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探索】 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十六) 胡平 145、停課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學校發出通知：全校師生停課參加文化大革命。 這個消息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我知道，早在五八年大躍進時，大中學校的學生就 曾經停課參加教育革命。在一年前開始的、至今尚未全部結束的「四清」運動中， 很多大學生也放下學業，編入工作組或工作隊，直接投身「四清」。高中三年來， 每一年我們都要參加一個月左右的生產勞動，或下廠或下鄉。總而言之，停止文化 課的學習對我們已不算什麼新鮮事。它已經成為正常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 一般人都以為停課只會持續幾個月。然後，該上課的還要上課，該考試的還要考試 ，不過，當黨發出革命的號召，我們立即全身心地投入運動，而把學習和溫課迎考 之事統統地丟在一邊。畢竟，「革命」在我們的心目中是太重要了。 多年以來，黨不斷地教導我們說：「為革命工作」，「為革命學習」，「為革命 種田」，「為革命打球」，「為革命唱歌跳舞」。舉凡生活中的一切，無一不是為 革命。正如同許多「為革命而藝術」的藝術家到頭來常常不藝術只革命一樣，既然 我們所從事的其它一切活動，其目的都是為革命，那麼，當革命本身來臨時，放下 其餘的一切而參加到直接的革命行動中去，就顯得順理成章且天經地義。我曾經是 那樣地熱愛學習，一直夢想著當科學家。可是，當我投身文化革命而放下書本時， 我幾乎沒有感覺過惋惜。 從上小學起，我們就被教導要「端正學習目的」。起初，這句話的意思很簡單： 我們不是為老師學習，不是為家長學習，我們是為自己學習，為自己能學到真本領 。後來，「端正學習目的」改變了含義。它要求我們不是為個人學習而是為革命學 習。按照我的理解，這個要求意味著，你的學習目的越端正，也就是說你越「一心 為革命」，你就越會發奮學習，你的學習成績也就會越好。因此，我是把「學習好 」當做自己「革命性強」的一個證據的。然而，報紙上關於紅與專的關係、政治與 業務的關係的大辯論卻告訴我們：所謂「紅」要落實到「專」上、政治要落實到業 務上的口號是修正主義的口號。這就讓我困惑莫解了。特別是對於我這樣的人，「 專」非但不足以證明「紅」，反而倒有「白」的嫌疑。於是，我產生了一股強烈的 願望，急切地希望通過什麼事情來證明自己的「紅」。文化革命的號角吹響，那無 異於為我提供了一個努力顯示和證明自己革命性的大好機會，所以，我便懷著巨大 的熱情，毫不猶豫地投身其中。 146、批判《海瑞罷官》 其實，中學生投入「文革」並非自停課始。在此之前，我們就已經參加了批判「 三家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活動。 如今，歷史學家公認，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發表揭開了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不過在當時，這篇文章並沒有引起一般人的格外注意。對於這 篇刊登在《文匯報》上的大塊文章，許多同學連讀也不曾去讀。記得在該文發表大 約一個月之後，報上的爭論批判已經忙得不亦樂乎，班上還有一位同學問起：「喂 ，是不是有出什麼戲叫《海端擺官》的？」這位同學把「瑞」和「罷」兩個字都給 記錯了。可見這場批判在不少人眼裡還顯得很不相干。 從高一起，我養成了天天讀報的習慣。除了國際新聞外，我對副刊上的各種爭論 文章也比較關注。文史哲雖非我的志向，但一直是我的興趣。教科書上儘是老生常 談，乏味之至。那些爭論文字既然提出了某些新觀點新問題，多多少少總有些刺激 性。過去我閱讀此類批判文章，有些觀點容易接受，有些觀點難以接受。大體上講 ，那和先入為主的心理有相當的關聯。譬如批判《早春二月》宣揚了資產階級人道 主義，我接受起來就沒有多少困難。