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劉賓雁作品、思想與角色的幾點淺見 胡 平 劉賓雁無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位優秀代表。不過，對於他採用的特定文學形式（報告 文學），對於他的思想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直存有爭議.這裡我不妨對此略作分析。 （1）關於報告文學 劉賓雁的代表作《人妖之間》和《第二種忠誠》都屬於所謂報告文學.有人對報告文學 這種體裁提出批評，以為它不符合西方新聞規範。這種批評未免不得要領，因為在當年，正 如劉賓雁多次指出的那樣，作家的言論空間要比學者記者都大得多。《人妖之間》得不到省、 地、縣任何一級黨委批准，不可能作為新聞通訊發表，更不可能上《人民日報》，可是當它 以報告文學的形式投給文學刊物《人民文學》卻發表了。你可以說報告文學這種形式有點不 倫不類，但是在當年的形勢下，偏偏是採用這種特定形式的文字能夠最大限度地抨擊時弊。 不用白不用，我們又何必計較它的不倫不類呢？ 按照現今的一種分類法，文學可分為虛構文學和非虛構文學兩大類。中國的報告文學大 致可歸入非虛構文學.有一個大名鼎鼎的例子——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作者稱之 為「文藝性調查初探」（見該書扉頁）。這不和「報告文學」一個意思嗎？《古拉格群島》 決非虛構，但它又不僅僅是自傳，也不是口述歷史，不是採訪錄，不是調查報告，不是資料 彙編，不是學術論文。和中國的報告文學一樣，古拉格群島也有點不倫不類，也是報導與文 學不分；在《古拉格群島》裡，也充斥著作者的主觀描述，感慨，議論，甚至還有對別人的 心理描寫。近些年來，非虛構文學在中國在西方都大行其道，因為它既滿足了現代人對真實 的需要，又富於文學的魅力。人們當然可以對非虛構文學這種形式進行批評，不過那已經是 另一個問題了。 （2）關於社會主義情結 劉賓雁有社會主義情結不足為奇。不少原共產國家的大名鼎鼎的異議人士都有社會主義 情結.例如備受中國異議人士推崇的哈維爾。在77憲章之後的很長一段時期裡，哈維爾仍然 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後來他放棄了這個概念，但他表示那不等於放棄了某些實質性的東西。 1986年，在同卡雷爾。赫維茲達拉進行的自傳性談話中，他又花了大量篇幅談到這個問題， 包括對他本人所創造的一些新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這段話對理解了解他整個的思想、立場 （包括他當總統之後在別人看來也許是重要改變儘管實質上未變）有很大的意義.哈維爾說： 「我摒棄『社會主義』這個詞完全是因為我向來反感那些過分固定的、因而從語義上講也就 失去意義的範疇，反感那些空洞的意識形態術語和咒語.它們把思想僵化在固定概念的封閉 結構裡，而且越封閉就離生活越遠.我在文章中不時地使用我自己的創造的概念，『後極權 主義』、『反政治的政治』等，但這些祇是一些偶然的概念，用在某個具體的上下文或特定 的氣氛中，為了某個具體的表達對像或某篇文章；我從未感到必須要重複使用它們。它們服 務於具體情境中的語義目的，並不是固定的概念。簡言之，我不再稱呼自己為『社會主義者』 並不意味著我改變了我的政治觀點.在這個意義上，即使我仍然把自己稱為『社會主義者』， 我也沒有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經濟原則、理論或意識形態，或定位在改造世界體 制的某些方案上面。對我來說，『社會主義』是一個更加人道、更加道德和更富有感情的概 念。在某種程度上，我曾是一個佩勞特卡、切爾尼那樣的社會主義者，他們也稱自己為社會 主義者。說到底，歷史上有這樣一些時期——每一個站在受壓迫和受屈辱人們（即不是站在 統治階級一邊的人）都把自己稱作社會主義者，每一個反對不應得的優先條件和世襲特權、 反對搾取無權者的勞動、反對社會不公正以及貶損人、令其服務於他人的人們，都把自己稱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也曾經是這樣一個『富有感情的』和『符合道德』的社會主義者，今天 我依然如故，唯一的區別是我不再使用這個詞來表述我的立場。」 劉賓雁不是理論家，他不曾對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給出過明確的定義.