照毛的意旨接著搞「三結合」，成立革委會，那又會建立起一套政權機構。但 這不是建設，是復舊。是把一個打爛了的瓦盆子重新找些土捏起來，而不是創造出質地完全 不同的搪磁盆，鋼精盆。 本來，對文革期間「搶班奪權」的評判我與衛先生是沒有多大歧見的。可是不料衛先生 筆鋒一轉說：「劉國凱先生所主張的再來一次『人民文革』」「玩弄了一個偷換概念的把 戲」，「用『人民文革』暗中置換『人民政革』」「不論是毛澤東版本的文革，還是共產黨 版本的文革，還是劉國凱版本的人民文革，在我看來，都要不得。」 衛先生把文革期間的「搶班奪權」列入「人民文革」內容。接著說筆者把這種「人民文 革」暗中提升為「人民政革」，再大力主張之。筆者對此叫苦不迭。這真是冤枉啊！ 35年前，筆者年青的頭腦已清醒地評判了造反派「奪權」的政治內涵，而今更是明確將 「搶班奪權」摒除在「人民文革」之外。「劉國凱版本的人民文革」中根本沒有「搶班奪權」 一項，而衛先生卻硬要將它塞入「劉國凱版本的人民文革」中，再抨擊之，這是否類似惡警 栽贓捉賊？這如何不冤？ 衛先生還決絕地說：「從根本上講，文革中的『人民』與毛澤東、共產黨並無區別」。 對此我就無言了。這已超出了對「文革」的評析，超出了對「人民文革」的研判，而涉 及到對當年中國社會結構的原則分析。衛先生把被統治者被壓迫者被剝削者與統治者壓迫者 剝削者等量齊觀、混為一談。這與筆者的思想有了無限之大的分歧，那還有什麼通過探討以 尋求交集的可能呢？既然「『人民』與毛澤東、共產黨並無區別」，那麼，人民在文革中的 一切當然都應予以否定了。其實，衛先生真不必去花那麼多筆墨，就此一句就言簡意賅了！ 可是，事實真的如此嗎？ 請衛先生問問當年那些被殘殺的「黑五類」，你們跟毛澤東、共產黨一樣嗎？ 再問問那些被踐踏的「狗崽子」，你們跟毛澤東、共產黨一樣嗎？ 再問問那些被割肉挖心的廣西「四。二二」造反派，你們跟毛澤東、共產黨一樣嗎？ 再問問在「清隊」「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中被反覆清算的造反民眾，你們跟毛澤 東、共產黨一樣嗎？ 再問問…… 當然，衛先生是不會去問的。這不但由於當年那些不幸的人們大多數已死難，還由於少 數傷殘老邁者苟延殘喘在社會底層。衛先生的社會座標大概不會低吧？這從他把底層民眾對 共產黨深惡痛絕的耳語不屑為「圖個嘴巴快活」可以看出。 衛先生自述60年代出生。那即使是1961年出生，在文革期間也只在五歲到七歲之間，可 以說對文革毫無經歷、毫無直接瞭解。（如果是1965年出生，文革時就更在繈褓中了。）而 衛先生卻又「對文革全無好感」，這是為何呢？對沒有經歷過的時代卻有著全面的極度的惡 感，豈不怪哉？總不會是莫名其妙地產生，天生就要仇視世界吧？當然不是，衛先生的極度 惡感就是來源於筆者在《論人民文革》中詳細分析過的「灌輸扭曲記憶」。從衛先生這等決 絕的語言，我又一次深刻體會到中共主導的「灌輸扭曲記憶」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多麼大的毒 害。衛先生們的「對文革全無好感」，我想這類似青少年時代的我輩對「解放前」國民黨時 代的「全無好感」。因為領受中共薪俸的教師在課堂上一直在向我們極言「解放前」是一個 多麼暗無天日、貪污腐敗、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社會。 衛先生在其大作第一部分的最後一段說：「在今天，反對劉國凱的人民文革論有特別的 現實意義……當代中國……官方人士中，似乎對文革普遍懷有好感。