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是文革最大異端——反思李一哲大字報 （北京）劉自立 又一種「被壯大的法律」 毛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我們說過多次。今天我們來說說這個偉大領袖怎麼又成了文革最 大的「異端」。其實，任何主義，原則，對於毛既是首鼠兩端，又是合而為一。因為他反不 反對自己以前的觀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面對現實，立桿見影。於是，不懂毛此時彼 時思想矛盾者，以為毛是日日新了。 其實，毛這個異端當然是假異端。毛是在反對他的政敵的時候，炮製了一些似是而非的 毛新思想（相對於他1957年反右等老式思維），被人民中人跟隨其後，甚至稍微發展一下， 以說明毛思想被他們發展了——其導致的結局是：文革初期，毛很高興他的蠱惑被接受，被 發展。像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等假民間組織，就是既秉承毛意，又有具體實施，具體發展。紅 衛兵受到毛的新思想啟發，寫出《三論造反》。以後，毛又操縱清華文革，在蒯大富和周泉 纓四。一四思潮之間左右擺佈，以致周寫出四。一四思潮。 毛在八月八號的《十六條》裡呼籲要文鬥，不要武鬥 ；而八。一八，他在天安門上說， 「要武」！於是，在人們研究并追隨《十六條》的所謂「巴黎公社原則」的時候，他們似乎 看見了新的革命曙光。北京的中學紅衛兵於1967年，湖南楊小凱等於1968年，繼承毛的思路， 開始鼓吹公社原則，并形成省無聯，四。三派等組織。 至於聯動思維和毛，周，江青對於這些太子黨組織的有抓又放，其實說明，毛是在體制 內，外擺佈其政治力量，對之打擊，懷柔兼顧。 所以，毛本人，成為對峙於他66年以前的思維，產生新思維的源頭——老革命遇到的這 類「新問題」，是毛式問題——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新思維（不是類似戈爾巴喬夫式據新思 維），而是一種同樣緣起於馬列思維的又新，又老的思維。而所有這些毛思維，被有些作者 稱之為「異端思潮」，且以為正是在這個思潮的影響下，產生了以後的自由思想。 我們對於這個提法抱有嚴重懷疑，并予以駁斥。 文革以後逐漸發展起來的自由思想，是不是從四。一四，楊小凱等人那裡傳遞過來，繼 承過來，成為一個疑問。我們的回答是，正好相反。文革後期，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至少 在北京的讀書群落裡，異類讀者接觸的，并非來自上述那些人物，那些資源，那些文字的讀 物，他們閱讀了與上述人物依據的，完全是兩個體系的思想和書籍，大致而言，就是以哈耶 克，德熱拉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書籍和反對黨文化書籍。人們開始一種新的思維方式。這個 方式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毛式的，或者是文革式的，而是自由主義。 此外，我們否認所謂「第二種忠誠」為異端思潮。可以說，他們是某種正統的，甚至是 反對變革的，很像路德對於教會之反叛，忠誠於聖經的思維，但是他們不是異端，也不是毛 的「異教徒」。 故此，「異端者」毛，何以和如何利用這些所謂的異端思潮，畢竟值得分析和探討。 68年以後，毛開始拒絕來自民間的任何邀寵，他在實行和文革初期截然不同的策略，自 然，李一哲的大字報。也算是繼反思《中國向何處去》以後，又一反思文章。 事情是這樣。我們將一些作者尊奉的文革異端思潮羅列一下，看看這些異端究竟是毛思 想還是異端思想。前此我們說過，納粹理論家消滅自由是按照這樣方式，他們祇需要在自由 上面加上一個新字即可。毛，如法炮製，如民主，他就加上一個新民主，中國，他就加上一 個新中國。現在有人說，要做出一個新農村。文革來了，毛髮明瞭大民主。其實，57年，就 有了大民主。大民主之下，據說還有小民主；毛還發明瞭他坐井觀天的反對自由主義——可 以說是小自由主義。但是，這些民主，這些自由，根本就不是民主自由。 民主的傳統，中國何時有過？李慎之先生早就說過這個話（他還說，中國也沒有科學— —見吳大猷先生類似看法）。 孫中山說的民主幾階段，是到了台灣才實行的。中國黨總是說，民主是一個未來時，現 在時是完全的不可能的。素質問題，國情問題，具體問題，一大堆問題，反正是不施行。比 如說，香港很富裕，素質很高，是自由港，自由貿易區，但是，他們以為也是未來時，且未 來沒有盡期。毛的大民主，當然是另一個問題。他從來不說上述素質，國情，具體問題。他 忽然就號召人民施行大民主了，但是實施民主必須的條件如多黨競爭選舉，司法監督，新聞 自由等等一概免談。這個大民主是什麼貨色呢？就是他一人之下的皇權式民主——「大民主」 這個詞彙本身就是錯誤的——是皇主。 第二，是他操縱的多數暴政（我們說過，這個多數 等於一，等於零。 