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難者和迫害者 （北京）劉自立 文革反思正在出現倒退 文革受難者輯錄的工作已經有先行者做到初具規模，雖然這個工作比起蘇聯人輯錄被斯 大林迫害者要做得差，比起德國人輯錄被希特勒迫害之猶太人也做得差，但是，問題在於， 文革受難者的輯錄工作是個人單槍匹馬做的，不是國家行為，也不是社團行為。這說明政府 和所謂中國知識分子，所謂公共領域中人（其實，中國什麼公共領域也沒有），對此保持陰 險的沉默。我認為，與其說這個工作在個人手中進行，不如說整個中國拒絕進行輯錄受害者 這個工作——這個判斷和他們拒絕進行六四受難者輯錄工作是一致的。故此，對文革受難者 的國家輯錄工作，何年何月可以在中國開始舉行，人們一無所知，更好像一無所憾——忘卻 是否會戰勝記憶，抑或相反，人們不得而知。有人說，文革五十年紀念，會比四十年紀念更 加倒退。筆者無法估計這個判斷。但是至少，在四十年紀念的時候出現的許多難以理解的現 象說明，文革反思正在出現無可估量的倒退。這個倒退，主要表現在一個可怕和可悲的斷言 上——「文革無罪人」。 文革中主要人物的罪行，在70年代末，由於黨文化的限界，產生了許多隱患。但是，黨 文化判斷的許多良性內涵畢竟還是白紙黑字地出現在所謂的決議當中。這個決議中的正面闡 釋，並非完全來自這個文化，而是這個文化對於民眾意願的某種讓步。比如說「十年浩劫」 說，就是民眾判斷和黨文化判斷的一個折中。黨文化之所以沒有出現時下人士所謂「偉大時 代」說，也說明他們中人起碼不會寫下如此與民眾意願和判斷完全顛倒的說辭.但是，在民 眾沒有任何思想資源的多數判斷中，黨文化之與文革判斷自然留下絕大的缺口，這個缺口就 是毛，成為一個溜號的文革不被追究者。這是文革批判最大的隱患。所有與之伴隨出現的一 系列文革反思之反動，成為今年文革紀念論壇上的怪現象。此怪有極大表現.其一，就是毛 的反官僚論和造反論獲得再度肯定。 這個挺毛論之所以小行其道，不無影響，是因為他們把人民反抗，說成是毛的一種文革 內涵，從而獲得某些善良人士的支持。人民文革說和毛文革說，在此結合，婚生了「人民文 革」論。他們的主要看法是，毛如何如何革命，制衡，甚至民主，遂使得失控的文革走向毛 初衷的反面等等。我們說過官僚和獨裁者的一二而，二而一的糾纏關係.也說過，獨裁者反 對官僚的深層次原因。這個關係其實是皮毛關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是，毛之不存， 皮之尚存也——毛是這個皮，不是毛。毛不是「毛」，這就是毛的革命辯證法。換言之，毛 的僭主統治，暴君統治，在最大限度上取締了官僚階層的獨立存在。這個取締，就像愷撒的 獨裁產生了「後憲政時代」（見《論僭政》斯特勞斯等） .但是愷撒的後憲政，不是民主時 代的空前絕後之舉，是整體西方政治制度的一個選項，包括前愷撒時代的民主。毛的暴君制 度，則是重複中國歷史上的無民主統治。本來沒有民主的中國，在經歷了蔣介石的有限專制 以後，回到毛的無限獨裁。官僚系統對於這個絕對獨裁體制的抵制是先天不足，與之同謀的 關係，甚至是被毛犧牲掉的關係——這是我們所謂受害者和迫害者得以產生的較為根本的原 因。 文革中獨裁者和官僚的矛盾統一關係 文革中出現的官僚集團的內鬥，恰恰說明了獨裁者和官僚的矛盾統一關係（請原諒我們 採用這個黑格爾術語）。這個矛盾的產生，使我們想起古代希臘羅馬各個階層互相制約的那 種三位一體的關係，僭主，貴族和平民。毛在利用農民起義的成果以後，迅速消滅了這些階 級分野。他的政治資源變得簡單和直接了當，就是黨統治一切——他統治黨.這個列寧主義 原則人們並不陌生。