擔負著打壓異議人士的 警察和政法幹部，幾乎無一例外沒有擺脫文革思維。當前中國的當權者很多都是從文革起家 的……他們現在正在用文革中的那一套來對付政治異己」。 以上衛先生講的是實際情況。而這些實際情況筆者在自己的著述中早已作過比衛先生詳 細得多、具體得多的陳述。很高興衛先生也會說：「他們現在正在用文革中的那一套來對付 政治異己。」只是我要問問衛先生，您這裡講的「文革中的那一套」，具體是些什麼呢？其 實筆者在「論人民文革」中對此早有論述，奇怪的是拍案而起要反駁筆者「人民文革論」的 衛先生似乎視而不見。在此筆者不得不節錄一段於下。 「文革那一套？文革哪一套？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知道文革不止一套，而是有很多 套。……毛蠱惑、利用、拋棄、鎮壓人民的」那一套「；各地實力派（軍方和站出來的地方 幹部）支持、唆使、操縱保守派暴力攻擊造反派的」那一套「；還有軍方直接鎮壓造反派的」 那一套「；以及共產黨貴族紅衛兵搞」紅色恐怖運動「任意毆打殺死」四類分子「的」那一 套「，等等。」 我想衛先生所言的「文革中的那一套」應是指這些。而這些全屬於文革中官方文革的那 一套，與人民文革那一套是尖銳對立的，是筆者30幾年來一直鍥而不捨、不遺餘力地進行揭 露抨擊的。衛先生開宗明義是要批駁筆者的「人民文革論」，並宣稱這一批駁「有特別的現 實意義」，但批駁的根據卻是筆者早就予以反對、揭露、批判的官方文革的內容，這豈不是 滑天下之大稽嗎？把別人早就反對的、批駁的東西硬塞給別人，再煞有介事、義憤填膺地加 以批駁之，這是一種極端惡劣的作法。筆者雖對衛先生素昧平生，但想想衛先生也不會是那 等作風之人，大概衛先生是在迫不急待地要批駁筆者「人民文革論」時，情緒衝動之下弄出 一些文不對題、牛頭不對馬嘴的東西罷了。 此段文字的最後，衛先生斷言劉國凱「為文革招魂」。既然筆者認為「文革」這個化合 物可分解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那麼似乎可以說衛先生講對了一半——我確實在 為「人民文革」招魂。「人民文革」之魂就是敢於在可能的條件下，利用歷史契機，利用共 產黨的內部矛盾鬥爭去進行反抗鬥爭的精神，這樣的魂為什麼不應去招之、發揚之？可是， 聯繫到衛先生否定「人民文革」，再看看衛先生此段文字繫在抨擊了「官方文革」的表現和 遺毒後再作此斷言，那就明白無誤地說明衛先生是在譴責劉國凱連「官方文革」之魂也招。 如此言重之斷語，就不能認為僅僅是犯牛頭不對馬嘴的的文誤了。對此，筆者不得不表示極 大憤慨。筆者七十幾萬字的文革史論，筆者三十幾年來的心路歷程，字字句句、時時刻刻表 達著對官方文革的嚴厲伐撻、深惡痛絕、不共戴天。筆者如何會為官方文革招魂？衛先生如 此輕率斷言、誣陷忠良，心中難道可以坦然？ 三、巴黎公社情懷豈容嘲笑 衛文的第二大部分是對「人民文革」的思想尖峰——巴黎公社原則——提出批評，並闡 述自己的民主觀。雖然衛文在此已有所離題，但筆者亦只得奉陪之。 衛文在此段中講了許多題外話，以述說民主理念的來源發展，甚至還像學術文章那樣羅 列許多註釋。只是，如果衛先生對此深有研究的話，是否另辟書頁為宜。 多少年來，我們某些民間民主志士推崇巴黎公社原則，在於巴黎公社運動表面上屬於共 產黨體系，共產黨編的歷史教科書亦一律對它正面評價之，但是，巴黎公社原則其實與共產 黨意識形態絕對衝突。這就是巴黎公社實行了真正的民選原則。完全區隔於共產黨一黨壟斷 社會公權力的政治結構。 