第三，這個民主是沒有自由的民主。自由是什麼呢？按照哲學家的說法， 就是自由主義）在全國實施殺戮和鎮壓，暴動和造反。 一直以來所說的消極自由。這個自由，就是不可以以個人和群體，更不可以以國家，權 利的形式來煽動和驅使群眾，進行任何消滅他人自由的「運動」。 再是，民主要保護少數。等等。 總之，民主ABC在「大民主」裡一無所有。倒是比他不提倡時期，來得野蠻和愚昧。比 如，中國八大時期，1964，65年，相對不大民主時期，倒是人民群眾（這個「人民」也是他 的語彙），反倒安定一點，不那麼肚子餓，恐懼，相對少一些。這當然不是絕對的。我們的 意思是，毛式大民主一來，一切遭殃！ 這個「大民主」伴隨一種什麼樣子的生活方式呢？ 這個方式，就是阿倫特所說的「運動」。當然，阿倫特是站在考察納粹極權主義政治時，定 下集權就是「運動」這個智慧之說法的。而我們文革運動員，是在幾十年後。阿倫特的意思 和文革當然不可能嚴絲合縫。但是，她對於極權主義特性的觀察和思索，卻好像具備普世真 理之性質。她的含義正好說明，極權主義統治為了「運動」的目的，不斷製造一些破壞安定 團結的事端，以破壞社會穩定結構和穩定因素，使得這個社會的「難民」（請注意，「難民」 這個詞彙，也是阿倫特的創造，而不是當今中國上訪群眾的代稱！）得以產生。於是，運動 和難民的結合，給納粹暴徒的產生提供很大的政治和社會活動空間。其中，我們辨正阿氏所 說的「難民」和「運動」的含義和中國之區別，大概就是，阿式難民是一群被拋棄而獲得造 反為唯一精神寄託者——他們，據說是被拋棄在阿式一向看重和欣賞的政治經濟結構之外的 人們。他們，被說成是邊緣群體。 而在中國，與阿氏說法稍稍有一點不一之處是，中國政 治經濟結構，的確被1949年以後的大變動所更變，甚至消弭——所有人，而不是阿氏所言一 些人，成為邊緣化人群。他們游離在存在和意識之外——這個含義是，在「人民」之意義上， 他們是沒有任何財產和任何信仰之一群可憐的中國人民。這個人民，是歐洲那些群體邊緣人 的共同體。因為歐洲有信仰和有財產的人，按照阿式邏輯，還是身處邊緣以外者。而國人， 很不幸，國人幾乎通通成為邊緣人，工人和農民成為賤民和無權者，無資產者和無宗教信仰 者——他們都是喪失主體性的人群——就像納粹時期的德國人民，他們不具備任何主體性存 在類似（雖然，納粹還沒有施行公有制）。 特別要重複的是，阿倫特給納粹的定義，是資 產階級因為財富積累——而非財產的合理佔有——導致這個階級的分裂和汰選，一些人被拋 棄，成為邊緣群體，遂成為暴徒的人群資源，或者，成為形成暴徒的社會前提。而我們國人， 在1949年以後，按照這個定義，則全數被拋棄，成為沒有財產者。這個沒有財產，成為一種 潛在的反社會力量。祇要時機成熟，或者受到來自任何一方的煽動和挑唆，尤其是受到來自 正統的，官方的挑唆，這些無信仰者和無財產者，都會走上革命道路。這個潛在的革命因素， 毛一類革命家當然深知其在。古人所謂「無恆產者無恆心」，或多或少，也是證明瞭這些失 去財產者心裡的「革命」情結。雖然，阿式對於革命是搶劫財富不以為然。她是一直主張革 命應該訴諸政治結構的建立和建設，而非訴諸解放——這個社會革命之內涵。 她以為，革 命，是要造就一個政治實體，如美國革命建立了美國式政治實體。而托克維爾和阿式，對於 革命是不是在經濟發生危機的時候爆發，有爭議。托氏說，革命是在經濟有了某種發展時候 爆發——而阿式說，法國革命，是遇到經濟問題——而托氏說，其實，路易。十四，就已經 搞「承包制」在法國農村（我們說，法國實行土地承包，比我們偉大的中國人早了三百年左 右）。這個見解當可見仁見智。問題是，文革，有沒有這樣的經濟政治考慮，其政治經濟結 構，含社會主義社會之結構，有沒有變化。 在這個前提下，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提到的所 有這些結構建設，在文革中是不是提到日程上來，他們是怎樣消長和變異的。也就是說，文 革產生的民主或者大民主，是不是一種掏空社會政治架構的徒然甚至有害之舉，其理想，是 不是一個空中樓閣，甚至根本就是一個幻滅。在那個時間段裡，跟隨在偉大領袖思維後面， 提出大民主者，究竟是毛的附件，還是「自主創新」，的確需要辨析。許多人在枉顧政治經 濟前提，枉顧信仰和思想自由的前提下，討論四大，討論民主，討論改革，究竟是在討論， 還是在製造混亂，都可以一一推導之。 至於說到法律，情形是一樣的。我們用古拉格群島作者的語言來解釋，就是「法律在壯 大」。文革「法律」，也有必要進行反思。換言之，進行一番類似總結古拉格法律的政治和 心理梳理。得出的結論，大致而言是，以一種枉顧事實，讓他/她承認，他/她有犯罪的動機， 并且觸犯了最高神祇——毛——觸犯了這個最高神祇，一切就成為罪過，因為信仰在這個時 候成為無信仰的最高原則。也就是說，他/她，祇要觸犯毛及其意識形態，其罪過，首先是 動機罪，言論罪和態度罪（你要老實一點！這個話，是文革罪人經常聽到的呵斥）。三是， 思想不良，是因為階級屬性，是白俄，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等等。 