在這原則之下，毛驅使所謂的人民來實現其政治目的，就像使用他的家 奴來達到一種私人目的一樣。最大的家奴就是周恩來這樣的佞臣。於是，文革前後的中國政 治，早就具備了文革打倒官僚的先天可能，文革祇是毛具體應用了這個沒有貴族，沒有平民 參與的獨角政治怪獸的殘暴遊戲。這個文革，所有階級都附屬在毛的策略和戰略中懵懂無知， 連劉鄧也是如此。他們的最大幻覺是，他們錯誤地把黨文化看成是一種階級文化，貴族文化， 而沒有正確地把它看成毛文化，私人「文化」。這是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受害於毛的原因。我 們承認，現今的中國，官僚階層的主政改變了毛時代毛主導一切的政治原則，轉變為領袖屈 服於整個階層，他們的作用正在削弱，變成傀儡。 毛的階級分析是子虛烏有的一個幻覺.他的革命觀橫豎沒有任何正面參照。共產黨的僭 政不是僭政，不是愷撒和拿破侖；祇有一條是和凱，拿一致的，就是暴力後盾，槍桿子。比 如說拿破侖，他前有革命，後有法度（和恢復宗教信仰）；比如說希臘僭政，是貴族，平民， 僭主政治之輪替（見亞里士多德）；而毛們，他們的文化背景就是水滸，三國，加上毛化馬 克思列寧，他們甚至根本罔顧政治學說中宦官和朝臣對於皇帝的某種制衡借鑒（利馬竇看到 這樣的制衡；錢穆對於此類制衡寫過類似的文字……）。毛無此認知，他的思維不是制衡監 督，而是痛徹厭惡之，極力反對之，他祇是要大一統.當西方人討論哲學和社會，皇帝和導 師，居士和街頭這些問題的時候，國人根本無此意識，他們把毛的正教合一，帝師合一，看 成是一種幸運，高呼，學習，崇拜。文革後四十年，一些恐龍思維者也無此認知。他們祇是 知道革命和造反。這樣一個革命不斷論深入其骨髓，他們即便被毛鋃鐺入獄過，還是死像毛 屍，活像毛骨。他們不知道，人民所以變成民粹，不是因為他們的革命和反抗，而是因為他 們無知無視革命和反抗帶來的結局——而革命的全過程，是要重視結局和前途的——毛式革 命，文革，恰恰是不記結局後果的。這樣的革命，正好是革命和極權的兩面，是一個事物的 兩面。 人民被毛裹挾的造反 這個過程其實非常簡單，革命像是反抗者的甜點，但是，革命無害論者，不計此蛋糕有 無毒素，一律加以吞噬，說，祇要是甜的就是好的。這個我們稱之為羅素之雞的淺薄，讓人 民文革者處在自身受害者的可悲地位而不自覺；甚而論之，中國現狀的趨甜主義是不是有了 引導，自覺和抗毒性，還在未知之中。歷史如果沒有智慧，這種革命萬能論自然還會冒頭. 我們歷史上的無數農民起義，變成洪秀全的荒淫無度和暴虐統治；我們的毛革命，帶來的是 有過之而無不及。文革造反派之所以呼應毛之煽動，無一不是在重複農民起義和毛式人民革 命的邪惡遊戲。他們知道革命的訣竅，就是變化成為王洪文一類新毛。他們無知於毛的無法 無天，既製造不了新的天，也製造不了新的地。他們造反於天地無存的烏托邦夢遊之中。所 有造反派，成為某種漠視革命之反和造反之反的法則的一群芸芸毛眾.而在這些恐龍紀念四 十年文革的時候，他們唯一的寄托就是革命，造反，反抗。這個反抗，究竟有何價值呢？ 你起葬於洪秀全問一問吧！ 國人悲哀之處在於，他們毛式骨髓裡沒有任何反革命資源，沒有有限專制，塔列朗和俾 斯麥民主憲政，或者說，有限民主制度，開明專制的資源，沒有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階級調 和論，參與議會鬥爭，爭取普選民主的修正主義資源，沒有任何自由主義的資源，甚至沒有 色諾分，馬基雅佛利和伊拉斯謨對話於僭主，君主和領袖的皇帝教師之資源，他們想方設法 把毛的罪惡和權謀轉變為一種血腥的烏托邦——他們高叫道，他媽的，運動了！——這就是 正確.