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與不容忍——陳獨秀、胡適、魯迅的幾件事 雲 兒 陳獨秀、胡適、魯迅這三個人，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界三顆光輝燦爛的巨星。論政治理 念，陳獨秀、魯迅二人比較接近，都傾向於比較激進的左傾革命立場，都比較多地接受了共 產主義世界觀，兩人都反對胡適的自由主義，反對他的溫和路線，反對他的「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的漸進改良觀。 然而在個人交往上，胡適與陳獨秀相知相交二十餘年，中間一度因主義不同而激烈對立， 但兩人卻保持了終身的友誼，陳獨秀始終信任胡適，他的遺稿最後也由胡適為之作序，並交 付出版。而魯迅則不同。陳獨秀被中共開除以後，深受共產國際影響的左派團體，視之為仇 敵。1930年後逐步成為左聯精神領袖的魯迅，也對陳獨秀視同陌路，不再交往，甚至還一度 令得陳獨秀深受傷害。 一、 三人交往開始於五四時期。就個人性格言，魯迅不怎麼喜歡陳獨秀和胡適。他曾經寫過 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比較陳、胡二人的性格：「《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 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 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裡面有幾枝 槍，幾把刀，一目瞭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 「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 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 農。」 （《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 在這個地方，魯迅有點多疑。胡適後來看到這段文字，覺得莫名其妙。1949年胡適離開 大陸時，走的匆忙，書信文稿多未帶走。胡適研究專家耿雲志先生，看過這些大多沒有發表 也不準備發表的私人文稿書信，寫了一篇《中國現代史料的豐富寶藏—-胡適先生私人檔案 介紹》，談到胡適為人時說：「我研究胡適近20年了，他寫的東西，無論已刊、未刊，可以 說，大多我都看過，也看過不少別人所寫關於他的文字。我總得不出和魯迅相同的印象。…… 若撇開思想信仰、政治主張不論，作為一個血肉性情的人來看，胡適應當可以說是一個胸懷 坦蕩、鞠誠待朋友的人。」（耿雲志《胡適新論》，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頁） 魯 迅懷疑人家背後有些什麼，卻是過慮了。 與人打交道，陳獨秀為人劍拔弩張，胡適待人溫厚平和。但是這兩人私下交往時，有時 候情形恰恰顛倒過來，倒是胡適主動與他爭吵，批評得很嚴厲，陳獨秀的聲音卻低了下去， 象忠厚長者，常常祇是微微地笑，靜靜地聽。 兩人吵得最凶的時候，是陳獨秀成為中共領袖叱詫風雲的那幾年，焦點集中在如何對待 帝國主義和群眾運動上面。陳獨秀宣稱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根源於帝國主義壓迫，並且高度贊 揚群眾運動中自發表現出來的反帝精神。胡適則根本不承認中國的問題有什麼簡單的根本解 決方案，反對「把一切罪過都推到洋鬼子頭上」，更反對群眾反帝遊行中焚燒報館等暴力行 為。兩人在這些問題上爭得面紅耳赤。有次辯論到激烈時，平時富有紳士風度，舉止溫文爾 雅的胡適，竟然拂袖而去。 胡適後來寫信給陳獨秀，說：「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 個政黨的負責的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我很感怪詫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 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裡為是為非，絕沒有被自命為 爭自由的民眾燒燬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 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 說，就是期望大家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 不配談自由。「 （《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版第356頁） 對於胡適這樣嚴重的批評，陳獨秀倒是很有容人的雅量，很少反擊。他對胡適，猶如兄 長之於小弟，很愛惜胡適之才，盡量避免與他正面衝突，祇是設法在文章中從側麵點撥。 胡適呢，一生極重友情。他常說一句話：「此身非我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 當年，胡適還是默默無聞的留學生的時候，就是在陳獨秀的催促鼓動下發表了那篇《文學改 良芻議》，陳獨秀自己也發表一篇《文學革命論》與之呼應，大加推崇。胡適以此而少年成 名，陳獨秀可以說對他有知遇之恩。