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編史與中國的避諱傳統 （北京）劉曉波 宋代大儒朱熹曾感歎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在後儒們看來，孔子為帝制中 國提供了「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常倫紀，還對中國的道德文化作出了奠基性貢獻.除了刪 《詩》、《書》，訂《禮》、《樂》之外，孔子還修《春秋》，開創了中國私人修史的傳統. 後儒們特別讚美《春秋》筆法，所謂「微言大義」和「字字褒貶」，所謂「孔子修《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 而在我看來，中國的儒者對孔子的膜拜，很有點不找調，特別是類似「半部論語治天下」 的讚譽，純屬胡說八道。事實上，儒術作為統治工具祇能說而不能用，祇能在倫理上約束君 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現實政治中無法起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對於惟我獨尊的皇帝 和搞宮廷陰謀政變的逆臣來說，也對於走投無路時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稅逃亡的刁民來說， 真正具有威懾力的統治工具還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從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對觸犯三從四德 者的懲罰，決不能祇向違反者宣講儒家之禮，而要動用剜眼剁手割屌車裂等酷刑。換言之， 如果儒術所倡導的倫理「德政」沒有法家力主的「暴政」來支撐，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同時，以今日眼光看，孔子在文化上的作為，非但不是滋養千古的貢獻，而是貽害無窮 的造孽。正如孔子刪詩而有《詩經》（請參見我的文章《孔子的誨人不倦和刪詩——獄中讀 孔子行跡》，首發於《民主中國》2006年8月7日），孔子削史而有《春秋》。這部中國歷史 上的首部私人史書，完全是老夫子精心剪裁的結果，其編纂原則首開國人修史的惡劣傳統. 正如《公羊傳》所言，《春秋》有三諱：「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一 孔子筆削歷史 「春秋」原本先秦各國史書的通稱，墨子曾言：「吾見百國春秋」。自然也有魯國春秋。 孔子所編《春秋》，嚴格地講，應該名之為「魯國春秋」。《春秋》有三種解釋性著作《左 傳》、《公羊傳》和《谷梁傳》。 孔子《春秋》，經乎？史乎？一直有爭議.有人認為是「經」，有人認為是「史」，也 有人認為「亦經亦史」，但《春秋》在中國帝制歷史上的實際作用，更多是被當作「治國之 經」。後儒們的主流看法也傾向於《春秋》是「經」，是「文以載道」在史學領域的應用— —「借史傳道」。 最早看出《春秋》是「借史傳道」的人，有道家代表人物莊子，也有儒家亞聖孟子。兩 人均認為：《春秋》非「信史」而是「義史」，即孔子按照個人的主觀好惡來修《春秋》， 主旨不在於提供歷史事實，而在於表達他的道德偏好和政治觀念。莊子在《天下篇》中說： 《春秋》乃「以道名分」。孟子在《離婁下》引用孔子自己所言：「魯之《春秋》，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在《滕文公下》中，孟子進一步指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 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也就是說，孔子在史料中竊取的 「義」，是為了伸張他的三綱五常而「讓亂臣賊子懼」。 漢文帝時代，著名學者杜預（字元凱，222—284，）認為：《春秋》與其說是「信史」， 不如說是「說教」，即通過剪裁、甚至杜撰來為孔子的政治觀念服務。他在《春秋左傳序》 中說：「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 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 ，皆據舊例而發義 ，指行事以正褒貶.」 漢武帝時代，首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也說：「《春秋》之道，大得之則 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春秋繁露。