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帶來了什麼？——答日本文學刊物《藍》主編提問（續前期） 貝 嶺 流亡中必要、非要面對不可的是「孤獨」。是大量以「孤」開頭的形容詞：孤獨、孤單、 孤立、孤寂、孤零零、孤伶伶（自憐嗎？）、孤立無援、孤形弔影、孤掌難鳴、孤家寡人 （假如你「不幸」單身、沒有家庭）、孤陋寡聞（那時還不是網絡時代）、孤魂野鬼（在外 語的大原野）……它們變成了代替你的名詞，甚至成為如影隨形的動詞。你還不能被這「大 原野」埋了（多少流亡作家埋沒了，母語丟了，又沒有真在這「大原野」上疾走）。在這 「大原野」上，你還必須有些「孤高自許」（動詞意義上，甚至阿Q意義上的）。你要孤注 一擲，向內，也向外，坎坎坷坷，跌跌撞撞，視若無睹，即使「鼻青臉腫」，也要試著，在 這外語的大原野上飛翔。 三。 問：記得你曾經在《中國的流亡文學與地下文學》演講文中談到：「大部分流亡作家， 由於流亡的適應和調整，生存的壓力，尤其是語言的不可逾越性，在文學上都失敗了，包括 我自己。我現在更像一個文學工作者，在寫作上已經不能和在中國大陸的心境、創造力、靈 感來相比。」如果這個時間無限延續的話，你作為一個作家已經結束，你可能衹是一個知識 份子或文學工作者了嗎？ 答：不必遮掩。出國後，我的寫作，我的身心狀態，確實是一個流亡作家失敗的寫照。 我的詩歌寫作量少，甚至中止了。當然，我可以辯稱，我從來不是一個多產的詩人。對我來 講，沒有什麼文字的勞作比寫詩更難的了。 尤其當你的生存背景發生了從未料及的巨大變化，當時（1990年），一下子將你擱進一 所美國東部的長春籐盟校大學（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英語系，當時在布朗大學教 書的台灣詩人楊澤曾目睹過我的窘況，他甚至被布朗大學校長請去為我們的見面擔任翻譯。 在沒有語言之前，你是難民，不是難民作家，你那白癡般的英語表達能力，沒有人將你當真， 你也無法弄假成真。 這些年我備受挫折，如同我在《宿》一詩中所寫，是：「乞憐於語言，而又喪失了語言 的日子」 流亡中必要、非要面對不可的是「孤獨」。是大量以「孤」開頭的形容詞：孤獨、孤單、 孤立、孤寂、孤零零、孤伶伶（自憐嗎？）、孤立無援、孤形弔影、孤掌難鳴、孤家寡人 （假如你「不幸」單身、沒有家庭）、孤陋寡聞（那時還不是網絡時代）、孤魂野鬼（在外 語的大原野）……它們變成了代替你的名詞，甚至成為如影隨形的動詞。你還不能被這「大 原野」埋了（多少流亡作家埋沒了，母語丟了，又沒有真在這「大原野」上疾走）。在這 「大原野」上，你還必須有些「孤高自許」（動詞意義上，甚至阿Q意義上的）。你要孤注 一擲，向內，也向外，坎坎坷坷、跌跌撞撞，視若無睹，即使「鼻青臉腫」，也要試著，在 這外語的「大原野」上飛翔。 所以，我寫下悼詞般的《放逐》：我在時間的盡頭經歷放逐手臂的彎度 記憶的弓我用 我的漢字洗清異國的天空無倦的天空 遼闊強烈的天空乾燥而又堅忍帶著事物莫名的疼痛冬 天──有著記憶命名的莊重 我看到被遺忘拒絕的恥辱帶著使命 進入我那野蠻的視野眺望終止了閱讀 回憶放棄時 鍾經歷者──經歷著對經歷的厭惡 那並非是時間的過錯那僅僅是時間的過錯 輾壓往事的 是夜的車輪事物用它不朽的根固執地纏繞我們 我在放逐的盡頭如同國家版圖上一個恆久的詛咒在後來的歲月中，我的工作重心轉為創 辦並堅持辦下去《傾向》和傾向出版社，轉向相關的編輯工作。