還有，就是因為是 潛在的敵人，潛在的敵人，就是現實的敵人——一切，是有罪推定。 最後，承認，或者不承認犯罪，反正沒有區別。在遭遇一種或者無數種酷刑面前，人是 坦白交代為多的。這個交待首先是使得人——罪犯的尊嚴消失。一種跪拜的姿態，使得思想 跪拜（這使我們想起狄德羅說過的話，莎士比亞的角色因為僅僅跪拜的姿態，就真的變得痛 苦）。人性拜倒了，變為屈服和自戕。這是社會主義法律通常產生的動機效果統一論，且成 為慣例——他們被審判，他們認罪，他們沒有尊嚴，他們被定罪和處死。法律，成為一個殺 戮的條文。我們說的是古拉格法律，而在文革裡，甚至連個條文也不需要。我們看到史達林 槍斃罪犯，有一條具體的法律條文，被稱為「第58條」——此條下麵，尚有細則多款。你觸 犯此條，必遭重判無疑。而毛，不需要他制定法律條文，一揮手，革命群眾紅衛兵就蜂擁而 上，把人打死！這個法，說說而已，還是不說說而已，已經變得無足輕重。但是，他們治罪 所謂罪犯的法律和審判邏輯是如出一轍的。故此，李們1970年代提出此法，究竟是上述法制， 還是什麼法制，語焉不詳——現在，中國人不是還在說民主與法制嗎？一些莫名其妙的外國 人，不是也在吵吵說，那裡的法制有進步嗎！ 我們不清楚，這些中外人士究竟是在說什麼法！難道他們不知道，僅僅是法這個詞，可 以是千差萬別甚至宵壤之別嗎！ 大而言之，法，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個是摩西以降 之上帝的條文，一個是人制定的世俗法。而制定之的人，先是無法可依的，他們是根據道德 精神，摸索而制定之，其源泉是聖經。故此，道德精神在前，法律精神在後。是一個必然的 立法邏輯。請問，毛法，依據聖經那一條那一款呢！抑或，他要根據國情而援用孔子，孟子 和荀子的什麼精神嗎！他難道不知道他依據的法律，首先是英美法系，以後是蘇聯法系嗎！ 以後，從1958年法，再到文革，難道他不是回到古拉格法系——等於無法無天嗎！ 人，有尊嚴，才有法，有法之尊嚴。否則，人，無尊嚴，祇有法——人法對峙，就祇剩 下法律的空殼和枷鎖。一切法制/治是一種人性提升，在無人性時代，法制也是無人性的； 并不是祇要紙面和口頭上說出法制，就是法制。重複而言，當法之制定和執行者，在實施法 制的時候，旨在消滅人的尊嚴，這個法，就是惡法——雖然有人說，有此法，比無法好—— 但是，如果一個國家什麼都沒有，僅僅剩下一點點法律空文，試問，這個國家是不是豈有此 理呢！ 法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一種信仰；無法無天，就是這個國家消滅文化，拒絕信仰和 塗炭精神，此等國家之法，是一個皇帝的新衣。 其間，在人類歷史上，一直以來，有對於上帝之法和人類之法的協調——雖然，連孟德 斯鳩也輕視上帝（見阿克頓《論自由》）——而孟德斯鳩之法，是制衡機制之法，制衡是他 的法學的精髓。其背景，是由於當時英國的各個階級之和解，和諧（這個詞也被盜用了）。 我們的意思是，在什麼樣子的政治情勢之下，就有什麼樣子的法律——文革無法，是因為毛 策動階級鬥爭——而實際上的階級被他消滅了，祇是剩下官僚和大眾的二元對立。在這個時 期，即便有法，也是毛法——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話可以改為，毛之不存，法將焉 附！於是，1970年代之法，就是毛法。這個歷史背景是勿庸置疑的。再具體來說，那個時期 之「法」，就是5.16通知，就是16條，就是九大決議，就是四屆或者幾屆人大的官方背書。 有人說，因為有人提出了這個名詞，如「民主與法制」（不是法治——李慎之先生以為 二者完全不同），就獲得了歷史地位。我們首先要說，大民主，根本就是毛的發明，你不要 搶去了他的專利權啊！ 二，法制之說，毛的解釋，就是無法無天，把法治和無法無天并聯，沒有任何哲學和政 治學之意義可言。就是今天，人們口口聲聲言法，也是不著邊際的空洞叫囂。我們所說的民 主法治的任何前提，根本一條也不條。遠而論之，毛法，甚至不是張君勱（他們定位罪犯的 1947年民國法系的創始者）之法，而是一種怪胎；雖然他們共黨同意過這個源自英美法系的 法之制定原則，而最後反對之。 如果一定要尋根溯流，找到法治根源，那麼，也不是要尋文革之源流——文革本身毫無 意義可言——還是要尋找我們所說的，至少是1946，47年之法，之源流，五權憲法之源流， 甚至，英國不成文法，或者，「無主權」之美國憲法之源流，……等等。不去尋找這些普世 價值之源流，一定要尋找什麼文革大民主，文革大法系，難道不是一種緣木求魚的荒唐之舉 嗎！ 又一種「二次革命」 我們在完成一個或許可以稱之為背景分析的文本後，進入李一哲大字報發生的具體時間 及其社會政治背啊４笞直ㄊ？974年寫好貼在廣州街頭的。就像所有歷史文本一樣，這個大 字報散發出時代的氣息，也涵蓋了那個時間段發生的政治事件的特徵。那些猶言在耳的文革 大事是些什麼東西呢？就是1974年準備召開的人大四屆全會。這個全會召開之際，時值毛完 全回到體制之內，且他主動挑戰林彪，遂發生林彪事件於之前。於是，大字報出籠，適逢這 個歷史階段。