當年，我們推崇巴黎公社的真正普選原則，在策略上有「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成分。既 然你共產黨都肯定巴黎公社運動，那總不可以把主張實現巴黎公社原則的人立即打成「現行 反革命」吧。而在內心我們也的確推崇巴黎公社原則，因為我們反對共產黨的幹部們固定執 掌社會權力，我們希望通過直接民選制把他們趕下台。 只要一提起當年我們的這一訴求，有些人總是神經質地跳起來對我們大加斥責。說巴黎 公社原則算什麼，說巴黎公社原則有多少多少的缺陷，而美英民主制度是多麼的完美。說你 們推崇巴黎公社實在是太落後了。甚至說你們其實是共產黨的信徒。 從這些義正詞嚴、貌似堂皇的斥責中，我深深體會到什麼叫無稽、無聊、無恥！ 在38、9年前，在中國那片個人迷信高度氾濫、政治思想嚴厲束縛、政治鎮壓極端嚴酷 的土地上，可以宣揚、主張美英民主制度嗎？作此斥責的人們，那時你們在哪裡？如果那時 你們已是個青年人，請問你們有沒有去公開宣揚主張美英民主政治？如果沒有，那你們又憑 什麼來斥責我們？如果那時你們還是個兒童、嬰孩甚至還沒有出生，由於不瞭解那個時代嚴 酷的政治生態而斥責我們，對此我們可予以原諒。但是，如果在向你們講清了那個時代的嚴 酷後你們還要斥責，就難免令人齒冷了。 事實上，對於中國，巴黎公社真正的普選原則不但在38、9前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即 使是在今天也具有進步意義。38、9年的歲月過去了，中國還是共產黨壟斷社會公權力。村 級選舉搞了二十多年始終不能升級到鄉鎮一級。而村級其實只是村民自治，鄉鎮才是政權機 關的最低一級。換言之，至今在中國最低一級的行政長官的產生仍然沒有絲毫的民主成分。 即使是村民自治的村級，共產黨也想盡方法去把持。前不久廣東省番禺縣大石村事件就是實 例。在香港，中共自己訂的香港「基本法」於2008實行普選，而今中共竟又反悔，使出種種 手段要予以推翻。 即使把巴黎公社與同時代的英國相比也體現了它的先進性。英國是歐洲發生資產階級民 主革命最早的國家。可是直到18世紀中葉，由於以財產擁有量限制選舉權，使725萬人口的 英國，只有15萬人擁有選舉權。經過1832年的改革，財產限制放鬆，選舉權擴大至135萬人。 1867年再次改革，擴大為250萬人。1884年實行第三次改革，擴大為450萬人。直至1918年才 真正實行21歲以上男子普選權。相比之下，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實行了普選，這能說它落後 嗎？ 最寶貴的、最使巴黎公社本質上區隔於列寧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是，它沒有進行階級歧視、 政治歧視。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對資產階級實行剝奪。在普選出來的86名公社委員中，有35 名知識分子、17名資本家、8名職員，工人只有21名。 當然，巴黎公社有其粗糙、不完善的地方。如將立法、行政合一。但是，對迄今135年 前的，驟然勃興，只在風雨飄搖中存在了幾十天的巴黎公社，有什麼理由要求它具有完備的 民主理論，要求它建立完善的民主政體？ 今天我們高度評價巴黎公社，並不是說當今建立民主政體還要以它為藍本。今後，如果 中國民主轉型能開啟的話，當然是要建立比巴黎公社完善得多的民主架構。但回復到38、9 年前那風雲激盪、沉重的烏雲後偶現一絲陽光的歲月裡，我們，一群嚮往民主的熱血青年， 推崇、追求巴黎公社原則的情懷，有什麼值得譏諷嘲笑的呢？ 