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李澤厚不餓飯的「馬克思主義」 （江蘇）樊百華 我雖不才，但據我觀察，1989年之後，中國真正優秀的學者都不再像1980年代那樣看重 李澤厚了。從文本批判說話，劉曉波當年對李澤厚的批判是值得肯定的。 最近，有秋風反思中共改革的長文《超越改革體制，走向立憲政治》，主要是批判「財 經系」的。文中這樣談到李澤厚：「被譽為中國最出色的哲學家李澤厚就曾經提出了『經濟 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這樣一種四順序說.他在《馬克思的理論及其他》一文 中的觀察結論是，過去二十多年來的中國整體來說，相當不錯，似乎正好印證了我的『四順 序說』。經濟發展是基礎，是『硬道理』，二十年來經濟發展迅速而平穩，比好些國家原始 資本積累時期的曲折和苦難要短要少許多。經濟發展推動了個人自由，……當然，整個情況 仍然嚴重。現在我對中國經濟非常擔心，一方面成績斐然，另方面形勢危險.我以為未來十 年是中國或成或敗的緊要關頭，這主要仍取決於經濟。……我以為祇有經濟發展、個人自由、 社會正義發展到一定程度，一人一票的普選、多黨、議會制度才可能實行。…… 這種哲學， 在李澤厚那裡是『吃飯哲學』。在極權主義者那裡，是正統的經濟決定論。在財經系那裡， 則是經濟學的心靈.」 人類社會的真問題無不在充滿利害關係的生活之中。李澤厚的要害是「現存的就是合理 的」、「反對革命」，為權痞暴富集團提供「軟科學」支持。秋風是朱學勤、劉軍寧、范亞 峰、王怡、陳永苗一大批中的一員，是境內高產言論作者之一。按照朱學勤、范亞峰的命名， 這一大批人成長成「政法系」了。祇看秋風的這篇文章，政法系無疑是不同於財經系的。但 研究「政法系」與「財經系」的關係肯定不能限於秋風這樣的文章。這不是本文的論題.朱 學勤曾是用力批判李澤厚「告別革命論」的一代表性人士，而朱學勤在否定革命上又恰恰比 李澤厚走得更遠，他對李澤厚的評論便使人們更有理由關注了。在回應曹長青、仲維光，為 李慎之先生辯護的文章中，學勤這樣說：「較好的革命是較小的革命，最好的革命是不革命、 乃至反革命，而最壞的革命，恰恰是近代歷史連綿不斷的『大革命』」。「當代中國，…… 『出埃及』不久，社會不公新又冒煙，『奴隸們開始懷念埃及的肉鍋』，不革命則罷，倘若 革命，多半是第二場『大革命』，將剛剛開始的轉折毀於一旦，玉石俱焚。如此時代，祇能 以社會代價為念，動心忍性，不間斷地批判，不間斷地提醒。革命不到最後關頭，不輕言革 命，改革不到最後關頭，不放棄改革。」「上述『心態』之另一面，則可與與李澤厚『告別 革命』比。世人多誤認自由主義者在大陸與李澤厚一樣，祇是『告別革命』，殊不知兩者有 根本區別：後者『告別革命』，是以消極態度坐等消極自由，而李慎之的『避免革命』則是 以積極態度，力爭『消極自由』。李澤厚開列一個社會發展四階段線性進步論，認同當下市 場經濟，卻拒絕現實批判，在消極狀態中坐等『消極自由』，民主也好，自由也罷，俱會在 第四階段自然出現.如此『告別革命』，思想上劃清了與二十世紀革命文化的界限，有正面 價值，但在實踐層面又折射出十四年來瀰漫在部分知識人士的犬儒心態，縮頭避禍。而李慎 之『避免革命』，不惜以身家性命抗爭，以爭取改革而非革命的前景。兩種態度貌合神離， 相差何止以道里計？」 本文也不討論朱學勤與李澤厚的關係.一個人經驗多了，就不必太在意人們的言論文字， 而應當將言論文字放在人們的利益關係中，多注意其中的「利害偏向」。