不過我們可以從 他的有關言論中瞭解到他的思想脈絡.劉賓雁在晚年不止一次表示他對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 的布拉格之春的夭折甚感惋惜，可見他更欣賞的是杜布切克式的「有人道面孔的社會主義」。 他曾經對來訪的記者說：「人類的社會主義試驗是失敗了，社會主義制度確實有根本性的缺 陷，但是人類在二十世紀付出了這麼大的犧牲，難道最後輕描淡寫地說一聲『我們選錯了道 路』，再退回原處另尋蹊徑？」。這使人想起來自波蘭的持不同政見者齊格蒙特。鮑曼 （Zygmunt Bauman）。鮑曼後來定居英國，在西方思想界頗有影響，近幾年來國內也翻譯出 版了他的不少著作。鮑曼說，在八十年代之初，他曾經對團結工會抱很大希望，他認為假如 團結工會不受鎮壓，將把波蘭引向他所喜歡的那種社會主義.可是等到八年後團結工會復興， 鮑曼卻感到沮喪，因為他覺得有一種強大的趨勢在把波蘭引向他並不喜歡的方向（也就是所 謂資本主義的方向）。鮑曼和劉賓雁一樣，他們既反感和反對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又 不喜歡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總希望還能摸索出一種第三條道路。和劉賓雁一樣，鮑曼承認包 括他強烈認同的社會主義計劃的現代性正在走向失敗。但是鮑曼希望致力於理解它為什麼會 失敗，以便在其殘骸中還能搶救出些什麼。不過後來鮑曼並沒有花什麼精力去研究社會主義， 他把研究的問題轉向了現代性和後現代。在我看來，鮑曼的轉向很重要。它表明他們所感到 的當代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其實不是所謂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現代性的問題，是後現代的 問題.劉賓雁未能意識到這一點，這當然是令人遺憾的。然而晚年的劉賓雁更堅定地反對一 黨專制，更清醒地意識到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平台的重要性，這就夠了。至於他的社會主義 情結無非也就是在自由民主的基本框架下堅持一些和西方社會民主黨人類似的主張，故而無 可厚非。 不錯，倘若用西方的左右派的標準去衡量劉賓雁，劉賓雁應屬於左派。雖然我也和一些 朋友一樣對西方的左派頗多微詞，但嚴格說來這和劉賓雁沒有多大關係.畢竟，劉賓雁是處 在中國的語境中。米奇尼克早就注意到西歐左派知識分子和東歐知識分子（即共產國家的知 識分子，並不限於東歐的）的關懷有所不同：對前者來說，「最基本的概念是資本主義和社 會主義，對我則是極權主義和反極權主義」。我這裡還要補充一點的是，在八九劇變之後， 西方的左右派之分對我們也變得不重要了。如果說在過去，西方的左派由於不滿於資本主義， 所以有不少人會對社會主義想入非非，並進而對現存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表示嚮往，那麼到 了八九之後，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即便不是放棄了社會主義，起碼也是對原有的社會主義 概念作了大幅度的修正。更重要的是，八九後的中國「不問姓社姓資」，實際上是大步走向 「資本主義」（打引號，以示其與正版資本主義有別），事實上，今日中國比世界上任何國 家都更不社會主義（看一看今日中國的基尼係數與失業率之高，公共教育和社會保障的匱乏， 「領導階級」淪落為弱勢群體就夠了）。所以，很多西方左派（例如已故的美國作家蘇珊。 桑塔格）轉而對中國持嚴厲批判立場。與此同時，西方右派對中國的態度也有變化或分化。 右派比左派更認同資本主義，因此對毛時代的中國，右派比左派更反對。可是自從中國開始 大刀闊斧的私有化改革後，不少西方右派便轉而對中國讚賞有加，比左派還更甚。這就是說， 西方政界和知識界對今日中共政權的態度之分野，已經和他們的左派右派的身份不大相干。 盡人皆知，在當今西方，最支持中共的勢力主要是來自商界，而這些商界人士很多是屬於右 派的。 （3）關於「第二種忠誠」與「劉青天」 劉賓雁提出的「第二種忠誠」影響很大。按照劉賓雁，第二種忠誠是敢於提出不同意見， 敢於堅持正確意見，敢於和黨內錯誤的東西作鬥爭。但是也正如劉賓雁自己說的，「第二種 忠誠」裡應該說的是對共產黨的忠誠 .這就免不了招致很多批評.