四、詈罵與蠱惑人心暴露政治真質 衛文中說：「在劉文中，我們既沒有看到有關『人民文革』尊重人權的事實，也沒有看 到『人民文革』有權力需要受到制約的思想，……人民文革無論在劉國凱先生筆下有何等正 義性，在筆者看來都只會製造災難。」 衛先生所說的「劉文」是《北京之春》2006年元月號上所載「論人民文革」。那是一篇 史論文，其篇幅只是筆者全部文革史論著述的幾十分之一。在筆者其它幾部編年體、編月體 的文革史著中詳細記錄著許多「人民文革」爭人權的事例。「人民文革」的主要表現形式就 是爭取應有權益、反對鎮壓，要求平反、抗擊屠殺。由於共產黨的封鎖，衛先生看不到這些 著述而產生這樣的說法情有可原。可以斷定，如果沒有共產黨的超強力封鎖，筆者的文革著 述能在中國自行傳播的話，共產黨的偽文革史、穢文革史早已破產。文革中民眾反政治歧視、 反政治迫害的正義鬥爭——人民文革，會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和認同。 至於衛先生說：「沒有看到『人民文革』有權力需要受到制約的思想」，這真令人困惑。 我從來沒有說「人民文革」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它只是一個底層民眾的抗爭運動。這個 運動既是趁機的，也是自發的，並無完備嚴密的思想指導。衛先生要求它須具備「權力需要 受到制約的思想」，是否太脫離時空了？ 不過我從衛先生這句話再聯繫到他的另一句話就不得不陷入沉思。衛先生說：「即使在 四十年前的中國實現了巴黎公社，也將是一場災難。」 這句話說得多麼驚心動魄！我們青年時代冒著極大風險所推崇追求的巴黎公社原則原來 一旦實現會給中國帶來災難！ 當然，這個「如果」、「即使」是沒有的。因為它在38、9年前的中國絕對地、一絲一 毫地都沒有實現的可能。以巴黎公社原則為憧憬的「文革新思潮」（「人民文革」 的尖端 部分）百分之百地注定要失敗。但是今天我們有必要深究的是衛先生為什麼會作如此驚心動 魄的推斷。為此，我們再看看衛先生怎麼說吧。 衛先生說「不尊重財產權的普選等於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實現了這樣的普選不僅不會 帶來民主，而且只會帶來專制。……所謂的人民文革，以無產階級的正選代表自命，給政治 對手以資產階級的名分，不僅毫無尊重財產之念，而且賦予剝奪財產以天然合法性。有理由 認為，一群沒有尊重財產觀念和人權觀念的民選代表只能是一群暴徒。」 縱觀衛文，至此方明白衛先生前面那許多的東扯西拉、文不對題的東西都不是問題的重 心。衛先生這些方寸全無的切齒詈罵才反映了衛先生的政治真質。 首先要問問衛先生：人民文革何時、怎樣「以無產階級的正選代表自命」了？ 一部血淋淋的文革史實處處說明起來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造反派民眾多為出身成 分一般和「不好」人：「一貫與黨組織離心離德」的人；一向政治表現落後與領導關係不好 的人。他們時時被「根正苗紅」的保皇派和軍方視為「牛鬼蛇神」，打成「反革命。而衛先 生竟說他們」以無產階級的正選代表自命「，請問有什麼事實根據？ 衛先生說人民文革「不僅毫無尊重財產之念，而且賦予剝奪財產以天然合法性」。我已 一再說明，「人民文革」的內容是文革期間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行動。