於是，這些恐龍的危害之處在於，他們把國人苦苦追索的普世價值（如胡適在1948年 自由主義言說中重複的觀點）置於腦後，把文革的造反和革命，說成是一種和自由民主之有 機結合的萌芽合理性——其實，事情完全相反，正是因為人們把這個毛神話加以打破，幻滅 和絕望於毛式文革，才產生了對於迫害者的警覺和受難者的悲哀，從而否定文革，出現反文 革的四五。我們在所謂的造反運動中看到的，祇不過是人民被毛裹挾的維權和造反——其實， 這恰恰是毛要達到私利私慾而故意放開牢籠一個罅隙的原因——他可以對此完全關閉自如， 因為，他在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時候，就知道民粹煽動的手法，他現在故技重演，把他自己締 造的國度改觀成為國民黨——然後，他在一年多的放開後迅速收攏.這個文革的假人民性和 1949年的打土豪，分田地一樣，朝令夕改——你們認為他在土改初期的分田地是人民文革嗎？ 可憐的是，中國人中良知良嗅者畢竟太少，他們的正確和公正祇是建築在僭主的假良知假良 嗅上，這個假物的名字就是革命。沒有證據顯示，毛式正確，革命正確，在中國產生了對應 的行動，像是法國復辟時代產生的反思那樣。所有關於革命反對派，類似伯克和斯達爾夫人 般的文字，人民文革者一無所知。他們也不知道何以革命之後，法國人容忍了神聖同盟和塔 列朗，迪斯雷裡。他們像是雅格賓和熱月黨人一樣陶醉於血腥和暴力，像是布郎基一樣失語 於建政和民主。他們的毛，直接醞釀了紅色高棉的理想主義，而他們，卻不滿於毛的所謂倒 退——向周恩來的准反革命的倒退——楊小凱和李一哲就是這種反對毛開倒車的先行者，他 們的主要看法是，讓毛回到1966年第一次文革之中——他們不懂得毛還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可以完全修改初衷（楊氏後來完全改觀了他的巴黎公社說，走向普世價值的選項）。 於是，迫害者這個稱謂，人們迄今不甚了了。 迫害者就是用革命為名造就殺戮 我們所言迫害者，一言蔽之，就是用革命為名，造就殺戮的那種革命或者文革。正是因 為毛式僭政，他的人民，他的貴族，這個是假貴族，他的敵我階級，他的私人與公共的朋友， 甚至此一他與彼一他，都可以因其現在的需要被打倒，鎮壓。於是，在以毛為唯一標準的政 治中國，沒有誰是他的不被打倒者，被保護者和真正同類。毛的反人類罪行是，他成為一切 中國人的敵對方。這個奇怪的邏輯在中國卻是大行其道，在整個文革中大行其道。這個提前 到來的「1984」比起「1984」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是人類歷史上出現的中國的1966， 1967……。遠在三大戰役裡，在土改裡，在造反裡，毛以一切方式和理由殺死了一撥撥中國 人。地主，資本家，右派，走資派……人們跟著毛解釋著，什麼叫剝削階級，什麼叫剝削階 級的黨內代理人，什麼叫革命之敵，人民之敵，什麼叫人民。他們從來不想一想，這個共同 之處就是，他們都是毛的受害者。毛的各級官員，其實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人們陷 入了兩難的選擇。「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幹什麼呢？打倒你的土地的佔有者， 打倒你的工廠的佔有者，打倒縣委，地委……打倒知識分子——於是，這些毛式小小統治者 被打倒了，殺死了。人民，變成了什麼呢？他們中一小批人，成為毛式家族的幹將，像蒯啊， 聶啊，王洪文啊。但，多數人依然如故。很多人沒有實現洪秀全的理想。 （他們遠在四十年後，遠在美國，在圓夢。但是，他們生活的美國，卻是一個已經進化 到沒有敵對階級的社會。