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五週年紀行 （北京）楊寬興 1994年5月中旬，王丹打來電話，說「六四」五週年快到了，想離開北京到外地轉轉， 那時我在北大附近租了間房子讀書自學，被一堆讀不甚懂的書弄得頭昏腦漲，就對王丹說正 好浙江的幾個老朋友說想見個面，曾來信邀請，何不就去山清水秀的南方放鬆一下緊繃的心 情！ 於是，我們約定，先奔舟山群島，然後再去杭州。為避免給外地朋友增添不必要麻煩， 王丹決心把如影隨形的便衣甩掉。這不難做到，有次去木樨地，突然想跟便衣警察開個玩笑， 我們突然走進地鐵入口，回頭再看便衣，正站在原地一動不動地發楞。硬追進來是沒用的， 那時侯還是模擬手機，一到地下就沒了信號，沒有信息的及時溝通和配合，一兩個人確實很 難成功地完成盯梢任務。 一般情況下，想甩，總是有機會甩掉的。 5月26日，我們在約定時間內趕到北京火車站，幾小時後，就到達濟南。王丹住進青龍 橋旁邊的黃河河務局招待所（當時用我的身份證登記住宿，而我的身份證是在山東大學就讀 期間辦理的，按照規定，本地身份證不可以在當地登記住宿，我聽朋友說，事後這家招待所 因此被停業整頓三天），我去山東輕工學院見我新婚不久的妻子。傍晚，一位服務於金融部 門的同學請我們吃飯，席間，同學和王丹談起朱鎔基此人，他因為工作的緣故，似乎對朱鎔 基很感興趣，並且也很讚賞，可是王丹的看法是，如果朱熔基全面主持中國經濟，未必是中 國之福，跟李鵬相比，他更有迷惑性，但是，這樣一個祇重經濟改革而不在意政治改革的朱 熔基，對中國的前途和未來，破壞力可能更大，也更危險.多年後，事實驗證了王丹的預言， 朱熔基擔任總理的幾年時間裡，大量國有企業被廉價出售，越來越多的工人下崗失業，股市 成了國有企業的提款機，中小股民被坑害到財產喪盡卻無處訴說，「教育產業化」、「醫療 產業化」、房價暴漲……民眾生活壓力越來越大，一口棺材都沒送出去的朱熔基剛下台，他 的決策帶來的一系列惡果就開始顯現了。坦白地說，當時我對朱熔基也是很有好感的，我對 王丹如此「武斷」的預言，大不以為然，多年以後，回想起來，不能不承認，當時年僅25歲 的王丹，對這個問題的觀察與判斷是非常正確的。 第二天，幫忙買票的朋友請我們在一家當時挺有名氣的飯店吃飯，朋友在做房地產，同 我是多年朋友了，儼然一幅大款的樣子，借他的光，我們幾個窮小子也腐敗了一把，我當時 還跟王丹開玩笑說，幸好不是在1989年，否則被拍下錄像來拿到電視台一放，又是學生領袖 「大吃大喝」的「有力罪證」。 一夜火車，平安到達上海，用我的身份證住進黃浦江邊的東方飯店，在高樓林立的外灘 上，這家飯店的價格顯得相當便宜，我們住在8樓，雖不能俯瞰黃浦江，但看得出來，王丹 的心情顯得十分輕鬆，這也難怪，一個祇有25歲的年輕人，在他20歲生日過後不久就被關進 監獄，好不容易出獄了，卻需要每天面對近在咫尺的跟蹤者，現在擺脫了警察的監控，總算 可以自由自在地四處走走了，這種自由，對他來說，當然就顯得尤為可貴.飯後我們去外灘 散步，燈火輝煌的外灘上，主要是情侶的世界，我們並未久留。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王丹 以前來過一次，他有些很想見面的上海朋友，比如王元化和鮑戈等，但是一想到這些朋友也 被警方監控，此時前去會面很容易正中槍口，也就祇好作罷.第二天，王丹去逛豫園，我先 去看著名的南京路，又去碼頭購買到舟山的船票。等我回到東方飯店，王丹告訴我一個情況： 剛才他打電話回家，家人告訴他，北京警方以前所未有的嚴厲口氣要求王丹：六四期間，必 須回京，或者必須將自己置於警方視線之內。警察還告訴王丹家人，這是最上面的要求，而 絕不祇是北京警方的意見。 我猜想，這種最嚴厲的警告，應該與王丹離京前發表的紀念六四的公開信有關，雖然已 經過去五年，但因六四入獄的重量級政治犯大都出獄不久（仍有人繼續被關押），當局的神 經當然會繼續繃緊，或許他們擔心這些善於「煽風點火」的「動亂分子」會在六四期間製造 什麼新的事件出來，因此，在六四之前必須找到王丹的命令，大概確實是出自最上面。 