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餘年回首看內蒙文革 （澳門）程惕潔 一、引言 如果史料能逐年積累而非加速流失，人們的觀點能百家爭鳴而非一言堂，那麼，時間差 對於恢復民族的歷史記憶來說，未必全是壞事。甚至可以說，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全面審視和 深刻理解，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時間距離（比如說遠隔四十餘年），甚至一定的空間距離 （比如說遠在美國紐約）。我不敢說這是否是個規律，但起碼，這是我此時此刻內心深處的 真實感受。 做為一代文革經歷者，我們已經步入老年早期。縱使當年大名鼎鼎的文革明星，不論觀 點派系，也大多數煙消雲散，其中不少人已經做古。但做為當年內蒙造反派的普通成員，四 十年來我時常回憶和反思那場運動，許多人物事件仍然記憶猶新，無法淡化，難以忘懷。特 別是我的老朋友，被稱為「內蒙聶元梓」的高樹華老師，剛剛六十二歲，兩年多前含冤去世， 壯志未酬，留下許多文稿托我整理加工。他的突然去世，勾起我許多聯想。因此，想借此機 會，從社會運動和角色互動的觀點，對內蒙文革舊事加以梳理，試圖總結成幾個略帶新意的 命題和論點，同與會朋友討論分享。 二，「路線鬥爭」與「民族鬥爭」交叉互動 這個話題涉及到對內蒙文革的宏觀分析，屬於所謂「宏觀社會學」觀察方法。我們都知 道，文革發端於毛江「文革左派」同劉鄧「走資派」之間的所謂路線鬥爭，或者說貼了政治 標籤的權力鬥爭。在爭奪話語權和宣傳陣地上，表現為上海《文匯報》同北京《人民日報》 之間的較量；在爭奪政治領導權方面，則表現在馬拉松式的前門飯店會議上 （1966年5月21 日至7月25日），連續斗跨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唐、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 的衛恆，從而為文革大地震掃清華北地區的障礙.在同一個前門飯店會議上，最後一場鬥爭 圍繞著烏蘭夫進行，耗時43天。雖然會議期間，周恩來同後來的文革左派狼狽為奸，給烏蘭 夫生搬硬套了若干條所謂的「修正主義罪證」 （例如在牧區實行的「三不兩利」政策等 等），但真正打倒烏蘭夫及其家族成員的殺手鑭，是所謂「民族分裂罪行」，強行製造了一 個「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由於當時所處的特殊時間（毛澤東反對一切帝修反的歇斯底里 高潮）和特殊空間（中蒙中蘇邊境，國防前沿），中共領導層幾乎全體一致給烏蘭夫往民族 矛盾上拉。因此，官方規定的內蒙文革鬥爭目標，自始至終有兩個東西交叉互動：一個是和 全國相同的所謂「反修妨修」；另一個則是邊疆特有的所謂「反民族分裂」。前一個比較虛， 後一個更具體，更緊迫，更要害。 基於此原因，烏蘭夫被斗倒之後，不但失去權力，而且失去自由，被事實上軟禁在海軍 大院。而這一切，發生在文化革命尚未正式開始之前。因此，到66年6月文革正式開始之前， 遭到清算的烏蘭夫及其家族和親信，已經完全成為死老虎，明擺著的「階級敵人」。從黨政 軍負責人到普通群眾，已經找到不聲討烏蘭夫，不同烏蘭夫劃清界限的人了。雖然毛澤東在 一次接見紅衛兵活動中（1966年某月某日）破例開恩，讓烏蘭夫也陪同上了一次天安門城樓， 從而有謠傳說毛要保他。但事後證明，那祇不過是毛領袖又耍的一次手腕而已。 由於文革開始時，根本不存在公開的「保烏」勢力，所以，從六月到九月的三個多月中 間，內蒙文革的鬥爭焦點，主要圍繞反不反工作組，反不反本單位的當權派而展開.而工作 組和本單位當權派的後台，也不是統治內蒙長達十九年（1947－1966）的烏蘭夫及其親信， 而是在前門飯店會議上的「反烏功臣」，號稱「內蒙左派書記」們。他們以自治區和盟市兩 級的漢族高干為主，僅有一兩名象徵性的蒙族幹部（例如軍區副政委吳濤）。 表面上看，從文革爆發到革委會建立的一年多當中，內蒙文革沒有明顯的民族特色，起 碼在兩派鬥爭最激烈的內蒙師院，蒙族同學生多數，明顯站在造反派一邊，與漢族造反派一 起，先反工作組的鎮壓，接著反自治區黨委的「資反路線」，又反「二月逆流」，最後迎來 毛周主持制定的中央處理內蒙問題八條決定，即所謂「紅八條」，正式承認了以呼三司為主 的內蒙造反派的「正確性」。 但是，從中央煞費苦心地籌備內蒙革委會，到倉促決定頭腦簡單、對民族政策毫無知識 的滕海清出任一把手，到迅速調派27軍和69軍進駐內蒙戰略要地等等一系列動作，不難看出 在所謂「路線鬥爭」的背後，仍然深藏著中共決策層的心腹大患－民族鬥爭，或者所謂的 「民族分裂危險」。