那裡祇有法律和媒體調節的勞資和官民糾紛。他們允許不合作和非 暴力的抵抗。反對者，早就不是革命者——這是美國人的共識.但是，他們是不願意看到這 一點的。他們執著地說，以前祇有造反，現在才是憲政。對於不知道語言可以解構者和不知 道「文革」，「革命」和「人民」這些虛無的概念早就被解構者一樣，我們無法面對他們的 語言結構做出更好的回應，因為，他們喪失了起碼的，正常的，對於革命語言的解構能力。 這讓我們想起德理達解釋玫瑰的話，「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像 人們說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這個基礎上說，「無產階級」和「文化」和「革命」，其實都是無關其旨的毛式臆造， 文革既不是這個階級的革命，也不是革命本身，更不是文化。這裡祇存在無產階級的影幻， 革命的妖霧和文化的墓地。就像「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毛式問題的提出 一樣，毫無意義；固然，這個原則成為毛式革命的第一原則，從1920年代到50年代，到1966 年。但是，這個敵我原則，什麼也解釋不了。毛是誰的敵人，誰的朋友呢？語焉不詳。他沒 有被定義為北洋軍閥的敵人，同時他自己願意成為其敵。如果沒有北洋軍閥讓度於他的空間， 他游弋全國，成立會社，奢談烏托邦的幻覺之行為，就成為思想之敵，行為之敵，要被批倒 批臭。 如果他的政治抱負不是產生了孫文的聯—容共政策，他也不會成為國民黨的宣傳部長， 他會被看成「臥榻之側」。 如果不是國民黨的空間政策，井岡山也就子虛烏有。 敵人，給了他一定的發展餘地，他卻用它來消滅一切政治甚至經濟文化之空隙。 在這個無餘地國度裡，敵人，首先是其戰爭之敵。後來，剝削者，成為敵人；之後，投 降的剝削者，成為其假想敵，躺下裝死之敵；其子子孫孫也成為其假想敵。於是，大規模的 迫害，成為他一生殺戮的原因，並想如此沒完沒了。 他成功地把他的假想敵政策，變成全民共識.所有人，都會成為敵人，他們的階級屬性 改變後，遂成為思想之敵，意識之敵。對這個敵人可以不經審判地處死——或者被人民群眾 整死。而人民群眾中任何人，也可以瞬間變成敵人。造反派一會是朋友，一會是敵人——他 們想不清楚這個難題——其實，這有何難，祇要看看毛式文化，就可以一律題解。這個文化 就是，毛式統治切斷了任何文化，西方和東方的文化和道德標準，於是殺戮這個滔天大罪， 可以成為一種殺人功勳（革命無罪！）。在沒有任何文化承傳的低劣文化革命中，毛造就了 人民的毛化，並使其成為毛式革命的一個的特點.從受害者的角度講，這個毛化人民，是全 體中國人成為毛的工具和受害者，同時，這個工具化，開始有可能使其成為迫害者。這個毛 化辯證法，持續在毛整個的有生之年。 毛式統治是回到最壞的「絕對君主制」 爭執誰是敵人，誰不是敵人，本來就沒有意義；就像毛可以打倒國民黨，也可以打倒自 己最為親密的同黨，從劉少奇到陳伯達.在這個無原則鬥爭裡，誰都可以打倒誰，誰都可以 瞬間正確，也可以瞬間敵人。這個非理性社會曠古未見。這樣一來，祇是時間在訂正一些所 謂的試錯；但是毛式試錯運動的本義不是波普意義上的試錯.波普是在嘗試正確的意義上發 現錯誤，而毛的罪行昭彰於世，卻無人敢於對峙。這是兩種試錯.一個限制於真理，一個絕 決於常識.一切今天的正確性，原則性，明天就可以改變。這樣一來，文革造反和革命的定 義，甚至可以不遵循以往革命的敵我原則，第一等級和第三等級的原則.在毛這裡，第一等 級是朋友，也是敵人。第三等級，工人農民，是朋友也是敵人——他的官僚，既是敵人，也 是朋友。