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經濟學教授楊帆對話 （江蘇）樊百華 楊帆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也是他自己命名的「非主流經濟學派」的活躍人物。 今年年初楊帆撰文論證共產黨腐敗已經撈取了中國人民60萬億財富。1998年，他論證說 有30萬億被腐敗掉了，我沒有看到有誰給予學術的否定。沒有人否定不等於就是定論，但總 是可以作為一種學術成果看待的。楊帆也多有「懷念毛澤東」的言論。祇要不是功利主義的 陰暗政治盤算，而是多少有些思想學術的嚴肅，可以不認同，但都應當首先給予理解。對馬 克思本人的一些思想，例如「實踐人本主義」、「異化論」、對「國民經濟學」的一些批判、 對經濟關係的一些政治分析與階級分析方法、對工人階級的道義關懷，都是今天的中國特別 需要借鑒的。毛澤東時代的普及義務教育、農村合作醫療，儘管用權利教育、憲政財政、福 利制度來衡量，有相當大的缺陷，這個缺陷在今天的「胡溫讓步政策」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 但它的某種理想性意向還是有的。我的意思是對今天中國「權痞資本主義」以外的各種「非 主流」，都要持相當的謹慎態度，切忌簡單化。楊帆們在外商全面「摻入」（不是「進入」） 問題上，有些看法也值得重視，因為這些外資實際上是與「權痞資本」勾結起來一起剝削老 百姓的。但對其中的狹隘民族主義意圖又要保持恰當的警惕。 同樣，對一些「秩序主義」的「偽自由、偽憲政主義」論調，也不能因為它講了「自 由」、「私產權」、「憲政」就照單全收。不難預見的是，中國很快就要越來越多地出現權 痞集團控制下的「偽自由、偽仁道局面」了——這一點被康曉光講得最乾脆直露。一些把 「自由」、「憲政」掛在嘴上的言論領袖，也已經才華橫溢地羞羞答答地從較為隱晦的另一 面，來配合權痞集團的需要了——這是關於中國偽民間思想言論界的最新秘密！這個秘密已 經出現3、5年了！這裡祇提一提，有心的讀者可以從我的一些對話性文章中看到一些跡象。 在某些問題上我是很看重楊帆先生的研究的，否則我不會在一些文章中引用他的成果。 我喜歡直率，楊帆先生少見中式左派的刁鑽陰鷙，最近從網上看到他的簡歷，屬於豐富複雜 的一類，心想這樣的中年學者，若品質端正應當能為中國的進步做出一些貢獻的。出於這樣 的私人期冀，我覺得需要就楊帆先生的一些觀點，公開作一次對話。為方便簡明起見，取摘 要對話體。 一，國有股應無償送給流通股股東？ 楊：為了遵守國際慣例而實行股票全流通，結果使股市出現恐慌性下跌，這種結局的後 果就是中國股市和證券業進入蕭條，從而為外資借加入ＷＴＯ之機大肆廉價收購中國資產提 供機會。（楊帆：《國有股應無償送給流通股股東》；本文楊帆言論均見「楊帆個人主頁」） 樊：把股市下跌主要歸咎於「為了遵守國際慣例」或者「為了遵守國際慣例而實行股票 全流通」，是缺乏說服力的，至少不能說明以前的牛市或熊市，與楊先生以前對「政府股市」 的或褒或貶，也直接形成邏輯衝突。國際慣例無疑以歐美為主導，但邏輯上應當是隨著越來 越像歐美的股市，公司的進退、券商行為應當越來越少混亂，國有股應當根據國民所有的原 則加以轉型，中小股民的正當利益應當受到特別嚴格的保護，可是，甚至廣大普通股民都知 道，中國股市的混亂完全不應當歸罪於國際慣例。說「為外資借加入WTO之機大肆廉價收購 中國資產提供機會」，警惕外資特別是美資的用心可以理解，但恐怕既將外資想得太壞又將 外資想得太簡單了。WTO有資產廉價時中國必須接受外資併購的條款嗎？即使惡性併購發生， 那原因也肯定主要在內鬼身上。 楊：如果要扭轉目前股市的頹勢，應首先造就牛市氣氛，方式之一就是將現有的國有股 無償送給流通股股東，作為對股東高價認購股票的補償。楊對國有股的出售方式表示質疑， 因為這裡面存在重複出售，即當初上市融通的資金已計入公司資產。（同上文） 樊：即使我是流通股股東，我也對楊帆的主張有顧慮，因為我的弟兄姐妹大都在農村， 他們甚至對中國的股市與美國的好萊塢一樣陌生。