因為此前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從來沒有正面肯定 過所謂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然而，像戚本禹批判李秀成，把忠王定為叛徒，我心裡 就很有幾分彆扭。因為以前的歷史書一直把李秀成譽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最優秀的 領袖。這當然不是說，黨先前教給我們什麼，我們就無條件地相信什麼；並以此作 為判斷新問題新觀點的全部依據。我只是強調先入為主在人心中的巨大作用。無怪 乎共產黨搞運動常常要發動外行批判內行、發動無知少知者批判有知多知者，發動 青少年批判中老年。因為正是對前一種人，共產黨才最容易灌入自己的觀點。 我在當天就認真閱讀了姚文元文章。讀畢，心中頗不以為然。我一向認為海瑞是 歷史上少有的清官、好官。我對劇作者吳□也甚有好感。我讀過他主編的歷史小叢 書，手頭還有一本他的《燈下集》，因為熟悉而生出幾分親切。姚文元把海瑞連同 吳□一概打成反動，我當然不能接受。和以前的批判文章不同，以前的批判文章好 歹還就事論事，其鋒芒還只是指向作品本身體現的觀點傾向。如果姚文元僅僅指責 吳□美化了封建時代的清官，甚而指責吳□站在了地主階級一邊，那或許還不難理 解。然而，姚文元卻一口咬定《海瑞罷官》是影射現實，劇中的「退田」情節實際 上是鼓吹「單干風」、「翻案風」，反對三面紅旗、反對黨的路線。這如何能讓人 心服？ 二十天後，《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我注意到《人民日報》的「編者 按」強調這場爭論的學術性質。不久，報上又登出吳□的自我批評。讀了這篇自我 批評，我感到有些沮喪。因為那等於說我自己原來的觀點也錯了。後來我明白，吳 □這樣做是委屈求全。千千萬萬的人在同樣的處境下都作出了同樣的反應。對於每 個單獨的當事者而言，委屈求全或許不失為明智之舉。但是，千千萬萬的這種明智 相加，其結果只能是一個無可挽回的大愚蠢。 147、真是含沙射影、借古諷今嗎 意味深長的是，關於《海瑞罷官》是影射現實的指控，在一開始顯得極其武斷牽 強，越到後來反而越有說服力。 六六年四、五月間，批吳□的調門急劇升高。戚本禹和關鋒、林傑相繼發表文章 ，指出《海瑞罷官》是借古諷今，為一小撮被黨和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 鳴冤叫屈。報上公佈了吳□的若干檔案材料，證明吳□在「解放前」就如何追隨胡 適、「一貫反黨反人民」。從吳□開刀，又展開了對「三家村」反黨集團的揭發批 判。至此，人人都意識到，這決不是一場學術討論，而是一場政治鬥爭。黨中央已 經作出明確的判決，鄧拓、吳□、廖沫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黑幫。那時候 ，我們都把黨中央視為真理的化身。關於黨中央也可能犯錯誤的念頭，對當時的我 們而言，幾乎是不可想像。一旦我們自以為認清了「三家村」的反動本質，再回頭 去審查他們的言論，看上去就有問題的話且不必說；乍一看去沒什麼問題的話，套 上「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公式反過來一讀，自然也句句都「反動透頂」。 事實上，「三家村」的有些文字，的確讓人猜想其別有用心，譬如挖苦「偉大的空 話」，抨擊「健忘症」。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講明朝忠臣于謙受謗罷官、負冤身死 的故事，在介紹到于謙的官職兵部尚書時，作者特地註明「相當於今天的國防部長 」，果然令人聯想起彭德懷，尤其是在「影射」之說不絕於耳的情境下。 現在我們都知道，吳□的劇本之所以被選為發動「文革」的突破口，主要目的是 通過批吳□而打倒北京市委。那麼，吳□本人是不是真的對毛澤東持有異議、是不 是真的在那裡「借古諷今」呢？國內的出版物至今仍強調批《海瑞罷官》是件大冤 案，強調吳□對毛澤東忠心不二。有些西方著作則相反。例如《劍橋中華人民共和 國史》的編寫者就認定吳□確係「借古諷今」，認為姚文元對劇本的詮釋並不很牽 強。我更傾向於前一種意見。第一，吳□動手寫海瑞的文章，是在毛澤東講話提倡 海瑞精神之後，其時尚在廬山會議之前。