在一些較為次要的 方面，李澤厚當然至今還有價值，但在官方拿13億人能吃飽飯當作拒絕民主自由的威脅話語 看——好像一實行民主自由民眾就一定吃不飽肚子了，李澤厚的「吃飯哲學」、「新馬克思 主義」，的確是權痞暴富集團霸權話語的「學術翻版」。你祇要與官場、商場和文化各界的 「聰明人」一交談，李澤厚的這一套就會撲面而來。 李澤厚在大陸的辯護，也開始於南巡。我最早看到的是他1998年回國時在廣東的一次演 講. 一 哲學家李澤厚哲學以外的故事不少，學術上的大遷徙最後一次發生在美國，名曰：「重 起儒家新爐灶」。借用唐德剛先生的比喻，也就是在美國新掛一塊「土產公司」的牌牌。牟 宗三先生解讀康德哲學沒有東方哲學中的「智性直觀」高明，李澤厚先生解讀康德沒有實踐 論高明，主體實踐稀缺的儒家比康德如何？1998年李先生從美國回國轉了一大圈，講了許多 話，很多話像是做「三講」工作的，最專業的一句是不喜歡牟宗三的教主味道。其他的話無 論從什麼角度看，即使有可聽聽的，也未必要從他那兒聽。 李澤厚說：「……祇有這條路，有什麼辦法？」「中國最大的危險就是內戰……所以我 一直主張中央集權。……中國問題不能微觀看，微觀看許多地方都是千瘡百孔，一無是處。 祇能宏觀看……它經濟增長快，我覺得很了不起的……」（引自1999年《天涯》第2期，下 文李澤厚語同自該期） 李澤厚的朋友袁濟喜先生曾記其1998年夏，與李澤厚在東北某避暑勝地相處的情形說： 「當我談到國內……道德墮落、腐敗加劇的負面現象時，李先生常常很豁達地說，這是沒有 辦法的事。每當說到這裡時，我總覺得很沉重，也很迷惘，我們之間的話有時會轉換成別的 題目。」（《隨筆》1999年第2期） 這就是出國（祇有公派與私出兩種；也祇有能自由出入與不能自由出入兩種）也回國的 李澤厚，幾同於例如在家也出遊的「王蒙式心態」 .於是，我心中當年的李澤厚變成了這樣 一幅線描：教科書式的主體論、國粹功夫加文人才氣，再加一點「新」保守論調.關於中國 問題「祇能宏觀看」，便是這幅構圖最醒目的視點.看完演講全文，很遺憾，這迴避千瘡百 孔的「宏觀」，果然有了社論般自我塗抹的美感，所謂的「現實感」終於不過是「庸人辮子」 加「穩定情結」。與王蒙同樣「聰明」的李澤厚，沒有忘記在其抄襲「公文階段論」的同時， 演繹了一番「階段論遊戲」，學術面目竟乾癟到了不是蘇聯式「歷史唯物論」，就是割裂經 濟與政治的「有本鄉特色的庸俗唯物論」！ 李澤厚說馮友蘭送他8個字，暗示他與當年揪其「三個問題」的人們，已經「和為貴」 了。祇是多處對還在獄中的劉曉波不肯「和」。忽然想起「純學術」：儘管是烏托邦，更有 逃避之嫌，卻也不失為獨善之計了。為了平衡非學術的失望感，細細地微觀了一番李澤厚較 為學術的話。 二 先看李澤厚的自由論。 「人生而自由」的命題已有幾百年了。《世界人權宣言》開宗明義第一條即「人人生而 自由……」有學者認為「生」應譯為「被造」。如果這一命題是荒謬的（這當然可能），則 意味著很大程度上集中體現了人權理想與人類思想智慧的，也是人類社會最最重要的理念精 髓，有了問題（這當然也可能）。 李澤厚說：「不能籠統講『人生來就是自由的』。你不能說原始時代人生來是自由的， 也不能說兩千年前人生來是自由的，自由是經過一段歷史發展才具有的，還是具有歷史性 的。」「就歷史必然性而言，我是反對黑格爾的，黑格爾主義在馬克思主義裡面，特別是斯 大林及以後強調得很厲害」；但「個體的自由不是從來就有的或生來就有的，我很強調歷史 性……」。 