而楊帆先生至少在《加速改革分配體制》 一文中強調過：「必須明確國有資產是由全民等量佔有等量收益。」 為弱勢群體爭利益首先要為農民爭，儘管農民不可能像下崗工人那樣容易留戀毛澤東時 代。否則人們有理由懷疑楊帆過多地考慮了自己作為股民的利益——楊帆先生曾經特意寫過 一篇《我是小股民，做了３年股票一直虧損！》的短文章，這樣楊帆先生就與他一直批評的 厲以寧等「主流經濟學」托兒們，在為自己私利搗鬼上沒有什麼差別了。是的，小股民大多 數是吃了苦頭的，我也同意必須對廣大小散戶有所補償的經濟學分析，但這與秦輝先生主張 的「產權改革必須講民主」，畢竟不在同一個層次上。 楊帆先生是不是也有些機會主義的毛病呢？看來是有的，因為他以前對中國股市很少批 評。在《國有股流通問題仍需解決》一文中他坦承：「筆者一直對我國證券市場持非常積極 的看法，因為，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前景支持著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這句話如果不是一 句官話，不是一句遠離中國問題的廢話，也斷不像著力揭露中國經濟、金融危機的「非主流 經濟學」學者說的話。 在人們沒有平等博弈權利的社會，作為學者，可以沒有平民立場，但能不能出於能力以 外的原因，不注意保持立場的一貫性呢？ 坦率說，我雖然對經濟學外行，但在一些問題上還是有一定的判斷能力的。去年國有股 減持鬧得沸沸揚揚的那一陣，熟悉我的朋友激將我說：「怎麼看不到秦輝出來發言呀？」我 的回答是：「減持既然被弄成『賣』的問題，那現在有了幾千種方案，就是如何小民主下去 的問題了；如果不是『賣』，而是『分』，那才是典型的秦輝問題。如果是分，技術上怎麼 操作當然也不是秦輝一個人的事情，他沒有那麼大本事。」當時，我僅僅注意到吳敬璉「先 還老職工欠賬，再談如何減持」的主張，可以看作是秦輝思路的一部分，但面對紛紜駁雜的 「怎麼賣」方案，我知道直到現在專家們也沒有梳理清楚。激將我的朋友是主張「發行價減 持」的，我說如果能保證全民機會均等，我同意，否則不同意；如果是民主分家，那應當高 於發行價，因為它圈了那麼多錢了，應當漲一些。我的朋友當然笑話我的烏托邦。是啊，有 過多少次這樣的爭論了！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那時正是有關部門的人員緊找我「談話」的時候，一次一起便飯時， 他們問我對「減持」怎麼看，我說，首先要問問國有股是誰的，賣的錢歸誰？是全民的！我 有些激動，至少流通股股民對「增量」的貢獻，不應當都說成是全民的。對今年的叫停，我 是贊成的，沒有理清楚，怎麼能匆忙行事？我寫了一篇短文表達了相關的意思。講理的人往 往是慢性子的；人們講理了，就不存在激進與否的問題了，無論事情是快還是慢，祇要是真 正民主自由地來做，都是正常的。一兩個、幾個人，說打越南就打越南、說打伊拉克就打伊 拉克，那是很恐怖的！所以美國人做事往往慢得讓一些中國人物好笑。 抄一段秦輝先生的話吧：在私有化一詞仍屬忌諱的中國，爭論者不分左右都在討論如何 賣掉國有產權，卻沒人說不該賣。其中一些號稱左派的經濟學家，常把格瓦拉掛在嘴邊，然 而他們提出的方案卻最激進——要求國家「讓利」於股民，即不是賣掉、而是白送掉一部分 國有股！這個主張在技術上或許可取，但作為「左派」主張卻不免有些駭人聽聞——如果說 「私有化」就是「右」的話。格瓦拉泉下有知，聽說他的崇拜者竟然主張把「社會主義國有 資產」不是賣給、而是乾脆送給私人——反而是「右派」主張考慮「十三億（作為國有資產 理論上主人之全體國民）與六千萬（股民）」之別，不贊成把「國民」財產無償送給「股民」 ——不知他當作何想？（見《21世紀》第8期秦輝文） 我曾在《初入清園》一文中說到，關於激進，首先要揭露強權非理性、非正義的反人權 激進。儘管楊帆先生是「非主流」，也不喜歡談人權，而祇是大談特談主權，我還是要說國 有股減持問題涉及到每個中國人的財富權。