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書磊博士湊齊了「民主」 （江蘇）樊百華 1990年代的中晚期，大陸思想界先是出現了「要胡適還是要魯迅」的爭論。緊接著發生 內容廣及改革各主要方面的論爭。這就是一般被概括為「大陸自由主義」與「大陸新左派」 的論爭。論證的起因有文化、文學方面的（這與對魯迅的評價有部分疊合，也與對1980年代 「文化熱」和1990年代短暫的「人文精神的討論」之反思有所牽連）；有經濟方面的（主要 由「新左派」對市場經濟取向的質疑而起），有對外關係的（主要牽涉對美國的關係，不用 說也由「新左派」民族主義的的反美引起）；而主軸則是政治改革，儘管這方面的論爭用語 較多迂迴隱晦，方式多出於學術性話題，例如「自由主義」旗幟亮相於民國自由主義言說的 介紹。「新左派」在所謂「民主」方面，主觀上想努力提出讓「自由主義」跌份的內容。這 一努力開始於崔之元挖掘毛時代的「鞍鋼模式」——「經濟民主」，及至李書磊提出「文化 民主」。「新左派」無法端出像樣的民主論，原因不在智商和想像力，當然在於缺乏歷史經 驗和實踐成果的支撐。李書磊提出「文化民主」，就是本文所質疑的。 幾年前我就預感到世紀末的這次大論戰，是最富現實內容因而也最有意義的一次論戰。 現在，我越來越感到「中式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分歧，是深刻的「社會存在的反映」， 不是全部的反映，目前來看也不是最主要的反映，（自由主義最主要的對手必定不是「現實 的鏡像」，否則自由主義也成了一片「精神浮雲」）絕不是一些人套話式的所謂學術之爭甚 至義氣之爭。如果局面不會被新權貴集團弄得大亂、弄得中式左派趁火打劫，因而終於出現 大「倒退」的話，那麼，這場爭論必定會繼續下去，終結於整個轉型期的結束，從而中式左 派也失去存在理由的那一天。在這個意義上說，自由主義的出現，終結了中國轉型時代的思 想史。 中式左派開口閉口脫口而出的「民主」，及李書磊博士的「文化民主」放出，有了完整 的結構，不但政治民主，而且經濟民主、文化民主，儼然一幅全面徹底、最最最的民主藍圖 了。但是，中式左派的民主云云，無非是虛泡泡一大捧「膨化食物」，並經不起咀嚼。 不妨盤點如次——他們的「政治民主」怎樣呢？無非是將寫有「人民」二字的店牌，拿 在手上擺過來晃過去，停留在籠統抽像的「名詞秀」上，連個掛牌的處所都不可尋。這在 「私分大鍋飯」的「掌勺者」那裡，都是沒有絲毫費事的。有時，也比「掌勺者」依然掛在 嘴上的「當家作主」高調，多一點「一晃而過的引誘」，例如「直接民主」、「像村民選舉 一樣的主人翁地位」之類。但究竟怎樣全面地實施「直接民主」，他們終究沒說出什麼道道 來，或則不肯說、不敢說也未可知。借用尊敬的王元化先生的解剖，中式左派的「最廣泛最 充分的民主」無非是：1，「表態民主」，即不管自己說的做的是不是符合民主觀念，卻聲 稱自己是民主的。不管這種聲稱是不是很空洞，聲稱確是其言煌煌的。這在學術層面倒還比 較好辦，但在權力層面就難辦了，你敢說它空洞、虛偽嗎？不太方便。「表態民主」也可以 叫做「宣稱民主」、「口號民主」。2，「高調民主」。王元化先生轉述張灝先生的觀點說： 高調民主的表現是，「第一，從民族主義觀點去認識民主，梁啟超、嚴復、鄒容等強調民主 是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所不可少的條件。第二，從傳統道德的社群取向去認識民主，康有為、 譚嗣同等以一儒家的『仁』理想為基礎，吸收西方民主思想，李大釗以大同團結為理想接受 民主政治，這樣的高調民主觀念，它繞不開一個問題——民眾主義。」結果呢，群眾史觀、 英雄史觀（含精英主義、權威主義）「以某種奇特、悖論的方式結合著」。3，巴黎公社式 的民主。這是元化先生轉述顧准先生的觀點，也即「簡單多數通過」的民主，如在古希臘羅 馬、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有過的那樣，又如蘇聯宣誓效忠的「舉手表決」之類。不過，我 以為至少在蘇聯並無所謂「多數決定」的「直接民主」，因為這裡並沒有人民群眾的選舉權、 議政權，所謂黨內的多數決定事實上都是「大小核心」們背後控制好了的過場形式而已。4， 「烏托邦民主」。「現代的民主觀念不是一味強調多數，而是認為沒有少數也就沒有多數。 我們把全民當家作主之類的口號當作民主的精髓，實際上這祇是一種高調的民主，一種烏托 邦式的幻想。」（參見王元化《清園近思錄》第68∼69頁） 不用說孟子的那套「民本論民主」，更是元化先生嗤之以鼻的。元化先生說：聞聽有人 「援引孟子『黎民不饑不寒』說民主就在於吃飽飯的言論，竟很少聽到反駁的聲音。」2002 年10月29日「東方文化與人權」會議在北京召開了，主流傳媒甚至隻言片語地報道有與會的 老外們，也都認為經濟增長是「最重要的人權」、「第一人權」了！誰聽到中式左派將政治 民主與人權聯繫起來？ 