自由的根據究竟在人自身還是在歷史，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理論問題.我是個體論者， 不是今天李先生那樣的「長時間」、「大空間」、「宏觀國家」論者，借用李先生的「主體 性」說話，每個「正常人」（指例如大腦健全等等），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有一些神聖 的自由的。講清楚了這一點，吞沒主體性的歷史性就可以還給李先生了。 同一期《天涯》剛好有汪丁丁先生的話——「我要自由，這理由再簡單不過.首先因為 我有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它要呼吸，它要搏動，它要探尋周圍的世界，它不樂意被外力 剝奪了生的利（義）權。其次，我的呼吸，我的搏動，我的探尋，使我有了意識和思想，我 的思想讓我明白這呼吸，這搏動，這探尋，都屬於『我』從而我有佔據這片空間的要求，我 不樂意被外力剝奪了我佔據這片空間的利（義）權。最後，我的呼吸、搏動、探尋和思想， 必須從外界汲取能量才可以維持，所以我要求相應的經濟利（義）權和文化空間.這些要求 若能被滿足，我就有了初步的『自由』。任何外力，若要剝奪我擁有的這點兒自由，不論以 何種高尚或革命的名義，都將遭遇『我』的反抗。」（同上刊，第47頁） 汪丁丁平素的專業文章多繁複難解的數學符號，但這段話帶有泥土的芬芳，人的生命沒 有成為純粹學問的符號、一個概念或一個「不佔據空間的『點』」。汪先生「腳踏實地」地 認為：「個人是基於呼吸、搏動、探尋和思想自由的一個生命過程，它不可能被（以任何理 由、任何方式——引者補）併入別一個生命過程……」 據我所知，類似於汪先生這樣的表述，也見於近幾百年中很多常識思想家。這不說明汪 先生有特別的樸直，祇透露了汪先生所身處母語語境的近代性質. 1998年10月5日晚，我也 寫過一段話：人權即人的利（義）權。人權的享有祇有一個前提，即祇要是人不是動物、植 物、糞土，就可以、就應該、就必須享有，從十月懷胎開始就有了相應的利（義）權，例如 感應、反應、感受、情緒等等，出生後又有了感覺、反映、啼笑、情緒表達、生理慾望等 等…… 盧梭說的「人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中」，在一些辯證法大師看來，自由即不自 由，不自由即自由；在庸人看來，盧梭是自打架，說廢話。實際上，如上所「敘述」的那樣， 「人人生而有自由」並沒有錯；同樣，「人人生而無充分自由」也是對的。有社會心理學家 說，生活在天主教極權型社會，受虐者們的生理性反應、節律、神態，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 「面相」，都有令人駭怪的畸形扭曲，例如特別的猥瑣、呆滯，過度的謹小慎微，言行上在 在顯露著的交往障礙症狀。1980年代初，我剛有機會聆聽美籍華裔學者的演講，就無端生出 自卑來。那時候南京大學的中美文化中心有了美籍學生，給他們講授「毛澤東思想研究」的 老師剛說到「『毛澤東思想研究』這門課在中國還剛剛開設」，就有學生提問：「剛剛開設 卻指導了中國幾十年，怎麼理解？」 這些現象都與自由的多少有關.但自由權利的根據何在，不是自由多少的原因何在。自 由的多少自然與歷史的演變相關.李澤厚將兩者混淆，並進一步將自由權利的根據也歸於歷 史，這就帶來我們長期困擾的問題：具備了怎樣的條件，人們才能夠享有自由權利呢？