竹林》）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指 出：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後，已經71歲的孔子深感「吾道窮矣」，希望通過修史來弘道： 「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關 於孔子編史的筆法，司馬遷評價說：「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由此可見，孔子本人已經意識到如此」筆削「歷史，他編出的《春秋》已非信史，故有」 知我罪我「之歎.《公羊傳》也指出：」《春秋》見者不復見。「 那麼，經孔子筆削而成的《春秋》，究竟削去了多少史料？後人認為與孔子刪詩相同， 削去十分之九。《春秋》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的魯國史（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 年前481年），但全書僅一萬六千多字，平均每年祇有幾條，每條最少僅1字，真可謂惜墨如 金。故而，清代著名今文經學家皮錫瑞在《經學通論。春秋》（中華書局，1954年版）中指 出：「 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萬六千餘字，計當時列國赴告、魯史著錄，必十倍於 《春秋》所書，孔子筆削，不過十取其一，蓋惟取其事之足以明義者，筆之於書，以為後世 立法，其餘皆削去不錄，或事見於前者，即不錄於後，或事見於此者，即不錄於彼，以故一 年之中，寥寥數事，或大事而不載，或細事而詳書，學者多以為疑，但知借事明義之旨，斯 可以無疑矣！」 比如，魯襄公出訪楚國，羨慕楚國宮殿的奢華瑰麗，回國後便仿造之。按理說，魯襄公 「作楚宮」是魯國的大事，但孔子《春秋》不記。大概源於孔子認為「作楚宮」乃君王的奢 靡之舉，不宜為後人效仿，故不記。再如，魯昭公娶吳女孟子和吳孟子卒二事，孔子《春秋》 祇記其卒而不記其嫁。因為在孔子看來，周代強調同姓不婚，吳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 之後，與魯國同屬姬姓。故而，魯昭公娶吳女，非禮也。 孔子可能筆削掉「十分之九」的史料，並按照自己的主觀意願竄改史實。所以，後人以 史書標準來考證《春秋》，揭出不少篡改之處。比如，《春秋》記僖公二十八年曰：「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於溫，天王狩於河陽。」 《左傳》解釋說：「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同一件史實，《左傳》尊重史實，記為候召王；而《春秋》囿於君臣之禮，記為王召候； 故而，司馬遷《史記。晉世家》說：「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證明了孔子如何根據他 的政治觀來篡改史實。皮錫瑞專門區分了經史的不同。他說：「經史體例，判然不同，經所 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止是據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所以，他斷言： 「《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後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為《春秋》，而《春 秋》之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 現代哲學家熊先生認為，《大易》和《春秋》皆為經而非史，他在《讀經示要》中說： 「二經製作皆極特別，皆義在言外」，「易假像以表意」而「春秋假事以明義」。現代史學 大家錢穆先生也不敢斷言《春秋》為信史，而祇能採取一種折中的評價：「《春秋》還是一 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 孔子編史的「筆削」，來自他的血緣倫理和政治觀念。《論語》確立的正義原則之一， 便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正義觀.祇有這樣的相互隱瞞，才是「直在其中。」（《論 語˙子路》）這種血緣倫理向社會向史學的推廣，必然是「臣為君隱，忠在其中」的史學觀， 以至於「避諱」的曲筆變成了中國史學一大特色。由此，孔子所極力維護的「殷周之盛」， 很可疑；所謂的「字字褒貶」的「春秋筆法」，不過是用篡改和剪裁來「我注六經」而已， 即，孔子編史是為他本人的政治主張作腳注。 《谷梁傳》指出：孔子編《春秋》有「三諱」——「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 諱疾。」但《谷梁傳》的作者並不認為「三諱」應為史家大忌，反而認為應該為後世史家效 仿。所以，《春秋》的「字字褒貶」的流風所害，在《谷粱傳》和《公羊傳》中，就已經變 成了濫用褒貶，把一些本來沒有明顯褒貶的句子，牽強附會地解釋為褒貶，並屢屢做誅心之 論的解釋。 唐代著名史家劉知幾（661－721）寫出的《史通》，乃梳理和總結中國史學發展的力作。 