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探索】 中國理性的覺醒 ——「六四」的理性與非理性 嚴忱 「六四」已經五年了。對中國「八九」民運進行全面的歷史審視，五年的時間跨 度顯然是不夠的。然而作為中國當代史上的一次空前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 加上在當時西方傳媒覆蓋下對整個世界的震懾力，「八九」民運不僅是中國政治史 的一個轉折點，而且已成為世界民主運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此，五年來， 無論中國政局和世界大勢發生什麼變化，西方輿論和海外民運人士都一直不停地從 多個不同角度對「六四」進行總結、評判、反思。 在大量的反思文字中，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是「六四」到底是否理性，「六四」 是開創了中國現代史的新階段還是將中國推向了專制的深淵？無須諱言，對「六四 」持批評態度甚至徹底否定的文字常見於報端。今天筆者仍然記得九二年《民主中 國》第九期一篇文章對「六四」的嚴厲指責，將「八九」民運歸結為「無理性」、 「非民主」、「暴民運動」。該文將這一運動描述為「一次滿帆而無錨的航行(甚至 沒有舵)，在情緒的風暴裹挾下盲目地疾駛，直到覆滅。」。結論是「無理性——『 六四之源』」。這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字。實際上，在多種責難「八九」民運的 聲音中，無論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本否定突發性、群眾性的民主運動，還 是以「六四」短期後果作為尺度對整個運動作價值否定，其一共同的特點便是祭起 「理性」的大旗，批評「八九」民運的「非理性」或「無理性」。由於事關理性， 筆者以為有必要對「理性」本身進行一番「理性」的審視，然後再對「六四」和「 理性」作進一步思考。 理性的雙重意涵 理性英文為Reason，法文為Raisan，其哲學含義源於希臘哲學的「邏各斯」(Log os)，有終極原因或「第一原理」之意。自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從笛卡爾後將理 性解釋為合乎自然，合乎人性，更以這一尺度作為衡量一切現存事物的標準以來， 理性(Reason)與合理性(Rationality)二詞意義逐漸疊合，但整體看來，二者仍似有 十分不同的涵義，理性側重於指以某種價值或原則認識世界、審視世界的態度，而 合理性則指某種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合理權衡，即以最有效、最經濟的手段來達成某 項特定的目的，便是合理性的(Rational)，反之則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 由於理性與合理性二重意涵的疊合，韋伯在分析資本主義的精神動因時對西方理 性潮流作了精闢的分解。他將上述兩種意義的理性分為價值理性與目的理性兩個互 為區別的概念。價值理性預設對某種終極價值或目的的信奉，而目的理性則根據手 段能否達到目的而對目的作可能的調整，並不固執於終極目的或既定價值期待。從 前者出發，執著於終極價值，就有可能作出不利於短期目的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從 目的理性層面看來，即是一種非理性的。從後者出發，強調某一行動的具體目的， 就有可能背離終極價值，作出迎合短期目的的權宜之計，而這以價值理性來衡量， 同樣是非理性的，甚而是反理性的。韋伯對理性的雙重標準的分解是在分析西歐資 本主義的生成或發展中建立起來的，將這一理論架構引入對「六四」的反思，無疑 有助於對「八九」民運理性與否問題的澄清。 「六四」的理性與非理性 一九八九年發生於中國的「六四」運動具有兩個基本特徵。作為一場深刻的歷史 運動，「六四」以民主作為其本質特徵。作為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六四」是 以自發的、突發的形式出現的，自發的群眾運動正是「六四」第二個基本特徵。正 是由於這兩個特徵，使「六四」成為一個同時是具有理性與非理性的兩個不同的意 義層面：在價值層面，它指向民主，因而是理性的，在目的層面，它不計運動直接 結果，因而是非理性的。 八九民運的出發點是要求中共加快經濟改革，推行政治改革，進而加速中國民主 化進程，整個運動自始至終實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一直將同政府「 對話」作為運動的最基本訴求。「六四」的這一本質特徵決定了它的價值正義性與 精神感召力。批評「六四」「無理性」的文字，如指責「八九」民運缺乏綱領、組 織，要求學生「見好就收」，無不出於上述韋伯理性概念的第二重意涵——目的理 性。無組織或無健全組織，無準備或無充分準備，無綱領或無系統綱領，無策略或 無應變策略，是所有自發群眾運動的共同特徵。用目的理性的術語作界定，自發運 動實際就是缺乏一套根據事態變化隨時調節目的與手段之間關係的控制機制。「八 九」民運從北京學生悼念胡耀邦，要求加快改革進程到大規模遊行、要求同政府對 話、靜坐、絕食，從單純學生波及到知識分子、市民、工人，從北京蔓延至幾乎中 國的所有大城市，在國際上掀起巨大聲浪。運動的這一發展過程，不僅不為當時任 何參與者所能預料，恐怕也罕有清醒的「理性」旁觀者在事前能夠把握。同時，中 共對運動鎮壓之血腥慘烈也已遠遠超出了廣大善良人的理性與良知。毫無疑問，用 目的理性來衡量，八九民運是「非理性」的，它不僅不能對對手的暴虐和凶殘作充 分估計並採取相應對策，而且也未能把握運動自身的演化過程。「六四」是以自發 的方式出現的，因而在形式上是「非理性」的，這不僅是事實之必然，而且也是運 動的基本特徵之一。 