按照 例如汪丁丁的意見，人的發音器官就是說話自由權的根據，人祇要沒有傻到不知道什麼是自 己的東西，人就配享有財產權。同等的意義是：即便人的發生器官不健全，也僅僅意味著能 否運用說話的權利，而不意味著擁有不擁有說話的權利；即便人傻到不知道什麼是自己的東 西，也不意味著別人可以任意支配他的財物，就是說他仍配享有財產權。推而廣之，既然是 人的自由權利，唯一的根據就祇在人自身，而不可能在非人格的歷史或其他存在中建立。 三 至於我如何運用我的權利、我具體幸福到何等程度，祇要他人尤其權力者沒有侵害我的 權利，便僅僅與我的努力有關——社會的合作與幫助也絕對無法代替我個人的「主體性」！ 社會如果不是你、我、他之間的事情（關係），便祇能是無法言喻的怪物。兩千年前與兩天 前一樣，都不能證明我當下被剝奪自由的合法性——籠統講社會、講歷史、講條件、講過程 等等，與宿命論是一樣的魔咒！都是反人本主義的。面對斑斑血淚，跟人們講「要尊重歷 史」、「經過一段過程才……」，這是施虐者的邏輯！ 汪丁丁沒有將盧梭看作不通常識的白癡，但李先生面前的盧梭真白癡、《世界人權宣言》 真一派癡言。汪丁丁先生知道他有了些自由，但少得可憐，所以他文章的第一句話才說「我 要自由」，而不說「我生而有自由」。一方面，祇要我正常活著，我便至少會有思考的自由； 另一方面，我又無往不在心魔中，例如我祇有說廢話、昏話、閒話、假話、鬼話的自由，而 沒有說真話、實話、白話、直話、人話的自由，或很少有這樣的自由；我有溜鬚拍馬的自由， 卻沒有直腰做人、批評「鄉長」們的自由。盧梭是錯了，例如權力者們的吃得好、喝得好、 「睡」得好、打人罵人整人好、公款遊玩好……並不在枷鎖中，在枷鎖中的受虐者則祇有 「奉公守法遵紀」好、勞動好、聽話好。哲學家說「沒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的確，擁有自 由權利不受限制，使用這一權利是要有限制的，並且要有憲政法治的強制，祇不過限制與強 制首先是針對強權的——自由除了拒絕專制，並不拒絕限制與強制。沒有了對於權力的限制 與強制，自由怎能充分勃起、怎能掙脫「無往而不在的枷鎖」呢？ 不錯，受虐者與施虐者有著同樣的人性、本能、慾望，但這不是自由「歷史性」的證據， 而是自由作為普世平等權利的根據。你剝奪了我說話的自由，因此我要爭取說話的自由，在 未爭取到之前，我怎麼個爭取法，以及一旦我爭取到以後，我便不再喊「我要說話」了（以 免李先生討厭），這是有歷史性的。但就我曾經沒有說話的自由這一點講，我與幾千年的苦 難前輩們沒有兩樣——這沒有歷史性可言；又就我有了說話的自由後，我與我的子孫們便不 再要求已有的東西這一點講，也將不會再有什麼歷史性！在我眼中的歷史，祇是空間的變換 而已，而不是什麼「悠久」、「漫長」、「無限」的冷硬時間，不，人與人的關係要麼是權 利平等，要麼是權利不平等，根本說來沒有「既不平等又平等」的「辯證歷史」，一旦平等 了，人們的權利關係就幸福地「靜止」了，不會再有什麼無限發展——不會再有哲學家說的 「歷史性」了！我的一生很短暫，我不可能面對什麼祖宗八代，由此，我被告知：我沒有歷 史，而祇有被料理、發落的日子。故紙不是故鄉，古董不是古人。歷史如果不是活人們生命 的投射，又是什麼呢？不能說雙親的精卵子不是自然的、天賦的、「種」的，而是什麼「鄉 長」、「社長」、「區長」、「族長」賦予的，那樣的話就有了民事官司。人咿呀學語時， 不僅其父母，而且「親愛的『鈀剃』呀」供養其生命，永遠是「天職」。