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的所謂「反修防修」「反對民族分裂」等等聳人 聽聞的鬥爭口號，和「階級鬥爭為綱」一樣荒唐可笑，都是毛澤東這個新時代的唐吉柯德， 向歷史車輪發起的挑戰。果然，從後來披露的歷史資料看，滕海清在北京接受聖旨，快速空 降內蒙時，是帶著深刻的民族偏見而來的。偏見的根源既有他個人的粗暴和無知，更有中共 高曾對他的面授機宜。因此，他內心從來沒有信任過任何一個蒙古人，就連他的老搭檔吳濤 將軍也不例外。 滕海清的偏見無知，加上中共高層（毛、林、周、康、江、謝等）對內蒙形勢的錯誤判 斷和堅持誤導，基本上種下了後來走火入魔的「內人黨冤案」的禍根，為一系列錯誤奠定了 基調.至於那些枝節性的誘發事件，例如從206專案的沉渣泛起，烏蘭巴干個人講述的演繹故 事，到「群專」逼供信打出來的種種所謂「確鑿證據」等等，統統都是「民族鬥爭」路線主 導下的必然結果。 如果按照官方十年文革的時間劃分，「內人黨」冤案肯定屬於文革的內容，但是，如果 按照劉國凱的三年文革論，那麼，「內人黨」案件基本上發生在自治區革委會成立（1967年 11月）之後到中共九大召開（1969年4月）之後的一年半時間內。雖然從時間上勉強可以歸 入文革階段，但同群眾運動已經沒有什麼關係.那場迫害蒙族同胞的大瘋狂，基本上是中央 到地方，從軍外到軍內，從政府各部門到基層廠礦、部隊、單位、學校、農村牧區，有計劃、 有領導、有步驟的的國家政權行為，跟文化革命中典型的群眾運動沒有什麼共同特徵。表面 上看，似乎也有群眾參加，有標語口號，有批鬥會，有隔離審查等等，但是基本上看不出有 什麼派性的介入。因為有滕辦和革委會核心小組的直接指揮，因此它應該屬於「領導運動」 而不是「群眾運動」，是「領導鬧事」不是「群眾鬧事」。當然，毛澤東批評「擴大化」之 後，受害者大批上訪告狀，才真正出現了短時間的群眾鬧事和無政府主義.那屬於「內人黨」 運動的後遺症，不是冤案本身。 官方的文革史，往往將文革期間的種種懷事，一股腦兒推給紅衛兵和造反派，而且還簡 單地把紅衛兵等同於造反派，於是在沒有經歷過那場運動的人當中，製造了許多時間、觀念 和事實上的混亂.挖「內人黨」這件事也不例外。即使圖們和祝東力的《康生與「內人黨」 冤案》一書，也有抹黑造反派的痕跡，雖然當年的圖們，也屬於內蒙軍區造反派的一員.那 麼，究竟有沒有造反派，充當挖「內人黨」的打手和急先鋒呢？當然有，比如內蒙軍區造反 派頭頭馬殿元，就是比較典型的一個。他不但堅決主張和即將參與軍區政治部的挖肅，而且 赤膊上陣，親自動手打人。當造反派老戰友高樹華當面批評他搞「逼供信」之後，他還反罵 高是「右傾保守」，「同情壞人」。運動後期，馬因為手上有血債，被送到石家莊高級步校 隔離審查，據說因精神失常而跳樓自殺。但我認為，馬殿元的例子祇是個案。既非造反派的 組織行為，也非造反派頭頭的普遍現象。反之，就我接觸的情況，多數造反派，都對挖「內 人黨」的走火入魔，表示懷疑、反感，甚至公然對抗。特別是那些獨立思考能力比較強的人。 例如內蒙黨委「紅旗造反團」的那松巴雅爾和白彥太，分別成為內蒙革委會常委和委員.在 第一個「內人黨徒」特古斯被揪出之後，他倆就公開在會上發言，表示「特古斯是革委會委 員」，不經司法程序而任意逮捕，破壞了新生紅色政權的威信和工作成效。結果，他們的發 言被滕海青打斷，後來懷疑他們也有內人黨嫌疑。4其他進入常委會的造反派領袖，例如高 樹華、王金保、王志友等，也對內人黨案表示過疑義.但是，恰恰因為內人黨案件是一道聖 旨，任何人也阻擋不住。再加上，真正的實權并不掌握在造反派手中，因此，他們的聲音才 微不足道。假如挖肅運動不是黨政軍系統的有組織行為，而是群眾運動的自發活動，肯定會 觸發嚴重的派系鬥爭，既有造反和保守兩派的分化，也會有以民族成員為標準的觀點分化。 可惜，在整個挖肅過程中，我們看不到這種分化。 這裡順便談談「內人黨」冤案造成的傷亡人數問題.彙集我目前能找到的各種資料，大 約有三種說法： 1，第一種說法來自官方，是圖門、祝東力引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 別檢察廳起訴書》：34萬6千多人受到關押迫害，1萬2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5 另有8萬7千 180多人致殘。 2，第二種說法來自反對派運動。例如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學者巴赫認為：逮捕關押了80 萬人，多達50萬人致殘，5萬人被拷打迫害致死。 3，第三種說法，來自於半官方的學術研究機構。根據內蒙古大學編寫的《內蒙古自治 區史》中記錄，有2萬7千900餘人被迫害致死，有12萬多人被迫害致殘。但資料沒有提到被 關押者的總數，相信應該在50萬人以上。 綜合三種說法，我個人傾向於第三種，即關押50餘萬，致殘12萬，死亡兩三萬.