他力主「直書」，反對「曲筆」和「史諱」。在《史通。直書》篇中，他對史家提出了「善 惡必書」的要求，所謂「仗氣直書，不避強禦」：「肆情奮筆，無所阿容」：「寧為蘭摧玉 折，不作瓦礫長存」。為了樹立史家「直書」的史德，他甚至不怕得罪帝制時代的聖人孔子。 他在《惑經》中對《春秋》傳統提出尖銳的批評：他指出，中國人寫史的「曲筆」之惡習， 源於孔子的「隱說」、「不諭」與「虛美」，《春秋》有「十二未諭」和「五虛美」；他批 評孔子寫史，「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 憎由己者多矣」。即，孔子對自己所美者，「雖有其惡，不加毀也」；對自己所惡者，「雖 有其美，不加譽也」。他總結說：「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斯則情兼向背， 志懷彼我，苟書其如是也，豈不使為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乎？」 宋代大家歐陽修撰《新五代史》，自稱循《春秋》筆法：「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 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但他在著述過程中， 對《春秋》筆法也頗感困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清代史 學家章學誠最著名的觀點為「六經皆史」。他在《史德》也說：「史之大原，本乎《春秋》， 《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 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實質上也是在說《春秋》乃「借史傳道。」把撰寫 歷史作為個人好惡的腳注，這就是從孔子修《春秋》開始的中國人的歷史故事。 二 近現代史學大家對傳統史學的批判 中國現代的思想大家梁啟超、魯迅、胡適等人和疑古派史家，大都對肇始於《春秋》的 中國史學傳統提出尖銳的批判。首倡「史界革命」梁啟超在《中國之舊史》中一針見血地指 出：「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 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捨此則非所聞也。」「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 已。」所以，他大聲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 史學大家陳寅恪也說：「舊籍於禮儀，記述甚繁，由今日觀之，其制度大抵僅為紙上之 空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稿》，P6） 著名疑古派史家顧頡剛也說：「這古史系統的改造，把人們欺騙了近二千年。一班有學 識的人固然感覺其離奇，但至多是不提而已，總想不出它是怎樣來的。」（《漢代學術史略》 P94）一旦記載於書中的歷史變成帝王將相之家譜，歷史記載本身也就變成了瞞與騙的「三 諱」。說的極端點，這些批判都可以作為魯迅提出的「瞞與騙的歷史」的註釋來讀，而欺瞞 的歷史還不如無歷史。 按照孔子自己的取捨標準來整理文化遺產和編寫歷史，被筆削、刪改、隱瞞、避諱、虛 美之處肯定很多，他毀掉的好東西和真東西也一定不少。後來歷朝歷代的古籍整理，大都遵 循孔子的刪詩法和「春秋筆法」。 可以說，孔子編《詩經》和《春秋》，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具有編撰權力的人根據 自己的個人偏見任意剪裁歷史遺產.中國歷代執政者對文化遺產和歷史的態度，完全繼承了 孔子開創的傳統，每一代重編文化遺產的過程，就是一個「筆削、刪改、隱諱、虛美」的過 程。如果說，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意在用暴力強權來統一思想和歷史編撰，那麼，吸取了秦 朝教訓的漢代，從武帝立五經博士到王莽廣招讀書人重編古代經典，就是用利祿誘惑來統一 思想；以後的歷朝歷代的開國者皆如此。這種先強制後收買的官權史學，顧頡剛曾用「毒辣」 二字形容之，決不為過.中共執政後對歷史和文化遺產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態度，就是孔子的 刪詩編史傳統的登峰造極之氾濫.近些年，在大辮子響徹電視銀屏的清廷戲熱中，康干盛世 被一次次大書特書，《四庫全書》也被國人視為偉大的文化工程，而實際上，那不過是又一 次對歷史文獻的浩大「篡改工程」。在編纂過程中，古代文獻的取捨以滿清皇帝的諭旨為標 准，通過對全國圖書的審查，編纂出一套為滿清「三諱」的全書，不僅有損於滿清帝國的文 獻被禁毀，就連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也都要進行篡改。