真正的非主流，當然要多談人權，否則至少學問 上面不容易有貫通的道義，與「不講道德的經濟學」容易攪起來。秦輝先生多次論述到民粹 主義與寡頭主義的相通，很深刻。 二，如此求政府的政令暢通？ 楊：全國的財政收入都集中到中央，根據各級政府職能需要由中央統一財政支付。地方 政府喪失了獨立的財權，中央政府的政令才能暢通無阻，經濟要素在地區間的流通才能由價 值規律支配。/要素資源配置完全靠市場調節。全國統一工資制度，地區生活費用差別用地 區津貼的辦法解決。考慮歷史因素，將大部分社會保障資金用在北方。逐步縮小南北方「吃 財政飯」的人們的收入差異。（楊帆：《加速改革分配體制》） 樊：關於財政權的劃分，我既不是集權主義者，也不是無條件的「分權」主義者。我考 慮的首先是財政的品質，有沒有一個真正確保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機制。至少就高校的工 資制度改革而言，我既不贊同目前已經實行的「行政強力推行」的「拉開距離」，也不贊成 過去那種「全國統一的工資制度」。試圖通過剝奪地方的財政權，來求政令的暢通，是低能 的，更是反對憲政財政的改革方向的。 我看到例如司法系統的毫無財權可言，就立即發散性聯想到財權一統與司法獨立、審計 獨立、環保獨立、教育自主、社會保障滿足、公共醫療到位的緊張關係，與大國之治必然要 求的地方自治，與承認、尊重地區間合理的不平衡等等，是大異其趣甚至背道而馳的。楊帆 先生的財政統一論，與毛澤東時代做的差不多，與他上面說的「要素資源配置完全靠市場調 節」也有衝突，例如不利於人才配置的市場調節。東部勞工與西部勞工如果工資一樣，就不 利於西部引資。等等。 當然，財政集權與分權的問題至多是第二位的。首要的問題還是財政權的統一憲政規則 問題，例如財政權的授予、制約，財政權使用中的民主化監督、法治化審核與稽查，財政預 算的嚴格細緻，預算執行的透明、及時有效的糾偏，年度執行的質詢，等等，這些問題沒有 解決好，正像電信拆分一樣，舊的利益關係格局並沒有改變，集權也好分權也罷，都是意義 不大的。實際上按照現行財政運作機制看，集權化財政祇不過增大了地方伸手的成本和中央 機構權力尋租的空間而已；而分權化財政祇不過反過來增大了中央向地方伸手要錢的成本而 已，最大的壞處很可能是為各地的政績工程甚至例如棗莊的廣場工程、亳州的閱兵式等等提 供了更堅實的財政基礎。 目前的事實怎樣呢？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都不規範，或則集權過硬，例如中央的分割比 例過大；或則集權過軟，例如每年的審計報告都表明：從財政部到政府各部、委，都存在屢 審屢犯屢教不改的問題。而無論中央和地方都存在重權力輕責任的問題，否則，老百姓就不 會有醫療、教育、住房的「三座大山」了。 說到政令暢通，不僅在財政問題上早已是明日黃花了。當然大多數民眾對此都無力相助。 三，怎麼理解經濟主權？ 楊：中小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在政治上依附與美國的國家，可以喪失主權為代價， 換得經濟利益。比如日本在戰後把自己置於美國核保護傘之下，節約大量國防經費，在朝鮮 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為美國提供戰爭後勤服務，賺取美圓外匯，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始積累； 拉丁美洲作為美國的政治附庸，以引進外資實現經濟起飛，墨西哥等國家甚至積極醞釀美圓 化，將經濟主權交給美國。（楊帆：《中國參與全球化的基本立場與利益》） 樊：我想請楊帆先生首先考慮一個問題：冷戰結束之後的國際關係，是不是人類有史以 來最好的時期？如果是，那麼靠的是什麼力量？如果聯合國的力量是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是 哪些國家起了主要作用？ 楊帆先生既然不那麼反對市場經濟，中國加入WTO之後也「並不反對加入WTO」了，那麼， 需要不需要調整對「主權」的認知？