「歷史性」可以影 響生命的伸展，甚至吞噬生命，但絕不能淹沒生命的天道尊嚴！自由權利「與生俱來」才使 得它與生命一樣，不可以由權力者分時段、分等級配給發放。人生來不是充分自由的，但人 生來有其應享的自由權利，哲學家不能利用人們權利被侵蝕、克減的不幸，說自由是歷史的 ——這是用我的不幸證明我的不幸是合理的狗屎歷史觀！ 四 哲學家對「歷史必然性」強調「主體性」；又對「個體自由」強調「歷史性」，一個來 回顛倒，人什麼也沒有剩下，祇剩下哲學家的深刻、睿智、學問、聲音和筆劃，翻燒餅或銅 幣的竊喜。人們的苦難你可以不問，或者藉口需要先在「學問」的範圍弄清，然後永遠祇說 些無關痛癢的話，或者終於還是一句袁濟喜先生聽到的：「這是沒有辦法的」。這當然沒有 學問可言，砌什麼新爐灶一定與黎民們的日子無關了。如今人們疼痛得急叫了，哲學家呵斥 道：「一急就壞」、「壞就壞在急上」：「學問」原來是這樣的貨色，倒不如沒有更好些。 事情從來壞就壞在「既得利益」一方滿足之後的不急了！李澤厚稱讚李鵬委員長當然可以， 但爭人權就一定是走「俄羅斯道路」？這與境外的劉家驊不是一個腔調了嗎？ 正因為我生有自由，自由才是天賦性的，我才正由此知道了自由有多珍貴，才能知道受 虐是多麼痛苦和不幸，才想到要用一切辦法「告別」施虐的「大空間」。馬克思的話當然不 是天條，但他確曾說到過這樣的事實，自由在歐州先進國家無一不通過革命而獲得：「國內 的自由競爭到處都是通過革命的手段爭得的，例如，英國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國1789 年的革命。」喜歡否定「五四」、理想主義的人們，總不忘記否定法國革命。說說英國吧， 「光榮」之後的潘恩們是為了免於恐懼才逃到北美的；維多利亞時期的禁慾主義與19世紀巴 黎的夜生活比起來，至少不算更好；19世紀末阿克頓勳爵還在宮廷裡過得很不自在；再後來 的羅素還坐過牢。李先生通俗地說了：倘中國再發生革命，一定會死去大量的生命，會造成 巨大的經濟損失。進步在沒有血泊中獲得當然好，遺憾的是幾乎所有的政治進步都或多或少 要付出血的代價.馬克思說到的革命與李先生的歷史唯物論至少應該有所兼容吧。 李先生又過於通俗地說了：倘中國再發生革命，要麼是左派勝，要麼是右派勝。李先生 並沒有說明左右主體各自陣營如何。台灣革命了嗎？韓國革命了嗎？印尼革命了嗎？蘇東劇 變了沒有？何以獨獨中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呢？哲學家沒有說明。東 方「智性直觀」的新爐灶與獨斷論靠近了。筆者曾寫過唯一的一篇「研究」《鄧小平文選》 的文章，就兩極分化與革命的關聯備述鄧說.其實，會不會發生革命的問題，既不由任何個 人說了算，李先生的遊說便是一廂情願而已。在李先生於今尤其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那裡， 學過教科書的任何一位大學生都知道：沒有「告別革命」的位置。與李先生與劉再復先生的 心願，都失之偏廢極端了。祇說告別結果不說告別原因的「告別革命」，實際上是20世紀初 遺老遺少們，喋喋不休過的語言剩飯。兩位老師自然不是皇親國戚、官僚政客，但遺老遺少 比孫黃們更努力地製造了革命的道理，怎會不知？ 李先生很強調現實感，那就說一些現實！ 