有人說，毛式革命是要制衡官僚，他祇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他最後有賴於那個 階級，新階級，官僚階級，他們是毛之父母，也是毛之子女——所謂毛體制內外游刃有餘， 就是說的這個道理。於是，毛式統治失去了以往東西方任何國家存在的階級互動和階級通融。 他消滅了階級，階層和人群的區別，回到最壞的「絕對君主制」。他可以動用任何手段，甚 至直接消滅其對手。他的道理是極為強悍和蠻橫的，反對毛就是反對人類；而毛，正好成為 人類的反對者。 這個思維，東西南北，古今中外，聞所未聞，實為罕見。毛的誅心之論1957年後初步見 效；文革初期，沒有人以為他在上當受騙.1966年的所謂「五十天」時間段，毛式文化呈現 了撲朔迷離的政治景象。但是，這個景象其實很簡單。毛式革命，由於毛式在黨內的實際處 境，使得他一改自上而下官方鎮壓的方式，回到湖南農民運動，痞子運動方式，其實，也就 是土改和其他群眾運動的滅絕方式。這兩個方式，毛是交替使用，各取所需的。1966年春天， 夏天，毛把這兩種方式先後擺在桌面上，給劉鄧一個二律悖反。於是，劉少奇等人祇好先是 選擇了工作組方式，以後被迫撤銷——這個方式使其成為一，傳統的官方迫害者，二，毛的 受害者，民粹運動的受害者。建立這個邏輯的前提，就是毛一人之下，正，負（判斷）集於 毛身。這時候，受難者成為劉鄧工作組的受難者，像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卞仲耘副校長.她6 月23號就被工作組統治下的暴徒學生毆打，侮辱。8月5號，在工作組撤銷以後，她被校紅衛 兵（各種名目的紅衛兵，暴徒，學生）毆打致死。她的死說明的問題是，毛式文革兩個階段， 迫害者正在轉變成為毛的受害者——劉氏受害者。官僚被獨裁者消滅著（新的官僚正在產 生）！這就是毛式的敵我哲學和黨文化的敵我歷史之重現.這裡絲毫不存在一些人之所謂— —由於毛回到北京，破壞了工作組的革命秩序，從而產生了秩序的失控和劉的失勢，遂出現 亂鬥亂打，打死人，所以這個失控和失勢來源於毛的「再發動」，等等——這樣一些說法。 他們抱怨工作組的被撤銷.他們記敘，在北京7.29工作組撤銷大會上，鄧氏兒女們的悲痛和 哭泣；因為大救星忽然出現，人們轉悲為喜，歡天喜地——亂七八糟。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 路線，馬上轉變成為紅衛兵路線.她們發明了紅袖章，在悲恫了劉少奇以後，又歡喜地受到 毛的接見，為他帶上這個血污標記。種種跡象說明，擁劉者，對於劉氏死亦為毛，活亦為毛 這個黨文化事實，不甚了了——王氏，最後證明了這一點.文革的真正到來，是毛式革命； 劉氏在完蛋前，不是還要和毛進行一輪反右派統一戰線論嗎？劉忘記了，一切真理在他們那 裡等同於一切荒誕，一切謬誤.毛，於是和他顧左右而言他，天氣如何，哈哈哈…… 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在追究迫害者的時候，畢竟要解釋死者是被什麼樣的力量致死，迫 害者的具體身份是什麼，主凶的主義何在，和毛主義的異同，他們的後面是誰，等等。這就 為大一統制度下，革命者的鏈條式殺戮提供了細節，提供了佐證.我們的意思是，雖然，在 沒有文化繼承的毛式統治下，正面的文化之消失，不等於負面文化不可以蔓生出若干細節。 這個細節，就是毛式與劉鄧氏的文革之小差別，大一統.（人們從幾乎像文學記述中描寫人 物心理一樣，解釋他們在漫長的文革中如何倏忽之變——如何把受害者和迫害者集於一身， 並由此產生了反思黨文化的復調結構。