最重要的是，胡適知道，他們二人頭腦中仍然保留著容 忍異己的共同底線。正像他給陳獨秀信中所言：「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 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我們腦子背後多少還有點容忍異己的態 度。……如果連這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要成仇敵了。」 （《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56頁） 二、 1927年以後，陳獨秀倒霉了，被共產黨開除，被國民黨通緝，後來又於1932年10月被捕。 胡適對於陳獨秀的被捕，向來盡力搭救。當年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法捕房逮捕，胡適氣得直 罵「法國人真不是東西！」這一回，他協同一批自由派朋友們，盡全力營救，最後也祇能做 到使陳獨秀免於軍法審判，交由普通法庭審理。 這一年的10月底，胡適發表演說《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高度讚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 中的巨大功勞和他一往無前的精神，更對他結合文學革命從事政治革命的實績作出肯定評價。 他說，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就被逮捕過，而當時的報紙，也同現在的報紙一樣，說陳是反動 的。胡適問，「這是反動，那麼現在的革命不是反動？」 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也刊出傅斯年寫的《陳獨秀案》，公開為陳獨秀辯護，稱他 「背後無疑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白色的或赤色的」，要求「給他一個合法的公正判決，不可 徒然用一個『反動』的公式率然處分」！國民黨今日絕無殺害這個「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 的大慧星」之理，應當「依據法律進行特赦」，予以釋放。 這年12月1日，陳獨秀從獄中寫信給胡適，感謝他和一班朋友奔走營救，再要胡適給他 寄一批書，供獄中閱讀。還要胡適催促商務出版社早日出版他的書稿《拼音文字》。然而商 務出版社礙於政治原因不能出版，胡適乃與趙元任私下裡籌集到1000元，當稿費送給陳，供 其生活之需。 恰巧就在陳獨秀被捕後不久，魯迅參加了宋慶齡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釋放一切政治 犯相號召。但是左派中人向來最講組織原則。陳獨秀既被開除出黨，又是中國托派領袖，自 然被共產國際視若寇仇。在此情形下，民權保障同盟中祇有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諸人曾 經聯名致電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要求釋放陳獨秀。魯迅先生和其他左翼人士，雖然 打著「釋放一切政治犯」旗號，並且非常熱心地參與營救蘇聯特工牛蘭夫婦和其他共產黨人， 然而卻對陳的被捕，不置一詞。 不置一詞也還罷了，許多跟著共產國際指揮棒跳舞的左翼文人，還趁機對陳獨秀和他的 托派大肆攻擊，罵陳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走狗。其間魯迅的態度比較複雜。陳獨秀被捕約 一個月後，當胡適在北大發表演說高度評價陳獨秀對中國文學和中國革命貢獻的時候，魯迅 到了北平，11月26日在北海後門西皇城根七十九號參加了一個左翼人士為他舉行的歡迎會， 並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與會者回憶，發言中魯迅也拿陳獨秀做靶子展開批判，輕蔑地稱 陳為「陳獨秀之流」，指控他「是不喜歡泥腿子的」，絲毫沒有顧及到陳獨秀一向主張與工 農群眾相結合的政治立場。（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第3卷，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1984年，第356頁） 但是魯迅早年畢竟與陳獨秀交情不淺。他在陳獨秀被捕五個月之後，寫了一篇《我怎麼 作起小說來》，文中特意插進這樣一句話：「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 說最著力的一個。」 雖然祇是短短一句話，卻也曲曲折折地表達了他對陳獨秀的若干敬意。在派系森嚴不容 異己而且有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傳統的左派陣營裡，魯迅敢於這樣說，也是冒著被人戴上托 派帽子的風險，可以說是很難得、很不容易的了。要知道，在左派中，托洛茨基派這頂政治 大帽實在太壓人了，雖然魯迅以前曾經很欣賞托洛茨基，但是從1930年以後，他就絕少正面 提及此人了。 三、 魯迅再與陳獨秀髮生瓜葛，是在1936年。當時魯迅與周揚等人就「國防文學」口號發生 爭執，一個名叫陳其昌的托派分子，覺得魯迅的立場與他們托派很接近，就給他一向敬重的 魯迅先生寫了一封私信，批判斯大林的統一戰線政策，同時寄去他們辦的一些刊物，希望得 到魯迅的批評指教，將魯迅拉到自己一方來。 