其看法，除去鼓吹為毛一直提倡的「反對官僚」，「造反有理」，要搞大民主 等等說法以外，他提供的一個明確的資訊是，應該回到文革初期的造反和暴動中去，以製造 所謂的「二次革命」。 而毛們，在這個歷史階段又在炮製什麼樣子的革命戰略或者革命策略呢？毛告訴周，提 出四個現代化，實行戰略轉移，甚至根據國際上發生的戰略格局錯動，提出其所謂聯美治蘇 的新戰略。對於文革的看法，實質上，一如一切達到政治目的以後的革命家們一樣，毛準備 收拾殘局，製造新的穩定，甚至提出要實行新的各種建設和建制，這個新的建制，就是出台 以周為核心的毛式統治，在繼續其反修反帝的同時，在反帝這個內涵裡，加入微妙的「聯帝」 戰略，以遏止蘇聯的威脅，達到一種和文革初期他所實行的全面出擊完全不同的戰略。這個 戰略在毛那裡。也是沒有多少理據可以挖掘的——有材料說明，祇是一個純屬偶然的，即興 的動機，使得毛，抓住了當時所謂「乒乓外交」的難得機遇——而基辛格等人，也是出於建 立他們的新的地域和全球格局，接受了毛的思維。這一切凸現了1974年的年度政治特徵。這 個特徵當然和李一哲們回到文革初期的想法大相逕庭。 這是李一哲大字報不識時務的證據之一。 二是，林彪事件造成的毛所遭遇的全面政治，信仰危機，已經在社會上凸現。和大字報 分析的形勢根本不一樣，那時候，全國人民進入彷徨和猶疑之精神狀態，并由此推斷文革的 合理性，合法性的缺失。沒有任何人期待回到文革「一次革命」的暴亂之中——祇有李們， 異想天開地，得出中國人要進行「二次革命」的臆想判斷。雖然，中國人在那個時期，離回 到1957年，源自自由主義分子發起的，回到西方民主和自由的那些價值觀念——如輪流坐莊， 廢止黨天下，新聞自由——還有一段時間——「第五個現代化」的提出，卻已經據此很近。 在中國人幾乎要完全否定文革之幻滅時，毛祇好炮製那封可稱為贗品的給江青的信，說， 他早有先知先覺，早就提出要警惕林彪，云云。這個說法，坊間現在已有質疑。基本上的判 斷是，毛啟用江青，是為了成立文革小組，打倒劉少奇。那時，林彪是他的得力干將，而個 人迷信的鼓噪，尚方興未艾，他，怎能超越這個階段，一躍而進入反對林彪的超歷史階段論 呢？他要像美國牛仔一樣雙面出擊嗎？這個思路，不符合毛的革命階段論。其實，他的全部 心思，是用在，既同意派出工作組，又等待工作組做出鎮壓，然後，他，出面來收拾殘局， 那樣一個新的引蛇出洞的陽謀或者陰謀當中——他的預料正中下懷。劉鄧，是按照他給出的 棋譜下棋的。 他沒有料到的是，七十年代林彪事件在人民中造成的危機感，其實，已經給他的「人民 文革」造成了致命的打擊。為了轉移這個危機，他邀請尼克森的事情，多少使得世界和中國 產生了新聞，這個新聞是文革內涵以外的一個新聞，是人們來不及思索之的新聞——而作為 一個也許讀過馬基亞佛利的毛，可以在和美帝國主義者的談話中東拉西扯，而迴避他的政治 體制的獨裁——而作為欣賞梅特涅國際新秩序的基辛格們，也自然沒有什麼興趣談論獨裁者 和文革課題。雙方顧左右而言他，據說，是為了炮製各自的國家利益。這個國家利益的推行， 至少改變了中國和文革。 至於後來發生的亡羊補牢，批林批孔，則是毛無計可施之伎倆。其效用，比起九大，批 劉鄧，比起十六條，八一八時期……都是強弩之末，奏效甚微了。在這個價值荒疏，信仰破 產的尷尬時期，中國人的思維，正在發生一種走向全面否定文革的思路。雖然這個思路還要 經過幾次反覆和挫折。這些思維軌跡是，經過1976年的倒毛，擁鄧，到民主牆的第五個現代 化——國人，回到正常思維的過程大致完成。而林彪事件，給了這個轉變一個契機。（我們 并不贊同這樣一個觀點，說，林彪是反毛和反文革的又一個「異端」。他的文革第二罪責承 擔者的歷史定位，沒有改變。他本來也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機會主義者的特徵是什麼，就是 既不相信別人，也不相信自己所秉承的原則。林彪在私下對毛之大不敬，什麼問題也說明不 了。不能改變他在文革以前和文革中，在公眾場合發表的助紂為孽的說法和做法。） 我們簡單敘述歷史的動機在於，李一哲那時的思維，是不是跟得上那時候中國人普遍的 懷疑性思維階段，是評判其大字報有無價值的根本所在。一般而言，那個時候的任何超前和 先鋒價值，應該毫無疑問，是走在當時中國人思維的前面，提出否定毛，否定文革，并且採 納某種不好敘述的語言，以呼應和美國的接觸，以期打開中國封閉的國門——很不幸，這個 思路，後來，是被鄧小平接過去，在時隔幾年後，採納於國中的。和李一哲們正好擦肩而過。 并非所有官方提出的國策都是一無是處。要看其發展和本質。我們的意思是，鄧們的最終目 的，是要救黨，還是救國——這是另一個話題。 如果這張大字報沒有達到鄧的思維高度，那麼，至少他應該實事求是地反映該時期，國 人對於文革的普遍厭倦，但是，就連這樣一個感性的認識，大字報也差得很遠。反而是，這 張大字報不能與時俱進，而是完全倒退和具備恐龍思維的反時代產物。 林彪事件後，毛的 頹勢已定，不管他是否見到尼克森和基幸格，也不管他要提出幾個現代化；換言之，毛不敢 回首往事，因為回首已經不堪，人們會說，不需放屁！ 既然如此，我們看待李的大字報，應該採取什麼角度呢？ 