原因有 三點：第一，中共官方在披露所謂「黑暗」數字上，向來人為縮小，習慣於遮遮掩掩，例如 五八年的右派數字，60年代饑荒死亡人數等等；第二，而巴赫先生所說的80萬人被關， 50 萬人致殘的說法，與我當時做為內蒙日報記者所目擊的情況有差距，因為當時全自治區的蒙 族人口總數才兩百多萬，80萬人占三分之一還多，似乎比實際情況有誇大；第三，內蒙古大 學的內蒙古現代史研究所，有一批功底紮實，態度嚴肅的學者（以郝維民為首），他們有條 件也有能力下功夫，做一番比較細緻的調查研究，因此有可能得到比較真實的數字。即使這 個中間數字，已經佔到蒙族人數的百分之二十多，迫害比例之高，在全國是罕見的。 然而，物極必反。經過這番折騰，原本比較和諧的民族關係不復存在。雖然中共重新啟 用烏蘭夫家族，百般安撫和收買蒙族少數精英上層，但是蒙族人民已經識破了中共統戰的手 腕，再也不給中共真心賣命了。民族復興意識開始抬頭，海外的蒙族民主運動形成組織，一 個貨真價實的「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黨）已經宣佈成立多年。總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歷史和中共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 三，「官方文革」與「人民文革」兩條脈絡 關於文革的分期問題，我基本同意劉國凱有關「人民文革」的論斷，也同意他的「文革 三年論」。此處不想過多涉及「人民文革」的定義分歧和相關爭論，祇想以我對內蒙文革的 親身經歷，和以記者身份所廣泛接觸的資料，來旁證「人民文革」的真實存在，以及它與 「官辦文革」的交叉互動過程。 我認為，「人民文革」在內蒙不但脈絡清晰，而且在短暫的幾個月內（1966年10月至 1967年四月），幾乎曾經扮演群眾運動的主導角色。當然，這裡所說的「人民文革」，是指 在文革大框架之內，有限度捍衛民眾自身權益的有組織活動。或者說「醉翁之意不在酒」 「打者紅旗反紅旗」。 從1966年春夏之交到七八月份，各高校的文革主要圍繞「保黨委保 工作組」還是「反黨委反工作組」而展開，總體形勢是保守派佔優勢，有組織、有後台，相 比之下，造反派祇是被動防守、零星孤立、各自為戰，其主要精神支柱是不定期發佈的「兩 報一刊」社論和毛領袖的最高指示。這一階段，仍然以官辦文革為主導，人民文革尚成不了 氣候。 到八九月份，文革由學校發展到社會，一方面是紅色恐怖風暴殘害所謂黑五類，另一方 面是各單位的黨委普遍把敢於率先貼大字報的人打成反革命，從而製造了社會上的大批冤假 錯案，為隨之而來的造反派大串聯提供了土壤。 從九月份開始，三大原因促成造反派由無組織變成有組織：一是批判血統論和資反路線； 二是跨單位的紅衛兵和戰鬥隊組織合法化；三是全國範圍的免費大串聯。雖然中央文件一直 把大串聯限定在大中專學生中間，但工人和機關幹部的大串聯仍然數量龐大，無人干涉，我 的感覺他們和學生數量相當。短短一兩個月，運動初期被黨委和積極分子們壓制的落後份子、 反黨嫌疑、黑五類們，迅速組織起來，成為造反派重要力量。其勢頭之猛，在中共歷史上罕 見。按照社會學關於群眾組織和社會運動的理論，祇要有魅力型領袖，共同的利害關係，階 梯式的權力劃分和有效的獎懲制度，一個組織的戰鬥力就可以長久維持。 內蒙古幾大造反派組織的誕生和成長，例如教育系統的呼三司、鐵路系統的火車頭、軍 工系統的河西公司「八一八」，文化系統的「魯迅兵團」，黨政系統的「紅旗總部」，部隊 機關的「紅色造反團」等等，都符號社會學總結的這些特徵。即使保守派組織「一司」「二 司」，「紅衛軍」「無產者」等等，也符合上述特徵，祇不過它們的壯大和對造反派的反攻 倒算，背後往往有當權派（特別是王鐸和王逸倫）的策劃與支持。 從1966年冬到1967年春的幾個月內，呼和浩特地區的黨政機關全面癱瘓，就連公安系統， 也分成誓不兩立的派別，分別辦案，各自為政。這種形勢，客觀上為「人民文革」的立足和 發展提供了有限的空間.許多有明確訴求目標的跨行業跨地區組織，開始成立并籌備活動。 例如上山下鄉知青、臨時工合同工、復員專業軍人、下放農村的工人、鐵路工人、石油工人、 三線軍工企業等八大組織。從宣傳材料看，他們大多以自己的行業特徵為號召力，強調本系 統群眾所遭受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造成的）不公正待遇。到1967年春節前後，正當八大組 織在北京醞釀成立全國總部的時候，被江青周恩來等斷然宣佈為非法，其頭面人物遭到逮捕。 儘管如此，這些系統的造反派們，仍然楔而不捨，各自在本地區堅持了相當長時間的組織抗 爭。以上八大組織的產生和覆滅過程，如果不歸類到「人民文革」，我很難想像它們如何被 歸類到「官辦文革」的範圍。 另一個更為明顯的「人民文革」例證，是震驚中外的「石拐溝煤礦工潮」。發生在1969 年夏秋之交。當時處於「內人黨」平反之後的另一次無政府狀態.