如果人家是按規則來賺錢，自己也按規則到人家那裡賺 錢，卻要扯進主權問題是不是有些邏輯錯亂？卡斯特羅、金正日都迫不及待地要與美國做生 意了，這是不是不堅持主權了？ 任何人、任何企業，無論在何處經營，祇要其經營權利是得到尊重的，就不能說其沒有 或者喪失了經濟主權——主權當然是一定要落實到每個人的，某國任一個公民被他國公民侵 犯了權利，都屬於主權被侵犯，否則，談不上什麼人們的經濟主權。猶太人在以色列國建立 之前，今天沒有以色列國籍的猶太人，也是有經濟主權的，而在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 時代，不僅德國的猶太人，就是正宗的普通雅利安人，都談不上（不僅是）經濟主權的。離 開每個普通弱者權利的主權，祇是統治者的主權。不能說中國人一離開中國就失去了經濟主 權，祇要不離開就一定有了經濟主權，否則楊帆先生不必堅持他的「非主流經濟學」了，如 果楊先生的經濟學真正是為弱者爭權利的話。 是的，按照楊帆先生的觀點，日本曾經簡直是經濟主權喪失殆盡了，但我想日本的經濟 學家並沒有神經質，日本老百姓當然知道他們失去了很多，祇是肯定沒有失去楊帆先生說的 「經濟主權」。如今歐盟成員國在歐元面前失去了經濟主權了嗎？也沒有的。 楊帆先生那麼強調國內統一，卻對國際社會目前例如「WTO」這樣的「最少壞處」的統 一，一肚子非議，我有理由懷疑它對市場經濟（不等於「私有化經濟」）的誠意。誰都無法 否認，例如WTO的市場統一，遠遠比一些國家內部的非市場權力型統一，品質好多了。楊帆 先生早些年就應當像青年黃鐘那樣呼籲國內的大市場統一，應當致力於「國內WTO」（比喻） 的形成的，遺憾的是他過分留戀舊的統一了，這樣搞「非主流經濟學」，前途有限，實際上 在「小政府」的改革方向上，例如張五常那樣的「主流經濟學」，坦率說，或許比楊帆的 「非主流經濟學」稍有盼頭。當然，假如沒有「西方經濟學」，楊帆「非主流」這碗飯未必 吃得成。對立就能概括得了的。我常常很反感樊綱等人的「策論」，但在例如消除「二元結 構」、推進「城市化」問題上，我也很贊成樊綱先生的許多意見（儘管城市及城市化的根本 問題是市民的公民化問題）。很多問題是要具體看的，不能用「主流非主流」、「西方非西 方」作簡單取捨，更不能從在朝在野出發，判定一個學者的許多具體努力的對與錯，儘管我 比較看重民間平台的獨立建構。 四，被逼「回歸」毛澤東？ 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或多或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承認現實中的種種不公已經嚴重影 響到了社會穩定。造成不公的機制改革前就存在了，隨著統制經濟的鬆動、減弱和不正常的 有所為有所不為，原先的不公機制尋找到了新的作弊空間（人們往往把這稱作改革了），於 是造成以搶劫腐敗型兩極分化為主要災難性惡果的動盪禍源。這樣的局面面前，中式右派盜 用改革、市場經濟和西方強調效率的經濟學理論的名義，繼續人為加大著不公正的裂口和企 圖鞏固「權貴新秩序」。中式左派呢，部分正確地揭露了不公正的現象，卻錯誤地解釋了現 象背後的原因，他們有的不籠統反對改革，卻反對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有的不反對市場經 濟，卻認為應當搞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也就是老機制繼續主導的經濟；有的不無「經濟民 主」的理想，卻同時拒絕著、迴避著政治改革。 不說是不是新左派等等吧，我看楊帆先生要成為真正的「非主流經濟學」家，也很難的， 證據還有2000年楊帆先生召集的系列討論會上他自己的許多讓人匪夷所思的話：楊：「我對 於毛澤東已經沒有怨恨，祇是說：就當那時侯上了10年少林寺面壁，培養信仰和意志了吧。」 