此舉招來了魯迅一篇大大有名的文章，這就是標明由魯迅口授由ＯＶ筆錄的《答托洛斯 基派的信》。此信一面用刻薄的筆調，對托洛茨基遭斯大林迫害被驅逐出國後的窮困潦倒， 大加嘲諷挖苦；一面指控陳其昌們「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我看了你們印 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 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麼？……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 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祇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 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且介 亭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這封信，連同陳其昌的私信，都在《現實文學》第一期上公開發表，陳其昌一下子被驚 呆了。他和他的朋友們，既被國民黨追殺，又受到共產國際打壓，處境極為悲慘。沒有經濟 來源，全靠大家節衣縮食，在狹小的過街樓中辦報刊。他們的主張比較激進，然而卻都是極 為堅定的抗日分子。抗戰爆發之後，陳其昌本人從事抗日活動，被日本憲兵逮捕，在監獄中 受盡拷打，始終不吐一字，最後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戮死，從吳淞口扔進大海。 魯迅此文，最令這些愛國志士飽受傷害的，莫過於影射他們拿日本人錢辦刊物。當時， 陳其昌立即給魯迅寫了另一封信，為自己辨誣：「你躲躲藏藏的造謠，說日本人拿錢叫我們 辦報等等。真虧你會誣衊得這樣曲折周到。布列派的《鬥爭》與《火花》是同志們節衣縮食 並悶在亭子間閣樓上揮汗勞動的產品。正因財力不給，《鬥爭》已從週刊變為半月刊，聽說 又快要降為月刊了。假如布列派能從日本人拿錢辦報，那它一定要像你們那樣，公開的一本 本一種種的出書出雜誌，並公開擺在四馬路出賣，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給日本人書店在玻璃 窗內張廣告出賣，而決不須這樣自印自散了。」 「你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與你的答覆故意以那樣的標題公開發表，並且還不僅發 表在一個雜誌上。而你那公開回信的內容，又不談我向你誠懇提出的政治問題，而祇是由我 而誣辱到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並誣衊到托洛斯基。你是講『道德』的人，你既然這樣作 了，我就不得不再誠懇的請求你把我這封信公佈在曾登過你的回信的雜誌上，標題用《托洛 斯墓分子對魯迅先生的答覆》。這裡，我在熱烈的企待著魯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來不回 避堂堂正正的淪戰，你如願意再答，就請擺開明顯的陣勢，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謠誣衊.」 （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第4輯，1980年1月第1版，第169-175頁） 看起來，魯迅的態度，跟二十年後毛澤東先生面對梁漱溟先生時很相像，始終沒有表現 出半點陳其昌所企盼的「雅量」。他沒有回答此信，更沒有作任何努力，如陳其昌所要求的 那樣，公佈這封辨誣信，僅在7月7日的日記中記下「得陳仲山信，托羅茨基派也」幾個字。 四、 陳其昌的辯誣信，被魯迅鎖進箱底。但魯迅文章中關於托派分子拿日本人錢的影射，卻 不脛而走，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引爆了一場誣陷陳獨秀和托派為漢奸的運動。1936年10月5 日，中共機關報《救國時報》，發表長篇報道《我們要嚴防日寇奸細破壞我國人民團結救國 運動——請看托陳派甘作日寇奸細的真面目》，同時在頭版頭條配發了社論《甘作日寇奸細 的托洛茨基派》，誣陷托派和陳獨秀為漢奸。其主要根據之一，就是魯迅這篇《答托洛斯基 派的信》。從此《救國時報》上出現了全國民眾一致聲討托陳派甘當日本漢奸的「消息報 道」，消息來源遍及全國各地如上海、青島、天津、北平、廣西直到中共根據地延安。同時 報道觸角還伸向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美國、巴西等地區和國家。一場誣陷陳獨秀為漢奸 的運動，就像蘇聯誣陷托洛茨基為德國特務的運動一樣，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史學家王觀泉 在《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的深究》（《安徽史學》1998年第2期）中指出：「通過OV筆錄 借魯迅之名陷陳獨秀為漢奸，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今天有不少欽佩魯迅文章道德的人士，對魯迅這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很感困惑，不 敢相信它真會出自魯迅的本意——當年魯迅先生可是對別人影射他拿盧布深痛惡絕，怎麼可 能自己又無端端地惡意影射別人拿日本津貼呢？ 