礦務局革委會在情理過期 文件檔案時，發現有一份煤炭部文革前下發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礦工人的附加工資（井下工 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工4元）。但烏蘭夫當時以內蒙財政沒錢為理由，沒有執行中央的決 定。消息傳開後，全礦五萬多職工向革委會施加壓力，要求補發這筆錢.因為累計數量龐大 （一千幾百萬），礦革委會不敢做主，於是觸發了長時間的罷工潮。據說全礦職工家屬特別 團結，原來的兩派也捐棄前嫌，再度攜手，并肩戰鬥.在數萬工人和家屬晝夜圍攻之下，最 後革委會主任楊秀（領導幹部）和副主任呂華（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簽字， 而另一位副主任（軍代表）拒絕簽字。最後款是提了，錢也分了。數萬礦工和家人的確痛痛 快快過了幾天大年。 然而好景不長.中央1969年底對內蒙實行全面軍管，到70年春，利用一次全體職工大會 的機會，軍管會對革委會實行突然襲擊，由全副武裝的軍人包圍大禮堂，當眾逮捕楊秀和呂 華.宣佈周恩代表黨中央來對煤礦工潮的定性：「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主義妖風，是性 質及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後來楊、呂二人被判處死刑緩期，補發的款項，再分期從工資 中逐漸扣回。 如今回憶那場風潮，我們不得不把它歸類到「人民文革」中去。說它是「文革」因為它 打著批判劉少奇、烏蘭夫修正主義路線的旗號，要求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保護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說它是「人民的」，就是因為它的利益取向，同中共的利益取向 背道而馳，因此最讓中共頭痛，最讓周恩來痛恨。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人民文革」始終在官方文革的夾縫中生存，祇在局部地區或者 短暫時間內，展現其影響和力量。但不能因此，就否認它的存在和意義.因為說到底，在中 共一黨專政之下，人民意識的普遍覺醒，政治迷信的最後破除，總要有個緩慢過程。任何質 的變化，都需要建立在微小的量變基礎上。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應該對「人民文革」給予足 夠的重視。 四，「造反派」與「保守派」壁壘分明 內蒙文革另一個明顯特點，就是自始至終，造反派與保守派兩個陣營，起碼在自治區一 級，基本上陣線清晰，壁壘分明。即使個別組織內部，有重組和改名的情況，例如我原來參 加的組織叫師院井岡山，屬於造反派當中比較激進的一個，後來在本院大造反組織「東縱」 的說服下，集體加入他們的大山頭.另外，保守派的「抗大兵團」，最後眾叛親離，剩下寥 寥幾個骨幹份子，跑到社會上重組了「無產者」，成為內蒙軍區依靠的對象。但總體上說， 既沒有哪個組織自行分裂為新組織，然後鬥得你死我活、互相殘殺；也沒有哪個組織公開宣 布解散，然後投誠到對立組織方面去。 造反與保守的搏鬥，可以分四次高潮來觀察。 第一次高潮，是六月初的大字報運動，率先給黨委貼大字報的人，基本上構成了後來的 造反派。而用大字報反擊「右派進攻」，堅持「保衛黨組織」的人，構成後來保守派的骨幹。 第二次高潮，是工作組工作隊進駐以後，其滅火隊的面目逐漸暴露，開始整造反派黑材 料的時候。於是爆發反工作組還是保工作組的兩派鬥爭。隨著紅衛兵和戰鬥隊的成立，兩派 陣線趨於分明。 第三次高潮，是軍隊支左，介入地方文革之後，屁股坐到保守派一邊，對造反派開始武 力鎮壓。這時，圍繞擁護還是反對軍方，又爆發了更大的派性衝突。 由於軍隊有武力做後 盾，因此保守派空前壯大。 第四次高潮，是中央發佈處理內蒙問題的八條決定之後。雖然造反派士氣大振，隨著中 間派和游離派的加入，人數也迅速膨脹。但保守派面臨滅頂之災，也沒有馬上瓦解。反而在 軍區的暗中操控下，一度變得更加囂張，幾近瘋狂。鬧得滕海青無法下飛機，無法吃飯睡覺. 祇有在中央採取斷然措施，抓捕了幾個軍區領導人之後，才使形勢得到控制。 我至今想不透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內蒙文革兩派的壁壘分明？我能想到的可能原因， 大致有這麼三條： 一是烏蘭夫勢力被清除得比較早，也比較徹底。而新的掌權人物相對說來都沒有什麼盤 根錯節的傳統勢力。 二是內蒙與北京地理位置接近，方便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前來串聯。