我的寫作，則轉向了散文 （可以當「悼文」讀的散文）。 兩次的流亡，第一次（1989年，我選擇了留在美國，逾5年後，我又選擇回到祖國）和 第二次（2000年秋，我被遣送出境，驅離中國），使我漸漸獲得完整的視野和對東西方世界 的認知（這個西方世界至少有兩個部分構成，美國世界和歐洲世界），既使是在被資本主義 全球化摧逼的今日世界（這使我少了不少樂趣！），從細部看，你、我、他，民族、地域、 人性、語言和文明的差異是多麼地不同啊。何況，我對伊斯蘭文明和伊斯蘭世界，對非洲黑 人世界和非洲文化，對拉丁美洲世界和它古老的歷史和文明，甚至對東亞和日本的文化和文 明，又知道多少呢？ 我第一次離開中國的那個年代（1980年代末）和我真正滯留美國的那個年代（1990年代 初）是兩個如此不同的世界。而從1994年始，我一次次再返的中國又讓我多麼地感觸不已。 暈眩和巨大的身心震撼。祖國慘痛的現實、祖國巨大變化的現實，對苟且偷生式流亡的 自責，那扭曲的難民化美國生活經歷。在在，都寫在了我那不多的詩和更多的散文中。 問：就你自己的個人詩歌寫作而言，出國前與流亡後，有無語言和風格的變化？流亡使 你獲得了什麼？失去了什麼？困境在何處？ 答：和早年的詩作相比，我流亡中的詩在語言、風格上的變化顯而易見又有跡可尋。其 實，在我1980年代的詩中，就有了預兆。 我從來不是一個每天坐在書桌前就能凝神疾書的人。我總要先從閱讀開始，有時，要持 續很多天，然後，才能進入可能的寫作。可我對世界的變化太多關注，對所有有生命力的美， 對藝術、音樂、舞蹈、甚至時裝都充滿興趣。總會有些更有吸引力的事物或更迫切的事情將 我帶離書桌，有時，還會自以為有些責任感，會憤怒、介入或自責，會以為有些使命要你去 完成，而這常常不是寫書或寫詩。 我有太多的困境，某些具體的還可以說出來，例如：怎樣在寫作和編輯、出版這各不相 同的工作中獲致平衛，怎樣在母語和外語（英語）文化環境中少些顧此失彼，怎樣在我迄今 的單身漢生活方式和未來可能難以抗拒的家庭生活方式中尋求詩的心境和寫作的專心致志。 例如，我的病症。 這兩年，我已漸少對失去母土和流亡生涯的悔恨，開始認命（我認命了嗎？），並帶著 距離審視祖國發生的一切。我已將流亡視為個人命運的一部份，一種宿命。 面對時間，流亡，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這些年，我有一些時日住在美國加州，以對比 我巳熟悉的美國東部文化和社會環境，每年，我約有三個月左右的的時間住在台灣和香港， 以親近母語和母語文化，每隔一、兩年，我都會在歐洲不同的地區住幾個月，以對美式文化、 布希政治，對中國移民及海外「反對派」的政治和生活方式保持警覺和距離。 當然，我隨時準備著再次回到祖國。 享有獨來獨往的自由（就像我在歐洲的情形：省吃儉用，挎著布袋上路，踏自行車、迷 路巴黎，在布拉格穿街走巷，在西班牙鄉村頂風、邁開大步，迎著乾燥晃眼的大太陽上山）， 繼續遷徙，跋涉，顛沛流離，走。讓流亡的不幸成為萬幸，不斷面對全新的人民、環境、文 明和文化。 作為一個詩人，已經結束了嗎？，我對此質疑。 的確，我是一個文學工作者。而且，可能還是一個盡可能踐行與其相稱生活方式的文學 工作者。在未來數年中，我的寫作和編輯工作不可怠慢。紐約公共圖書館學者和作家中心獎 （2002—2003年）約寫的文學回憶錄，我想在2006年底完成初稿。一本作家訪談錄、一本文 論選，近十多年來詩手稿的整理成集、《傾向》編務文字的整理結集、這些都壓在案頭。 