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博物館籌建的現狀與趨勢 ——將「文革文化」視為「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 （謹以此文紀念大陸「文革」博物館籌建20週年） （深圳）朱健國 時值「文革發動四十週年」、「文革結束三十週年」，本文擬通過對大陸「文革」博物 館籌建20年的四個階段、「巴金『文博』模式」的功與過、深圳劉宗秀文革博物館（雛形） 困境、汕頭塔園文革博物館（中國首座民間文革博物館）的歷史經驗、四川大邑樊建川文革 博物館的「聲東擊西」、 南街村「模擬文革生活」的隱喻等經典事件的實證分析，探討大 陸文革博物館籌建的現狀與趨勢，倡導將「文革文化」視為「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新觀念， 紀念大陸「文革」博物館籌建20週年。 一、大陸「文革」博物館籌建20年的四個階段 「文革」結束後有不少人想過、議論過建立「文革」博物館，如上海雜文家林放先生； 但影響最大的公開提議者，還是巴金——1986年6月上旬，巴金在林放的推動下撰寫《「文 革」博物館——隨想錄一四五》，頓時「天下風走而響應」，建立「文革」博物館從此成為 海內外有識之士的共同心願。因此，2006年6月，可算是大陸「文革」博物館籌建20週年紀 念月——2006年，不僅僅是「文革發動四十週年」，不僅僅是「文革結束三十週年」，也是 大陸「文革」博物館籌建20年週年——雖然至今中國大陸還沒有建成一座完整的真正的「文 革」博物館，但已有了數以千計的形形色色的「文革」博物館雛形（每一個文革文物交易市 場或文革文物收藏商店，都可以算得一種變相的「文革」博物館。） 粗略地概括，20年來，大陸「文革」博物館籌建可分為四個階段：1986年6月至1989年6 月，這三年是公開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的「紙上談兵」階段；其高潮是巴金《「文革」 博物館——隨想錄一四五》在潘際坰主編的香港《大公報》副刊《大公園》發表，范用將 《隨想錄》「出口轉內銷」，1987年在大陸出版發行，眾議沸騰。 1989年7月到1992年2月，是「文革」博物館倡議「冬眠期」3年，其標誌性事件是， 「文革」博物館倡議者巴金又開始屈服權勢，一面對文革遺風的「六四暴行」一言不發；一 面在四川文藝出版社1990年出版巴金選集《講真話的書》時，默認其刪除《「文革」博物館 ——《隨想錄》一四五》一文；將「講真話」的時間全部浪費於編輯至少有一半假話的《巴 金全集》。 1992年3月到1999年，在「鄧小平南巡」的「放鬆」下，「文革」博物館籌建向「市場 化突圍」的7年，進入「文革文物收藏市場化階段」。其標誌是全國文革文物收藏家（商人） 達5000多人，文革文物收藏者逾7000萬人，文革物品身價倍增，文革文物形成以北京為中心 的全國交易網絡，文革文物收藏熱與日俱增。 2000年到2006年，是「文革」博物館初具雛形階段的6年。其代表是廣東汕頭塔園文革 博物館（中國首座民間文革博物館）、四川大邑樊建川文革博物館、深圳劉宗秀文革博物館、 河南南街村（有人稱南街村為「模擬文革生活村」）等「民間文革博物館」相繼形成規模公 開問世，被官方傳媒公開報道。 細品這一階段「文革」博物館，其類型有：家庭收藏型、商業收藏型、企業廣告型、旅 游公園型、遺址紀念型、文革生活模擬型、文物市場型、網博型等。這些類型中絕大多數是 以「批判文革」為目的，也有少數是意在欣賞、懷念文革，如南街村「模擬文革生活村」。 其趨勢是：「文革」博物館從幻想官辦走向自主民辦，從學院精英研究走向大眾市場化； 文革文化從垃圾升為文物、從回憶口述走向文物實證，從「人自為戰」走向「協同合作」， 從政治意識形態走向人類文化遺產。其主辦者類型有：學者、退休幹部、民營企業家、個體 戶、市民、農民。 其新觀念有：汕頭塔園文革博物館創辦者彭啟安呼籲建立文革學，在高中和大學設立 「文革學」課程——包括「文革史」、 「文革文物收藏學」、 「文革文藝學」、 「文革」 圖書版本學、「文革」研究新成果、「文革」博物館工程學（設計與工藝）、「文革」博物 館管理學等（已開始與汕頭大學商洽），深圳劉宗秀文革博物館創辦者劉宗秀提議申請「文 革文化」為人類文化遺產，將「文革文化」從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6]，並建議在香港建立 一個大規模、高規格、深層次的「文革」博物館；祇有突破揚棄「巴金『文博』模式」， 「文革」博物館才能真正以新觀念日益深入人心。 二、將「文革文化」視為「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 早在1986年10月，旅美文革研究專家王友琴就撰寫了論文《文化：反省文革的一個角 度》，希望大家注意：「『文革』的成因，應該用一個時下很流行的詞彙來形容，即『多元』 的。『多元』似乎常被當作『多樣』使用，但更確切的意思應是『多原因』的，由多個相對 獨立的自變量決定的。……本文試圖分析其中的一個部分，即文化的原因。 這裡所說的 『文化』，指的是捲入『文革』的大多數人的一種觀念系統及心理狀況。」但深圳的劉宗秀 先生認為，還可從更高的層次用文化來界定文革，樹立一個新觀念：將「文革文化」視為 「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 「深圳劉宗秀文革博物館」籌辦人劉宗秀是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局級退休幹部，他是從 一個1950年代就開始收藏「毛文化」（毛澤東文化）的文革史料收藏家，他認為真正說起來， 文革的歷史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年——文革實際上是從1955年「反胡風」、「反右」運動開 始。分析劉宗秀的想法，似乎說，因為文革的本質是專制者運用大民主手段維護專制，是皇 帝發動臣民用民主方式進行的「保皇」運動。從這一角度看去，「反胡風」、反右運動也是 一場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之「聖旨特許下的民主方式」開展的「保皇」文化運動， 1957年的「幫助黨整風」和「反右」，是「未遂文革」或「文革序幕」。 2006年3月31日，劉宗秀在與彭啟安會師汕頭塔園文革博物館後，對記者說：我覺得要 真正建好「文革博物館」，還必須突破一個觀念，就是不要將文革祇看成一個意識形態的政 治產物，文革的本質是一種華夏專制文化之集大成。對文革的研究，要更多地從中華文化專 制傳統的角度去挖掘。為了有利於全面永久地研究文革文化，我建議：將「文革文化」視為 一種「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保護。一旦大家視「文革文化」為 「人類文化遺產」， 「文革文化」就從政治的壓制中解放出來了，通過壓制「文革文化」 和揭露「文革文化」的各種政治力量的鬥爭，就可能大大緩和，走向共識。這樣才有利於迅 速建設更多的「文革博物館」，更加真實地研究文革。 論者認為劉宗秀心中「文革文化」可能有六大基本構成——（1）、「毛文化」：毛澤 東專制思想。毛澤東專制思想的核心來源於東西方專制文化傳統，是由「秦始皇焚書坑儒傳 統」和「斯大林殘酷肅反經驗」所組成。這二者形成了毛澤東深愛「皇帝發動臣民用『四大』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民主方式進行『保皇』運動」的獨特思想。 （2）、深深打上江青個性的文革文藝作品，如八個「樣板戲」。 「樣板戲」雖然充滿 宗教性的政治說教與套話，主觀動機是為其專制政治服務，但其將現代音樂藝術與傳統京劇 音樂結合的改革，客觀上形成了一種嶄新的政治文藝新品種，為人類的藝術百花園增添了一 枝新花草。 （3）、文革的民間文化——地下詩抄、大字報、造反傳單、文革日記、文革標語口號、 文革專用詞彙等，皆是人類語言文化中獨一無二的新創造，文革的民間文化一旦離開文革恐 怖時空，就具有永久地珍藏、研究、鑒賞與利用價值。 （4）、文革鬥爭手段是人類自殺文化的一種新方式，其「批判大會」、 「批判小會」、 「遊街」、「武鬥」、「文攻武衛」、「五七干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斗私批 修」、「靈魂深處鬧革命」等形式，創造了人類除戰爭之外自相殘殺的新模式，提供了研究 人性的新邊疆。 （5）、文革的組織形式——各種「文革領導小組」、「紅衛兵」、「戰鬥隊」、「聯 絡站」、「兵團」「造反派」、「保皇派」、「革命委員會」、「工宣隊」、「貧宣隊」、 「工農兵大學」等，皆是人類組織文化的新發現。 （6）、文革遺址是文革的重要空間——文革重大事件的發生地址，如毛澤東接見千百 萬「紅衛兵」的天安門廣場，上海「一月奪權風暴」集會地，廣西武鬥、人吃人之發生地、 文革廬山會議廳等。讓後人可親臨這些「文革空間」，是豐富人類思想和生活的寶貴文化資 源。 