首都各大造反派組織， 幾乎都在呼和浩特常設了聯絡站，而且也是一邊倒地支持以呼三司為首的造反派。 三是中央兩報一刊駐內蒙的記者站和聯絡員，自始至終同呼三司站在一起。他們經常扮 演中央文革派同內蒙造反派之間的聯絡角色。由於這些原因，內蒙造反派消息比較靈通，頭 腦也很靈魂，基本上步北大清華北航等造反派的後塵，很少犯方向路線方面的錯誤.而緊跟 黨委和軍區領導人的保守派們，則處處循規蹈矩，按照傳統的共產黨思維模式辦事。而這次 文革的發動和進入高潮，恰恰是毛澤東打破傳統辦事方式的結果，起碼是一個「大膽嘗試」。 所以，保守的領導人和保守的群眾落後於形勢，繼續沿用五七年反右派鬥爭的老皇歷，因此 屢犯方向路線性錯誤，就成為必然結果。當然，我們說他們處處被動，僅僅是指從1966到 1969年那個短短的歷史時期。如果說把歷史的進程拉長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或許保守派 并沒有錯，而是始終堅持了「相信和緊跟頂頭上司沒錯」這個共產黨政權下千古不變信條. 反倒是造反派被「卸磨殺驢」，充當了另一次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右派 上當是上了毛澤東本人「陽謀」的當。而造反派吃虧，是吃了鄧小平「反攻倒算」的虧。我 個人認為，無論是當時的造反派還是保守派，恐怕沒有誰能料到，毛死之後鄧可以翻案，更 沒有料到鄧翻案的實質，并非是用鄧的正確，去取代毛的錯誤.反而是用鄧新的錯誤，取代 毛的老錯誤.此是後話，暫不細說.繼續分析內蒙文革中保守和造反兩大派別的壁壘分明。這 種自始至終的一貫性，起碼導致了日後事態發展的兩個嚴重後果。一個是中央處理內蒙問題 決定的壓倒性一邊倒，基本上給造反派及其支持他們的領導幹部打了一百分，而給保守派和 他們的後台「二王」，以及內蒙軍區的將軍們打了零分。查遍所有中央八條決議，找不到號 召「大聯合」的隻言片語.而主張兩派「斗私批修大聯合」，是其後中央處理許多省區兩派 衝突的重大原則之一。中央在處理內蒙問題上的一邊倒態度，對於造反派固然是喜訊，但對 受到蒙蔽的保守派群眾和廣大軍人，卻是滅頂之災和晴天霹靂.從而導致了他們頑固而持久 的抗爭，甚至大鬧中央和中央軍委。直到中央對內蒙軍區領導人採取隔離措施，才使形勢漸 趨穩定。 另一個嚴重後果，是埋下了日後保守派反攻倒算的長遠禍根。中央八條下達之初，由於 中央文革派，特別是周恩來本人，不但對內蒙造反派全力支持，甚至個人感情上比較偏愛。 秉持上意，滕海青到達內蒙之初，做出了若干支持造反派、打擊保守派的重要決定。例如， 追認二月逆流中被解放軍槍殺的造反派領袖、師大外語系英四學生韓桐為烈士，由當時的中 央內務部（現改為民政部）部長曾山（現任副主席曾慶紅的父親）簽署烈士證書；立即逮捕 殺人兇手、內蒙軍區司令部軍訓部副部長柳青，并速審速判柳青死緩兩年。另一名被保守派 打死的師大外語系俄四學生歐陽儒臣，也被追認為烈士。而打死歐陽的保守派「紅衛軍」的 頭頭張三林，也被下令逮捕，從快從重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當然，在短時間內，這些決定對於穩定內蒙大局起過重要作用，也著實讓造反派們高興 過一陣子。然而，好景不長，周毛相繼去世，四人幫被抓之後，天地再次翻覆。不但韓桐和 歐陽的烈士證書宣佈無效，革委會和造反派給韓桐立的墓碑被砸爛，而且殺人兄手也不再是 兇手。柳青出獄之後，恢復一切軍官待遇，被送到石家莊干休所養老。張三林出獄平反之後， 則被複出掌權的王鐸、王逸倫看中，提拔到政府當官。原本出身於橡膠廠普通工人的張三林， 恐怕以前做夢也想不到這樣的好事。當然，張三林的發跡，祇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相似 的故事還有很多。甚至可以說，幾乎所有保守派的核心人物，在改革開放年代，都受到程度 不同的提拔和重用。 如果說，上面所講的這些個人案例，都僅僅涉及少數頭面人物和核心人物， 對普通老 百姓影響不大的話。那麼，接下來的「大清查」運動（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則使廣大 造反派領袖和骨幹人物遭受了一場真正的「滅頂之災」。從首都造反派的八大領袖（有的說 十大領袖）、上海造反派的掌權人物、到各省市、自治區、市地縣和公社，各級各單位的造 反派頭頭，尤其是通過三結合進了革委會的造反派代表們，統統成為清查對象。據說逮捕判 刑者數以十萬計，開除黨政公職者數以百萬計，遭到隔離審查、內查外調、需要「說清楚」 者總數，則上千萬.歷時之長，打擊面之廣，株連人數之眾，遠遠超過文革中造反派對「走 資派」的打擊和迫害。更何況，十年動亂中，大多數迫害都是中共組織和革委會授意的政府 行為（例如「內人黨」冤案），屬於造反派自發組織的迫害打擊行為少之又少。