第二，《海瑞罷官》劇本是吳□應京劇界 朋友之約而寫成的，劇名中「罷官」二字是吳□的一位朋友代加的。姚文元指責劇 中「退田」一段是鼓吹「單干風」，然而依我之見，在當年黨內開明人士中，對人 民公社或有煩言(搞早了，搞糟了)，但對於農業集體化的大方向應無異議。從過去 的經歷看，吳□屬於緊跟黨的那類知識分子，在歷次運動中都「站穩了」「階級立 場」，並無犯右派或右傾的「錯誤」記錄；即使在後來對某些問題有不同看法，恐 怕還不會堅決到「破門而出」，敢於向最高領袖進行危險挑戰的程度。考慮到黨內 鬥爭的複雜性，包括在策略運用上的權宜性，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凡是被挑選出來 作重點攻擊對象的人必定就都是最堅定的異議份子。 148、「三家村」主將鄧拓 在「三家村」中最重要的人物無疑是鄧拓。報紙上連續摘登出「三家村扎記」和 「燕山夜話」的大量文字。其中，鄧拓的言論格外引人注目。他那縱論上下古今的 淵博學識，不能不讓人暗生敬佩。他在被免去總編之職後贈與《人民日報》同仁的 詩中寫道：「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不怨尤、不屈餒，別有一種在 逆境中才有的豪情與瀟灑。他錄下明代東林書院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 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還有他吟詠東林黨人的詩句：「莫謂書生空 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均令人過目難忘。我和幾位同學私下交談，發現彼此都 對鄧拓的文章觀點很有興趣。然而，奇怪的是，那似乎並不妨礙我們贊成黨對鄧拓 的批判和定性。多年的思想教育思想改造，已經在我們心中建立起雙重思想：我們 可以一方面對一種東西暗中欣賞，同時另一方面又對之表示堅決否定。我們並非覺 察不出其間的矛盾。相反，正因為我們或多或少地意識到這種矛盾，我們才歸結到 文化革命的偉大和思想改造的必要。 眾所周知，把「反面材料」直接交給群眾，這是共產黨進行意識形態灌輸常用的 一種方法。毛澤東稱之為打預防針。我們預先得到明確的警告，「三家村」是反黨 反社會主義的黑幫。這就誘導我們在閱讀所謂反面材料時，從一開始就沿著黨提示 的方向去思考。它造成了兩重效果。第一，我們在觀察之前便帶入了成見，疑人偷 斧，越看越像；更何況黨提供的材料事先經過精心的挑選。第二，既然我們接受了 黨的警告，接受了黨規定的價值原則，那麼，以後我們的分析思考就只不過是該原 則的邏輯演繹。我們並不再反過來去分析和思考那個原則本身。我們只是在想：某 某言論是反對毛主席的嗎？我們不去思考為什麼毛主席就反對不得。在批評「三家 村」的運動中，我們分明感覺到對方思想的某種魅力。但是我們並沒有把這種感覺 向前推進。我們在那裡就停住了。「反面材料」果然起到了疫苗的作用。不過也不 盡然。多年以後，當我們的批判意識開始萌醒，支持我們獨立思考的最早的思想資 源之一就是當年的那批「反面材料」。 149、當大批判變成群眾運動後 批判「三家村」的運動很快地發展為一場群眾運動。報紙上、廣播裡，天天是「 廣大工農兵群眾憤怒聲討『三家村』反黨黑幫」的發言和文章。別以為這裡的「工 農兵群眾」只是共產黨的誇大其詞和虛張聲勢。事實上，這場批判運動的動員程度 之廣泛，到此為止已然是史無前例。 「工農兵群眾」的參戰，使批判徹底簡單化。以前的批判，不管如何強詞奪理， 總還要論證一番。那多多少少還會刺激人心去思考。如今，批判變成了重複地喊口 號和傾洩情感。它已經和理性、和思想脫離關係。其結果便是，人們參加的批判越 多，人們進行的思考越少。在批判「三家村」的初期，我曾經有過疑惑、有過鬱悶 。到後來，這些疑惑和鬱悶都淡化掉了。部分地因為自覺的改變，部分地因為刻意 的壓制，但更多的，恐怕只是因為無心的遺忘。不是我們想通了，而是我們不想了 。 伴隨著批判內容的越益簡化，是批判語言的越益粗暴。以前的批判文章，結尾通 常是幾頂大帽子，其威脅性畢竟還是間接的。如今的批判卻充滿著直接的心理恫嚇 。不錯，到現在為止，大概還沒有出現什麼「砸爛狗頭」一類詞句，也還沒有出現 多少暴力行為，但是，它已經為日後的殘暴作好了全部鋪墊。 