目前大陸「文革」博物館事業發展的最大的困難是：1`、觀念滯後，政治誤解和專制機 制使之成為「黑事業」和「半地下工程」；2、「文革」博物館管理人才亟缺，「文革」研 究人才可能斷代；3、沒有合法資金鏈和融資渠道。4、許多天災和人禍正在嚴重危及「文革 文物」和「文革文化」。 所謂天災，就是許多自然災害在毀滅未能得到及時保護的「文革文化」遺址、遺物，包 括一些文革親歷者、研究者被生活困境和疾病奪去生命。 「人禍」則有兩種，一是中國的專制機制在頑固地禁止研究「文革文化」，禁止建立各 類「文革博物館」。 二是目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的申請辦法落後於形勢。 聯合國是先想到保護「物質文化遺產」，後才意識到保護「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 自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法國巴黎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中 國的長城、故宮、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黃山、泰山等31處被列入 「世界物質遺產」 名錄， 僅次於西班牙、意大利，位居世界第三位。而「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的保護直到２０００ 年，聯合國才啟動「口頭和非物質遺產」搶救保護工作。２００１年５月，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公佈了首批入選的１９項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國祇有「百戲之源」的昆 曲藝術名列其中。２００２年底，雖然一個名為《搶救和保護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國際學 術研討會》的會議在北京召開，宣稱中國從當年起正式啟動大規模「搶救和保護中國人類口 頭和非物質遺產工程」，計劃在５年內初見成效，但一直無人想到將中國「文革文化」 列 為「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 人類文化遺產是指人類共同繼承的文化及自然遺產，它包括億萬年的地球史上，人類發 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不可再生的人造工程或人與自然的聯合工程以及考古遺址地帶等，具有 很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文革文化」正是一種不可再生的具有很高歷史價值的「非 物質人類文化遺產」。而今，如何突破一些人將「文革文化」全部視為一無是處的「專制政 治垃圾」舊觀念，突破聯合國規定「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每兩年公佈一批，每一個 成員國每次祇能正式申報一個項目的因循守舊法則，是最終讓「文革文化」 成為「非物質 人類文化遺產」的關鍵。 當今世界人類文化遺產中最年輕的是巴西首都巴西利亞——它是在1956年至1960年間， 用三年多時間在一片荒野上建造起來的新首都。城裡不見古跡遺址，也沒有大都市的繁華與 喧鬧，但其充滿現代理念的城市格局、構思新穎別緻的建築以及寓意豐富的藝術雕塑，使這 座新都蜚聲世界。1987年12月7日，巴西利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人類文化遺產」。 與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相比，深藏萬象、不可重複的中國「文革文化」，難道不是更有理由成 為「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 大陸「文革」博物館在近年進入實質性操作，取得公開問世的初步成績，固然原因有多 種，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大陸人開始有意（或無意）地從根本上突破「巴金『文博』模式」 的結果。 三、「巴金『文博』模式」的功與過 很多人都知道巴金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但不知巴金心中的「文革」博物館是什麼 框架。正是這一「不知道」，使大陸「文革」博物館的發展經歷了20年仍然處於剛剛起步。 因此，要想加快大陸各地「文革」博物館建設，必須首先搞明白巴金心中的「文革」博物館 是什麼模式，這一「巴金『文博』模式」將指向何處，其功過何在。 史料證明，巴金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基礎是他一家在「十年文革」中受到悲慘折 磨，特別是愛妻蕭珊1973年1月16日因文革而得不到及時治療病逝，而重要推動者則是香港 《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主編潘際坰、《新民晚報》總編輯、雜文家趙超構和北京出版家 范用。 讓我們通過「巴金『文博』模式」的產生過程、「巴金『文博』模式」的內涵與誤區、 「巴金『文博』模式」的傳播與退縮，來看看「巴金『文博』模式」的功與過。 1、「巴金『文博』模式」的產生過程。 祇有首先弄清楚「巴金『文博』模式」的產生過程，才可能明白「巴金『文博』模式」 的先天局限。「巴金『文博』模式」的產生過程大約有四步：（1）「巴金『文博』模式」 的思想觀念源於「鄧小平理論」，到死也不敢突破「鄧小平理論」的誤區與局限；（2）香 港《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主編潘際坰向巴金提供自由思想《隨想錄》園地；（3）「懷 念蕭珊」讓巴金開始「回憶文革」； （4）林放（趙超構）第一個逼巴金「說真話」； （5） 雜文家林放（趙超構）在推動巴金以「說真話」為晚年生活目標後，又啟示巴金提出建立 「文革」博物館。 （1）「巴金『文博』模式」的思想觀念源於「鄧小平理論」——根據鄧小平思想起草 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說是 「巴金『文博』模式」的思想指南和產生背景。 1949年以來，巴金的文藝創作和言行準則一直是完全遵照中共「最高指示」：文革前以 毛澤東思想為聖旨，文革後又對「鄧小平理論」全盤接受，深信不疑。 巴金在1978年12月1日一面開始寫《隨想錄》，一面又大力歌頌「鄧小平理論」。如， 1979年11月11日，巴金在《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閉幕詞》中說：「我們的信 心更大了，勇氣更多了。……這次文代會上鄧小平同志在《祝詞》中說：」寫什麼和怎麼寫， 祇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P905） 其時，巴金的《隨想錄》祇能在香港《大公報》發表，不能在大陸發表，但巴金絲毫沒 有因此懷疑「鄧小平理論」是否真誠和有效。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 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完全根據鄧小平思想而起草的，其中關於《「文化大 革命」的十年》，表達了鄧小平既要全盤否定文革，又要以「三七開」保護毛澤東，維持中 共傳統體制的「小改小補」之「改革開放」。 「巴金『文博』模式」就是一個完全囿於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遵命建議」。 《決議》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要點是——（1）文革的主要責任在於林彪、 江青「四人幫」，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根本聯繫，與中共歷史和「新中國」歷史沒有 聯繫——「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 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 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 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 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至於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 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 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 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份揭露，所以本決議不多加論列。」 