而鄧小平複 出之後對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和打擊迫害，可是百分百的黨和政府行為。 以內蒙為例，雖然上文提到，內蒙造反派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特別小心謹慎，基本上沒有 讓保守派抓到任何致命的把柄，這也成為中央文革和周恩來個人對內蒙造反派特別信任的原 因之一。然而，內蒙造反派并沒有因為自身的乾淨而逃脫被清算的命運.甚至從某種程度上 說，因為內蒙造反派相對乾淨，導致了中央處理內蒙問題時過分偏袒了造反派，過分打擊了 保守派，反而埋下禍根，造成日後清算造反派時，更加嚴厲、狠毒，幾乎趕盡殺絕.例如： 結合進內蒙革委會的那些常委和委員們，郝廣德、王志有、李鋒、王金保、那順巴雅爾、賈 國泰、李金保等等，無一例外進了班房，最後獲致長短不等的刑期。因為從他們身上，難以 找到打、砸、搶和個人迫害的具體例證，就找別的藉口抓捕判刑。例如原呼三司司令郝廣德， 無法以造反派領袖入罪，祇好以「破壞軍婚」判刑；那順巴雅爾，以「偷稅漏稅」判刑。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數我的老師和朋友高樹華（內蒙師大造反派組織「東縱」領袖）。 先是兩年多的隔離審查和巡迴批鬥（注意，這是在所謂文革「正式結束」好幾年之後），接 著是三年多的正式逮捕和準備起訴判刑。但查來查去，實在找不到任何可以入罪的「罪名」， 連「男女關係」方面的稻草也撈不到，檢察院認為實在夠不上起訴條件，但清查辦的領導不 斷施加壓力，要求辦案人員羅織罪名，判他十年。 事有湊巧，正在僵持之中，高樹華的一封申訴信，送到胡耀邦的案頭.那時，剛剛複出 的胡耀邦，正負責全國落實政策的工作。他對高樹華這個人印象頗深，因為1969年春天中共 召開「九大」期間，高樹華做為九大代表，和胡耀邦在同一個華北組學習討論，有過多次私 下交談。胡問高如何看待共青團組織，高因為長期擔任團委工作，所以對共青團肯定較多， 而且認為應該加強團的工作，以便恢復文革之後的社會秩序。他的觀點，正中胡耀邦的下懷。 大組討論會上，高大膽發言，支持胡耀邦當中央委員.他的發言，後來遭到江青的當面訓斥， 胡當中央委員的事也沒有成功。但胡耀邦對內蒙這個造反派青年，留學了深刻印象。 胡耀邦讀罷高的申訴材料，立刻給內蒙古書記周惠打電話，怒斥周惠，為什麼僅僅因為 高是造反派，沒有罪行也抓住不放，關押審查五六年，還堅持無罪重判？正是在那段時間， 主持落實政策的胡耀邦表示，全國的審查已經關押了上千萬人，超過國共內戰的八百萬人。 胡耀邦說：「當時這些紅衛兵都是娃娃，緊跟有什麼不對！勸你們少抓，該放就放，晚放不 如早放」。正是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預之下，以「和稀泥」著稱的周惠，才不得不給呼和浩特 司法部門下令，讓他們「事實求是」，盡快給高樹華結案。於是，高樹華才以「免於起訴」 的判決，最終走出監獄大門.然而，大大小小的鄧小平們，對胡耀邦的「寬宏大量」和「懷 柔慈悲」并不認同。他們利用手上的權力，千方百計剝奪造反派們的生存空間.高樹華出獄 之後，被勒令在工廠「勞動改造」，每月祇拿幾十塊錢的生活費.到他去世前的2004年，生 活費剛剛長到190元。他為了謀生，不得不下海經商，或者到處打工。雖然他的俄語和文學 造詣很深，但在「有關部門」的關照之下，沒有學術機構和專業團體敢於聘任他。長期壓抑 和處處碰壁之中，終於導致積勞成疾，以62歲壯年英逝。其他幾位造反派領袖的命運也大同 小異，例如王金保、李鋒、那順巴雅爾等人，都在遭受牢獄之災以後，五六十歲含冤去世。 五，「政治立場」與「個人恩怨」微妙平衡 如果說，以上所總結的幾個內蒙文革特徵（路線鬥爭與民族鬥爭、官方文革與人民文革、 保守派與造反派等），基本上屬於所謂「宏觀歷史」的考察角度，那麼，我想總結的內蒙文 革的第五個特徵，將從「微觀歷史」的角度入手，看看個人關係在內蒙文革中所扮演的某種 角色。 總所周知，從二十世紀末期開始，歷史研究的一個趨勢，是日益借鑒社會學研究方法， 開始關注人際交往和關係互動這類「微觀」事件，對宏觀歷史事件的重要影響。因此，我想 試用這一方法，專門探討造反派領袖高樹華，和烏蘭夫之子力沙克（後改名烏傑）之間的私 人關係，及其貫穿於內蒙文革始終的重大影響力。 要到個人關係，其實胡耀邦對高樹華案件的干預，也已經帶有個人關係的色彩。因為， 假如沒有高樹華和胡耀邦在九大期間的個人交往，沒有他們在「共青團」問題上的共同語言， 恐怕也就不會有後來高樹華給胡寫信的充當和願望。即使寫了，也不見得胡耀邦會親自過問； 即使過問，也不見得會那麼快、那麼熱心地直接打電話干預.然而，如果深究，高和胡的關 系，嚴格說來，主要還是工作關係，或者說上下級關係.