群眾性的大批判一起來，一種特殊的講話方式便開始流行。每一個人講話寫文章 ，都不大用「我認為」、「我反對」一類單數第一人稱，也不是在委婉或籠統的意 義上用「我們」這種複數第一人稱。最流行的方式是複數第一人稱加同位語：「我 們貧下中農」(或「我們工人階級」、「我們革命師生」)如何如何。我們既沒有得 到過集體授權也沒有進行民意調查。我們從沒有問過自己：你無非有一個或工人或 農民或學生的身份，憑什麼你就代表了整個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或革命師生發言？ 憑什麼你認為你的聲音就是那個整體的聲音？憑什麼你認為他們就只有一個同樣的 聲音？當然，我們沒有聽到什麼不同的聲音，所以我們意識不到這種僭越的非法性 。問題並不在這裡。真正的問題在於，在這種講話方式中，我不再以我的名義講話 。我以我自以為歸屬的那個集體的名義講話。注意：我並不是把我自己的聲音假想 為我所屬的那個集體的聲音，相反，我是把我假想的我所屬的那個集體的聲音當作 是我自己的聲音。不用說，那個集體的聲音是黨發出來的，我們只是黨雲亦云、鸚 鵡學舌而已。但在當時，我們對此並不自知。通過這種講話方式的流行，我們在不 知不覺之中交出了自己、交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判斷。單單是這種講話方式本 身，便足以使任何一個暗中懷有異議者為自己的異議感到恐懼：如果我不這樣想這 樣說，我豈不就不再是「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或革命師生)了嗎？我們一次又一 次地這樣講話，於是，我們一步又一步地失去自己。 150、罕見的清醒 後來，我讀到遇羅克當年寫的一則日記： 「(1966)五月十三日 文化革命，鬧得不可開交。滿城都是『工農兵發言』，發出來的言又都是一個調 門。我想這次假使不是反對鄧拓，反對的是姚文元，只要報紙上說姚文元是反革命 ，那麼，這些工農兵的發言用不著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 和許多同代人相比，我也許算得上有幾分先知先覺。我的確體驗過作為先知先覺 者的孤寂和悲涼。可是，遇羅克們呢？我幾乎無法想像，一個頭腦如此清澈的人， 在那愚蠢而瘋狂的年代該有著何等的痛苦和哀憤。在這一點上，我甚至要為自己的 魯鈍感到僥倖。 我還要講一講群眾運動。嚴格地說，這裡所講的群眾運動並非真正的群眾運動。 它是掌握絕對權力的統治者，充分利用其長期統治的積累，借助於巧妙的權力運作 而造成的一種把全體民眾捲入其中的政治活動。有人把它稱作運動群眾，那確有幾 分傳神。 毛澤東為什麼要費盡心機地發起「群眾運動」？這個問題也可以從群眾自身的角 度加以考慮。「群眾運動」會對群眾自己產生莫大的效力。在當時一般人心目中， 「人民群眾」、「工農兵群眾」都是神聖的字眼。對我們來說，「群眾」這個詞具 有雙重的威力。它既代表著不可戰勝的力量，又代表著不容爭辯的真理。作為單獨 的個人，不論我們對一件事有著什麼看法，只要別人擺出了「工農兵群眾」的浩大 陣勢，我們就會扔下自己的種種看法，趕快站到「群眾」一邊去。豈止是「趕快站 到群眾一邊去」，我們還力圖在其中表現得更積極、更出色。從發表姚文元文章的 六五年十一月到全民投入批判「三家村」的六六年四、五月這半年之中，我自己的 思想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其實，我並不喜歡報上那些「工農兵發言」。我嫌它們 太粗糙，我更喜歡那些帶理論性的大塊文章。我仍然在努力思考。但是我思考的方 向變了。我越來越順著運動的調子思考。原先我還要想「『三家村』是反革命嗎」 ，現在我想的是：「還有誰是『三家村』」？ 151、戰火蔓延 批判「三家村」的戰火在蔓延。報上號召要揪出所有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有 些文章已經暗示，在「三家村」這批「大人物」(鄧拓、吳□、廖沫沙分別是北京市 市委書記、副市長和市委委員)背後還有更大的人物。不過那時便心領神會者想必還 極少。多數人仍把搜尋的目光集中在中央高層領導之外的一班文化人身上。 