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牆】 一般民運，兩般人物 龔小夏 算起來，我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已經有二十年了。在這二十 年裡，儘管經歷了自一家街道工廠到哈佛大學的曲曲折折的過程，但是我在民運中 的角色卻始終如一。從當初提著漿糊桶幫著帖大字報、刻鋼板、開會時買菜做飯， 到今天開車接送、英文或廣東話翻譯，等等諸如此類，我一直是個打雜的角兒。就 不斷有人找上門這點來看，似乎我這雜打得還挺不錯。這期間我有幸得以結識了在 民運中大有名氣或小有名氣的種種人物。雖說因為近年來民運人士多如過江之鯽， 我功課又忙，難免漏掉了不少，但總的說來，由於佔了波士頓的地利，我也總還算 是能認識個三、四成。因此，在讀到人們分析民運中各個溜子的文章時，總感到有 那麼點不夠清楚的地方。一般來說，人們或是按照年齡層——五十年代的、文革的 、或八十年代的——或原來在國內的單位——趙紫陽的體改系統的、民主牆的、學 生運動的——或在海外打派仗時的聯盟——民聯的、民陣的、民聯陣的——等等來 劃分民運中的不同派系。但是，在我這個光管打雜的人眼裡，事情卻要簡單得多。 民運裡無非只有兩類人：我信得過的和我信不過的。 自然人們會覺得我這種以個人好惡為主的擇人標準著實有問題。不止一次有民運 人士批評我，說我感情用事，不懂得團結人，云云。不過，我不明白的是，我這麼 個普通人有什麼理由該去結交那些我瞅著不順眼、覺著不舒服的人。事實上，普通 人總是以自身的好惡(當然也不排除自身的利益)為交朋友的出發點。除了想當領導 的人之外，大約誰也沒有必要去巴結一些他們不喜歡的人，在一個自由的國度裡更 是如此。 是什麼樣的人令人我覺得信得過或信不過呢？扳起指頭認真想想，發覺既不是政 治信念，也不是年齡，更不是在國內時的單位或在國外時的派系所屬，而是他們對 他人和對世界的態度，以及他們各自在民主運動中給自己設定的位置。 長期以來，我一直感到，在民運的活躍份子或頭面人物中存在著兩類截然不同的 人。這兩種人在公開場合看起來大約沒有什麼不一樣，特別是在他們表白起自己反 對一黨專制、爭取民主自由的信念時，他們間的差異簡直就看不出來。然而，一涉 及到具體問題，特別是在和普通人打交道時，他們之間的區別便昭然若揭了。 令我感觸最深的現象之一，是這兩種人在平日間為人行事上的鮮明對比。有一種 人，行動之間便拿出大人物的氣勢，對人頤指氣使，一見之下——甚至連面還未見 到——便指令他人去為他做這樣那樣的服務。隨從、秘書在他們處是鑰匙串般必不 可少，萬般無奈何時也得拉上一、兩個臨時的陪同，一副「治人者食於人」的姿態 。另一種人，則多是謙謙君子，甚至迂腐木訥，有事盡量自己動手，萬不得已求人 時臉上也總是有那麼幾分尷尬表情，一副自覺對人不起的樣子。形成這種差別的原 因，大約也不在於名氣大小或經歷多少，而在於自我感覺。記得有個過去實在沒有 人聽說過的學生領袖，在一次飛回波士頓時竟然分別讓我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博 士生各自開了自己的汽車到機場去迎接，當我們兩人在機場碰面得知其中把戲時， 氣了個發昏章第十一，從此便絕了此人出車的任何要求。而名氣大者如劉賓雁，在 哈佛訪問的一年間或是走路或是坐地鐵，連上超級市場買菜也盡量不令他人操心， 雖說許多學生覺得他年紀稍許大了些而熱心提供幫助。 推而究之，兩類人的這種差別恐怕還是源於他們對普通人民的態度。前一類人雖 說學識上欠缺點，但名氣卻得自於或是在群眾運動中敢於赤膊上陣，或是攤上個好 上司、好父親、好丈人因而有了好機會，只不過八九年一下沒弄明白栽到民運裡來 了，別無選擇地也只好將就吃這碗飯。對於他們來說，普通人民不過是用來前呼後 擁圍繞他們的點綴，平日可以使由之，而必要時卻可以犧牲之。天安門廣場的一個 學生領袖在八九年五月底的一次採訪中強調天安門必須流血，而自己卻事到臨頭溜 之大吉的態度，可以說是典型之一。另一位自稱是趙紫陽決策班子裡的重要成員的 先生，初見之下，臉上掛著一副莫測高深的令人敬畏的笑容。談話間，神神秘秘地 透露，八六年中國經濟出現問題時，他曾經建議趙紫陽出兵打印度，以轉移國內危 機。聽過之後，我頓感毛骨悚然，日後再不敢領教。如果他不是在吹牛的話，不知 這位老兄當初心裡是否閃過一點關於中印兩國人民生命財產的念頭？