然而，「理性」的批評者們無意對「六四」作史實的考證，而是急於通過對「六 四」的「理性」反思，尋找中國民主建設的捷徑。他們以事後的各種假設，來推論 「六四」成功的可能性，並以此作為根據要求當時的群眾運動。將成功與否作為運 動的最後檢驗尺度，恰恰是功利主義在起作用。他們忘記了，要求一場自發的群眾 運動具有嚴密的組織，統一的步伐，審時度勢，運籌謀略的能力本身便是一種不理 性。在一個一黨專制的集權主義國家裡，一切合法的因而也是合理的手段均由專治 國家所壟斷。國家不僅是秩序的代表也是理性的代表。從目的理性原則出發，任何 形式的(有組織的或無組織的)同代表現存秩序的國家政府的對話、抗爭都是非理性 的，因為在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可資利用的手段與反對運動所希求的目的之 間是不成比例的。在這裡，「六四」的「理性」責難者陷入了自身的邏輯僵局：要 求「八九」民運循理性的規定，然而客觀上的中國又不存在利用「理性」方式的可 能，其結果自然是對包括民主運動在內的所有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否定。而以其形勢 的「非理性」否定其內容的「理性」，或以其目的層面的「無理性」來否定其價值 層面的「理性」，在邏輯上則犯了偷梁換柱的錯誤。 「六四」作為一場本質上要求民主的運動，採取了自發的方式發生，在當時中國 的條件下，倒有其內在的「合理性」根源。 偉大的理性的覺醒 中國是在西方的炮艦轟趕下跨入近代的。李澤厚先生將啟蒙與救亡稱作中國近代 史上的雙重變奏。由於外敵入侵的壓力和民族危機的激化，民族的救亡圖存成為壓 倒一切的中心，而更為根本的啟蒙課題則一直未能完成。今天我們不妨將這裡的啟 蒙釋讀為「民主」。由於中國近代的特殊國情，民主在中國一直帶有濃厚的民族主 義色彩。站在以救亡為主要內容的民族主義立場上認識民主，民主必然被功利化， 而使民主的原則性、價值性淡化。近代中國的知識精英慣常強調民主的功利作用， 自覺不自覺地將民主看成是拯救中華民族於水火的手段，但另一方面又認為中國國 情特殊，不具備實行民主的社會條件。這一傾向造成兩個效果，一是將民主融化在 民族救亡之中，使民主最終為民族主義激流所淹沒，一是給中國的專制政治留下了 合理性的理論根據。 為了早日重振中華帝國的昔日雄風，雪恥西方列強強加於我的一切近代大辱，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歷史不僅沒有按照西方近代的科學理性路線發展，使社會 從宗教、愚昧的魔咒中解脫出來(韋伯語)，而是一步步從意識形態專制、個人崇拜 走向全民造神運動的感情狂熱，終於導致文化大革命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如果說一 九七九年開始的撥亂反正的改革大潮是中國政治、經濟的緊迫的現實要求所致的話 ，那麼這一改革仍然限於功利層面。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是在十年改革基礎之上 發生的，是在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前提下發生的。「無論政治的民主、經濟的 活躍、學術的自由、氣氛的寬鬆都達到共產黨執政以來的最好狀態。」「所以，單 從效益原則看，假若不採用大規模運動的形式，審時度勢地等待水到渠成，是可能 投入更少而見效更快更有利於社會發展的。」(見《民主中國》九二年九期第七十一 頁)。然而，此次的歷史並沒有按照功利的原則演進，「六四」是一次既非為了救亡 (反對外來侵略)，又非為了自救(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群眾性的要求民主的運動，是 一次從文化大革命的宗教魔咒中解脫出來的群體意識的自我展現。「六四」預示中 國從此以後的歷史，將脫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功利「理性」的模式，匯入世界的民 主作為目的、原則、價值的歷史潮流。從這意義上講，我們則可說「六四」是一次 偉大的理性的覺醒。 「六四」是一個理性與非理性既矛盾又統一的整體。理性的「六四」是實質的， 是價值層面的，非理性的「六四」是形式的，是功利層面的。正是由於功利層面的 非理性，才使得「六四」成為以民主作為基本價值的歷史運動，揭開了中國歷史上 價值理性的新的一頁。「六四」將以民主作為其象徵意義而永存。 「六四」的意義還不僅僅是開創了深遠的精神價值，它在中國現代史上，尤其是 中國民主運動史上兆示著一個嶄新時代的降臨。 中國的知識分子，傳統上深受中國大一統文化精神的影響，近代的中西文化撞擊 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強化了這種文化心態。在無意識或潛意識層，他們習慣於將 中國置於中西對立的大背景下，以民族的整體利益的代表自居。這一傳統為中國共 產黨的建立和鞏固提供了文化基礎，同時也使得中國的政治反對派難以產生。中共 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難以打破，近代國家賴以立足的社會多元的價值取向，在這種 大一統文化土壤中難以取得扎根之地。甚至在「六四」五年後的今天，體制外的政 治反對派仍難以擺脫這種一統文化心態的束縛。「六四」以悲劇結束不僅使中共政 權合法性喪失無遺，同時也使中國政治合法性資源向民間流失，為中國多黨政治的 出現開闢了前景。「六四」後海外出現的民運組織已經兆示了這一時代的來臨。 「六四」的價值理性的光芒，使中國大一統文化心態進一步打破，促進了中國社 會對多元價值的認同，為體制外反對運動建立了文化上的「合理」根源，同時「六 四」的非理性的運動形式，也使得「六四」後的有組織的民主運動成為必須和可能 。這正是「六四」的巨大現實主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