在四川，中共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馬識途和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張黎群成為運 動中的第一批祭品。兩位都是黨內不多有的知識分子幹部。我在《人民文學》上讀 過馬識途的一篇諷刺小說，但他那部連載於《四川日報》的長篇小說《清江壯歌》 卻不曾拜讀。張黎群的經歷和鄧拓頗類似。他在五十年代出任《中國青年報》總編 輯，後因犯右傾錯誤貶到地方。在「困難時期」寫過不少「燕山夜話」式的雜文。 十四年後我和張黎群在北京大學的北招待所不期而遇。那時候(一九八零年十二月) 北大正熱火朝天地搞競選，中央一些部門分別派人進駐北大觀察。張黎群是團中央 派出的(看來他屬於胡耀邦的團派)。我作為主要競選者之一應約相見。這是一位比 實際年齡略顯年輕的風度儒雅的長者。我真想問問他那些年的遭遇，因覺生份而未 便啟口。他對我們幾位學生講起，在老幹部中他已經算思想很解放的了，但他的子 女仍嫌他保守。如我所料，後來張黎群在向中央匯報時，對北大競選採取了積極肯 定的態度，和出自國家教委的匯報針鋒相對。「老右傾」又犯了一次右傾——這都 是後話了。 另一位被全省點名批判的人物是樂山教育局的李伏伽。他寫過不少反映中小學教 師生活的小說，因提倡「抱雞婆精神」——比喻老師對學生的關懷體貼——而被斥 為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隨著運動的升級，「影射」理論的盛行，李伏伽 的罪名又添加一等。在一部小說中，那位「抱雞婆」式的老師在忙亂中穿錯了鞋子 ，右腳穿的是棉鞋(當時是冬天)，左腳卻誤踏入一隻布鞋，經同學提醒自己才發現 ，笑著說：「怪不得左腳冷嗖嗖的呢。」這段描寫起先也就放過了。如今套入「影 射」的公式：左代表左派、代表革命。這不是反革命是什麼？ 「影射」理論一確立，其作用非同小可。大批判成了穿鑿附會的猜謎遊戲。我們 常常聽到各種驚人發現：有人說人民幣紙鈔上的花紋中暗藏著一幅法西斯(或國民黨 )的黨徽；有人宣稱報紙上登了一條反動標語——如果你透過光把那張報正反兩面的 幾個字連起來讀的話；就連紅極一時的小說《毆陽海之歌》，據說封面畫也大有問 題：那匹受驚揚蹄的馬其實是一幅中國地圖，而歐陽海緊拉韁繩的拳頭則直插偉大 祖國的心臟北京；「是可忍孰不可忍」？ 高中學生並不大相信這套奇思怪想，不過誰也不好公開表示反感和進行抵制：人 家的階級鬥爭警惕性高總是好事嘛。 152、大批判的誘惑 我自然對上述一類捕風捉影的做法不感興趣。不過，我也不滿足於僅僅跟著報紙 重複別人的批判。我也想獨立地挖出什麼「大毒草」來。找來找去，找到一篇發表 於「困難時期」的劇本《虯髯客》。其中關於皇帝昏庸、奸臣當道、民不聊生的詞 句，很可以扣上「以古諷今」的帽子。只是該劇的作者孟超因為寫鬼戲早就受到批 判。我的「發現」其實毫無新意。 若說文化革命的大批判使人們變得不知思考，那只說到了問題的一半。問題的另 一半是大批判也曾經一度刺激了我們的思考。以前我們對書上報上發表的文字、對 公演的電影戲劇一概照單全收。以前我們也寫批判文章，但那都是黨宣佈「毒草」 於先，我們隨後再依樣畫葫蘆地填進批判的詞句而已。如今，黨號召我們運用毛澤 東思想的銳利武器去分析一切、批判一切。目標、原則固然是事先就規定好了的， 但具體的靶子總還要自己去搜尋。要搜尋就必須要思考。只要有思考就會有思考帶 來的興奮、緊張和愉悅。黨十分鼓勵我們這種被定向的積極思考。報上常常登出「 小人物」的有「新鮮」見地的批判文章，刺激得眾人都躍躍欲試——不要忘記，我 們那時只有唯一的一種「輿論」和唯一的一套價值標準。這是一種可怕的誘惑。在 許多時候，我們如此熱衷地去深挖毒草，既非出於對作者的私怨公憤，也非出於對 作品觀點理念的深惡痛絕，主要的是因為我們急於顯示自己在政治上的積極和認識 上的高明。 另外一點也需提及，在運動初期，共產黨還十分注意在猛烈的思想批判和直接的 人身迫害之間拉開一段距離。到此為止，大批判還只是紙上談兵。我們還沒有直接 感受它的血腥。我們還意識不到或者說很少意識到我們所參與的行為將要帶來的或 幫助促成的全部殘酷後果。這就延緩了我們及時的反躬自省。 153、郭沫若的自我批評 六六年四月，《人民日報》登出郭沫若一篇文章。