這怎麼又 跟尊不尊重財產扯上瓜葛了？好，就算被衛先生硬扯上了瓜葛，那麼請問，人民文革在具體 行動上怎樣去「剝奪財產」了？剝奪誰的財產了？人民文革有哪些文章、標語、口號在鼓動 「剝奪財產」？在宣稱「剝奪財產」有天然的合法性？明明是一場爭取平反、爭取生存權利 的鬥爭，怎麼就被衛先生劈頭蓋臉地詈罵為「剝奪財產」的凶暴行為？ 被罵者暈頭轉向，滿腦子問號。這些問號，務請衛先生講個清楚、道個明白。否則，怎 能令被您噴得滿臉污血的人心服？ 更發人深省的是，衛先生的決絕之論已不限於對「人民文革」的評判，而且涉及對民主 的品評。本來，普選就是普選，不再與財產掛鉤。可是衛先生硬要搞出個「不尊重財產權的 普選」的說法來。這就有必要請問衛先生了，怎樣的普選謂之尊重財產權的普選？怎樣的普 選謂之「不尊重財產權的普選」？ 當今世界，普選就是某一年齡以上的公民（某些國家定為18歲，某些國家定為21歲） 在某地住滿某一時限後（多為幾個月至一年） 就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另，只有很少數國 家規定遊民流浪者、破產無償還能力者沒有選舉權。這種完全或基本不考慮個人財產擁有量 的普選權當符合衛先生「不尊重財產權的普選」的標準。那麼，怎樣才算尊重財產權呢？無 庸贅述，當然是十九世紀末葉之前，歐洲各國通行的以個人財產擁有量來界定擁不擁有選舉 權的「普選」了。其結果就是本文上面所列出的英國在以個人財產擁有量來界定選舉權時， 只有全體成年者的若干分之一擁有選舉權了。 由此可見，衛先生心中有一個理想王國——以財產擁有量來限制選舉權。這樣就可以名 正言順地把底層民眾排除在執掌社會公權力之外。前幾年，我聽朋友轉告說，國內有些文人 墨士質疑：一個大學教授與一個農民；一個身家千萬的成功企業家與一個藍領勞工，豈應都 擁有同等法律效率的一張選票？我聞之大驚。這豈不是要走回頭路，回到19、18世紀去嗎？ 中共專制政權下固然根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選舉，正因如此，我們才要反對專制，爭取民主。 但是，如果我們推倒中共的專制高牆後，建起來的政治制度是要給予教授與農民、企業家與 勞工以不同等的政治待遇，那還有什麼意義？我轉念一想，不會的！不會的！這恐怕是以訛 傳訛、空穴來風罷了。但是，現在看了衛先生所言，方知自己是低估了國內某些文人墨士的 「高貴胸襟」。 衛先生與我們民主志士對中國的民主前途有著截然相反的心情。我們對真正的普選翹首 以待。我們確信經過這麼多年磨難的中國人民一旦掌握了貨真價實的選票後，會珍惜它，用 它把合格之人送上民意代表的位置。如果發現被騙子騙取了信任後也會把他拉下來。衛先生 則不同。他惶惶之心是在想，這一人一票把底層民眾中的高能量者送上執掌公權力的位置後， 「財產」不知會怎樣？ 衛先生對人們編織了一個極為可怖的圖景：中國社會上有「一群沒有尊重財產觀念和人 權觀念」的人，而且這群人在「不尊重財產權的普選」制下都被選為「民選代表」了。這群 「民選代表只能是一群暴徒」。他們將帶領暴民呼嘯而至，砸破殷實人家的大門而入，並 「剝奪財產」。多麼可怕！ 財產？什麼財產？是靠辛勞汗水得來的，還是巧取豪奪得來的？是靠聰明才智、鑽研技 術得來的，還是通過權錢交換、化公為私得來的？是靠善於經營、供需適時得來的，還是通 過貪污受賄、強橫勒索得來的？ 如果你的財產是靠才智辛勞正當得來的，你擔心什麼？放眼看看當今世界，哪個由普選 制產生的民主政權在剝奪公民的正當財產？ 當然，民主制度不會讓人不擇手段地斂財，也不會良莠不分地保護一切個人財產。