「……是經濟學極右派迫使我回歸毛澤東，回歸社會主義，並且『自立門戶』，在這點上， 無論民間還是官方的『經濟學極右派』，在違背自由主義精神，壓迫實踐派方面是一致 的，……」 樊：可以相信「沒有怨恨」的真誠，將極左時代「噹」成什麼可以人各有志，楊帆先生 的「青春無悔」式大度，自然不可能淹沒了不僅一代人的疼痛記憶。需要做真實性追問的是， 「10年少林寺面壁」的正果，怎麼會在「官方」與「主流」的擠壓之後，才走到「自立門戶」 一步的呢？沒受到擠壓之前，楊帆在什麼門戶中呢？為什麼1980年代沒有「非主流」的不平， 這些年不平忽然多了起來？楊先生與「主流」之間真是學術與價值取向之爭嗎？會不會與 「策論寂寞」有關呢？行政吸納總有遺珠之憾，據說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份「策論」飛向中南 海呢，熱衷於策論就必須具有耐得住寂寞的意志，何況楊先生的寂寞不過是此一時彼一時的 呢。 學術、價值取向之爭多了去了，何以很多比楊帆「非主流」遠甚的學者，沒有祇盯住幾 個經濟學家嚷嚷「話語霸權」、「主流圈子」？可見「沒有怨恨」與「徹底否定」一樣，回 避真正「主流」、「霸權」的基核，乃「祇緣身在此山中」也！所嚷嚷者無非是「不得顧盼」 的嬪妃怨而已。中式左派的「信仰和意志」多若此態。楊帆的意志與汪輝之於「長江《讀書》 獎」上的意志，在義利關係上的「韌性」差不離。 自立門戶四個字打上引號是對的，既是「回歸」當然就談不上「自立」。誰聽說楊帆先 生減薪、壓級、待聘、解聘……的故事了嗎？看看吧，僅僅是沒有將他列在「300經濟學人」 之內，少了一些與會的機會，他就被逼「回歸」了！否則，楊先生應當很樂意耽在「主流」 中的了。 「回歸毛澤東」不用解釋，人們時不時還能感受到的：「回歸社會主義」需要解釋，因 為有馬克思的理想社會主義、西方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毛澤東時代稱作一種 「修正主義」）、蘇式社會主義等等的區分。也許需要請汪輝同志先生來解釋最合適，因為 汪輝將1989也解釋成人民「懷念社會主義」了——看來「社會主義」不加上「中國特色」， 老百姓渾然不覺何物，一加上就立馬變得親切可愛起來。 楊帆先生說到「實踐派」三個字，讓我深感啼笑皆非，從毛澤東的實踐論，到1978年的 「真理標準」，再到如今楊帆、溫鐵軍等自封的「實踐派」，怪怪的，我思量這些字眼中間 隱藏著什麼特殊任務。楊帆先生同時說到了「自由主義精神」，說明自由主義平常無事頗討 人嫌，入了「非主流」另冊寂寞之時，憑社會本能也可以觸摸到一點點。無論如何，「自由 主義」在此間雖不討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整體主義、機會主義喜歡，與「非主流」的豪情 壯志，還可能勾連上。至少，「自由主義精神」沒「擠壓」誰，否則楊帆先生真不該在這裡 說到它，哪怕是下意識的。我的意思是：談主義要遵守基本的邏輯，不能一會兒這麼說，一 會兒那麼說了。 據楊帆先生說，2000年他召集的系列討論會是為了「推動中國思想界的整合，打破維持 了10年的經濟學專政。」丁東、王東成等人出席了討論會，可秦輝、徐友漁、何清漣等楊帆 看中的自由主義大腕卻缺席了，不快之下楊帆一方面期望值甚低地說：「所謂的整合就是請 他們來講講，談談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又滿不在乎地說：「中國思想界的變化非常快， 每十年就要發生一個重要變化，現在畢業的博士中左派比較多，在社會科學院開會的時候， 鄧力群出場，被報以熱烈的掌聲，而在80年代鄧力群是最不受歡迎的。所謂的整合就是歷史 的整合，就是能不能跟上歷史的潮流。」這就讓我「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楊帆先生 惦著的會不會是「過七、八年再來一次」這樣的「歷史潮流」呢？這也讓我想到，張廣天的 話劇能夠不止一部在京城隆重上演，真是「百花齊放」麼？有誰見過京城隆重上演薩哈羅夫、 哈維爾們的大戲了？ 五，自由主義被利用了？ 