文章高度讚揚長篇小說《歐陽 海之歌》。作者以《歐陽海之歌》為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標本，進而指出以往的文 學作品、包括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四九年以來的社會主義文學，都存在著思想意 識上的嚴重缺陷。這一宣佈無疑是令人震驚的。因為在此時，關於「三十年代文藝 黑線」和「十七年文藝黑線」的嚴厲判決尚未公佈。迄今為止的大批判雖然已經把 一大批早先公認的香花打成危險的毒草，不過在一般人心目中，對以往的革命文藝 、無產階級文藝整體肯定的態度還沒有來得及改變。更令人震驚的是，在這篇文章 中，郭沫若作出了沉痛的自我批評。他說他自己以前寫的那些作品都是要不得的， 統統燒掉才好。 儘管郭沫若文名赫赫、地位顯要，但很多人對他似乎並不那麼敬重。我們承認他 多方面的才華和多方面的成就，然而對其人品卻評價不高。那時中國的言論界固然 是高度一元化的，不過某種流傳於私下的非官方的議論還是存在的。郭沫若在政壇 上文壇上都紅得發紫，尤其是和毛澤東的關係非比尋常，所以沒有人會懷疑到他是 什麼反黨份子或黑幫人物。可是仍有不少人對之表示不滿，攻擊他在私生活上的風 流成性，攻擊他在政治上的投機取巧(比如他在「大革命」失敗後脫黨，等到革命勝 利後又回到黨內並身居高位)。有趣的是，這種私下的、非官方的攻擊，常常是採用 了公開的、官方的那套標準。乍一看去，這種批評比正統還正統，比官方還更苛刻 。然而若是深究批評者的真實心理，多半倒是十足的異端。也就是說在這種比左還 左的背後很可能倒是右，或曰形左實右，這一奇特的現象在「文革」高潮期發揮得 淋漓盡致。眼下先按下不表。 讓我們再回到郭沫若的那篇自我批評上來。那篇文章的令人震驚之處在於：如果 象郭沫若這樣的人都要痛悔前非、重新學起，那麼別人呢？那是否意味著在這場方 興未艾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當時還是這個名字)中，我們每個人、尤其是每 一個知識分子，也都必須要經歷一番脫胎換骨、與過去一刀兩斷的徹底改造呢？不 錯，許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於講思想改造、講脫胎換骨；幾個月來的大批判，已 經使我們醒悟到自己原先的思想竟然有著那麼多非無產階級的毒素；不過我們終究 還沒有把自己否定到如此徹底的程度。當時，我不大明白郭老何以要把話說得那麼 重。但那番話確實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154、「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初中三年級的語文課，我們學習過高爾基的散文詩《海燕》。這篇課文按規定是 要背誦的。我至今仍能記住其中的若干段落。 文化革命無疑是一場暴風雨——雖然我們對於這場暴風雨的褒貶已經與前截然相 反，而我那時的心情，頗有幾分類似於高爾基筆下的海燕。後來我重讀《海燕》， 理解略有不同。我不再認為高爾基是在無條件地歌頌革命。事實上，高爾基對俄國 革命也確有不滿。這是連《列寧在十月》一類電影都不曾否認的。簡言之，海燕對 暴風雨的態度是：要來的就讓它一齊來罷。畢竟，暴風雨不是海燕自己呼喚出來的 。暴風雨是自己來的，海燕只是下決心迎上前去而已。在這裡，首先是一種直面人 生的勇氣。其次，是對沉悶壓抑的現狀的強烈不滿；其間又有搏擊風雨、一展雄姿 的壯麗抱負；海燕未嘗不知道暴風雨的無情，未嘗沒想到過它可能對自己造成傷害 ，但是海燕不屑於畏縮躲避，它寧可衝進暴風雨之中；它希望在暴風雨中把自己變 得更堅強、更有力；它要在這種奮爭中擺脫平庸，創造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當然，在那時，我心中種種錯綜糾結的願望和衝動，興奮、緊張、期待、乃至疑 懼，都是用時下流行的革命詞句包裝起來的。思考的語言限制了語言的思考。也就 是說，我心緒的複雜超出了我理性把握的範圍。不管怎麼說，我想，我必須積極地 參加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