這個結構，這個反思，許多是高級官僚在做階下囚時 候的反思，此反思是不是可以把他們拽出毛式哲學呢？看來，走上邊緣的人還是產生了。像 是胡耀邦一類人。他們的邊緣哲學受到世人的讚許——雖然，許多人為其沒有最後走出邊緣 而遺憾；更多人是轉了一個圈子，回到原地，回到黨文化。於是，89年的敵我界限，再次產 生，殺戮，再次產生，國人擁護之，服從之的行為和動機再次產生。） 迫害者唯一的政治資源就是革命 順此推演，在毛記紅衛兵和劉記，鄧記紅衛兵方面，至少北京地區，呈現出各種打著不 同旗號的紅衛兵殺戮。具體是哪家紅衛兵殺死了哪個「敵人」，歷史應該追究。人們輯錄了 那些死者，但是沒有鬧清楚，他們究竟是在哪些造反派的武鬥或者文鬥中被整死的。這個區 別的呈現，和上述毛式大一統的局面形成反差。反對和擁護蒯大富，反對和擁護聶元梓的派 系，在殺人這個問題上，都不甘落後，罪孽深重。全國之情景大同小異。「正確」方，或者 錯誤方，都在殺人，這就是文革的事實。一些人說，他們是殺死共產黨，一些人說，他們是 殺死反共產黨.他們的這些區別究竟有何意義呢？我們的答覆是，毫無意義.他們是在殺人— —這個，就是「意義」。而這個殺人，就是秉承毛說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國人的時間，就是毛氏空間.他的年年歲歲，日日月月，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在變化萬 端地針對敵我。源於這個原則的非原則，源於這個理性的非理性，是他的戰無不勝，永遠正 確之秘訣.可悲的中國人，還要在四十年後跑出來說，這個殺人是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黨， 就是正確——這的確是一種寡廉鮮恥的說法——那是毛氏猴戲的一部分，不是真理，不是主 義，是恥辱，奇恥大辱！究竟是你趁機毛，還是毛趁機你，這是奴隸和主子的關係，不是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不提供奴隸造反於主子的真正之機會！ 毛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可以為宇宙萬物找根據」（見列寧語），人民可以嗎？ 當然不行。毛掌握了所有資源，「真理」，是非，民意（總意志——盧梭語），信息，暴 力……在這個絕對不對等的封閉政治天平上，「人民文革」者有無任何重量可言呢！毛讓度 的政治空間難道是一個疏忽嗎？完全不是，恰恰是他有意為之。毛讓度這個假民主，偽自由， 當然有其目的。這個真目的，就是他要假天下大亂，打倒政敵，完成霸位。（一般人的評價 是，四人幫，五人幫……新領袖，還不如那些老領袖——除去那些造反得勢派，王洪文派， 不這樣想）。這樣看來，新領袖正在或者已經成為毛的助手，但是，由於他們的某種不確定 地位，他們也正在，或者已經成為毛的受害者。這個邏輯其實很殘酷，很殘暴，其中無任何 是非曲直可言。但是，這些迫害者的迫害，卻是歷史給予他們的評價，他們一生的恥辱來源 於他們春風得意的迫害者的歷史定位，而不是後來他們成為受難者，階下囚。 迫害者首先是一些沒有心靈的屠夫，文化，政治，加上經濟諸多領域的屠夫。他們沒有 良知，正義和道德。他們唯一的政治資源就是革命，打仗和土改——他們消滅了地主，毀滅 了生產，消除了文化。但是，他們迫害行為的開端，正好是因為他們的成長過程，就是被毛， 被革命剝奪正規教育和服膺歷史熏陶的過程。他們基本上是一群人云亦云的無知無畏者。故 此，他們無知於他們的文化被革命切斷，道德良知被革命切斷的歷史。他們在炫耀他們的新 啟蒙（陳伯達和艾思奇的愚昧煽動）。這個是文革和革命思想的沒有來源的來源。