一些人認為，這封信連同另一篇文章《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乃是筆名為OV的中共 黨員馮雪峰代筆寫的；魯迅當時在病中，未及深思熟慮便同意發表，未必完全認同該信的內 容。胡風在1984年發表的長文《魯迅先生》中寫道，馮雪峰將所擬的文章念給魯迅聽時，魯 迅連說話都艱難，祇能勉強點點頭表示同意。等到魯迅病情好轉，恢復了常態生活和工作的 時候，胡風向他提起馮雪峰代筆的這兩篇文章：「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 卻淡淡地笑了一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 可巧的是，當年在上海，也有類似傳言，稱ＯＶ筆錄的文章，在許多方面與魯迅本意不 合。對此傳言，魯迅倒是很快作出了反應。他發表了一篇他親筆定稿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 日統一戰線問題》，將此傳言與「魯迅要投降南京」等謠言相提並論，予以斷然駁斥，斷然 宣稱該信和另一篇文章為「ＯＶ筆錄的我的主張」。這可算是當年魯迅親自作出的一個極為 明確的表態了，與胡風近五十後寫的回憶，形成了有趣的對照。也難怪馮雪峰至死都認為， 他代筆的這些文章，相當準確地反映了魯迅的意見，應當算作魯迅作品。 事實上，馮雪峰是魯迅最信任的朋友之一，兩人的政治立場是相當一致的。當年周揚一 派中有人攻擊馮雪峰、胡風等人為托派，魯迅就大抱不平。他在《答徐懋庸》文中抱怨，有 些人扮著「革命」的面孔，「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 為『漢奸』」，對之表示極度反感。此語富含深意，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他反對 輕易扣托派帽子；第二，它也清楚地說明，魯迅其實是把「托派」跟「內奸」、「反革命」 乃至「漢奸」等等歸為一類的。像陳其昌這樣不折不扣的真正托派，被打成政治上最兇惡的 敵人，與「漢奸」等量齊觀，魯迅從未公開表示反對，反而忙著與之劃清界限，生怕別人將 自己也當成了托派。 對於政治上的敵人，魯迅的立場十分鮮明。他歷來就主張痛打落水狗，不能實行「費厄 潑賴」。早在4年以前，他就在文章中為30年代初期蘇聯大肅反辯護，說：象反革命集團的 首領，「不是也祇判了十年的監禁麼？」 （《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 他同意 在自己署名文章中痛打托派分子，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政治態度的必然結果。 五、 自然，如此鮮明的政治立場，為魯迅贏得了中共領袖們的普遍讚譽。1937年，誣陷托陳 為漢奸的運動進入高潮。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發表講話，高度評 價了魯迅先生在這場運動中的作用，稱他為中國「第一等聖人」：「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 是他的政治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 大膽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見解是那樣的穩定，那樣的清 楚。托派成為漢奸組織，而直接拿日本特務機關的津貼，已是很明顯的事情了。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 迅則是新中國的聖人。」（《毛澤東文集》第二卷《論魯迅》） 然而在陳獨秀眼中，這位成了中國「第一等聖人」的魯迅先生，卻被看低了許多。獄中 的陳獨秀，得知魯迅的刻薄文章，勃然大怒：「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輝之於國民黨， 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雙山回憶錄》第206頁，轉 引自唐寶林《陳獨秀傳》） 陳獨秀不知道，這個誣陷迫害運動還不過祇是個開頭。中共容不得一個陳獨秀，直是必 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快。抗戰爆發後，日軍空襲南京，陳獨秀獄室被炸，險遭不測。胡適當時 因參加廬山談話會，正好在南京，見狀大急，會同張伯苓等人多方奔走呼籲，終於使得陳獨 秀獲釋出獄。然而中共報章卻聲稱陳獨秀是漢奸而不是政治犯，千方百計反對國民政府釋放 他出獄；繼而又強烈要求國民政府，採取槍決韓復矩的毅然手段，以漢奸罪名槍斃陳獨秀！ 從此以後，扣在陳獨秀頭上的這個莫須有的漢奸罪名，竟然被他親手創建的政黨打成鐵案， 一背就是半個世紀！ 不過陳獨秀畢竟是大度之人。他對魯迅的埋怨，僅僅是一時激憤之詞。魯迅逝世後，陳 獨秀、胡適對他的評價都挺高。胡適勸阻蘇雪林發表文章批判魯迅，要大家多多注意魯迅對 中國文學的大貢獻。幾乎與毛澤東那篇《論魯迅》同時，陳獨秀也寫下一篇《我對於魯迅之 認識》，對魯迅作了中肯的評說：「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 發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 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 這是我個人的私見。