「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 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的內難。」「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 犯的錯誤。」 （2）文革要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 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 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 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3）知識分子無罪——「『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 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4）「造反派」不可饒恕——「『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捲入運動的大多數人，是出於 對毛澤東同志和黨的信賴，但是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以外，他們也不贊成對黨的各級領導干 部進行殘酷鬥爭。後來，他們經過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後，逐步對『文化大革命』 採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態度，許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擊。以上這些 情況， 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 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5）文革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的是：A、全黨有責任——「由於我們黨的歷 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悉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 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這種 現象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 B、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有責任——「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 的正義鬥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 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 C、黨中央有責任——「黨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 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 主觀主義 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 體領導 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種現象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 應負一定的責任。」 D、中華文化傳統有責任——「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 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 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 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 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份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 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稍有獨立思想者都可以明白，文革其實有「兩個文革」，早期受壓迫平民或「階級敵人」 的「造反」，是一次有限思想解放，應予深入研究，重新評價。「全盤否定文革」祇能有利 於堅持專制。說文革的主要責任在於林彪、江青「四人幫」，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根 本聯繫，與中共歷史和「新中國」歷史沒有聯繫，更是一種丟卒保車的自欺欺人。 近年已有一些專家「英雄所見略同：文革絕不止十年，至少已有二十年——旅美文革研 究專家宋永毅新近說：」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理論和實踐，有著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它起源 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蘇論戰』和『重提階級鬥爭』，歷經『四清運動』的實踐， 最後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 深圳劉宗秀更認為，文革的歷史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年—— 文革實際上是從1955年」反胡風反黨集團「開始，因為文革的本質是專制者運用大民主手段 維護專制，是皇帝發動老百姓用民主方式進行的」保皇「運動。從這一角度看去，反右運動 也是一場」保皇「運動——建國後，毛就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將曾與自己平等的 劉少奇、周恩來等政治局常委都視為皇帝下面的大臣，毛在1957年發動人們」幫助黨整風 「，」向黨提意見「，並不包括他自己，毛從1949年後就將自己視為黨中央之上的」皇帝「。 因此，」反胡風「、反右、大躍進、四清，皆是與文革一脈相承的」皇帝發動老百姓用民主 方式進行的『保皇』運動「。 但巴金《隨想錄》中卻充滿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高度一致的議 論，「巴金『文博』模式」一步也沒有越出「黨中央的決議」。 巴金雖然曾一度提議建 「文革博物館」，但是，他從未真正批判文革的病根。他之所以批文革，不過因為文革讓他 個人和家庭吃了一些苦，讓他失去了始終一帆風順做「不倒翁」的好命運，他從來沒有把文 革和社會主義體制相聯繫，從來沒有把文革和批胡風、反右相聯繫，更沒有把文革和延安時 代的王實味事件和三十年代上海的周揚左聯事件相聯繫。他看不到文革與現有的執政制度根 深蒂固的關聯，他把文革看成一個偶然失誤，一個無須進行政治改革就可永遠杜絕的錯誤。 設計在這樣基礎上的「文革博物館」，縱然建立了，又豈能阻止文革再來？幻想！ 他曾一面提議建「文博」，一面又大言不慚地宣稱：「所以我重讀舊作，並不臉紅，我 沒有發違心之論。」 又說：「我一生不曾遇到『創作自由』的問題（除去文革中的10年）」。 在巴金心裡，建國17年他那些歌頌反右、大躍進的文章和小說，都是真心真情，都是至 今不臉紅，依然值得收入全集的佳作，停留在這樣的認識上，其心中的「文革博物館」和大 眾心中的「文革博物館」也就完全兩樣，「巴金『文博』模式」也就不可能真正建立「文革 博物館」了。 歷史將愈來愈放大「巴金『文博』模式」謬誤。 這在下面的進一步分析中可以清清楚楚。 （2）香港《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主編潘際坰向巴金提供自由思想《隨想錄》園地。 如果沒有香港《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主編潘際坰從1978年5月開始向巴金提供《隨 想錄》園地，不給巴金一個比大陸寬鬆的言論園地，巴金就不可能由「懷念蕭珊」到「說真 話」，最後進入到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 巴金在《隨想錄合訂本新記》 中說明了這一重要史實——朋友潘際坰兄剛剛去香港主 編《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他來信向我組稿，又托黃裳來拉稿、催稿。我看見《大公園》 上有幾個專欄，便將談《望鄉》的文章寄去，建議為我開闢一個《隨想錄》專欄。際坰高興 地答應了。我最初替《望鄉》講話，祇覺得理直氣壯，一吐為快，並未想到我會給拴在這個 專欄上一寫就是八年。從無標題到有標題（頭三十篇中除兩篇外都沒有標題），從無計劃到 有計劃，從夢初醒到清醒，從隨想到探索，腦子不再聽別人指揮，獨立思考在發揮作用。拿 起筆來，儘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裡打轉，那就是 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個時期提起它我就肅然起敬，高呼「萬歲！」可是通過八年 的回憶、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過自己又多多少少瞭解周圍的一些人和事，我的 筆經常碰到我的傷口。起初我攤開稿紙信筆寫去，遠道寄稿也無非為了酬答友情。我還有這 樣一種想法：發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負擔。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住了十載「牛 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我邊寫、邊想、 邊探索；愈寫下去，愈認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寫越是覺得筆不肯移動，我時而說筆重數 十斤，時而講筆有千斤重，這祇是說明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寫《總序》的時候，我並不覺 得筆沉重，我也沒有想到用「隨想」做武器進行戰鬥。 （3）「懷念蕭珊」讓巴金開始「回憶文革」。 1978年12月1日，巴金在《<隨想錄>總序》 中說，自己《隨想錄》開始並沒有計劃反思 文革，祇是想沿著毛澤東思想進行文藝「百家爭鳴」——我年過七十，工作的時間不會多了。 在林彪和「四人幫」橫行的時候，我被剝奪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時光，說是要奪回來，但辦得 到辦不到並沒有把握。我不想多說空話，多說大話。我願意一點一滴地做點實在事情，留點 痕跡。我先從容易辦到的做起。我準備寫一本小書：《隨想錄》。我一篇一篇地寫，一篇一 篇地發表。這祇是記錄我隨時隨地的感想，既無系統，又不高明。但它們卻不是四平八穩， 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云亦云，說了等於不說的話，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那麼就讓它們 留下來，作為一聲無力的叫喊，參加偉大的「百家爭鳴」吧。 所以巴金同日寫的《談望鄉——<隨想錄>》，祇是談對日本電影《望鄉》在中國放映的 感想——最近在我國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鄉》，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有人公開反對，有人說「映了這樣的影片，社會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說這是一部 「黃色電影」，非禁不可。總之，壓力不小。不過支持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報刊的評 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鄉》在今天還能繼續放映，當然不會是無條件的放映，是進 行了手術以後的放映。我看放映總比禁止放映好，因為這究竟給我們保全了一點面子，而且 闡明瞭一個真理：我們的青年並不是看見婦女就起壞心思的人，他們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 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他們的身上。 但1979年1月，社會上忽然有了一個謠傳：「巴金要結婚」，這就逼著巴金在1979年1月 7日寫《結婚——<隨想錄>四》後，於1979年1月22日寫了《懷念蕭珊》，由此打開了巴金的 文革回憶。如果沒有「巴金要結婚」的謠傳，巴金的《隨想錄》是否會馬上進入《懷念蕭珊》 之「文革回憶」，恐怕還很難說。因此，我們不可忽視「巴金要結婚」的謠傳對巴金提議建 立「文革」博物館的一點「助攻作用」。 巴金《懷念蕭珊》第四節開頭是這樣說的——夢魘一般的日子終於過去了。六年彷彿一 瞬間似的遠遠地落在後面了。其實哪裡是一瞬間！這段時間裡有多少流著血和淚的日子啊。 不僅是六年，從我開始寫這篇短文到現在又過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經常在火葬場的大廳裡默 哀，行禮，為了紀念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們不能把個人的智慧和才華獻給 社會主義祖國，我萬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紗、插上紙花的同時，我也想起我自己最親愛的朋 友，一個普通的文藝愛好者，一個成績不大的翻譯工作者，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 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裡有我的淚和血。 （4）林放（趙超構）第一個逼巴金「說真話」。 巴金從「懷念蕭珊」進入「回憶文革」，從「回憶文革」進入「說真話」，這期間的關 鍵人物是《新民晚報》總編輯、雜文家林放。 巴金明確宣言要以「說真話」為己任，時在1980年9月20日，當日他寫了《說真話—— 《隨想錄》四十九》。這與1979年1月22日寫《懷念蕭珊》進入「回憶文革」，已經過了一 年零八個月。是誰促使巴金樹立「說真話」大旗呢？ 先看巴金自己的回憶。 巴金在《說真話——隨想錄四十九》中說，林放逼他「寫真話」——最近聽說上海《新 民晚報》要復刊。有一天我遇見晚報的前任社長，問起來，他說：「還沒有弄到房子，」又 說：「到時候會要你寫篇文章。」 我說：「我年紀大了，腦子不管用，寫不出應景文章。」 他說：「我不出題目，你祇要說真話就行。」 我不曾答應下來，但是我也沒有拒絕，我想：難道說真話還有困難！ 文中巴金雖然沒有說明「前任社長」是誰，但有旁人見證「前任社長」就是雜文家林放 （趙超構）。 2004年11月28日， 《 新民晚報》發表林偉平 的回憶錄《巴金與新民晚報》，其中透 露了趙超構推動巴金「說真話」，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重要史料——那一天，巴老特 別提醒我，提倡「說真話」的，不是他一個人，趙超構也是「說真話」的積極倡導者。巴老 的話，讓我一下子覺得兩人友情之深。那也是在1980年，「文革」中被作為「封資修」毒草 而「砸爛」的《新民晚報》，在胡耀邦總書記的指示下，積極籌備復刊。在那年八九月召開 的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巴金和趙超構再次相逢。趙超構告訴巴金，《新民晚報》即將 復刊，並約巴金在晚報復刊後寫文章。巴金說：「我年紀大了，腦子不管用，寫不出應景文 章。」趙超構說：「我不出題目，你祇要說真話就行。」 「不出題目」的約稿，是趙超構和老新民報的傳統約稿方式。沒想到一句「祇要說真話 就行」，竟讓巴金夜不能寐，觸動了反思「說假話」的神經。人代會結束後第十天，巴老寫 下了他的說真話宣言書《說真話》，接著在半個月的時間裡，又寫了《再論說真話》《寫真 話》，立即引起強烈反響，贊同的，反對的，叫好的，罵娘的，都有。「說真話」成為當時 全社會的話題。 巴金說真話的文章並沒有交給趙超構。當時，《新民晚報》尚未復刊，而這些名為「隨 想錄」的文章已約定給了香港《大公報》。