2000年楊帆先生召集的系列討論會錄音整理稿，我最早是在2000年暑假中看到的。當時 我雖然對一些發言感到很憂慮，但因為這些朋友也在例如秦輝先生之後講公正，揭露腐敗與 嚴重分配不公等等，我祇是在拙作中說，鄧力群們抨擊腐敗等等也是正確的，不要過度扯到 動機上，儘管言論背後的動機不是一概可以忽略的。我當時甚至幻想，要是不無寂寞的老左 能夠脫胎換骨成為民主社會主義者，（這在蘇東並不罕見）不是很好的事情嗎？現在看起來， 從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出發，走到社會民主主義是很難的。 當我獲知楊帆在國有股減持問題上的立場後，我有理由懷疑他的立場品質了。於是回過 頭來細細研究他的很多言論與文章，發現有些問題不能再有一相情願的幼稚了（我生活在優 質交往稀缺的南京，孤陋寡聞常結伴於幼稚）。這裡僅就楊帆先生在2000年他召集的系列討 論會上的一段話，再談點看法。 楊：「權力資本化的問題，就是自由主義是不是也被權力所利用了，實際上就是利用了， 尤其在經濟學界，反民主、反民生、反民族的極右思潮已經在經濟學界形成了。」 樊：這可真正是混淆黑白、造謠生非！楊帆們至今都存在著一個認知不誠實的問題，即 將「權貴資本主義」的髒水潑向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權貴資本主義」這一指謂難道不是吳 敬璉先生首先提出的嗎？所謂「客觀上被利用」不過是楊帆先生自己的主觀臆斷。楊帆們將 自由主義與「腐敗經濟學」、「私有化萬歲」等等混同，堪稱學術奇聞。可見，一方面高喊 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一方面又呼喚尊重弱者權利的人士，與何新、鄧力群輩拉開距離是很 困難的。就在楊帆召集的系列討論會上，有新左人士抱怨老左派們膽小。錯了，老左派的膽 量並不小，祇是他們過於機會主義了。 不管中國的「左派」主觀願望如何，也不管他們如何抨擊腐敗，如何借弱勢群體喧嚷， 有一道理念硬坎他們總不肯邁過，這就是：究竟如何從制度上制約權力？自由主義並不怎麼 高明，不過在制約權力上獲知一些已被證明行之有效的辦法而已。自由主義當然不排斥直接 民主，祇是不將直接民主當神話，堅持認為間接民主是必須有的民主環節；不僅堅持民主， 還堅持一點基本人權、基本自由。要不是一些自由主義人士的社會民主主義自覺，此間的社 會民主主義就真是空白了。很遺憾，「中式左派」老是跳不出「過去的影子與回聲」，哪裡 用得著「回歸」呢。包袱太重、算計太多，當然不可能有真實的長進。 今年的楊帆也與張維迎「握手」了，對此我還沒有細加捉摸。但中國已成機會主義的大 國我是很熟悉的。中國的機會主義是圍繞權力轉的機會主義，其具體樣貌可能有幾十種（包 括所謂「特務文化」），特別針對權痞而言，也可以叫做「尺蠖機會主義」。 學者秦輝幾年前就高屋建瓴地把中式左右派比作「尺蠖兩頭」。所謂「尺蠖效應」就是 說：無論怎麼變，老舊的不公機制卻沒有變，儘管不公的具體樣式有不同，但不公的基本主 體格局卻相同，「好處」與「壞處」的升落，都由看得見的老手操縱著。如俗話所狀：蘿蔔 兩頭切，左右都他得。秦輝先生提出：必須抓住根本搞改革，才能產生新的「天平效應」— —欲使社會不發生傾塌，必須是天平兩端的砝碼保持相當的稱重。 中式左右派的共同點是國家主義，最大不同點是中式左派標舉民族主義，中式右派則全 力以赴地與外商形成利益共同體，不惜充當主導型買辦出賣民眾的經濟利益。最大的有同有 異的點是中式左派堅持強硬的整體主義，而中式右派則採行機會主義的整體主義。 「中式左派」陣營龐雜，政界遺老在宮廷內尚有較大掣肘作用，經濟學界的中青年輩在 輿論方面相對重要些，楊帆、左大培是他們的大哥。其他界的「左佬」有特別能折騰，甚或 很刁鑽的，但對於社會實體工程，若汪輝等「文學浪漫型」人士，看不出有什麼實際影響。 （2002年10月27日原稿 2006年5月6日增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