據統計，在《四庫 全書》編纂的過程中，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燬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 可以說，銷毀歷史文獻和文字獄盛行是康干時代的醒目標記。史學家吳□指出：「此書成而 古書亡矣。」 還是魯迅在《病後雜談之餘》中說得透徹：「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 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 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 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 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清朝不惟自掩 其凶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凶殘。」「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 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 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 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西方著名思想家布洛赫曾把史料分為「有意史料」和「無意史料」，前者指經過史家的 選擇、剪裁和編纂而進入史書的史料，後者指歷史本身留下的沒有進入史書的第一手原始資 料。前者成為控制、引導和限制後人認識歷史的工具，而後者則為後人提供突破前人史書上 的定論並重新解釋歷史的原始依據。比如，福柯之所以被譽為西方思想界的怪傑，就在於他 在歷史研究有大創新，他專門尋找那些被傳統史學遺棄和遮蔽的大量原始史料，執著地挖掘 那些被遺忘的歷史碎片（精神病史料和監獄史史料），又以獨特的方法把這些碎片納入「權 力—知識—話語」譜系，使他的歷史研究和哲學追問，呈現出令人震驚的力度、深度與新奇 感。 以此觀之，所謂中國人歷史意識發達，僅僅是「有意史料」的發達而非「無意史料」的 豐富。從古至今，中國的官權都對編纂「史書」極為重視，意在通過對原始史料的剪裁編纂 來為本朝樹碑立傳；而對最為珍貴的原始史料卻粗暴銷毀，意在讓後人祇能看到官權編纂的 歷史，而看不到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從而形成了「史書出而史料亡」的傳統.由此，中國有 了三個世界之最：1，中國的帝制歷史之漫長，堪稱世界之最；2，中國人編撰 「史書」的 數量之龐大，堪稱世界之最；3，中國人編「史書」所依據的原始「史料」之匱乏，大概也 堪稱世界之最。煌煌二十四史、明代《永樂大典》和清代《四庫全書》，皆堪稱世界之最的 古代文化工程，但通過正常方式流傳至今的原始資料（如，各級政府的簿冊、文書等），僅 有少量的明代檔案因修《明史》而倖存，清代的中央與個別地方官府的檔案，也有少量倖存。 原因無他，《春秋》出而魯史亡的史學，經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了漢代便形成了定 期銷毀文書檔案制度，大概十三年左右就要銷毀一次檔案。所以，除了根據官權意旨而存檔 的少數原始史料外，絕大多數文書檔案皆被銷毀（參見汪桂海著《漢代官文書制度》，廣西 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之後，便是代代因襲漢代文書制度，以至於，今日能見到的 帝制早期的文書檔案，或出自被丟棄的文書檔案，如西北的漢晉簡、長沙三國吳簡、敦煌文 書和吐魯番文書等，或出自墓穴之中，如鳳凰山、尹灣漢簡等。 中國歷代的御用史官，大都根據皇權意志和政治需要來編纂、甚至偽造歷史，但由於獨 裁體制延續至今，歷代史學名家對此的嚴謹揭露並不普及，清末小學的考據成果以及五四一 代史學家的真偽之辯，還祇局限於極少數人的學術圈子內。故而，本來應該變成公眾常識的 歷史知識，卻連大學生甚至於文科的大學生都不甚了了。中國人心中的歷史常識，仍然是欽 定史學所編造的東西；對自己的歷史和祖先的瞭解也陷於偽造古史的泥潭。 這樣的「史書出而史料亡」的歷史，在中共掌權後的歷史上，也決不會遜於帝制時代。 以當代國人讀中共編纂歷史的經驗，官修史書幾乎沒有一部是誠實的。比如，中共掌權後所 犯罪惡之深重，可謂罄竹難書！但那些慘痛年代的原始史料，大都被封鎖在密室中，誰也不 知道已經被秘密銷毀了多少；在所有的官修史書中，也別想找到多少罪惡的史實，特別是關 於歷次大災難的細節性史料。而民間對中共罪惡歷史的自發挖掘，又受到官權嚴格限制、甚 至打壓，有人甚至因收集文革史料而被以「竊密罪」下獄.中國的史書中，大都是帝王將相 才子佳人的角色，卻少有真實的活生生的個人存在。