不過依我之見，批評者多 半是祇見其一不見其二。不錯，第二種忠誠還是為了共產黨好，但問題是，對於這種為黨好， 黨自己吃不消。對極權統治者而言，一個官方意識形態的虔誠信徒很可能是自己的敵人，而 且還是那種特別難打發的敵人。就因為他們對你那套門面話太當真。我先前指出：專制統治 的特徵是暗示。它公開說的未必是要人們當真相信，而它要人們當真相信的它常常不公開地 說.一旦人們要求它把公開說的兌現，或者是，一旦它感到它必須把它要人們當真相信的那 一套公開，專制就走到了末路。這也就是吳思先生的潛規則理論。 分析起來，共產黨公開講出的話實際上有兩種，一種是要求你真的去照著做的，另一種 卻是不希望你去照著做，甚至唯恐你去照著做的。例如毛澤東號召大家要敢於提意見，要 「五不怕」（不怕降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但問題是，如果人 們真的都「五不怕」起來，專制統治者還有什麼手段可以控制大家呢？劉賓雁《第二種忠誠》 裡的兩位主人公以及劉賓雁自己，最後都被體制所不容，那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劉賓雁被譽為「劉青天」。「青天」一詞在今天並非全是褒義.夫「青天」者，一是說 你「青」，一是說你屬於「天」，即屬於統治集團.畢竟，祇有身居官位者才有可能成為青 天。劉賓雁並不是官而祇是記者，但他是中共中央黨報的高級記者，在中共的幹部編制內早 就屬於高級幹部。應該承認，劉賓雁在當年能夠接觸到若干敏感題材，他的文章能發揮那麼 巨大的影響，那是和他在體制內擁有較高地位，他的文章能發表在中央級官方報刊上分不開 的。在官方報刊上發表文章，不僅印刷量大，覆蓋面廣，而且還會有一種超出文章本身的權 威性：你的文章發表在官方報刊上，那說明你的文章獲得了官方的認可；官方報刊的級別越 高，文章的這種權威性就越強。《人妖之間》要不是發表在《人民文學》上，而是發表在海 外什麼刊物，或者是發表在民主牆的某家民刊，其效果就大為兩樣。我們知道，索爾仁尼琴 是憑著那部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而一夜成名的，小說寫的當然很好，但更重要 的是這部小說是發表在蘇聯官方第一家文學刊物《新世界》上，而且是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 夫親自批准發表的。 在共產專制國家裡，如果你借助於體制內的位置，借助於官方壟斷的言論陣地，你可以 比較容易地贏得更廣大的名聲，你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迅速更廣泛地傳播開去。但與此同時， 你也就使自己的聲音受限於當局的控制。如果魚群祇是想怎樣從網眼裡鑽過去而不是為反對 捕魚業而集體抗爭，那個漁網就不會被突破，就可能永遠存在下去。誠然，當著時機不允許 的時候，借助於官方的言論陣地打擦邊球，未嘗不是明智之舉；然而當著形勢提供了開創自 主性公共空間的某種機會時，我們卻不去開創它而依然熱衷於在官方的畫地為牢中活動，那 就是愚蠢的過錯了。這就是為什麼在當初我要對包括劉賓雁在內的那些有自由化傾向的知識 分子們提出批評的原因（參見我的《民主牆：十年後的反思》）。 應該說，在體制內揭露時弊和推動言論開放等方面，劉賓雁做得相當出色。劉賓雁雖然 前後祇有不到9年的時間在官方報刊上發表文章，但是卻造成了十分巨大的影響，在知識界 文化界，尤其是在普通民眾中贏得了極高的知名度和道義感召力，以至於在他年邁病重之際， 當局仍不敢允其回國。他的這種成就多半還是來自他在體制內的寫作和活動。但劉賓雁如果 總是停留在體制之內，那麼我以為他的成就和人格還是不充分的。更可貴的是，劉賓雁能夠 不斷地突破和超越。在被第二次開除出黨之初，劉賓雁還很有些焦慮.他倒不是焦慮於失去 黨籍，而是發愁被剝奪了在國內公開發言的機會。不過很快地他就釋然而坦然了。因為他意 識到和那個體制的決裂是無可避免的。對知識分子而言，堅持獨立的立場才是最重要的，言 論自由才是最寶貴的。你可以說劉賓雁晚年的思想還有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認的 是，晚年的劉賓雁以他對知識分子獨立性的堅持，對專制政權的不屈服以及對言論自由的不 懈追求，為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光輝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