一個角度是，李接手毛炮製的批林批孔，以後，又批周公，而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敏感和 政治「正確」地提出，我們上述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李在文章中依然採納擁毛，批林的官 方思維和官方資源，把所謂官方界定的左，右問題大肆談論一番。這個談論，我們看不出有 任何區別於毛主義的地方。相比之下，1968年，楊小凱是在反周，擁毛，擁江青，林彪—— 現在，李一哲是在擁毛，反對林彪。但是，他們的一致性在於，他們提出了一切以毛為準， 這個假異端說。故此，我們一直強調，楊們，李們，都是毛不同時期的附件和擁護者，而無 異端思想可言。 探討如何解決毛的政治危機問題，包含推倒由毛，林共同建構的文革正確性問題，應該 是那時的中國人的頭等大事。如果沒有這個資訊傳出，一切單純的批林舉動，并不能夠反映 出當時的大眾見解和大眾心理。李之大字報，大大落後於群眾的被動「啟蒙」，這個林彪事 件帶來的啟蒙——他們從單純批林，擁毛的角度出發，在某種程度上，推出毛，林矛盾—— 這個官方的說法，以期引導人們重新回到毛的「正確」上來，以批判林的錯誤——這個看法， 在當時并不奇怪（但是已經很落後！），問題是，如果從異端思維的角度看，則是另外一種 情形了。因為，我們要求異端至少要走在老百姓的前面。我們苛求異端，必須在人民沒有覺 悟到的地方，釋放出他們的新興資訊，啟動思想的解放（這個詞，是借用他們的詞彙）。否 定官方看法，是區別異端和大眾的基本原則，而在這件事情上，大眾卻走在「異端」之前， 歷史被了玩笑。 毛此一時，彼一時之非主義主義和非原則原則，是人們認識他的一個原則 和手段。但是，此一時，彼一時，并不是說，毛的所有看法，沒有時間定位和政治定位。在 1940年代鼓吹民主自由的黨，在1950年代說，我們就是要獨裁。這兩者，對於黨，都是「正 確」的。也就是說，1974年的毛，和1966年的毛，當然是判若兩人之毛，李一哲非得要把毛 合而為一不可，於是，他就得罪了毛。 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李們得罪了毛——主張毛髮動再次文革——是不是一種有意義，有 價值的異端思潮呢？還是一個我們前述之毫無意義的倒退之說呢？ 我們得出的答案是後者。 於是，在毛和國人眼睛裡，李一哲們是不是有一點庸人自擾的性質，是極為可疑的。毛 自然不主張人們，包括那些自擾庸人，來攪動他的戰略部署，來主張他回到天安門上去再次 喊「人民萬歲！」 也就是說，他可以在1966年出來攪局，但是，1974年，李一哲不可以出 來攪局。那麼，李一哲出來攪局，是不是像現在有人說的，有一點點「人民性」包含於其中 呢？ 一點也沒有。 我們說了，那時的人民性，是人們厭惡文革，準備思考文革的荒誕和野蠻，而不是再次 回到這個另人作嘔的，革命人民之大狂歡裡面，再遭「二茬罪」。以後，不幾年，人民就開 始喊出「打倒秦始皇」的口號。 一個可悲而合乎邏輯，合乎毛之邏輯的結局是，李一哲被關押。 李一哲大字報說明，李們對形勢做出完全錯誤的分析——說，應該舉行二次文革。和楊 小凱一樣，他們提出二次革命論，就是希望進行實際上已經停頓的，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革 命和殺戮（大字報對於文革殺戮，一直語焉不詳），希望毛再度振臂一呼，人民再次造反奪 權，當個什麼李素文和陳永貴第二。 需要說明的是，楊小凱比起李一哲的二次革命說，要 早得多。但是他們的同一性在於：都是幻想毛，會永無止境地用消滅官僚，巴黎公社等說法， 來煽動一輪輪大暴亂，達到一輪輪大民主，大解放，大平等。他們也不想一想，獨裁者也主 張文武之道，一張一馳的簡單道理。文革的八一八，巴黎公社，大武鬥，大串連，雖然為毛 所用，但是，不是毛永恆之法寶，毛可以用之，也可以用完就丟掉。這個道理，還要繁瑣考 證嗎？揪住毛的權宜之計，以為抓到真理，是楊曉凱和李們，抓住這根救命稻草的全部理由， 可惜，這個理由太庸俗，太脆弱，太扭曲了。 李一哲們，楊小凱們的思想資源，究竟是些 什麼文本，他們自己寫得很清楚。就像那些人民文革炮製者，不知何謂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 一樣，李一哲大字報不見任何普世價值文件，作為他們先鋒的，反叛的，異端的思想資源— —他們根本就沒有這個資源——可惜的是，1974年的人們，讀到《新階級》和《通向奴役的 道路者》，已經大有人在，可惜，李們還是滾在馬克思的列寧的巴黎公社等陳腐教義之中， 沒完沒了。 有人說，你難道要否定巴黎公社的正義之舉嗎？不，筆者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在於，你們人民文革者不想一想，何以列寧和毛，要大肆利用這個公社原則說「是」 /事，難道這個公社沒有他可以為毛利用之處嗎？ 們怎麼不紀念《人權宣言》，不紀念甘地 主義，或者，不紀念匈牙利事件呢？他們敢嗎？但是，他們紀念巴黎公社。何以如此，不是 很清楚嗎？