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暢言 ：一個大陸自由主義者看台灣

（四川）王 怡


    台灣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和台灣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論政團體澄社，在3月12日聯
合舉辦「兩岸知識分子論壇」，討論兩岸民主話題。因為種種阻撓原因，我很意外地成了這
次會上唯一一個來自大陸的知識分子。在台灣十天的訪問，我看到一個了不起的台灣。走在
台北的街道上，因為大家的膚色、文化和語言都相同，就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讓我想起
一部美國電影叫《回到未來》。也許我就非常奢侈地走在二十年後的成都大街上。你在西方
國家就沒有這種感覺，因為群眾演員不一樣，民主是人家的民主，跟你好像沒關係。但在這
裡，我在捷運（地鐵）的火車上，我的相貌和周圍的台北人差不多，我可以完全混跡於一個
民主社會當中讓人認不出來，因為我的臉上並沒有寫著我來自共產黨中國。我甚至很害怕遇
見一個小偷，把我的通行證暴露出來，讓所有人都扭頭看我，發現我原來和他們不同。這是
種奇妙的感覺，使我開始從生理上產生對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我怎麼可能接受
一個民主的台灣被一個共產黨的大陸統一呢。

    當我真正來到台灣，和台灣的朋友們見面，和那些陌生的台北人在一輛列車上「百年修
得同船渡」，我發現在「台灣的命運祇能由台灣人自己決定」的民主邏輯之外，我真的不可
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一種政治邏輯。因為其他的邏輯都伴隨著暴力和蠻橫。而我祇要想起任何
一種需要依靠暴力來保駕護航的邏輯，我就會想起地鐵上那些台北人的臉。想起他們的臉就
是一種背叛。就像以前有一個自稱非常仇日的朋友，講了一大通理論後，我就問了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認識的日本朋友？他說一個都沒有。我說原來如此。其實我們應該更恨火星人，因
為我們連一個火星人都不認識。我們可以盡情的恨他，不怕得罪人，也絕對沒有道德的負擔。

    台灣人的斯文以前儘管見識過，但這一次鋪天蓋地，還是有些讓我震驚。有一個開出租
車的老伯，他說話時的文雅、溫柔和真誠，我對一個台灣朋友說，他身上真的有一種在絕大
多數大陸教授身上都已經「掃地」了的斯文。台北有全世界最高的101大樓，我倒不怎麼看
重。但台灣的誠品書店是真的讓我瞠目結舌，進去了就不想出來。我無法想像台灣人的文化
氣質和閱讀習慣可以濃縮到這樣的地步，足以養得起這麼優雅而奢侈的書店。從誠品的旗艦
店出來後，我在心裡暗暗發誓，僅僅是為了這一家書店，我將在任何情況下誓死反對一個對
台灣使用武力的政權。僅僅從審美的角度看，那將是世界上最嚴重的焚琴煮鶴事件。如果不
幸那是一個我必須活在其統治之下的政權，我祇能選擇成為它的敵人。為了誠品書店而背叛
一個政權，就像溫莎公爵為了情人而放棄江山，活著還有更富有人性尊嚴的選擇嗎？

    大陸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普遍有一個情結。就是希望看到台灣的知識界、媒體、政府和
民眾，能夠更加關心大陸的政治命運，希望台灣有足夠的自信心而不是鴕鳥的心態，成為華
人世界當中民主自由價值的宣揚者和捍衛者。因此也對台灣目前各種「去中國化」的現實，
對台灣把一種獨立的理想，僅僅放在台灣島內這樣一種狹窄的視野下去觀照，感到不太理解。
台灣人要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祇可能是在整個華人世界中，在與大陸民主化的互動中，
甚至在全球化的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的背景下，才可能得到一個幸福的結果。沒有這樣一種
寬廣的視野，台灣的民主就會永遠被藍和綠這一對概念所綁架。說到底就是被對岸的共產黨
綁架。說得不客氣一點，台灣雖然比共產黨小幾十倍，但總比王怡大兩千萬倍吧。台灣的自
由民主，在共產黨面前顯示出的骨氣和勇氣，如果連一個大陸公民王怡都不如，那還說什麼
說，不如洗洗睡了。

    但是反過來，這次訪台又讓我感覺羞愧。大陸的自由知識分子，迄今為止，又基於自由
民主的價值觀，對台灣問題有過什麼發言呢？大陸的異議作家幾乎什麼話都敢說了，就是台
灣問題不怎麼敢說話。為什麼不敢呢，怕得罪老百姓，超過了怕得罪共產黨。怕自己被群眾
拋棄，怕自己雪上加霜，怕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聯合起來反對自由主義。《反分裂國家法》出
台後，我們很少有人鮮明的表達出一種自由主義的立場，很少有人堅定的說，我反對這部法
律，我反對在任何情況下對台對武。儘管大家心裡都是這麼想的。

    這樣，自由主義者對台灣人的期望就很虛偽了。共產黨對台政策的問題是分不清什麼是
慾望，什麼是權利。這是一種小孩子的狀態，小孩子的邏輯就是我想要什麼，我就有權要什
麼。那麼大陸的自由知識分子何嘗不是這樣呢？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天台灣人站出來捍衛大陸
的民主，鑄一座自由女神像送過來。我們今天就必須站出來捍衛台灣的民主，甚至不惜為此
與自己的政權和支持者反目成仇。

    尼采抱著一匹馬哭喊說我的兄弟啊，這麼大個台灣，這麼大個大陸，我們有力氣去抱嗎？

    （2006-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