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探索】 後共產黨社會和中山思想 ——中山思想對未來中國統一的啟示 仲維光 儘管大陸在四九年以後每年都舉行孫中山紀念會，每年在天安門廣場上懸掛孫中 山先生的畫像，但是，孫中山先生在共產黨社會中還是與大陸人民愈去愈遠。對年 青人來說，中山先生和中山思想只是一個歷史符號。到今天為止，三民主義不堪與 任何一種西方思想競爭。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一個中山思想在後共產黨社會所不 得不面臨的事實，也可以說這是許許多多共產黨社會所遺留下的特點之一。 中山思想在後共產黨社會可能會產生大的影響嗎？首先我們面臨的就是共產黨社 會的文化和思想特點。 一、對共產黨社會的哲學思考 (1)大陸極權社會是近代西方的產物 近代西方文明不僅帶來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也帶來了極權社會的意識形 態和制度。當代極權社會的統治者最有效地利用了現代文明的一切工具實行他們的 統治。 當代極權社會和歷史上任何一種極權社會都不同。歷史上的一切殘酷專制在它面 前都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當代極權社會有著驚人的類似。如果我們作一經驗研究，我們就會發現蘇聯、波 蘭、羅馬尼亞、東德、古巴、朝鮮、越南、柬埔寨和中國，儘管它們的歷史傳統不 同，民族文化不同，但是在這些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各種心理 規範有著相同的基礎，其表現也十分類似。我們甚至還會發現希特勒德國和社會主 義國家在很多統治方法和意識形態上的類似。 如果我們以大陸和台灣作對比研究，我們還會發現，大陸無論就語言、服裝、家 庭關係、社會風俗都已經遠離中國的傳統，都比台灣更西化。例如大陸知識分子及 其文學藝術創作的特點和規範和蘇聯、東德乃至西方左派有更多的類似性和共同語 言。認真的經驗研究可以向我們說明，大陸社會是一「全盤西化」的社會。這種「 全盤西化」或許可以說是近百年來某些「知識分子」努力的結果，八十年代在大陸 重新開始的所謂全盤西化討論以及《河殤》現象也是這種全盤西化在不同方面在當 代的反映。 (2)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特點 和其它共產黨國家一樣，也和希特勒德國等其它當代極權國家類似，中國大陸的 統治者非常有效地利用了意識形態這一武器。他們把意識形態滲透到宣傳、文化、 教育等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使大陸社會成為一個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 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它是一種一元的思想體系，它自恃是一種 科學的世界觀，一種唯一的理性。一方面，它聲稱自己佔有真理，是唯一的價值體 系，其它任何知識和行為，任何精神世界的活動都要由它來決定是否是有價值的， 從而它可以隨意排斥迫害一切不同思想。另一方面，它認為自己已經把握了科學的 方法，一切人類的問題都已經成為了技術問題，將會逐步得到解決。這種意識形態 為所有人的追求衝動、好奇心和想像力劃定了嚴格的界限，並且以反科學為借口， 徹底摧毀和消滅了一切宗教等其他精神生活。在人的生活中，它使一切服從於政治 ，從而產生以下幾個特點： A、廢除了善惡的區別：由於它排斥一切宗教和傳統倫理生活，從而使人們失去了 植根於宗教和傳統倫理生活中的善惡標準。在它的學說中，工人階級是一個佔有真 理的特權階級，共產黨是它的精英，因此，一小部分人就成了代表真理的專政者， 善惡的區別由這些人決定，善惡的區別由此和政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B、失去了真假，真理與謬誤的區別：這種意識形態拒絕了古希臘以來，尤其是近 代科學帶來的對於真理與謬誤的證實、語言和一致性的考究，繼承了黑格爾的對於 歷史理性的信仰。它聲稱工人階級是真理的承擔者，因此共產黨在實踐上永遠正確 ，它所頒布的各種教令是不可反駁的真理標準。共產黨社會中的意識形態永遠在實 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和黨的領導人宣佈的就是真理之間擺動。這種混淆模糊對於教 育民眾十分有效，它使人們相信在政治上「真」的就是真理。 C、消滅個人：個人服從社會。這種意識形態為人們設置了一個烏托邦的圖景，聲 稱他們知道真正的人是什麼，並且能夠提供一種途徑使不同的人走向這種大同。在 這種大同中，一切人的差異和矛盾都會消滅，一切法律、制度都是不必要的。在向 它的過渡過程中，一切國家、民族和個人在代表真理的黨面前都失去了他的獨立理 由，並且由此解決個人和人生關係問題的宗教也應該隨之失去存在的理由。 (3)後共產黨社會必然的混亂 上述意識形態的特點必然造成極權國家割斷傳統，摧毀宗教的特點。由於在這個 社會一切脫離統治者脫離黨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決不可能存在，因此在這個社 會中沒有任何獨立於國家的教堂、社會組織、政治組織、工會，沒有任何獨立的精 神生活，也沒有任何渠道使人能夠自發地表達自己的需要。這個社會的穩定是建立 在對每一個人的壓抑和威脅的基礎上的，因此，一旦壓力稍微減輕，這個社會就非 常容易陷於混亂。蘇聯以及南斯拉夫等國家的混亂正是後共產黨社會的必然結果。 