然而，這並不影響有關說真話的話題成為兩位知 心朋友聊天通信時的經常話題，甚至，還在說真話問題上打起賭來。…… 「打賭」當然祇是精神上的，但兩位老友的心卻是更加相通。巴金在病中完成了關於說 真話的其他多篇文章，而趙超構也冒著風險寫下了一系列關於說真話的文章。兩位老友不僅 開出了不說假話的「支票」，而且在說真話問題上開始心心相印地「以文會友」。 巴金曾回憶起他與林放交往有半個世紀之久。抗戰時，趙超構時任重慶《新民報》副總 主筆，常常向巴金約稿，一同喝酒喝茶，「擺龍門陣」。共同的意趣使兩人成為終身摯友。 （5）雜文家林放（趙超構）在推動巴金以「說真話」為晚年生活目標後，又啟示巴金 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 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背景就是擔心「文革再來一次」。而最 早向巴金明確發出「文革可能再來一次」消息的是雜文家林放（趙超構）。 林偉平的回憶錄《巴金與新民晚報》記載——……上世紀80年代以來，趙超構寫了許多 呼籲在各個方面清除「文革」遺毒的文章。1982年3月29日發表的《江東子弟今猶在》，口 氣更加堅決。…… 一年以後，趙超構和巴金同在華東醫院住院。一天上午，趙超構從南樓 來到巴金住的北樓。閒聊過後，巴金向趙超構提起恐嚇電話的事，趙超構並不作答，祇是微 微一笑。…… 1984年，巴金在病中寫下《我的噩夢》。起因是，住在醫院裡，半夜經常做噩夢，驚恐 掙扎著大叫。巴金說，自己噩夢做得最多的是在「文革」時期，還有就是「文革」以後。雖 然「文革」結束已經有七八個年頭，仍然噩夢不斷。巴金說，並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 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巴金回憶了許多個噩夢……一段日子以後，趙超構看到了這 篇文章。他顯然非常能體會巴金的那種感受，在那一年的年尾，寫下《「文革」還在揪人》 一文，聲援巴金。 趙超構的這篇文章讓巴金激動。 巴金這樣敘述說：……朋友把《「文 革」還在揪人》這篇雜文給我寄來了，我的高興是可以想像到的。 1986年4月1日，巴金在《紀念——隨想錄一四0》 中更細緻地記述了「朋友」（林放） 促使他想到建立「文革博物館」的一次發生在醫院裡的談話，這次談話是由討論一個「衙內」 刑事犯罪案引起的——他（林放）說：「你放心，你我的孩子還沒有做衙內的資格。那些衙 內是『受害者』，他們又害了別人，他們自己有責任，別人也有責任。不過我擔心的倒是另 一件事。那個時候我們開口閉口都是『緊跟』，幸好祇是口說而已，我們並沒有『緊跟』的 機會，否則你我將作為『四人幫』的爪牙遺臭萬年了。想到這個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二十 年過去了。現在天天開紀念會，這也紀念，那也紀念，是不是也要開一個會紀念『文革』二 十週年或者慶祝『四人幫』垮臺十週年。為了不再做『牛』，我要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站起 來，挺起胸膛做一個人！」 正是林放一句「現在天天開紀念會，這也紀念，那也紀念，是不是也要開一個會紀念 『文革』二十週年」，使巴金想到建立「文革博物館」， 巴金緊接著說——「不容易啊！」 我搖搖頭說。「有人說：」我們應當忘記過去，『有人把一切都推給』文革『，有人想一筆 勾銷』文革『，還有人想再搞一次』文革『；有人讓』文革『弄得家破人亡，滿身創傷，有 人從』文革『得到好處，至今還在重溫舊夢，希望再有機會施展魔法，讓人變』牛『所以聽 見唱』樣板戲『有人連連鼓掌，有人卻渾身戰慄。拿我們來說，二十年之後痛定思痛，總得 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嚴肅地對待自己，想想究竟我們自己犯了些什麼錯誤。大家都應當來 一個總結。最好建立一個』博物館『，一個』文革博物館『。「我終於把在心裡藏了十年的 話說出來了。 從1980年9月20日，巴金撰寫《說真話——《隨想錄》四十九》，到1986年4月1日，巴 金在《紀念——隨想錄一四0》第一次說出「朋友」（林放）促使他想到建立「文革博物 館」，經歷了五年半時間的醞釀——巴金「文博」模式歷經五年半時間的孕育。 2、「巴金『文博』模式」的內涵與誤區 「巴金『文博』模式」的內涵集中在他1986年6月寫的三篇文章中，即《「文革」博物 館——《隨想錄》一四五》，和其前後緊接的兩篇文章：《官氣——《隨想錄》一四四》， 《二十年前——《隨想錄》一四六》。 1986年6月12日，巴金將剛完稿的《「文革」博物館——《隨想錄》一四五》等三篇文 章寄給香港《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主編潘際坰.《「文革」博物館——《隨想錄》一四 五》「華彩段落」如下：前些時候我在《隨想錄》裡記下了同朋友的談話，我說「最好建立 一個『文革』 博物館」。我並沒有完備的計劃，也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但是我有一個堅 定的信念：這是應當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館，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 我祇說了一句話，其他的我等著別人來說。我相信那許多在「文革」中受盡血與火磨煉 的人是不會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經驗。但是沒有人會把「牛棚」描繪成 「天堂」，把慘 無人道的殘殺當作「無產階級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們卻有一個共同 的決心：絕不讓我們國家再發生一次「文革」，因為第二次的災難，就會使我們民族徹底毀 滅。 …… 並不是我不願意忘記，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讓我忘記。我完全給解除了武裝， 災難怎樣降臨，悲劇怎樣發生，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 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滅亡，卻幾乎被折磨成一個廢物，多少發光的才華在我眼前毀滅，多 少親愛的生命在我身邊死亡。「不會再有這樣的事了，還是揩乾眼淚向前看吧。」朋友們這 樣地安慰我，鼓勵我。我將信將疑，心裡想：等著瞧吧。一直到宣傳「清除精神污染」的時 候。 …… 經過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產生第二次「文革」，並不是沒有土壤，沒有 氣候，正相反，彷彿一切都已準備妥善，上面講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要是拖長一點，譬 如說再翻一番，或者再翻兩番，那麼局面就難收拾了，因為靠 「文革」獲利的大有人 在。……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 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祇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 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 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 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 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祇有牢牢記住「文革」 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 「文革」的再來。 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過去」，才能作「未來」 的主 人。 這篇2050字的文章可算是「巴金『文博』模式」宣言，其中有幾個要點——A：巴金提 出「巴金『文博』模式」時「並沒有完備的計劃」。 B：建立「文革」博物館，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 C：絕不讓我們國家再發生一次「文革」，因為第二次的災難，就會使我們民族徹底毀 滅。 D：「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使巴金想到「要產生第二次『文革』，並不是沒有土壤，沒 有氣候，正相反，彷彿一切都已準備妥善。」 