因為創辦《傾向》文學人文雜誌，使我涉入了出版，這些年，經歷了在北京因莽撞出版 雜誌而入獄的劫難，也受夠了為書的出版「求爺爺告奶奶」的挫折屈辱，更因為再也不想被 動地等待中國不知何時「降臨」的（允許自創出版社的）出版自由。2003年，「流亡的」傾 向出版社在台灣面世了，已策劃的流亡年代叢書鎖定翻譯出版有流亡經歷或作品曾經流亡的 20世紀重要詩人、作家和知識份子的著作，目前已出版了9本，包括哈維爾的6本譯著和索因 卡的兩本文學譯著。接下來，還要編輯出版桑塔格的紀念文選、約編一本有關哈維爾的照片 傳記集、德語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的詩選等。因為哈維爾的捷漢對照雙語詩選 《反符碼》竟在美國的書店頗受歡迎。我甚至設定了一個目標，傾向出版社將陸續出版譯成 不同語種的（包括雙語的）詩集選本，讓詩人帶著詩集朗頌，簽名售書，並在所譯語言的國 家發行。 既然人流亡，出版社流亡，索性，就讓書也在世上「流亡」吧。 自我的寫照或給我自已的忠告是：別無選擇。因為流亡，你將永遠成為一個邊緣人。你 不可能將僑居地的語言講得、寫得比母語還好。在所有的方面，你比在你的所在地生長的作 家更為艱難，更沒有可能。你要比他們更勤奮，更珍惜時間，更多地工作。你還要學會不在 移民社會的熱鬧中迷失，學會安貧樂道。少花時間在生計上。 小心，欲迎還拒，甚至能拒。要和體制和群體保持必要的距離，至少，要試著審視體制 和群體給予你的身份感，懷疑它。別讓祖國或異域的體制遮蔽了你眺望世界的能力。 問：在那篇演講裡，你區分了作家與知識份子、文學工作者。你指的是特立獨行，對公 共事務發言的知識份子嗎？ 答：是的。真正的知識份子特立獨行，他對公共事務發言，不懼危險，發聲異議，揭露 當政者和得勢者的偽善和謊言，並獲得廣大迴響。 當年捷克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主要異議者哈維爾就是榜樣，他甚至直接自我要求：「知識 份子應該不斷使人不安……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反抗一切隱藏著的或公開的壓力和 操縱，應該是體制和權力及其妖術的主要懷疑者，應該是他們謊言的見證人，一個知識份子 應該不屬於任何地方，他不管在哪兒都應該成為一個刺激物，他不應該有固定的位置。」 同樣，我也一直記著不用「知識份子」這個詞來描述自己的桑塔格在1997年就和我說過 的話：「大多數知識份子和大多數人一樣，是隨大流的。在前蘇聯蘇維埃政權七十年的統治 中，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是蘇維埃政權的支持者。或許最優秀的知識份子不是支持者，但那衹 是極少數。要不然怎麼會有作家協會、藝術家協會、音樂家協會之類的組織呢？甚至連帕斯 捷爾納克（Pasternak）和蕭斯塔柯維奇（Shostakovich）都下過保證。在30年代有多少俄 國作家、畫家和藝術家受到殺害，一直到德國入侵俄國為止。當然，知識份子的歷史中也有 英雄主義的傳統，這在現代獨裁統治下顯得更加光榮。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大多數藝術家、 作家、教授——如果你用蘇聯的定義，那還得加上工程師、醫生及其他受過教育的專職人員 ——都是相當會隨大流的。」 她質疑我的一廂情願：「我覺得把知識份子和反對派活動劃等號，對知識份子來說是過 獎了。