你們想清楚了嗎？ 二，他們紀念巴黎公社，其實也是閹割式紀念。他們同樣不敢提布朗機主義，巴庫寧和 普魯東主義。他們閹割巴黎公社的發動精神和無政府主義反對任何權威的核心，而片面宣揚 他們的暴力革命和平等——他們有過一分鐘，一秒鐘，施行這個平等嗎？ 三，在1974年，毛會對尼克森說，他還是要實行巴黎公社的嗎？他敢提出這個問題嗎？ 四，「人民者」要想一想，何以法國人摒棄了巴黎公社，而採納了普世價值。你中國人 難道要指責法國人輕視了他們的寶貝嗎？ …… 不具備任何自由主義，甚至費邊和改良主義的絲毫思想資源的李一哲們，是時代的邊緣 人，是時代的棄兒，而非異端。因為異端一般而言，是時代的先鋒和弄潮兒，像是我們國人 的孫文，再早的洋務派，等等。早先的黨，在蘇聯人的指揮下，也在辯論各種主義，他們早 期，也許也算是弄潮兒。在文革中，和1957年右派自由主義思想相聯繫的唯一者，就是遇羅 克，他是真正的異端，是弄潮兒。全部原因是，其思想資源是人權宣言式的，不是什麼巴黎 公社。 取自馬克思的資源，會派生出來什麼結局呢？這個結果，就是實現毛化和人民思維 的國家化。毛的御用文人姚文元，戚本禹等，都是毛那時思想的解釋者。他們對於上述思想 的引用，闡釋，比起楊小凱和李一哲絲毫不弱，甚至更強。但是，他們的共同點，又是何其 相似乃爾！ 李一哲們，究竟是在解釋毛當時的思想「進行時」，還是要取寵，爭強，我們是很有懷 疑，而且，確實是值得懷疑的。 其取寵，爭強不得，結果，反倒是毛得以跳出兩般外，方 有堂堂陣陣旗。他的旗幟，已經早就改變了。李一哲還蒙在鼓裡。 那麼，李大字報，是不 是毫無歷史價值呢？也不是。 其中，關於林彪是左，還是右的討論，具備某種意義上的， 有限的歷史價值。 因為這個問題，祇有放到歷史具體背景中，才可以看清楚。這裡存在定義一個左，右的 問題。一般說，毛是左的，這個堅持左，是他造成巨大災難的最準確定位。因為，偌大社會 主義中國，右的政策，雖然被批判，一直以來被否定，但是，他，相對而言，對於老百姓民 生而言，還是可以將就接受的政策，包括三自一包，鳥籠經濟，拾遺補缺等等——這個政策， 比起一大二公，斗私批修等毫無人性的政策，還是有著有限的人性味道。後來，當然變化。 毛在批判林彪的時候搬出的批右傾，當然是他枉顧事實，偏執一端的蠻橫做法。而其實，他 也是在紙面和輿論中，玩弄打倒政敵的遊戲——另用政治手法的證明——我們不是說，他可 以翻手為雲，復手為雨嗎！對於他，這個轉變，本來也是政客的實用主義，是其思維的應有 之義。故此，李大字報看到這一點，是一個明智的看法。不過，僅此而已，異端，是說不上 的。 又一種文本揀析 我們現在引用一些大字報段落，以證明所謂異端的虛妄和這些異端秉持的，其實完全是 毛的思維，觀點甚至傳統。 大字報一個觀點是，毛和林彪是完全兩回事情，一個是人民革命和人民文革的最大希望 之所在，一個是要實行法西斯封建專制。前此，我們已經說過，毛也好，黨也好，他們在人 民革命中喊出的反對一黨獨裁，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封建主義，……比李一哲們不知道要 響亮多少倍，取得多少倍於李們的社會政治效果，并且一直以來，直到今天，還有眾多信眾， 在百般為毛張目。但是，有人問，反對這些主義難道不對嗎？我們前此回答了這個問題。這 個問題的回答很簡單，因為，毛們提出的反對主義是一個假命題。為什麼是假命題，因為他 們的實際做為，恰恰包含了所有以上主義的形式的和內容的承載。毛不封建嗎？他不獨裁嗎？ 他不法西斯嗎？（關於文革和納粹，我們將另文以論。） 二是，既然他們是在玩弄一個假命題，那麼跟在這個假命題後面，而完全沒有超脫的大 字報們，又有什麼異端可言呢？毛的檔，也許已經在批判林彪集團所有這些主義了。 問題的關鍵在於，林彪事件不是要了林的性命，而是要了毛的性命，至少是其政治性命 ——這就是我們上述所言的，1970年代中國政治生活裡最大的變數。可惜，秉承黨文化思維 的李們，沒有指出這一點——「 我們提出了」林彪體系「，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 確立的事實。 什麼是體系？就是事物有聯屬關係的全體——全部系統。林彪體系就是林彪 那一套包括理論、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辦法、黨風、學風、文風、作風，在政治法律、 軍事、經濟、文化各個領域裡對抗黨中央、毛主席，禍害人民，流毒全國的東西。六年前， 林彪那一套（體系）的確立，無疑破壞了，甚至在許多方面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到」 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與中國人民的矛盾激化至絕對不可調和的表現）以後，才 開始顯著地逐漸破壞、拋棄林彪那一套。