E： 「文革」博物館，要「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 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F：祇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 「文革」的再來。惟有不忘 「過去」，才能作「未來」 的主人。 再從《官氣——《隨想錄》一四四》、《二十年前——《隨想錄》一四六》兩篇文章中 可以補充幾個要點——G：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識分子何止千萬，他們樹立了一個批判活 命哲學的榜樣。我記得在反右時期我還寫過文章批駁「不可辱論」，我贊成打掉知識分子的 架子和面子。我寫這種文章其實也是為了活命。 H：文革祇是「四人幫」造成的——憲法已經失蹤，人權早被踐踏，我高舉「紅寶書」， 朗誦「最高指示」，由人變獸，任人宰割。…… 「四人幫」稱我為「反動學術權威」，我 唯唯諾諾，早把「學術」拋在腦後了！[27] I：文革祇有十年，文革之前很好——今天還有 人在懷念美好的五十年代，「錯劃」和「擴大化」還不曾開始的那些日子，「服務」並不是 掛在嘴上的空話，變人為「牛」的魔法也尚未發明，在新社會裡我受著人的待遇，我也以平 等的眼光看待別人。 從這些要點中不難看出，巴金提出「巴金『文博』模式」的思想核心：其一，建立「文 革」博物館須要黨和政府來批准；其二，巴金是以全盤否定「文革」的角度來建立「文革」 博物館；其三，巴金是以政治意識形態來看待「文革」；其四，巴金認為「文革」祇是林彪、 四人幫造成的，「文革」祇有十年，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慈祥」、「親切」型偉大領袖無 關，與共產黨、社會主義體制無關；其五，建立「文革」博物館了就能阻止「文革」再來。 由此可見「巴金『文博』模式」雖有發動國人建立「文革」博物館「信號彈」之功，但 也有讓人們坐等「政府批准」，切斷文革災難的體制根源，像辦現代文學館那樣辦一個讓現 行體制認可的國家「文革」博物館之誤區。 這一誤導在由巴金之弟李濟生和巴金愛女李小林1996年4月合力編選的《巴金七十年文 選》（上海文藝出版社）中，比比皆是——1977年12月10日，巴金在《除惡務盡》（原題 《除惡務盡，不留後患——揭批「四人幫」炮製「文藝黑線專政論」的罪行》，同月26日 《人民日報》發表）中說：「十七年間，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敬愛的周總理一直在管文藝界的 事情，一直很關心、很重視文藝事業的發展。……十七年中，有沒有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和 破壞？當然有。……但是，那些問題，那些缺點錯誤，毛主席總是及時地指出，及時地糾正 過來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一系列的光輝著作是我們的指路明 燈，我們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也有了貫徹這個方向的組織。……我始終記得偉 大領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三月接見我和趙丹等同志時的教導。」 這種「祇見流不見源」的「盲人摸象」，1977年5月28日，巴金在《迎接社會主義的文 藝春天——在中國文聯全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表達了；1977年7月10日，巴金在《望著總 理的遺像》 中再次強調了；更不可容忍的是，1996年4月巴金親自定稿的《巴金七十年文 選》，仍然堅持這樣的「愚忠體制」觀點，將它們作為「剔除了百分之五十的廢品」後的 「真話」留傳後人！ 20年歷史一再證明，巴金雖然在潘際坰、趙超構和范用等人推動下，首先公開呼籲建立 「文革」博物館，但其「巴金『文博』模式」的保守幼稚淺薄偏狹，也深深地誤導了中國人， 導致人們因多年坐等「中央批准建立『文革』博物館」，至少浪費了十年光陰，直到1997年 才有人醒悟，開始「自己動手，民辦『文博』」。 3、「巴金『文博』模式」的傳播與退縮。 「巴金『文博』模式」主要是通過《隨想錄》的發表、出版、再版及其評論進行傳播。 1986年6月12日開始啟動，1987年出現高潮，1989年「六四風波」後開始退縮消沉。 （1）「巴金『文博』模式」是以香港為「發射基地」和「根據地」向大陸挺進傳播。 陸正偉《曲折隨想錄》 中說——《隨想錄》首發於香港《大公報》副刊《大公園》…… 早在1947年的秋天，《大公報》剛創刊不久的副刊正籌備出版《作家及其作品特輯》，負責 編稿的潘際坰來到了座落在霞飛路（今淮海路）上的霞飛坊巴金的家裡約稿。……1977年5 月，潘際坰看到了巴金在「文革」結束不久發表在《文匯報》上的《一封信》和《第二次解 放》兩篇散文，這兩篇敞開心懷訴說胸中積蓄11年的感情的作品，使他看到了巴老心中浸透 著的血淚和痛楚，但又洋溢著充沛的熱情，從中也透露給他了一個喜人的信息：從苦難中走 出的巴金，他的思想仍那樣的敏銳，他的文筆仍是那樣的流暢。 一年後，當他重新回到香港《大公報》主編副刊《大公園》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巴老。 於是，他寫信向巴老約稿。 ……當時他（巴金）正在翻譯俄國作家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從自己所 喜愛的這部作品的題目上受到了啟發，他建議潘際坰為他開闢一個《隨想錄》的專欄，並在 「文革」後給潘際坰的第一封信中說：「……兩封信都收到……很感謝。《隨想錄》我還想 寫下去，你們願意發表它，我以後寫出新的東西就寄給你們。我在《隨想錄》（一）裡說明 我寫作時間不會太多，因此在可能的範圍內想多寫點東西……」這對潘際坰來說正是求之不 得的事情，他馬上高興地答應了。 但此時，他的生命已步入了老年，多病、衰老向他頻頻襲來，為了集中精力完成《隨想 錄》的寫作，他不得不調整了創作計劃，放下了翻譯到一半的《往事與隨想》，但他創作 《隨想錄》的思想意義同翻譯《往事與隨想》是一致的。 （2）范用在大陸出版《隨想錄》，大陸掀起熱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熱潮。 據張弘 2005年10月18日在《巴金：講真話的知識分子》一文中披露：１９８５年，潘 際垌被報社通知提前退休，但他向報社提出了惟一的條件——退休後義務為巴金看大樣，直 到「隨想錄」專欄結束。在過去７年時間裡，他編發的「隨想錄」從沒出過差錯，偏偏就是 他不在香港的一次，稿子被無理刪改了。因為巴金還有２３篇文章沒有發表，所以他不放心。 １９８６年夏天，巴金通過郵局掛號郵寄的兩篇稿子時隔兩個多月還沒見發表。 巴金專為此事在幾天中一連寫了三封信給了潘際垌，托他幫助查找、詢問。信中說： 「現在有件事拜託您。《隨想一四四》和《一四五》遵囑您返京後仍寄原址交（六月中旬寄 廣州處轉港），至今未見發表，請代問一下，要是《大公報》不願發表最後幾篇，那就到此 為止吧，不必勉強……」還在另一信中說：「信收到。６月１２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會遺失， 已找魏帆拿回執到郵局查問了……」這兩篇文章是《官氣》和《文革博物館》。…… 然而這兩篇頗有份量的文章就這樣莫名其妙地「遺失」了。沒過多時，巴金知道潘際垌 有事到了北京並將很快返回香港，特地委託一位已故朋友的外孫女把《官氣》、《文革博物 館》、《三十年前》、《懷念葉非英》及《三說端端》五篇手稿專程送到北京，交到了潘際 垌手中。 文章經潘先生之手在《大公報》專欄上一一見報了。 潘際坰雖然能保證巴金《隨想錄》在香港《大公報》副刊《大公園》刊出，也能讓《大 公報》發表的巴金《隨想錄》中「建立文革博物館」影響一些京滬高級知識分子，但是， 1986年的中國大陸，絕大多數人看不到《大公報》，如何讓巴金《隨想錄》「出口轉內銷」？ 時任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長兼三聯書店總經理范用先生想出了辦法——據范用在《巴金先生的 一封信》 披露：1986年秋，先由香港三聯書店分冊出版《隨想錄》，即《探索集》《真話 集》《病中集》《無題集》；隨後，《隨想錄》精裝合訂本於1987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1993年，北京華夏出版社在巴金老朋友夏宗禹提議下，又把香港三聯分冊出版的《隨想錄》 影印出版線裝本，這三個版本皆是沒有刪節的全本——《隨想錄》先是刊於香港大公報潘際 垌兄主編的《大公園》副刊。在陸續發表的時候，內地就有人說三道四，以至於對際垌兄施 加壓力，企圖腰斬《隨想錄》。香港向來言論出版自由，際垌兄理所當然予以拒絕。 