司馬遷作為刑餘之人，還寫過一些帝王 將相的生活細節與個性特徵，而愈往後就愈空愈大，愈大愈空。難怪魯迅讀古書喜讀野史、 小說、筆記之類不入流的東西，因為祇有這些不受正統史觀約束的文字，才有一、二真率直 言在。 三 避諱史學的制度化和生活化 中國制度下的史官，一直是皇權的僕從，祇能討主子歡心，其顛倒黑白和混淆真偽的能 力堪稱一流。怪誕而健忘的中國人，卻把御用史官偽造的歷史一直視為正統，無怪乎胡適當 年感歎到：歷史就是一妓女，隨你怎麼打扮。這感歎來自他對中國古史的研究心得。 孔子所創的「三諱原則」，在歷史編纂中，在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暢通無阻，不僅 適用於大人物，也推及到朋友熟人的社交圈內。 為尊者、賢者、親者而撒謊而掩飾，在公共事件中被儀式化為慶典語言，變成公共倫理 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私人事務中被日常化為習慣話語，變成血緣倫理的組成部分。「家醜不 可外揚」的血緣倫理向社會倫理的推廣，就是「國丑不出國門」：「官官相護」之外，還有 「人人相護」。特別是為國家、為民族和為政府遮醜，甚至具有大義凜然的道德正當性，撒 起謊來大都底氣十足。所以，中國媒體可以大肆熱炒美國媒體揭露出的駐伊美軍的虐囚醜聞， 但對中國政府的大量醜聞則祇能裝聾作啞。 實質上，編史的「三諱」傳統，其表像是公開提倡撒謊，但深層本質是一種絕對不平等 的家天下秩序，也就是對主奴秩序的史學承認.在這種秩序下，主人高於奴僕，勞心者（統 治者）高於勞力者（臣民），國家（政權）高於個體，政治權力高於個人權利……皆是合理 的正義的。 既然主人高於奴僕，勞心者高於勞力者，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政治權力高於個人權 利，那麼後者為了前者的尊嚴、利益或面子而隱惡虛美，就變成了一種強制性的義務或責任。 為帝王隱惡是臣民之忠，為先哲文過是弟子之義，為父母遮醜是子女之孝，為丈夫掩疵 是妻妾之責。更進一步就發展為蠻橫的原諒倫理：子女要原諒父母之過，臣民要原諒祖國之 錯.也就是說，家國一體的傳統導致公德和私德的亂倫：祖國變成了母親，血緣之愛也就變 成了愛國主義；老子錯打兒子也應該，國家冤枉子民也沒錯，即便頻頻錯打和冤獄遍野，子 女和子民也都應該原諒。 必須強調的是，「三諱原則」內化為國人的寫作倫理，固然與孔子開創的傳統相關，但 主要責任不在孔子而在制度。因為，如果僅有孔子的編史和刪詩而沒有後來的制度化支撐， 「三諱原則」至多是他個人的價值偏好而已，根本無法上升為正統的普遍的寫作倫理、甚至 法律。而祇有家天下的獨裁權力對「三諱原則」的制度化的支撐和鼓勵，才會使其成為「惟 我獨尊」的寫作傳統.具體而言，先秦時期的孔子，僅僅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如果沒有漢 武帝時代的制度化支持，他的《春秋》和《詩經》，也不可能被奉為至尊經典——後人祇有 「注經」的義務而沒有質疑和批評的權利。「獨尊儒術」的官方意識形態確立之後，中國學 問便淪落為由「注、疏、釋義」所構成的腳注之學.無論是內容還是文體，大抵陳陳相因、 了無生氣。 1，「避諱」殺人的制度。孔子「三諱」的制度化結果，形成了制度化的「三諱」：1， "國諱"或"公諱".對皇帝的名字全國臣民都要避諱， 2，「家諱」或「私諱" .對父母或祖父母的名字後代都要避諱；3，"聖諱"，對所謂聖 賢的名字的避諱，比如，周公、孔子等人的名字。 在三種「避諱」中，「國諱」最為重要，歷代帝王都會頒布的長長的「避諱清單」，臣 子和百姓稍不留意，就可能引來殺身之禍；常常，他們的拍馬屁文章或詩詞，也會因為一個 字而掉腦袋。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其避諱之多，令臣子們手足無措，許多人因此而喪命。 朱元璋早年當過和尚，不知為什麼他討厭這段經歷.所以，他稱帝后，對「僧」、 「光」、「禿」等的同音字非常忌諱，甚至連「醫生」都要改為「醫士」。河南尉氏縣學教 授許元，在奏章上用了千年以前的古文「體干法坤，藻飾太平。」朱元璋卻從中讀出：法坤 與「發髡」同音，發髡是剃光了頭，諷刺聖上當過和尚。藻飾與「早失」同音，顯然要大明 早失太平。杭州府學徐一夔在上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語，朱元璋又讀出文中 的「光」指光頭，「生」是「僧」的諧音，是在借上表罵朕當過和尚；德安府訓導吳憲上表 中有「望拜青門」語，朱元璋又說「青門」指廟，廟裡有和尚。還有一位和尚寫詩謝恩： 「金盤蘇合來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濫承天下賜，自慚無德頌陶唐。」如此獻媚，龍 顏大悅才對，但聖上眼明心亮，一眼看出詩中的惡毒：拆開的「殊」，是「歹」與「朱」； 這分明是字裡藏刀的罵人。 於是，這些拍馬屁的人統統被砍頭，其中的許元和徐一夔，不但被「誅其身」，還被 「沒其家」。 朱元璋起家於草莽，靠殺人放火稱王。