最近，邵燕祥、牧惠、戴煌等10道義知識分子，揭露鄭州市、河南省公檢法錯殺村民操 海鑫，緊接著，丁大康、程明君也向人們披露了發生在山東的一起錯殺村民案……在人民共 和國的國土上，有警察公然向農民開槍，斃命者少則一、二人，多者七、八人；有警察、檢 查官、法官將無辜百姓刑訊逼供致死致殘；有百餘警察全副武裝包圍村莊圍捕無辜村民、有 公安局長的兒子帶著黑社會打手，扛著小鋼炮，血洗村莊，而「110」見死不救、揚長而 去…… 因為對亂收費、干擾村民選舉提出質疑，被抓被打傷的有之；因為維護企業財產，被抓 被打死的有之；因為舉報被打擊報復致死的有之；因為正直敢言，被打傷打死的有之……冤 魂中有清官，但更多的還是平民！ 1998年春節有近30人死於假酒，1999年春節又有人死於假酒，並且多出了假豬油毒死人 的發明；電熱毯燒死人、啤酒瓶炸死了人、保健口服液喝死了人！因為醫生喜歡麻將，病人 被延誤治療而死；因為注射了假藥（甚至在高級別的軍隊醫院），病人被生生治死；因為濫 用砒霜病人痛苦離世；一個胡萬林就害死100多條人命！……假藥上了抗洪前線，洗腳水進 了輸液管（見《民主與法制》），劣質礦泉水進了抗洪官兵口中，自來水龍頭噴出了糞水 （見《金陵晚報》）…… 在幼兒園，有孩子被生生摔到樓下；在學校，有孩子被埋葬在倒塌的門牆、教室、廁 所…… 有當官的酒後駕車撞死孩子、往「雞窩」趕的路上撞死了行人…… 所有這些，在哲學家的「大局觀」中，或許都太不起眼了。要告別革命與偏激，當然祇 能「宏觀」地看——所謂的「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等等。 也說點「宏觀」的吧──在農村，農民的收入出現滯減，貧困人口已很難像「統計數字」 那樣大幅度下降，由於亂收費，不少家庭孩子上學已成嚴重的經濟負擔，現有鄉鎮9.2萬多 個，村委會82萬多個，龐大的基層「食閒」幹部隊伍，已是各種農村矛盾激化的根源，而越 是經濟發達省市，村民自治越是行動遲緩，人為拖延…… 在城市，國企困境並無鬆緩，據全國總工會的調查，下崗工人普遍缺乏生活保障，不祇 是政企不分的體制在「新政」面前作反改革頑抗；教育落後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科技 從投入、隊伍到體制已成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瓶頸；李先生也呼籲首先鬆綁的新聞輿論出版業 基本「外甥打燈籠」，造成「文明供給」嚴重缺乏，假、大、空（包括統計）的庸官習氣繼 續敗壞著精神文明，盜版與文化垃圾極度猖獗；醫療行風污穢不堪；壟斷行業對全民的權力 剝削缺乏起碼的自省（如電信）；祖國的山河已是滿目瘡痍；假冒偽劣依然氾濫；偷漏稅每 年千億計、建築浪費每年千億計，公款揮霍每年千億計……落入腐敗者腰包的人民財富已超 過13萬億，腐敗加不公造成的兩極分化已進入世界最「先進」之列；政法隊伍的司法腐敗積 重難返；在空置房達到近億平方米的同時，高價房依然成片開發，住房「佔有」嚴重不均； 機構改革被「回流」打了折扣，一些省市竟出現兒童領工薪、死人吃皇糧的咄咄怪事；公車 改革受阻……在證券、投資、信託等領域，犯規花樣不斷翻新，黨政軍與企業脫鉤出現頂風 違紀現象，打擊走私仍面臨嚴峻局面……這些還算不算「宏觀」呢？ 問題赫赫在目，其致因也昭然若揭，已經用不著哲學家給人們講教科書，李先生還是忙 他的「重起新儒家爐灶」去吧。李先生的「歷史性」應當安息於哲學家的故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