又如，在一期 《中國之春》上讀到一位天安門領袖的日記，自述其跑到美國國會門前故伎重演， 又抗議又絕食，反對美國給中國最惠國待遇。看到有留學生在同一地點發表與他不 同的意見，便大罵人家拿的是沾滿天安門鮮血的綠卡，也不知道他自己手裡的綠卡 或居留許可上沾的是什麼。說到底，這些人大約是在天安門的日子裡養成了一呼百 應的習慣，這次卻即使赤膊上陣也沒有人跟著上陣，因此耐不住要焦躁一番而已。 相形之下，另一種人對世界卻多少懷著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他們中的許多人若 是憑著自己的本事，本來足可以在現政權下弄個一官半職，至少個人前途家業不會 有太大問題。不過或是因為直言獲罪，多少年來被共產黨整得不亦樂乎，或是多年 生活於民眾之中，著實希望拯民於水火，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才投身進了民運。他 們本來的目的，無非也就是想為別人做點什麼，所以大概也就不太有那種對他人的 支配欲。至於在民運中，人民能夠跟隨或加入固然可喜可賀，而若是人民屈服於政 府的淫威，並且將這民運和民運人士撂在一邊忘了個乾乾淨淨，在這類人看來卻也 無須大驚小怪，怨天尤人。因為他們知道對於普通人來說，生計實在是第一位的問 題。他們不要求人民為他們的政治信念犧牲，甚至也不要求人民為自己的利益犧牲 。事實上，正是因為他們希望人民安居樂業，他們和他們的民主運動也才有存在的 必要。他們中的許多人當日在法庭甚至斷頭台上宣稱「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固然 沒有問題是英勇壯烈之舉，但其中無可奈何的孤獨之情卻也顯而易見。 這兩類不同的人在八九年天安門運動之前，難得有碰在一起的機會。前一種人自 然是玩的去玩、撈的去撈，而後一種人中，最倒霉的依舊蹲監獄，次倒霉的被打擊 批判開除，運道稍好的倒也趁改革之機混上了個一官半職，想借此發揮點作用。不 過，他們的那些個位置總是搖搖欲墜、朝不慮夕。天安門事件以後，這兩批人都忽 啦一下被浪潮推到了海外民運中，令這其中發生了種種哭笑不得的變化。 在前一類人看來，民運無非是他們的墊腳石或敲門磚。年輕一些英文有望學好的 ，要用它來敲開西方社會的阿里巴巴寶庫，年長一些而英文又差了點的，敲的對象 則是台灣的國民黨。自然還有一些胸懷更龐大計劃的，要等待時機敲開北京的中南 海。這並非取笑之談。據說一次在法國某部長宴請民運人士的餐桌上，一位從天安 門出來的民運領袖便信誓旦旦地宣稱不久後他將在中南海回席。因此，在民運內部 ，他們爭名聲爭座次爭資源，美其名曰「政治運作」。在外部，他們則挑著人家愛 聽的說，挑著新聞上好看的做，全然不顧中國的人民對他們的行徑會有什麼想法。 他們是來「玩」民運的，就跟他們以前「玩」過許多別的東西一樣。這就苦了後一 類的民運人士了。這類人無論經過多少風雨見過多少世面，卻毫無例外地總有那麼 幾分天真和書獃子勁兒。這是他們得以保持信仰的前提，卻也是他們總在上述那種 「政治運作」面前被絆得鼻青臉腫的原因。以我對他們中多數人的瞭解，他們的本 事是耍筆桿子有餘，拉山頭搞宗派則不足；跑腿辦事時熱心有餘，若要將事情辦成 則往往謀略不足。這也難怪他們，當初他們含辛茹苦地幹著民運時，誰會料到有一 天一類和他們完全不同的人也會對他們當初那無名無利卻有危險的事業感興趣呢。 不幸的是，前一類人憑借他們的本事將海外民運弄成了他們橫行無阻的世界。有 幸的是，老天雖無眼普通人民卻有眼，因此，海外民運和「民運人士」的頭銜在中 國的老百姓和海外廣大的留學生中如今已經變得非但不再吃香反而——說得不客氣 一點——令人大倒胃口了。因此，我對將來中國的民主政治便也還充滿信心：看來 普通人總是知好歹的。 結束本文前，忽然想前一段在國內的上層圈子裡——文人也罷，政客也罷，甚至 清客也罷——中流傳動輒便自詡有「貴族氣」的派頭，也不知道到底是哪裡冒出來 的。或許因為那些或有錢或有權或有名的人們忽然覺得自己應該和平民百姓有個分 別的緣故吧。然而依我看開，有錢有權有名充其量不過給人帶來一種權貴氣。依據 俄國民粹主義傳統，真正高貴的人們將自己看作是上蒼賜予人民的禮物，將對他人 的給予和服務作為自己生命的全部目標。所以，民運中的兩般人物，也許可以就此 分為權貴與高貴兩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