這在官權的詞典中稱為「賊」。所以，他稱帝后， 特別忌諱「賊」字，怕別人用諧音之罵他，對「賊」字的敏感簡直到了神經過敏的地步。 浙江文人林元亮、福州府文人林伯璟、常州府文人孟清，三人都是幫人代寫拍馬屁的代 表。祇因三人中的上表中分別有「作則垂憲」、「儀則天下」和「聖德做則」，而在朱元璋 家鄉的方言裡，「賊」和「則」同音，龍顏便大怒，把這些獻媚者統統砍頭. 2，「避諱」 赦免的法律。在「獨尊儒術」的漢代，儒家經典不僅第一次變成獨尊的意識形態，而且第一 次變成了法律，首要禍魁仍然是那個大儒董仲舒。董仲舒特別推崇《春秋》，在他眼中， 《春秋》不但是管理政務的指南，也可用於司法審判。他本人率先示範，專門寫出《春秋決 事比》，共列出223個案例，首開「漢以經義斷案」的先例。東漢著名經學家應劭也有樣學 樣，專門寫出《春秋斷獄》一書。這些大儒的著作被奉為經典，其「春秋斷獄」的條款也自 然作為官吏們判案定罪的根據。 漢代的「春秋決獄」，堪稱法外之法，專指在審判案件時，如果法律無明文規定，就以 儒家經義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基本精神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 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 即，斷獄時高度重視主觀動機，甚至僅僅從追查 動機的角度將罪犯分別首犯、從犯和已遂、未遂。動機邪惡的首惡者，自然從重懲治；動機 邪惡，即便犯罪未遂，也難免刑責；主觀上無惡意者，即便實施了犯罪，也可從輕處罰.這 種以追究嫌疑人的動機來論罪的「春秋決獄」，乃典型的「誅心法」。事實上，人的犯罪動 機在法律上很難界定，「誅心法」給了司法官吏以主觀臆斷和任意裁量的巨大權力，錯判的 冤獄也就不可避免。正如某些明智的古人所云：「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 於法者誅」，乃流弊無窮的「擅斷論」。 有了「漢以經義斷案」的制度，孔子提出的互隱原則自然要變成了法律。「漢律」中明 文規定了「上請」和「親親相隱」。 「上請」制度確立於西漢，縱觀兩漢時期，宮廷多次 頒布關於貴族官員有罪「上請」的詔令，規定公候及其嗣子和官員三百石以上者在法律上皆 享受有罪「上請」的特權，凡經上請，一般都可以減刑或免刑。它體現了儒家思想中「親親」 原則的要求，也是「刑不上大夫」刑罰原則的體現.「親親相隱」成為漢律中定罪量刑的一 項原則，專指在直系三代血親和夫妻之間，除謀反和大逆的重罪之外，親親間均可互相隱匿 犯罪行為且減免刑罰.根據「親親得相首匿」的原則，卑幼首匿尊長，不負刑事責任；尊長 首匿卑幼，死罪可以上請減免，其他罪行可以不負刑事責任。《漢書。宣帝紀》明確記載， 「向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 殊死，皆上請。」這種專門針對皇親國戚和貴族官僚的赦免原則，也為此後歷代王朝的法典 所繼承。 3，「三諱」傳統的另一面是「文字獄」傳統，是對「直書實錄」的真話原則的暴力化 打壓。在中國的歷史上，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割了司馬遷的屌到明清文字獄， 綿綿不絕的「三諱」傳統伴隨著同樣漫長的「文字獄」傳統.說假話大話空話的人得到制度 性鼓勵，可以官運亨通和名利雙收；而說真話實話的人則遭遇制度性鎮壓，僅僅是言論被封 殺已經是最輕的懲罰了，許多人因言論而身陷囹圄，被割喉處死，死無葬身之地者也大有人 在。 中共任意編造歷史及其文字獄的傳統，開始於中共割據陝北的延安整風時期，在中共執 政後的毛澤東時代發展為史無前例的登峰造極.可以說，中共掌權五十多年，也是文字獄泛 濫的五十年。毛時代，數不清的人因言被殺；後毛時代，中共監獄中也從來不缺少「良心 犯」。二者的不同，僅僅在於殘酷程度的區別. 余論 中共自稱「偉光正」，全力歌功頌德和掩飾陰暗面，中國近、現代歷史被獨裁權力閹割 得面目全非，謊言總是佔據公共輿論的主流，真話大都流傳於私下空間.這種謊言制度絕非 中共的突發奇想，更不是1949年後才有的景觀，而是根植於綿綿兩千多年而不絕「三諱」傳 統.中國號稱歷史意識最發達的民族，而且一說到歷史就是「五千年燦爛文明」，但是歷代 史家並沒有為後代提供多少真實的歷史。而中國獨裁製度的幾千年延續，很大程度上得力於 民族記憶的空白。這空白，要麼製造遺忘，要麼扭曲記憶，我們幾乎無法從過去的歷史中積 累誠實的經驗。中國人的記憶沒有連續的積累，代際之間都有難以填補的斷層，特別是對災 難及其罪惡的記憶，更是大片空白。 這種獨裁製度對民族記憶的大清洗與一次次改朝換代對有形財富的大破壞大掠奪相配合， 遂使同樣的歷史悲劇一次次重演——每一代接受的大都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廢墟。 故而，反抗獨裁和爭取自由的事業，祇能從記憶對抗遺忘、真實對抗謊言之中生長. （2006年8月23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