設想 有一天中國民主轉型成功了。會有民意代表提出組建類似香港廉政公署那樣的機構，專門調 查暴富者們的暴富過程。（當今共產黨的「紀檢會」、「反貪局」之類都是擺樣子的） 看 看他們的暴富過程中有沒有權錢交換、貪污受賄之類「貓膩」 .一旦查出問題即提交給司法 機關依法懲處。於是暴富者相應的個人財產就會充公，他們奢華的生活就會變作明日黃花。 這就是衛先生筆下的又一種「不尊重財產權的普選」所造成的惡果。而那些不懂得尊重他們 財產的「民選代表」就是「一群暴徒」。 但是，作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我則對此拍手叫好。在法律的追訴期內，對暴富者過 往的、當前的作奸犯科予以追究，並不違反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的法則。因為這個私有財產本 來就有個前綴，即它必須是正當合法得來的。 至此，我似乎弄明白了一切，弄明白衛先生說言：「即使在40年前的中國實現了巴黎公 社，也將是一場災難」的來龍去脈及其所包涵的深層意味。 衛先生的思維邏輯是這樣的：首先，把純粹是政治領域裡的反抗運動——人民文革—— 莫名其妙地扯上財產問題，而且武斷地判言人民文革中的人民都是不尊重財產的「暴徒」。 一旦讓這些「暴徒」通過巴黎公社式的普選取得政權，就會去「剝奪財產」，這「比毛澤東 共產黨的專制……也許更加殘酷都說不定」。於是，在毛澤東共產黨的專制和巴黎公社普選 原則這兩「害」中，衛先生實行相較之而取其輕，他寧願要毛澤東共產黨的專制，也額首稱 慶四十年前的中國沒有實行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 這是多麼令人寒心的取捨啊！歷史上法國的巴黎公社運動並沒有給人留下殘酷的記錄。 它沒有剝奪資產者；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它讓資產者進入政權；它讓反對巴黎公社的凡爾 塞分子施施然離去；它讓巴黎城內三十幾種反對公社的報刊繼續存在，它……而在最後的五 月流血周中，起義工人在訓練有素、武器精良的政府軍面前以十倍的傷亡為這段歷史劃上淒 慘莫比的句號。可信，如果從法國歷史的記憶著眼，任何人都不會向巴黎公社普選原則吐口 水、扔石頭。 那麼中國呢？文革前中共就有「鎮反」、「肅反」、「反右」殘殺政治異己的極端殘酷 記錄，還有經濟上的倒行逆施使三千萬農民餓死的可怖記錄。在文革後還有「清理階級隊 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鎮壓運動。（「一打三反」中被處決的現行 反革命分子最小年齡是十四歲。「罪行」是呼反革命口號。） 在毛澤東共產黨如此的滔天 罪孽面前，衛先生心中的天平竟仍然往毛澤東共產黨傾斜，仍然認為在中國實行巴黎公社普 選原則會比毛澤東共產黨的專制更殘酷。如此看來衛先生的政治內質是什麼呢？ 衛先生惴惴然、憤憤然的是：「人民文革」若在巴黎公社普選制下取得政權就會「剝奪 財產」。可是在1967-1968年的中國根本沒有私營企業存在啊，中國巴黎公社的「暴徒」們 即使要「剝奪」又何從去「剝奪」呢？再看看衛先生另一句話，就大徹大悟了。 衛先生說：「在今天，反對劉國凱的人民文革論，有特別的現實意義。」 哦，對了，說了那麼多，兜了那麼多彎子，都是為了現實。這倒使我想起了另一個現實。 香港基本法規定2008年實行普選——直接選舉特首和所有議員。這基本法共產黨原是點了頭 的。