他們這些 最初完成洗腦的知識和道德的受害者，在延安或者莫斯科，演變成為毛式或者斯大林式的迫 害者和革命者。這就是文革造反派老師們的革命歷程。 而文革造反派，正好在承續這個革命的「馴獸記」（人民被馴獸，見西賽羅語）。他們 被黨文化逐步掏空了心靈，掩飾了是非，封閉了文化——他們交出一切，包括良心——就像 老黨員所謂.然後，他們獲得一官半職，成為各種司令或者委員.這些可憐和可恨者，開始對 人群實行同樣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剝奪.他們在文革初期，成為劉少奇的工組作， 成為新的反右鬥爭的骨幹；或者他們成為反對工作組者，造反有理者，或者武鬥者。很快， 他們先後倏忽倒台.這些破害者，成為受難者。就像他們的同類，在1957年遭遇的那樣。他 們成為敵我雙料的政治存在。 文革研究的病態和虛偽 這個由我到敵，由敵到我的全過程，在文革裡上演了一百次，一千次。直到林彪，這個 最大的我，和最大的敵的形成。 大學生和各地群眾組織之間的派別，同樣在上演這個敵我，我敵的荒誕劇。他們的行為 極為滑稽和可笑，但是，在兩派或者多派打擊下慘死的人們，就再也笑不出來。這些政治正 確，或者追求正確者，在殺死敵人方面卻是極為一致，極為統一，極為無情的。我們看到一 些文革研究者，在研究一些理論（包括筆者），但是其實，這些理論的無足輕重在於，他們 都是毛式思維的產物，什麼「東方紅」，「井岡山」，什麼「四一四」，「四三，四四」， 什麼「巴黎公社」，什麼「聯動思潮」……在針對殺人一事上，這些思潮變得毫無意義.人 們在濫殺無辜——這就是最大的理論，最大的現實。 所有造反派，紅衛兵，都在殺人，這就是文革的真像——這個真相，已經裸露無遺；現 在的問題不是揭示一些未知真相，而是人們正在把這個既有的真相加以淡化，漂白和美化。 許許多多的思維者，顧左右而言他，似乎要把這個簡單的真相，裹上一些理論和學術的外衣， 再把殺人的本質從中掉包或者偷換為革命，革命正確——這是文革研究的罪孽，病態和虛偽. 雖然，我們承認，在那樣一個全民喪失理智的瘋癲年月裡，所有的派系，所有的人民，所有 的官吏，都在殺人，整人和毀人，但是，由於各種派系，人民和官吏，都生存在某種政治勢 力中，他們秉承某些觀念，派念和私念在殺人，這就畢竟不同於統一的殺戮。這也就是我們 認可的，如何揭示和解釋「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之問題.…… 迫害者，也是受難者。這個道理已經說得很多。從文化滅絕的現實看，國人都是受害者。 有無絕對的受害者呢？我們認為回答當然是：有！ 那些死前寫下毛萬歲者，像翦伯讚那樣的受難者，就是無辜的受難者。知識分子受難者 許多是迫害者，前迫害者和後迫害者，像周揚，是前迫害者，但是，像吳宓和陳寅恪這樣的 受難者，就是絕對的受難者。他們自外於那個毛，那個黨文化，黨國。但是，這樣的受難者 是不是很多，有全局性呢？我們不敢妄言。回到一個最為簡單的概括，受難者人群如果祇是 在民間，我們的反思就是極為單純的。他們是文革的受難者。這樣的受難者有幾百萬人。農 民，工人，一般的地富反壞右，都是純粹的受難者。他們的死，沒有污點.問題是，我們重 復說，是哪個勢力，屬性如何的毛式或者劉氏革命，致死其於文革，這個細節是要追究的。 不然，黨的集體智慧就無從表現了。把毛一個人孤零零供奉在迫害者的靈位上，公道，也不 全公道。他成為一個抽像的魔鬼，使得許多肆虐殘暴的惡徒順勢溜走，不是歷史學者的嚴肅 態度。當然，我們已經排除了把毛供奉在革命靈位的愚蠢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