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 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 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彷彿魯迅先生從前 是個狗，後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 人。 「最後，有幾個誠實的人，告訴我一點關於魯迅先生大約可信的消息：魯迅對於他所接 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並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於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 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現時全國軍人血戰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濟敵人以食糧和秘密 推銷大批日貨來認購救國公債的怪現象，由此看來，魯迅先生的意見，未必全無理由吧！在 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於還保持著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於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 欽佩的。」（《陳獨秀文章選編》三聯書店1984年版） 抗戰中，陳獨秀幾經碾轉，最後客居四川江津，晚景極為淒涼清苦。當初陳出獄時，胡 適曾設法轉托一家美國出版公司，要他們邀請陳獨秀赴美國撰寫自傳，陳謝絕了。後來胡適 任駐美大使，得知陳獨秀景況，除經濟上幫忙以外，又大力設法讓陳獨秀出國療養。但是陳 獨秀一身錚錚傲骨，寧願清苦自持，絕不肯在這個民族戰爭的苦難歲月裡，獨自出國避難。 1942年5月27日，一代偉人病逝於四川江津，終年僅63歲。全國各界人士，包括許多曾 經與陳獨秀政見相互敵對的人和團體，連同他的死敵蔣介石在內，紛紛以不同的的方式對他 的一生表示了敬意。唯一的例外，就是他早年為之獻身的那個集團，視陳為異己，表現得異 常冷漠，不近人情。 六、 又七年過去，解放軍橫掃大陸，炮聲隆隆，山河色變。胡適在去國離鄉路上，孤獨地坐 在太平洋上一艘客輪裡，埋頭閱讀整理著陳獨秀的遺稿。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陳獨秀，這 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這位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慧星，經過痛苦的迷惘與探索，終 於認定蘇聯式集權政治必然走向專制，重新追回並且肯定了自由民主和政治寬容的價值： 「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可寶貴；不幸十月 革命以來輕率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把獨裁製抬到天上，把民主罵得比狗屎不 如。這種荒謬的觀點，隨著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個採用這個觀點的便是墨 索裡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倡獨裁製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為……」 （1940年9月《給西流的信》，載《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 陳獨秀髮現，「無產階級民主」「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 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受盡磨難之後，陳獨秀已經決定不再隸屬任何一個黨派，他說，「我祇注重我自己獨立 的思想」，「我要為中國人民說話」。 胡適讀到這些議論，雖然是在他不得不乘桴浮於海，為了自由而背井離鄉顛沛流離的不 幸時刻，仍然為他有這樣的老朋友而感到欣慰。二十四年前，他就對陳獨秀說過他的擔心： 「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 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如今，當年與他在政治上分手的老朋友，終於繞 回到了同一條道上。胡適再一次感受到了與這位老朋友的心心相印、精神相通：「在『特別 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裡，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 頭」。 是啊，這生死關頭，不是別的，就是政治寬容——容忍異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