我得知這一情況，十分氣忿。正好巴老來京，住在民族飯店，我打電話問候巴老，同時 請求將《隨想錄》交三聯書店出版，可以一字不改。巴老同意，我非常高興。 這樣，《隨想錄》先由香港三聯書店分冊出版，即《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 《病中集》《無題集》。 《隨想錄》精裝合訂本於一九八七年出版，由我設計版式、封面和包封。另外加印了一 百五十本編號特裝本，非賣品，供巴老贈送之用；巴老簽名贈我的一本為N0.132.正文用紙 是《毛澤東選集精裝本》的特製紙張。我認為這種特製紙張，《毛選》可用，《隨想錄》也 可用。當時我在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長兼三聯書店總經理，手上有點小權，可以動用這種紙張。 北京華夏出版社又於一九九三年把香港三聯分冊出版的《隨想錄》，影印出版線裝本， 五冊一函，函套用織錦，請冰心先生題籤。巴老為線裝本寫了一篇後記：有人對我說：「你 寫的書中印刷最多的是《隨想錄》，有九種印本，可是市裡出售的很少。買不到書。最近我 同華夏出版社的朋友談起，他說」我還為你出一種線裝本，你同意不同意？「」我同意。 「我連聲說。我正想編一本新的《隨想錄》，這將是版本的第十種，我要把來不及收進合訂 本的兩篇隨想也附印在裡面。我不曾同哪一家出版社訂過合同，因此我還有這一點自由。 （3）巴金對「巴金『文博』模式」在大陸遭禁的謹慎抗爭`.儘管「巴金『文博』模式」 祇是一種「體制內思維」，但仍然遭到「體制」的嚴厲打壓。對此，巴金最初的反應是謹慎 抗爭。 1987年3月9日，巴金覆信范用，微辭大陸當局：范用同志：信早收到。沒有回信，祇是 因為我的病。《隨想錄》能夠出合訂本，合訂本能夠印得這樣漂亮，我得感謝您和秀玉同志。 說真話，我拿到這部書已經很滿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紙張，第一流的裝幀！是你們用輝煌的 燈火把我的這部多災多難的小著引進「文明」的書市的。 巴金說《隨想錄》是一部「多災多難的小著」，因為它進大陸後先後有幾次封殺之難。 巴金《隨想錄》「文革話題」第一次封殺之難是在1988年10月。 陸正偉《曲折隨想錄》 中說——在1988年10月，為了配合魯迅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活動，巴老為《隨想錄》專欄 寄去了一篇《懷念魯迅先生》的文章，當時潘際坰正在北京度假沒在香港報社，當文章刊登 後，巴老萬萬沒想到發表在《大公報》上的文章並非是自己的原文，而是經過了多處刪節， 文章中凡是與「文革」有關的詞或者「牽連」的句子都給刪除了，甚至連魯迅先生講過的他 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的話也給一筆勾銷了，因為此牛和文革中的 「牛棚」有關。過後才知道這是接到上面的「指令」後才被刪除的，巴老對此事感到極大的 憤慨，為此他一連寫了三封信給了潘際坰，他在信中說：「……關於《隨想錄》，請您不必 操心，我不會再給你們寄稿了。我擱筆，表示對無理刪改的抗議，讓讀者和後代評判是非 吧……對一個寫作了五十幾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這是在我們國家臉上抹黑，我絕不忘記 這件事。我也要讓我的讀者們知道……」 巴老懷著「寧可玉碎，不求瓦全」的凜然正氣，他要把真相大白於天下。他隨即奮筆疾 書寫就了一篇名為《鷹的歌》的文章（此文沒在專欄中刊出，後收入《隨想錄》五卷本）， 在該文中，他提及了蘇聯作家高爾基早期小說中的「鷹」，他願像一隻「胸口受傷」、「羽 毛帶血」的山鷹，當不能再飛到天空翱翔時，就走到懸崖的邊緣，「展開翅膀」，「滾下海 去」。以此表明心跡：真話是勾銷不了的，刪改也決不會使他保持沉默。 事後潘先生還是同以往那樣繼續向巴老約稿，巴老礙於情面，答應了潘際坰.沒過多久， 巴老又寄來了第七十四篇《懷念集》，他擔心潘際坰會頂不住無形的壓力，還專門寫信告訴 他如有不便就轉給香港《新晚報》發。後經潘先生之手還是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在發表 這篇文章的同時緊挨在它右邊方框中又加注了第七十三篇存目的黑體字，這就是巴老為了澄 清事實沒給《大公報》發表的《鷹的歌》，巴老用自身的行動維護了人格的尊嚴原則，引起 了香港讀者極大的關注和尊重。 時間很快進入了1986年夏天，巴老在《大公報》登滿《隨想錄》一百五十篇的計劃行將 完成時，一件使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巴老通過郵局用掛號寄出的兩篇稿子時隔兩個 多月還未見發表，巴老專為此事在幾天中一連寫了三封信給潘先生，托他幫助查找、詢問。 這兩篇文章是《官氣》和《文革博物館》，沒過多時，巴老得知潘際坰有事到了北京不日將 返回香港，他特地委託一位已故朋友的外孫女把《官氣》、《文革博物館》、《三十年前》、 《懷念葉非英》及《三說端端》五篇手稿專程送到北京，交到了潘際坰手中。文章經潘先生 之手在《隨想錄》專欄上一一見報了。 巴金向大陸當局抗爭的《鷹的歌》，寫於1981年11月下旬。全文如下——為了配合魯迅 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紀念活動，《收穫》雜誌向我組稿，我寫了一篇《懷念魯迅先生》。文章 不長，但講的都是心裡話。我見過魯迅先生，腦子裡還保留著鮮明的印象。 回想四十五六年前的情景，彷彿自己就站在先生的面前，先生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有我 的看法。我多麼希望再有機會聽先生談笑，可是我不相信有所謂「陰間」或「九泉」，連我 自己也快到「化做灰燼」的年紀了。寫這篇短文的時候，我是受到懷念的折磨的。 七月底我把寫好的《懷念》送到《收穫》編輯部，拿到文章的清樣後，再寄給《大公報？ 大公園》副刊的編者，當時他正在北京度假。 今年我在瑞士首都伯爾尼過國慶節，在我國駐瑞士的大使館裡聽一位同志說，她在香港 報上讀到我懷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回國後我雜事較多，也就忘記翻看自己的發表過的短文。 倘使不是一位朋友告訴我有過刪節的事，我還不知道我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在香港發表的不 是全文，凡是與「文化大革命」有關或者有「牽連」的句子都給刪去了，甚至魯迅先生講過 的他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的話也給一筆勾銷了，因為「牛」和「牛 棚」有關。 讀完被刪削後的自己的文章，我半天講不出話，我疑心在做夢，又好像讓人迎頭打了一 拳。我的第一部小說同讀者見面已經是五十幾年前的事了。難道今天我還是一個不能為自己 文章負責的小學生？ 刪削當然不會使我沉默。魯迅先生不是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我還要繼續發表我的 「隨想」。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九月將近三年的長時間裡，《大公園》連續刊 出了我的七十二篇「隨想」。我的「無力的叫喊」給我帶來了鼓勵和響應，主要依靠讀者們 的支持。我感謝一切對我表示寬容的人（《大公園》的編者也在其中）。 我的《隨想錄》好比一隻飛鳥。鳥生雙翼，就是為了展翅高飛。我還記得高爾基早期小 說中的「鷹」，它「胸口受傷，羽毛帶血」，不能再上天空，就走到懸崖邊緣，「展開翅 膀」，滾下海去。高爾基稱讚這種飛鳥說：「在勇敢、堅強的人的歌聲中你永遠是一個活的 榜樣。」　　我常常聽見「鷹的歌」。 我想，到了不能高飛的時候，我也會「滾下海去」吧。 （4）巴金在「胡耀邦下台」後退縮為沉默`.巴金向大陸當局抗爭的《鷹的歌》，的確 顯示了他曾一度是魯迅的學生。到1986年6月12日寄出《「文革」博物館——《隨想錄》一 四五》，巴金的「獨立思想」達到了一生的顛峰。但巴金此後卻突然一百八十度大拐彎，並 沒有再堅持《鷹的歌》精神，就像他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多次選擇投降一樣，從1987年開始， 又一次從抗爭退縮為對專製表示沉默與順從，明哲保身地「識時務為俊傑」。 1987年9月15日，巴金寫了《收穫創刊三十年》；1987年9月30日，巴金寫了《懷念從 文》。按說，這兩篇文章的主題都繞不開「文革博物館」，但巴金都悄悄繞過去了。 《收穫》自1957年創刊，兩度停刊，其中第二次停刊就是因為文革，巴金理當借此再呼 吁一下「建立文革博物館」，甚至可以提議，讓《收穫》先成為一個「紙上文革博物館」， 每期刊登文革回憶錄或評述。但巴金在文章中祇用一句話批判張春橋、姚文元對他個人的壓 制，絕口不論《收穫》二次停刊的深層體制原因與文革的體制之病。 