其關係中的私人成分，遠沒有高樹 華同力沙克之間，那麼深厚持久，那麼神秘隱蔽，那麼充滿戲劇色彩。 力沙克是烏蘭夫的三子，原在蘇聯留學，專業核物理。六十年代初期，中蘇關係破裂， 力回到內蒙，1962年到師範學院教俄語，和高樹華同事，曾經和高分配在同一個單身教工宿 捨。由於共同的文學和語言愛好，於是成為朋友。兩年之後，力調去參加四清，每月的工資 由高送到力的家中。力的母親雲婷是烏蘭夫前妻，當時同長子布赫同住。由於經常走動，高 有時候也幫助雲婷老太太做些家務，因此也和布赫、以及布赫的妻子珠嵐等人熟識.前門飯 店會議之後，特別是文革風暴一來，烏蘭夫家族的成員全部成為黑幫份子，紛紛被軟禁、隔 離或者正式關押，力沙克也被關進師範學院的牛棚。高樹華雖然因為貼第一長大字報而成為 造反派的核心人物，但處境險惡，身世沉浮。直到66年十月批評資反路線以後，才處境好轉， 基本控制了師院內部的局面。十一月大串聯開始。力沙克通過管理「黑幫隊」的外語系學生， 要求單獨見高樹華一面。原來他想求高樹華，念私人交情，幫他逃離看管，回上海看看久無 音信的妻子楊珍雲。 這個棘手的要求，逼迫高樹華在政治立場和私人關係之間選擇取捨，或者謀求平衡。要 知道，內蒙文革爆發以來的許多鬥爭回合，都圍繞一個生死攸關的重大議題：那就是高樹華 造反的「後台老闆」究竟是誰？高樹華究竟是不是烏蘭夫黑幫份子？從院黨委到內蒙黨委， 從工作組到工作隊，都一口咬定是，而且突破口就是高樹華和力沙克的私人關係，因此一定 要把高樹華打倒。而支持高樹華的造反派也一口咬定否，并反擊保守派的攻擊，認為那是誣 陷高樹華，將貼大字報的造反派往黑幫線上生拉硬扯，是政治迫害。 在此關鍵時刻，如果高樹華不念私交，又缺乏政治智慧的話，他肯定會一口回絕力沙克 的要求，讓他按照「黨的政策」或「組織程序」去一級一級遞交申請。但高樹華的聰明和高 尚之處在於，他選擇了一個雖然也有風險，但基本上穩妥的「私自逃跑」策略：他同力沙克 定立約法4章：1，絕對保密，不向任何第三者透露；2，商定好逃跑的路線和方法；3，給力 準備好一套偽造的紅衛兵證和紅衛兵袖章，路上零用的20元錢；4，第二天夜裡，高親自用 自行車帶力到火車站，送他上車。并囑咐他逃出內蒙之後，千萬不要再貿然回來。何時安全 了，高會派人通知他。 第一次的「逃跑」十分成功。但力沒有完全遵守約定的計劃。他在上海住了半年，就放 鬆了警惕，到1967年夏天，粗心大意地返回內蒙。立刻第二次被抓，受到外語系學生的監管。 他再次給高樹華寫信，要求幫他再「逃跑」回上海，但是遭到高樹華的斷然拒絕.據高樹華 自己回憶，原因也比較簡單。因為形勢已經完全大變，此時的師院，已經不是66年冬天的無 政府狀態.自治區一級的革委會籌備組己經成立，高樹華是籌備組成員之一，各級政府職能 部門的功能逐漸恢復。內蒙師院處於軍訓階段，校內有軍代表駐守，行政管理和審查比較嚴 格。全國的大串聯已經停止，紅衛兵證不再有用。 力沙克對高樹華拒絕第二次幫忙，很是生氣。他可能以為，高樹華當時在內蒙的地位如 日中天，大約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據高自己回憶，其實力完全錯估了高的個人能量，更對當 時險惡的政治形勢，懵懂無知。這個時候要求高幫忙，高無論如何難以插手。如果走非法渠 道，幾乎沒有可能。如果循正常渠道，等於公開把高自己掛在烏蘭夫的線上，正好證明那些 反對高樹華的人一貫正確.因為此時，從中央到內蒙，正處在新一輪揭批烏蘭夫黑幫的高潮 之中。 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烏蘭夫家族一一平反，全家人慶賀大難不死。雲婷老太太還 專門請高樹華到他們的新居，與烏蘭夫的眾子女一同聚餐。1975年春，高樹華在北京參加四 屆人大期間，同力沙克（改回原來的名字烏傑）再次重逢。烏傑告訴他，「總理病很重，主 席身體也不行了，今後是鄧小平主事，到那時一切會好起來。」 高半開玩笑地問：「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可能被劃到江青這邊，到時候你會不會拉 老弟一把？」 烏毫不猶豫地說：「你不會有事的，我們都知道你的觀點，你不會有什麼事的。」 兩年以後，高樹華被隔離審查。其妻宗馥華投訴無門，想起高和烏1975年的談話，於是 趁去北京出差機會，給烏掛個電話，希望能見他一面。烏的答覆很勉強。宗於是打消同他見 面的念頭，再也沒有同他聯繫過.後來還是胡耀邦的電話起了作用。高樹華得以恢復自由， 枉受五年多牢獄之災，還丟了公職和黨票，成為孑然一身輕的自由職業者。 1995年秋，高樹華出差期間，偶然與布赫在北京的內蒙賓館不期而遇。布赫態度友善， 拉著高樹華想拉幾句家常，并且說全家人經常談到他。烏傑也總想見見高。希望再打電話到 賓館，能和高約個時間.