二、中山思想是否會在後共產黨社會產生影響 探索中山思想是否會在後共產黨社會中發揮影響，首先要瞭解的是在後共產黨社 會中人們在思想上的最迫切的需要是什麼；然後是中山思想能夠提供什麼，以及他 有沒有機會和條件。 (1)後共產黨社會的迫切需要：重新建立人們的安全感和對生活的信任 追求自由和追求安全是人們最本能的兩個互相獨立的追求。近百年來這兩種追求 在實際的歷史環境中曾經產生過衝突。在共產黨社會中，共產黨一方面一再利用過 這種衝突，用物質或民族利益等的安全許諾來使人們放棄自由，另一方面則摧毀了 人們精神上的安全感，這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A、在共產黨社會中，這種安全感的喪失首先表現在人們找不到一個能夠在精神上 思索交流的安全的角落。 B、共產黨對於善惡等宗教和傳統倫理的否定，使得任何一種傳統文化的存在都失 去了存在的基礎，而與此同時也使人們失去了抵抗虛無主義的武器。 C、精神安全感的失去，使得人們失去對生活的信任，人們不是誠實地，而是隨意 實用地對待生活。 D、一般社會健全的有意義的生活秩序是建立在宗教和傳統之上的，在共產黨社會 中，人們失去了宗教和傳統的連續性，因此也失去了對這種健全的生活秩序的相信 。 在後共產黨社會追求自由和安全仍然是人們最基本的兩個追求，而恢復人們在精 神上的安全感，對生活的信任將會成為人們的迫切需要。 (2)後共產黨社會中的共產黨影響 在前半世紀，共產黨曾經用物質上的許諾，以共產黨烏托邦的意識形態來滿足人 們追求安全的需要。但是這一切許諾都失敗了。 在九十年代的後共產黨社會，如現在東歐和中歐各國，共產主義仍然繼續存在吸 引力，後共產黨也仍然在議會中有很強的力量。改換招牌的共產黨人在議會中雖然 已經不能再以舊意識形態的迴光返照來解釋一切，但是仍然公開地利用安全和自由 的衝突，利用人們對新秩序的不安全感，和所謂舊制度曾滿足了人們最基本需要： 如所謂消滅了失業問題，以及民族安全問題，試圖繼續盡可能掌握他們所曾擁有的 財富權力。由此在南斯拉夫爆發了民族戰爭，在蘇聯延緩了經濟改革和向另一種社 會的過渡，民族問題也有愈演愈烈的可能。 現在，中國大陸雖然沒有象東歐那樣，制度已經改變，但是，後共產黨利用的也 是自由和安全的衝突，宣傳中國大陸迅速改變制度將會引起大亂，並且繼續用以對 抗延緩人們對自由的追求。事實上人們對自由的追求和人們對安全的需求沒有任何 邏輯關係。 時下東歐各國的經驗使我們看到，波蘭、捷克和東德是過渡較好的國家，在這些 國家中那種與傳統、宗教相連續的思想和力量使這些國家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緩 慢向一般社會過渡。 (3)中山思想在後共產黨社會的民眾生活中重新產生影響是可能的 到八十年代末期，中山思想在大陸影響已經非常小，這是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極權 社會必然的結果，但是在此後，由於東歐的變化、國際間信息的傳播和兩岸之間的 交流，中山思想重新進入大陸和大陸在海外的民眾生活中，重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在舊的意識形態鬆動之後，大陸民眾突然發現需要重新看待中山思想，近幾年中 山思想有在大陸民眾中影響日益擴大的趨勢。鑒於上述共產黨社會遺留下來的問題 ，中山思想在後共產黨社會民眾的思想空間中，在由極權社會向一般社會過渡的過 程中，完全有可能產生影響。在以下幾點，中山思想可能為人們追求自由和安定， 把割斷的歷史和社會發展重新連接起來。 A、中山思想引入了近代的人權和自由的價值觀念，但是沒有把這種觀念和中國傳 統的倫理、道德等對立起來。這種並非割裂歷史和傳統的思想，將會充實穩定民眾 的精神生活。這種對個人的重新肯定將會使民眾恢復對生活的信心。 B、中山思想中傳統的重新引入和宗教感情思想的重建將會逐漸重新為民眾帶來善 惡、真假的區別。 C、民生思想將會給予民眾關於生活的安定的信念，增強民眾對生活的信心。 D、中山先生關於民族問題的思想，將給民眾帶來安全的希望，以避免向南斯拉夫 和蘇聯那樣的民族問題的產生。 E、中山先生關於中國政治制度、政治建設的設想將會使處於真空的後共產黨社會 的人們對生活、政治秩序重建信心，並且提供了可能。 (4)中山思想和台灣經驗 借用馬克思的一句話，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過去半個多世紀來共產 黨向人們做過許多許諾，但是都沒有兌現。因此，對已經對生活失去信仰和信心的 大陸人民來說，任何思想的許諾都不會再有效力，他們只願意看眼前的利益。在東 歐，後共產黨人正是利用向一般社會的過渡需要調整時間，利用人們的焦躁，阻止 這種過渡，試圖繼續保持自己的權力和財富。但是台灣經驗為中山思想提供了一個 案例。台灣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建設，使得中山思想不再是一個許諾，而是一個實在 。它會給人們的心理帶來很大的安全感，並有一個實際上的生活秩序模式能使人們 相信。與此同時中國傳統在台灣的連續也將會使大陸更快地重新回到傳統，形成新 的家庭和社會生活關係。因此，台灣經驗將會大大促進中山思想重新進入一般大陸 民眾生活，它將可能使中國大陸不再重蹈東歐某些國家覆轍。 人們可能會爭論中山思想在未來的中國會產生多大的影響，但是，中山思想將會 返回中國大陸，肯定是後共產黨社會的一個必然結果。 (本文是作者三月三十日在台北「中山思想與中國未來」研討會上發表的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