歷史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 我們重複引用的，是他們既不像當時中國人厭惡文革，尋找其他思想資源，毛也尋找了 老美，尋找了和革命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四個現代化」……但是，李們卻在尋找「二次革 命」——「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盡善盡美，它在那麼多的國家打不 勝新資產階級，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和在中國必須進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實就是證明。無產 階級必須在今後這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進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會主義制度日臻 完善。 以上幾點，不算馬列主義常識，然而，我們卻可以據以斷言，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問題， 其中也包括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問題是完全可以而且應該討論的。「（《關於社會主義 的民主與法制》李一哲，下同。） 「我們斷言，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并沒有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為它 并沒有使人民群眾牢牢掌握住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這樣斷言有什麼根據呢？ 當我們現在再次面對這篇文章的時候，廣東的革命群眾運動又一次興起半年之久了，很 有意思的是，作為它的序幕的，是和武漢幾乎一樣的撕大字報和貼大字報的鬥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還在繼續嗎？誰宣佈過大字報使命的完結呢？毛主席在《介紹 一個合作社》一文裡關於大字報「應當永遠使用下去」的那段論述不也是「最高指示」應當 「堅決執行」、「堅決照辦」的嗎？可是當被鎮壓下去了的革命群眾從地下爬起來，企圖繼 續運用這個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線并為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鬥爭的時候，他們卻首先要為 自己本來應有的民主權利本身作一番苦戰哩！ 正當廣州街頭貼——撕——貼大字報鬧得不 可開交的時候，18號文件下來了，毛主席又一次為大字報表了態。在林彪路線淫威下萬馬齊 喑幾年之後，大字報重新被宣佈為合法。18號檔的深遠意義，至今還沒有完全向人們展示出 來，但人們要是看不到這一點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的權利最根本的是人 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而18號文件正是為這種人民的管理權和批評權開闢了一個廣闊的 天地。即使人們對這場革命群眾運動再次興起原來所抱的期望絕大部分沒有達到，他們獲得 了18號文件本身便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再有，李們的邏輯是，他們雖然提到了要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制，但是，他們不理解他 們自身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建設法制，其實是毛回到體制內的一個信號，他分割了民主 和法制的關係——也就是說，毛現在對法制，法家，法人（毛自己）感興趣了，對於民主， 造反，紅衛兵，不感興趣了。李們看到其一，沒有看到其二，其三。 我們承認，李們在 「其一」這一點上，就是批判法家這一點上，看法有可取之處——「毫無疑問，法家先驅者 們對中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所起的歷史作用是偉大的。然而，奴隸制取代原始公有 制的建立又何嘗不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歐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不 是也曾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嗎？既然我們那樣無情地批判了資產階級——從克倫威爾到羅伯 斯庇爾，從」百科全書派「到別、車、杜，從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為什麼對地主階 級的秦皇朝非要美化得那樣光明呢？