此時，布赫己經貴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幾個貼身保鏢，急著催促首 長，趕快離開人多眼雜的賓館大廳.而高樹華本人，也沒有心思同首長深談。 高當時的心情是：「這年，我已54歲，早該『知天命』了，我不再似當年毛頭小子那般 幼稚。我深知，每個人都有一定的交往圈子，俗話叫『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斷續相識多 年，我卻不沾烏蘭夫親屬這個圈子的邊，主觀客觀皆然。…文化大革命，我是烏蘭夫黑幫份 子、烏蘭夫的第五縱隊；清查中，我又成了反烏蘭夫的罪人。當權者兩次進攻，都找錯了對 象。其實我什麼也不是，我祇是我自己而已。 「我已經領教夠了，領教得通體透徹，無怨無悔，死也瞑目了。眼下，肥皂泡早已破滅， 故事何不趕緊結束。當晚，我斷然搬出內蒙賓館，中止了同烏家這場夢一般的來往。」 通過高樹華和烏傑個人恩怨的故事，我們或許可以總結出三條對今後內蒙文革研究不無 裨益的特點或者規律：第一是高樹華在「政治路線」和「個人恩怨」之間，保持了巧妙的平 衡，顯示了難得的人性本色。做為造反派領袖，他堅定站在毛路線一邊，始終充當衝鋒陷陣 的角色。但做為血性男兒，他并未喪失人性。據我分析，他在決定幫助力沙克「逃跑」的時 候，并非沒有衡量過風險，當時形勢險峻，一旦他的計劃洩密，即使僅僅在造反派內部洩密， 對他也是巨大的風險甚至災難.但是，他或許內心深處也不認為力沙克是壞人，或許僅僅出 於朋友義氣，兩肋插刀，總之，最後還是人性佔了上風.從高樹華的這個事例，使我聯想到 文革兩派與人性多少之間，似乎也有某種聯繫.由於造反派多數人由文革前受到壓制的弱勢 群體構成，其中不乏所謂調皮搗蛋份子，落後白專份子，和黨團組織鬧對抗的份子等等，而 這些人當中，恰恰包括了許多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比較有頭腦的人。他們雖然也喝了不少 狼奶，但相對於喝狼奶更多的那些革干子女，黨團員積極份子，他們喝人奶的比例仍然偏高， 因此，面對複雜政治局面時，稍微還能做些獨立判斷。 第二，個人秘密與歷史真實之間的關係，需要給予特別的關注。例如高樹華的這個秘密， 一直深藏不露，祇有他和力沙克兩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即使他的家人和最親密的造反 派戰友，都毫不知情。其保密之成功和徹底，可以從內蒙文革的整個歷程得到驗證.文革前 期的院黨委、工作組、工作隊、保守派，文革後期的革委會、核心小組、滕海青和高錦明本 人，直到師院造反派內部分化出的「揪烏聯隊」等等，都曾經長期懷疑高樹華與力沙克有特 殊黑幫關係，而且千方百計要揪出他這個「烏蘭夫的別動隊」，但一直沒有成功 12.高的許 多造反派戰友，私下裡也有人曾經懷疑高和力有某種特殊關係，但也僅僅局限於懷疑，從來 沒有抓到過任何真憑實據。直到高生命後期撰寫回憶錄，才透露了這段秘辛，再現了這一歷 史的真實。如果高樹華把這個秘密帶進墳墓，那恐怕這段歷史懸案，將永無澄清的可能。 第三，共產黨整人之沒有原則和標準。從高的例子不難看出，中共整人手法靈活多變， 為所欲為，從來不講原則和邏輯。要按說，在烏蘭夫家族倒黴的時候，你懷疑高樹華和力沙 克的關係，揪高樹華有理。那麼，烏蘭夫平反之後，就應該承認當初揪高樹華是錯的，起碼 高樹華沒罪。但是，因為他是造反派的頭頭，必須斗倒斗臭，所以，倒打一耙，給高扣上 「迫害反對烏蘭夫」的罪名，不管原則邏輯，沒有標準尺度。所以高樹華自己寫道：「當權 者兩次進攻，都找錯了對象。其實我什麼也不是，我祇是我自己而已。」 從高樹華和力沙克私人關係的小事情，可以進而推展到中共治國安邦的大政策。例如五 十年代的「化私為公」和九十年代的「化公為私」，本為性質上絕然相反的兩件事。你要肯 定前者，就得否定後者，反之亦然。但共產黨就能耍賴，偏偏要把兩者說成都對，都有理。 對此，秦輝教授有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說：「轉型國家先把老百姓的東西據為國有。假如如 今在私有化過程中，用公正的辦法解決還好。不但你現在的私有化讓人覺得可以接受，當年 的國有化也算是有了個交代——當年我是一片好心，為理想而搞的國有化。現在看看國有制 效率不行，公平地還產於民，於前於後都不為一己之私嘛。但是，一旦國有財產被看守者悄 悄瓜分了，問題就出來了。現在的私有化像是分贓，那麼當年的國有化就像是搶劫了。」 總之，一味迷信權力，不講任何規則、道德與邏輯，在當今中國早已成為普遍而嚴重的 問題.從這方面看，文革四十年，彈指一揮間，中國政府和執政黨并沒有變得更加聰明和成 熟。不讓講話，不許爭論，祇由官方一個聲音發言，最終將導致悲劇重演和歷史倒退。 （作者為澳門大學社會人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