在這種情況下，王丹考慮再三，決定終止行程。根據家人描繪的警方語氣，他斷定，如 果繼續脫離警方視線，那麼，「最上面」可能會動用全國的警察系統來查找王丹下落，我們 兩人一開始就沒有特別留意隱藏行動痕跡，想找到我們其實並不難（後來瞭解到，請我們吃 飯的那位房地產公司經理的手機，在六四之前，就開始被監控了，其中一個負責監控的人， 是他親戚，但這親戚直到很久以後才敢把監控一事告訴他），王丹擔心的是，在這樣的氣氛 下，如果繼續前行，那麼，就一定會給舟山那邊接待我們的朋友帶來麻煩，尤其是，那位朋 友還在公檢法部門工作，搞不好會因此砸掉他的飯碗。 我們決定先回山東.王丹老家在山東菏澤，他可以利用這次機會回家探親，而我則回濟 南，到我妻子工作的山東輕工學院暫住幾天，等六四過後，我們一起爬完泰山，再回北京。 我和王丹在兗州分手後，回到濟南，卻發現麻煩纏身了。我妻子原是山東工程學院（位 於山東淄博）的外語教師，半年前借調到山東輕工學院，檔案關係還在山東工程學院暫時沒 調動過來，為此，我們找了私人關係幫忙，就在前幾天，人事處工作人員告訴她，省人事廳 的調令已經發出，要她盡快到山東工程學院去轉檔案。 可是，到了山東工程學院，卻發現調令被卡住了！很清楚地被人事處告知：政治原因， 誰也別找了，沒用。 多年來，我一直在想：如果山東省人事廳的調令早三四天發出，或者，王丹和我晚三四 天到濟南，那麼，我妻子的命運就不會發生如此大的改變，而我和她的生活也不會像後來這 樣顛沛流離，終至於走向分手，我給她的生活造成的麻煩實在太多，這還不過是一個開始 （嚴格說來也不是第一次了，就在我們談戀愛的時候，她就因為我的緣故，影響了畢業分配， 沒能去她感到理想的單位）。 緊接著，有人找上門來。濟南市公安局一處的曲學生處長，五十多歲，一幅自信而又寬 厚的樣子，喜歡談論哲學問題（僅限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見面，此後， 直到他退休為止，我們還有過多次交往，他看到了我從意氣風發到忍氣吞聲的轉變過程。他 這次談話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對我提出警告，指明出路。我則是什麼都不關心，祇針對凍結 我妻子調動一事提出抗議，曲處長很明確地說，這事好辦，不僅如此，你被山東大學開除， 一直沒有工作，生活困難，我們也在考慮給你安排一下。 我好生感動，不過，我還不傻，我等著曲處長的下文，果然，「唯一的條件」開出來了： 幫助政府收集王丹的情報，一切好商量。我抗議說已經是二十世紀末了，你們怎麼還搞株連 那一套，我妻子可是剛剛跟我結婚，她什麼都沒參與，憑什麼扣押他的調令？！ 曲處長回答說：這不是我決定的。但你如果答應我的條件，我可以給你做工作，爭取盡 快恢復調令。 話不投機，不歡而散。我住在輕工學院的這幾天裡，有位警察拿了小板凳坐在樓下監視， 後來大概也嫌太枯燥，就跟我套近乎，用摩托車帶我去兜風，他把我帶到一個治安崗亭，同 幾個聯防隊員吹大牛，我也樂得在旁邊聽聽，這時有人前來報案，說附近有人打架，要動刀 子了，這位警察很和善地問：「開始砍了沒有？」 「還沒.快去吧，去晚了就死人了。」 「回去吧。看著點，什麼時候開始砍了，砍死人了，你再來告訴我。」我驚訝於他的語 氣是如此平靜，如此坦然。 6月9日，按照原先的約定，我趕到泰安火車站，王丹的乘坐的火車還沒有到，就看見一 大群便衣警察在出站口晃悠了，一般旅客自然不會特別留意他們，但我一眼就能認得出來， 我還自做多情地跑到一個便衣警察前面，正對著他的微型錄像機做了一個POSE，真是少年不 知愁滋味啊，那一年，我24歲.