可是現在反悔了。在香港本地居民附和與反對共產黨的兩種聲浪中，可以發現，香港的 大資產者幾乎都為共產黨的反悔張目鼓噪。而反對共產黨反悔的聲浪則主要來自中下階層。 這是偶然的嗎？ 許多人總拿十八、十九世紀歐洲資產階級的先進性來類比當今中國的資產階級。總以為 當今中國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羽毛豐滿後就會去反對共產黨專制，會率先爭取民主政治。殊 不知當今中國的資產階級與當年歐洲的大異其趣、大相逕庭。它之中固然有勤勞致富者、正 當發家者。但是，其主流、其主導當今中國資產階級走向的不是他們，而是大大小小的鄧 （小平）公子、王（震）公子，和大大小小的周正毅。這些由權錢交換、巧取豪奪、瓜分社 會財產而暴富的權貴資產階級分子是從心底擁護共產黨的。香港的大資產階級本不由共產黨 政權孵化出來，但幾十年來共產黨的經濟實用主義（封閉時代靠香港這個對外貿易口和「開 放時代」需要港商支撐其引進外資政策。） 既養肥了他們，也使他們與共產黨接下深厚情 誼。每次共產黨大員訪港必與香港大資產者相聚甚歡，而從不與非共產黨系的勞工團體接觸。 香港法制早已堅固，香港大資產者當不會有衛子游式的被「剝奪財產」的擔心。但是，出於 對共產黨知遇之恩的報答，他們便不遺餘力地為共產黨呼喊。 好了，從香港大資產者回到衛子游吧。對衛子游是不是一名暴富者，沒有必要去進行猜 測。重要的是他的觀點、情感確確實實代表著中國暴富者群體的內心世界。正如衛子游自白， 他是從現實需要的角度來反對「人民文革」論的。他的字裡行間十分生動地自現出當今中國 那群不法暴富者對民眾極為戒備、敵視的心態。他們時時擔心有一天民眾會揭露、追究他們 不法暴富中的作奸犯科。而在中共官僚階級主政的社會結構下，他們的不法暴富會得到隱匿， 即使偶爾機關洩露，也會得到從輕發落。（周正毅案就是典型） 於是，他們除對中共專制 政權採取迎合、周旋的對應術外，就是故意混淆財產有正當合法所得和非法掠奪所得之分。 先下手為強、以攻為守地把民眾打為「不尊重財產權」的暴徒。危言聳聽、蠱惑人心地預先 極言在「不尊重財產權的普選」制下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會去剝奪人們的財產。以期引起 社會上所有通過正當合法途徑而小有財產的人們對普選制的疑慮，和對底層民眾的猜忌乃至 嫌惡。而這種情緒又很自然地轉化為對中共專制政權的姑息、容忍、妥協。中國民主道路之 所以如此之漫長和艱難，除共產黨為維持其獨裁統治而使盡渾身解數外，還由於賣身投靠的 文人墨士在為之搖唇鼓舌、百般辯解；由於暴富集團在為之襄助於側、效力於旁。 說來，筆者與衛先生也有一點共同之處，那就是都對自己所作所為的「現實意義」的關 注。衛先生說他「反對劉國凱的人民文革論，有特別的現實意義」，而筆者之所以要為「人 民文革」大聲疾呼，除要對被顛倒的歷史予以匡正外，現實意義就是要鼓動民眾起來借助所 有契機向共產黨抗爭，以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直至推倒中共專制主義高牆，在中國建立民 主制度。「人民文革」之魂是什麼，再說一次：「人民文革」之魂就是敢於在可能的條件下， 起來利用歷史契機，利用共產黨內部矛盾所造成的縫隙，去撕裂共產黨的統治秩序和政治結 構，去維護爭取民眾應有權益的鬥爭精神和鬥爭策略，如斯之魂，浩然也，雄健也，吾當畢 生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