恢復被儒家歪曲了的歷史本來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 立妁一統天下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這種肯定，必須遵守嚴格的界限，以 便以後對他進行無情的批判——這是我們這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脫胎出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仍 然面臨著的反封建任務所決定的。」 一個比較嚴重的失誤是，李們把民主與法制合一而論，看來也是「後果很嚴重」，毛要 生氣了。我要法家，你要民主，不行！於是，毛和官僚集團不但不賞識大字報，反而要把他 們鎮壓掉了。這個思想的黨文化解釋，其實不是民主與法制，而是民主與集中。集中是民主 的前提，而非相反（我們記得康生就坦率說出此類觀點，民主是假，集中是真。大意。）現 在，毛又來這一套了。 反而言之，這個「異端」，是不是人民之寄託呢？也不是。人民是要反對「法家」的， 他們在兩年以後就反對「秦始皇」這個最大的「法家」了。還有一點，說來說去，因為大字 報完全沒有我們所說的西方民主思想，一點也沒有，他們反倒成為今天黨文化可以接受的一 種民主法制之贗品，民主啊，法制啊，其實哪有什麼民主啊，法制啊，這一點是很可笑的， 也許是，真的是，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吧！ 如果硬說人民在76年又民主了一次，那麼，這個民主，實在是毛式民主的一個反撥。既 然是毛式民主，就有呼喚大救星的要求——人民一面批毛，一面擁鄧，以為鄧是大救星—— 這個事情究竟進步意義何在，還要討論。 我們最後簡單說說左派一直以來所強調的，所謂反對特權和財產權利再分配。這個徒然 的夢想，不是美夢而是噩夢。財產的處境，在1949年以後就基本免談了。到了文革，周恩來 明確說，中國沒有特權階級（見沈如槐）。文革，基本上是在不觸動官僚的權益的前提下， 實行「全上來，都下去」（見候寶林相聲）——這個玩笑經濟學。好像是江青發明和首唱了 這個高調，也不見毛是不是認可，不過周顯然不認可。但是，毛還是要講巴黎公社的。叫做 吊胃口嗎！從楊小凱，甚至筆者早年熱衷的這個分配說，與其說是一個理想，不如說是一個 蠱惑。這個蠱惑揭示一下，是這樣，不是文革和毛不允許新階級，而是要維護新階級，甚至 新皇上，新寵臣，新奴才。文革，是這個過程的變本加厲而不是相反。因為，正如我們前此 提到的，劉鄧的有限度經濟自由，多少緩解了民生，是一個事實。文革反對之，和民生主義 截然相反。農民連自留地也被革掉了，城市小販的生計也告吹了……。 至於「人民公僕」——官僚群落是不是可以借用文革遏制之，效果和結局也剛剛相反— —用列寧的話，新官僚還不如老官僚……。 一言蔽之，左派做法，不但是取卵，而且是殺雞，是為淵驅魚，砸鍋賣鐵。毛後來看到 這樣很危險，就要周來收拾殘局。 最後，如何制止「人民公僕」們的劫掠，看來，還是要依靠普世的法治資本主義。這個 資本主義應該產生，而不是拒絕他，阻止他產生。法制資本主義產生資產階級，但是不產生 走資派和新階級。這完全是兩碼事情。 文革反對資產階級，毛反對資產階級，但是，他們 留下了掠奪財產的權利，而這個權利，就是革命權利，毛沒有像大字報作者一樣成為權利取 消者，而正是他，保留了文革初期他給出理論，給出實踐的革命對象的全部權益——在這個 意義上，走資派確實在走。自然，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我們還是引用一段那些熟悉的左派文字吧！——「他們便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 的主人「的質的轉變，成為我們稱之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人們了。我們在本文 裡所提出的」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就是這個意 思。 按照基本路線所警告我們的，在今後幾百年內，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必然一代一代的 產生，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承認不承認這個新生資產階級（以黨內走資派為代表） 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這一點，乃是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分水嶺，是 肯定或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