大量的便衣警察一直尾隨在我們身後，即使在登山的狹窄小 道上，他們也採取近距離的貼身跟蹤，也許，這與當時的大霧天氣有關，在幾乎對面不見人 的濃霧之中，要緊緊盯住王丹，也真夠難為這些泰安的警察了。但是，過於貼身的跟蹤，實 在令人難以忍受，在碧霞元君祠附近，王丹同警察發生了言語上的衝突，不過，相互間保持 了適當的克制，並沒有過分影響我們的遊覽.我注意到一個中等身材的警察最賣力，雖然身 材稍胖，但腳力極好，一直寸步不離地跟著王丹，他的掖下夾著一個小公文包，神情專著， 目不斜視。我到今天都能回憶起這個警察的模樣，因為他離我們實在太近，那張臉老是強迫 性地出現在我眼前。 因為王丹當天要趕回北京，為避免過分勞累，我們決定乘車下山，在半山腰的停車點， 有幾輛公共汽車停在那裡，我們走進一輛乘客較少的車裡，本以為要等一會兒才會發車，因 為一般來說，不坐滿乘客車是不會走的，沒想到我們剛剛坐下，汽車就啟動了，看來，泰安 警方對每一輛車都提前做了功課.在長途車站，同樣的一幕再次發生，於是我們坐在並不擁 擠的車裡朝濟南趕去。我們當然明白車裡有負責監視的便衣警察，即使如此，到了濟南市區， 沿途還能看到早就在等我們的車輛，我們乘坐的長途車一過，它們就立馬跟上來。 最有意思的是，在濟南火車東站（當時濟南站正在施工），等車的時候，王丹突然想出 門買點什麼，幾乎就在他站起身的同時，幾個精壯漢子從候車室的幾個不同角落同時跳起來， 朝王丹所在的方向走了過去。真是風聲鶴唳啊。王丹所受到的監控程度，大致相當於眼下高 智晟先生的遭遇。 對於我妻子調令被扣以及被引誘做內線的事，王丹和他的母親都很生氣，但這就是中國 的現實，除了憤怒和歎氣，大家都無可奈何。後來王丹還開玩笑說，如果祇需要收集他一個 人信息就可以解決問題的話，那就搜集一些給他們，如果我不會，他來寫好了。當然，這祇 是私下的玩笑話。 王丹離開濟南後，我去濟南公安局找曲處長，繼續交涉此事，我堅持認為不該涉及與政 治毫不相關的人，但這種交涉對中國公安的行為邏輯來說，是蒼白無力的。曲處長繼續動員 我配合政府工作，我則耍著我的小聰明，班門弄斧地對曲處長說：「你先恢復我妻子的調令， 我才答應你做內線.」 這樣的話對曲處長來說，確實太小兒科了，他的回答不給我迴旋餘地：「我的承諾是可 信的。我們是政府，你可以不相信我曲某，但你不相信政府嗎？」 問題是，自1989年6月4日之後，我就對這個政府沒有好感和信任了。我懷著極度憤怒的 心情離開了濟南市公安局，除了憤怒的情緒，胸中湧起的還有對未來生活的恐懼，這種孤獨 無助的感覺，就像當年被山東大學開除時一樣。不禁自問：這個強有力的政府，對於遵紀守 法的我們，為什麼非要痛下狠手？為什麼如此霸道？因此，當這個政府一再宣揚生存權和發 展權的時候，我總覺得可笑。 調令被卡，妻子的工作馬上成了問題，檔案雖留在山東工程學院，但那邊早就不發工資 了，而輕工學院這邊，因為沒有正式調動過來，祇給很少的一點基本工資，既沒有課時費， 也不能參與分房，還要忍受周圍異樣的眼光，前途是沒有保障的。到人事處去問，答覆說， 這是上面定的，恐怕以後也不好辦.坐在被陽光照射得發白的街道上，我和妻子突然感覺， 我們的後路被斷絕了，生存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當時我掙扎在北京，沒有口戶，沒有 學歷，可以說是過著狼狽不堪的日子，一旦她的前途無望，我們就真的不知道未來在哪裡了。 許多年後，我才想到：那時也許我們應該離婚，或許離婚可以把她解救出來，不再和我一起 走向艱難的未來。 因為愛情，她決定繼續和我在一起，可是，年輕的她，並不全然明白跟我在一起意味著 什麼，她並不明白前路上還有那麼多的磨難和恐懼，1994年夏天，她離開了這份已再也無法 留戀的高校教師工作，匯入北京打工一族的人海中。 對我們來說，強權政治的殘酷性不過是剛剛開始展現，因為，6月下旬，年輕氣盛的我 回到北京，索性直接投入到民運活動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