沈從文是文學藝術才華遠高於巴金的天才作家，1949年以後一直深受體制壓迫，文革時 更深受迫害，這本是也可借題發揮「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好由頭，但巴金在文中祇是就事論 事，並不細述沈從文一家的文革悲慘故事，更不論其一代小說天才被迫改行做服裝研究的悲 劇根源。 1986年大膽寫《隨想錄》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巴金，何以到了1987年寫《再思錄》 時卻閉口不提「建立文革博物館」？也許，一生善於隨政治風向而轉向的巴金，注意到1987 年中國政治又出現了重要變化——1987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中共 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檢討了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 原則問題上的失誤，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黨書記職務。」 中共文件顯示，1987年，中共 元老們認為胡耀邦對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縱容，鄧小平指責胡耀邦應該對1986 年學生運動的失控負責，胡耀邦被迫辭職。 巴金可能由此開始擔心自己「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會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 掛鉤。 就這樣，即使是1989年「六四風波」驚天血案發生，巴金也一聲不吭，既不重申「建立 文革博物館」，更不敢對無辜百姓慘死「六四風波」發一聲同情，祇是加緊編校自己的「全 集」——1989年7月28日，當海內外中國人都還沉浸在「六四風波」的悲痛中時，巴金卻在 與《巴金全集》的編輯王仰晨（樹基）平靜地討論《巴金全集》的編輯問題。關心「讀者也 許會把全書（《巴金全集》）的四分之二扔在垃圾箱裡」——擔心自己身後的名聲到底如何 成為巴金《最後的話》。 到得1990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巴金的《講真話的書》，將《隨想錄》中《「文革」博 物館——《隨想錄》一四五》一文整篇刪去，巴金卻裝聾作啞地默認，不發一聲質疑或抗議。 1981年對香港《大公報》刪去幾句話就大聲抗爭的巴金，此時竟面對整篇的刪除而一言不發， 一直到2005年10月17日去世，巴金再也沒有一字提及「建立文革博物館」。從1990年到2005 年，整整有15年時間啊，這期間，巴金還寫了好些書信和文章——1989年12月20日，巴金寫 了《致冰心》；1990年2月8日，巴金寫了《致曹禺》；1991年5月15日，巴金寫了《致成都 東城根街小學學生》；1995年3月25日，巴金寫了《在中國作協第四屆主席團第九次會議上 的講話》；1995年1月12日，巴金寫了《<再思錄>序》；1995年6月23日，巴金寫了《<十年 一夢>增訂本序》；1995年7月19日，巴金寫了《巴金譯文全集第一卷代跋》；1999年1月， 巴金最後續寫了他十年念念不忘的《懷念振鐸》——從1989年春一直寫到1999年春—— 「1998年巴老過完生日後，自感身體日漸虛弱，便主動提起修改和續寫《懷念振鐸》。巴老 口述，李小林記錄，陸續完成了四千餘字。」 這說明什麼呢？在巴金有生命意識的最後十年裡，他最關心的事，已不是什麼「建立文 革博物館」，而是對一個恩人鄭振鐸表達最後的感激——「 巴老在文章中把鄭振鐸稱為 『先生』，他寫道，『因為他不僅把我送進了文藝界，而且他經常注意我陸續發表的作品， 關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訓，他祇引路，樹立榜樣。』」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評論說，《懷念振鐸》是巴金老人把自己的生命能量全部 投注進去的一篇文章。」 可以參照的是，1981年4月4日，巴金寫了《現代文學資料館——隨想錄》六十四》，正 式提出「創辦一所現代文學館」， 1982年8月17日巴金又寫了《再說現代文學館——隨想錄》 九十二》，爾後多年持續呼籲，終於使得官方批准建立一期工程投資1.5億元，建築面積1.4 萬平方米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於1996年11月25日舉行奠基儀式；1998年2月14日正式動工， 1999年9月20日工程竣工。在2000年5月23日（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58周 年紀念日）正式對外開館。巴金晚年呼籲建立兩個館，一為現代文學館，一為「文革博物 館」。由於巴金對前者的特別努力執著，現代文學館在巴金生前建成開館；由於巴金對後者 的虎頭蛇尾，「巴金『文博』模式」的官辦「文革博物館」，直到巴金死去也是渺無蹤影， 「兩處茫茫皆不見」。 若是「巴金『文博』模式」早有「民辦」「自辦」的思想，以巴金當時之盛名與特權， 一可以在自己家裡辦一個「巴金家庭文革博物館」或「文化名人文革博物館」，二可以在 《收穫》雜誌上辦一個「紙上文革博物館」——每期在《收穫》雜誌上發表文革史料與相關 評論，誰又能阻止住巴金？權勢比巴金小得多的彭啟安可以建成汕頭塔園文革博物館，文化 聲望比巴金低得多的劉宗秀，可以籌辦深圳劉宗秀文革博物館（雛形），為什麼巴金不能？ 祇因「巴金『文博』模式」有向「皇帝」和「朝庭」乞求批准的誤區！彭啟安、劉宗秀籌辦 民間、家庭文革博物館時的1996年，巴金還可以寫文章，編全集，完全有條件辦出比汕頭塔 園文革博物館和深圳劉宗秀文革博物館（雛形）更深廣的「巴金文革博物館」，但巴金就是 不辦——巴金早期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祇說不做，後來則連說也不說了。箇中原因，劉 曉波說得好，皆因其時「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作為作家，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學語言沒有什麼獨創性，甚至寫過一些很爛的作品，對 漢語文學寫作的貢獻遠遜於魯迅、沈從文、老捨、曹禺等人，甚至不如張愛玲和蕭紅。巴金 雖然創作了不少長篇小說，但祇有一部長篇《家》還算差強人意，而且祇是在社會影響的意 義上，而非文學獨創性的意義上。巴金的其他長篇則拖沓、臃腫、矯情，表達缺乏克制，文 字毫無美感，起碼我在大學時代就讀不下去。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論，巴金作為中國現代文學 的六大文壇楷模中最長壽者，活成了中國文壇上第一位百歲泰斗。然而，以文學生命和人格 生命而論，六位中最幸運的，倒是死的最早的魯迅，他畢竟沒有在中共治下變成文學植物 人。！ 最長壽、也享受了最多官方優惠的巴金，由多產作家變成文學上的投機分子和准植物人。 當《邊城》的作者，敏感的沈從文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初被迫害並自殺未果之時，身為老朋 友的巴金並沒有說真話；在沈從文先生放棄文學而選擇沉默隨後以「文物整理」「古代服飾 研究」打發下半生之時，巴金卻在高歌偉大的新時代，在反胡風運動中落井下石。面對慘遭 文字獄之害的胡風等人，巴金表達了足夠的「憤怒」，再次發出「我要控訴」的吶喊，他聲 討胡風的文章分別發表在《人民日報》和《文匯報》上。他甚至批判胡風的微笑是「包著侮 蔑」，把胡風等人比喻為令人作嘔的「膿」。他說：「對付他們應該用他們的辦法：一不做， 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見《他們的罪行必須受到嚴厲的處分》，載於1955年5月27 日《文匯報》）在更大規模的反右運動中，巴金的太多的熟人和朋友紛紛落難，但巴金卻幸 運地躲過一劫，所以他開始加倍地進行效忠表演，1959年中共掌權10週年大慶，巴金連續發 表了《我們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無上的光榮》等七篇散文。 在此意義上，如果硬要說巴金是「一面旗幟」，也更多是放棄獨立的中國知識界向獨裁 強權投降的「白旗」。遺憾的是，經歷過太多災難和教訓的中國知識界，仍然把這面「無力 下垂的白旗」當作「高高飄揚的旗幟」，滿天揮舞。 而今，中國大陸要想加快建立「文革博物館」，必須首先突破和揚棄「巴金『文博』模 式」！ 以「文革文化」為人類文化遺產之新觀念，將「文革文化」從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