在上一世紀和這一將結束的世紀，知識份子支持了種族主義、帝國主義、階級和性別 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甚至就連他們所支持的可能被我們認為是進步的思想，在不同的情形 下也會起本質的變化。讓我來舉一個例子。19世紀，許多中歐和東歐的作家、詩人、小說家 和散文家都在闡明民族主義理想的戰鬥中衝鋒陷陣。那些民族主義理想那時被看作是進步的、 甚至是革命的。又比如，支持新的民族國家的產生代表了古老的團體和語言組織的利益，它 通常伴之以對當政的專制集團及對審查制度的反抗。但到了20世紀下半葉，民族主義大多數 表現為一種反動的、經常還是法西斯式的態度。所以，民族國家的理想含義隨著世界歷史進 程的變化也起了變化。」 今天，直面社會、以筆為耕，不靠大學生存的波希米亞式知識份子已瀕於滅絕。我注意 到，從自由的西方到專制的東方，大學都在無盡地擴張（當然，這對大學生們是種幸運）， 正在大量「收購」體制外的作家和知識份子，包括帶有流亡背景的作家和知識份子，將他們 馴化，成為喪失「野性」、品行「端正」、循規蹈矩、沉湎於校園或象牙塔內的生活、對外 部世界一知半解、滿口術語的大學教授，而缺乏自信、也不願安貧樂道的作家和知識份子， 則對大學教席趨之若鶩。 現在的中國，一個著述暢銷的作家、學者、文化人或知識份子，只要有知名度，又能在 大眾傳媒上說些實話，就很容易被氾濫地歸稱為「公共知識份子」，一個在政治和個人自由 上乏善可陳的國度，某個開明的官方媒體竟能在中國評選出50個「公共知識份子」，真不知 該是悲還是喜？ 影響力覆蓋國家、甚至超越國界的那一類偉大知識份子，早年如紀德、羅素、魯迅、羅 曼。羅蘭、愛因斯坦、阿多諾、漢娜。阿倫特、薩特、波伏瓦、薩哈羅夫等，當代如索忍尼 辛、桑塔格、薩依德者，已經愈來愈少了。詩人、作家愈來愈像文字領域裡的專家 （professional）、行家，而不是在公共視野中淵搏、發出尖銳的抗議、而且舉足輕重的知 識份子。 記得薩依德傳神地描述過流亡的知識份子，說他們「必然是反諷的、懷疑的、甚至不大 正經——但卻非犬懦的（cynical）。」他甚至將產生真正知識份子的希望寄托在流亡者身 上。 不祇是流亡作家，整個海外的流亡者群落，特別是廣義上的華人政治流亡者和流亡知識 分子在美國的大都市中已經落地生根，可是，對他們這些年心路歷程的探討和呈說卻不多， 我要特別提及學者和記錄採訪者亞衣先生的一本書《流亡者訪談錄》，這幾乎是第一本記錄 中國流亡者精神狀態的書，亞衣也是一位流亡知識分子，他在5年左右的時間裡，付出心力， 選擇在政治運作、組織領導、文化、學術及文學經歷上各有代表性的流亡者採訪，以敏銳的 問題切入，用各有針對性的提問追問流亡者，審視內在，並整理成書自費出版，這是流亡世 界裡第一本涵蓋如此廣泛、領域如此不同，卻同是流亡者的中文記寶之書，是亞衣眼中20世 紀90年代中國流亡者抗爭寶踐和精神世界多稜鏡向的折射，彌足珍貴。 四。 問：你曾經將1989後流亡的中國文學與流亡的中國作家與二戰開始後的猶太知識人流亡 以及前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作家流亡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延續，但在今天，全球化、 網絡時代，流亡作家發表的空間要比過去廣闊得多。