中式左派其實不過是主流話語紅牆上的一隻「爬山虎」。如果有誰將自由主義豐富的政 治民主學說與中式左派對比了，那將是對自由主義的侮辱——根本不在同一水準！ 中式左派的經濟民主是怎樣的呢？除了「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合理化 建議」之類，便不甚了了了。由此，「經濟民主」的著作權便是非「第一代人物」莫屬，遠 遠落在了今日自發的廠長罷免與選舉等等後面了。自由主義呢？首先講「全民財產」的「產 權明晰民主」；其次講人們有經濟組織的自主締結、自主運營權，也即真正的法制化市場經 濟就是制約統制權力的經濟民主；再次講獨立工會及其會員們的談判權、罷工權等等；…… 還是根本不能相比呀！ 中式左派還熱衷於語焉不詳地鼓吹「文化民主」。那就來談談「文化民主」吧。教育是 夠文化的吧，那麼，人們應當安靜地去看看蕭雪慧說了些什麼、楊東平說了些什麼、謝泳說 了些什麼……秦輝說「教育有問題，但不是教育問題」，中式左派們有過超越「主流話語」 的任何意見嗎？宗教夠文化的吧，「信仰自由」、「祇要沒有犯法，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信 仰自由」、「烏托邦可以但強制推行烏托邦不可以」，等等等等，這些主張中式左派何以避 而不談？科學夠文化的吧，那麼，從課題的確立，到項目的實施，到成果的應用，權力都不 得干預，這是自由主義說的呢，還是中式左派說的？文學藝術夠文化的吧，那麼，中式左派 除了「百花齊放」的虛應迴盪，何曾肯鼓吹過「創作自由」？何曾肯鼓吹過取消文學壟斷行 會？新聞夠文化了吧，那麼中式左派有何臉面面對「新聞自由」的呼籲？看看實際行為吧！ 誰在學術獎評比中舞弊了？誰曾見過種種學術腐敗，與公認的自由主義學人代表沾過邊？誰 在與「守土有責」等等眉來眼去？ 難怪我老納悶：中式左派的「文化民主」怎麼就撲朔迷離讓人捉摸不透的呢，今天看到 了李書磊的文章《再讀錢毅》，（載《書摘》2002年10月號）才算是知道了一點底細。錢毅 何許人也？抗戰時的《鹽阜大眾報》副主編，生卒年月：1925—1947.1980年三聯書店出版 過《錢毅的書》，想必李書磊先前已經熱情洋溢地寫過書評，忽然覺得沒扯上「文化民主」 甚為可惜，於是再借題發揮一番——「我反覆論及錢毅，是想借此凸顯一個研究中國現代文 化史的視野：文化民主史的歷程。我們對一百多年來文化現代化的歷史多有論列，而對文化 民主化的進程則不無盲區。這是一個重要缺陷。即使在八十年代之前的三十年，這個問題也 沒有被恰當地提出並討論。現在已是我們以平靜的心態、以良史的同情心與洞察力來研究這 個命題的時候了。」 看中央黨校的教授、文學博士李書磊先生從錢毅那裡挖掘出了怎樣的「文化民主」！仔 細分疏，李先生總共挖出來以下三點： 1，「必須要報上登的稿子都是從工農大眾觀點看的」。 2，「在用稿上，對工農通訊員來稿，祇要有一點可取，就代他發表。尤其是工農第一 次來稿，更要盡可能發表，內容不完整的話，當『寫話』發表也是好的。」這是「為工農求 文化上翻身的大事。」 3，排版上不要轉來轉去，「工農大眾……上頭看著找不著底下，就不高興看了。」 有了這三點，李先生便像發現新大陸似的總結上升說：「文化民主化的理念就是由一系 列這樣的制度與技術安排保證的。」 我已經說過，那些以文采見長的文人搖唇鼓舌的本領不可小覷，但對理性有序的社會改 造來說，並沒有什麼用處。作為主要想改善生存處境的我等草民來說，甚至全部的文藝都不 無奢侈意味，要文人的「煽情」作甚？李書磊博士借錢毅談到的是並沒有終止於特殊時代的 「新聞民主」，他看重的是錢毅建立的幾百個「工農通訊員」隊伍，自然例如高華先生解剖 的「革命新聞事業」、王實味那樣的非工農業餘新聞，李博士是不方便感興趣的。其實，和 平時期的「工農兵通訊員」，其茁壯成長的作用人們是領教過的，我自己當農民的時候就干 過一些胡吹亂編的勾當，如今真是好漢羞提當年勇了。按上述「文化民主」的套路，假如論 到教育民主，李書磊博士怕要高談「工農兵上講台」；假如論到文藝民主，李教授一定要為 「小靳莊男女老少上舞台」焚香招魂；假如論到科技民主，李作家怕要重祭「高山變良田的 大寨紅旗」了…… 李博士對「良史」的認知不夠優良，其「同情心」與「洞察力」也不甚新奇，如此而已， 似乎不需要與這樣的「文化民主」多談學理的。 如果說自由主義昨天未熱，今天不溫，明日也火不到哪兒，那麼，中式左派的問題主要 就是能否再現昔日輝煌了。這可不是毫無土壤的民粹煽情，君不聞遍及城鄉的喪事道場吹奏 著「妹妹你坐船頭」等等流行小曲麼？君不見公園水邊、巷口橋頭時不時上電視裝點歡慶的 秧歌隊、歌詠隊嗎？本來就有一整套發動、鼓動經驗，又頗富「打諢噱頭」、「浪漫旋律」 的「民主文化」，一旦有了財政投入，說熱就能熱的。說不定還能當什麼運動的工具或群眾 力量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