「流亡」在網絡時代，是否還存在？ 答：無疑，1989後流亡的中國作家和知識份子與20世紀初俄國「十月革命」後部份俄羅 斯作家、知識份子的流亡，和納粹時代猶太作家、知識份子的流亡，和二次大戰後前蘇聯、 東歐共產主義制度下作家、知識份子的流亡以及暴政及宗教迫害下各國、各民族作家、知識 份子的流亡是同一歷史境遇的延續。 因為，20世紀是充滿人類苦難、災難、戰爭、屠殺的世紀，是最大程度展現人性邪惡面 的世紀，也是人類充滿原創力、技術、虛望和慾望的世紀。 從文學上看，20世紀也是流亡文學輝煌的世紀。20世紀世界性流亡文學傳統中有著可以 共用的文化、精神資源。1989年後，流亡的中國文學應有以上的時空背景和精神特質。 流亡，在地球村、全球化，在網絡時代仍舊存在，流亡是一種歷史刻痕，它可能被風化， 卻無法抹去，只要暴政存在，只要對自由和尊嚴有著渴望，流亡就會存在。 流亡也是一種內心狀態，多少可以抵禦「窮人翻身」、成為新富人的世俗召喚。 確實，流亡作家在新的世紀，比上一世紀大多數年頭的流亡作家要幸運多了。當代流亡 作家的生存空間、視野，發表作品和表達見解的機會，比全球化、網絡時代前要寬廣得多。 但是，地理上，他們和母國的距離並未縮短（儘管在心理上近得多了）。在精神上，他 們可能被網絡時代的無距離假像所蒙蔽，以致於以閱讀代替一切，自外於祖國那活生生的現 實，也和僑居國的文化、社會和文學環境相疏離。 20世紀還是21世紀，冷戰前還是冷戰後，在什麼時代經歷流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 流亡中你做了什麼和寫了什麼。 五。 問：你曾經訪問過蘇珊。桑塔格和瓦茨拉夫。哈維爾，並與他們有交往，他們分別給你 印象最深的是什麼，談些感性的？ 答：她和他都是對我的一生產生重大影響的人。她甚至是直接改變了我人生的人。若不 是她，我可能現在仍在獄中（半瘋，或者身心俱垮。）我不是那種可以把牢底坐穿，出來後 又可以做大事的人。相對於民主（看人們煞有介事地掛在嘴邊上的），我更熱愛自由，愛到 不可救藥。 她已故去（這是真的嗎？我常常有拿起電話撥給她的衝動）。我懷念她，時時想到她對 我的鼓勵。 她和他的個性完全不一樣。 桑塔格熱情中透著犀利，她目光犀利，思想更犀利，她是真正「堅定、獨立的個體靈 魂」。她活得絕對精彩，是精彩，不衹是多姿多辨。她的淵博，讓我想起文藝復興時代，想 起啟蒙運動、想起狄德羅稱之為「百科全書」式的作家。和她交談，是思考、見解、理解力 的高速遞進。她的睿智、心智，是天才才有的。 她不能忍受謊言和空話，她也不能忍受平庸和無知。 面對她，謙卑是無止境的。 哈維爾溫和和藹，和他相處時，你能感受到由然的溫暖，他會讓你把話講完，傾聽。他 甚至帶些靦腆。可他一旦凝神、思考，隨之，他的表達立刻犀利，表情也威嚴盡現。 她和他都有燦爛笑容的時刻。她隨即斂起，讓你回味。他卻不斷釋放，讓你難以忘懷。 她和他一生中都有許多時間在和死亡博鬥。可桑塔格從不讓你意識到她的病症，而哈維 爾，你卻時刻意識到他是一位病人。 桑塔格如嚴師、長輩，責我不夠努力，督促我。她也為我寫推薦信，介紹刊物發表我的 作品。她擔憂我的安危、甚至助我生計。 哈維爾則如平和的友人，有時，和我扯些寫作的苦惱和作家間的軼事。 （書面回答於2005年10月/巴黎、11月/西班牙南部海邊Mojacar FUNDACION VILPARAISO 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