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毛澤東熱」透視
——毛澤東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之二）

（北京）陳小雅


    在當代「毛澤東熱」發生之前，中國曾經歷過一個「非毛化」過程。而所謂的「非毛
化」，其實就是毛澤東「去神化」和「去品牌化」的過程。


一、中國的「非毛化」時代

    毛澤東的「去神化」過程，是從1971年林彪事件——毛皇帝新衣的裁縫的逃跑——開始
的。

    「毛澤東親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就這樣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人們對此不能不感到
震驚和困惑。林立果制定的『571工程紀要』被披露後，在人們心頭引起了更大的震動。
『紅衛兵是替罪羔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這兩句話，無疑像定時炸
彈一樣埋在了數百萬知識青年的心中。當時的輿論工具曾經不遺餘力地批判這兩句話，但這
種批判不但沒有為毛澤東增添光彩，反而使毛澤東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開始暗淡下來。」
（吳方澤等《尋找毛澤東》，第17—18頁。）

    經此一役，毛澤東九死一生，神光蛻盡。再經過1976年的「四五運動」，終於有人呼出
「秦皇的歷史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自1942年開始，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者為毛製作的「品
牌化」包裝也開始脫落。在毛去世時，至少在他的身邊，大多數人已經「希望他早點死去」
（見陳小雅《中國「牛仔」》）。1977年春夏之交，有人在北京某科研單位的大門口公然貼
出了批判毛的大字報；1978年開始的「真理標準討論」和次年1月召開的「理論務虛會」，
以及同時在社會上發生的「民主墻」、民刊運動，開始了在中共黨內及全國肅清毛的影響的
進程。

    作為該時代「搗毀聖像運動」的象徵性行為，詩人黃翔一行於1978年10月11日，在北京
王府井《人民日報》社門前刷下了一百多頁的大字報，在朗誦了自己創作的《火神交響詩》
後，領呼了「現代皇權應不應該打倒」「應該！」「精神長城應不應該撤除？」「應該！」
的口號。自知「闖下大禍」以後，四條漢子索性來到天安門廣場，朝著毛像撒了泡尿。十三
天後，他們又在毛澤東紀念堂前刷下兩條大標語：「毛澤東必須三七開！」「文化大革命必
須重新評價！」（見亞衣《火炬在心中燃燒——訪員貴州「啟蒙」社創辦者、詩人黃翔》，
載《流亡者訪談錄》，夏菲爾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98頁）

    通過上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改革開放事業的無可逆轉的推進，
「品牌毛」不僅在意識形態領域全面敗北，而且幾乎被事實所摧垮。當時，杭州的一家大學
生刊物上的一句詩，形象地反映了整個風潮：「偶像紛落中，紛落也成了偶像……」

    1981年，文革中提升至廳局級的韶山特區被撤銷，「紅太陽升起的地方」還原為一個普
通的鄉；年參觀人數下降到十五年來的最低點——21萬；每天環行於火車站與毛故居之間的
公共汽車，由四輛減少到兩輛；毛澤東與楊開慧的同居地清水塘——原中共湘區委員會舊址
紀念館，掛起了「長沙市博物館」的招牌；各地紅彤彤的標語牌，被五花八門的廣告所取代。
（張京明《毛澤東潛返人間》。載《海南紀實》1989年8月號）

    1982年，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被改為「革命領袖紀念堂」，除毛澤東遺體和展室
外，那裡增設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生平展室。到1988年毛澤東95歲誕辰之際，這裡第
一次舉行了一個著名書畫家展覽。到場參觀的祇有華國鋒、汪東興和幾名不在位老人，及毛
身邊工作人員。在毛的親屬中，李敏全家沒有前往……（耿軍《毛澤東95誕辰見聞》，載
《海南紀實》1989年8月號）。這些活動及有關宣傳，不是被官方有意控制在謹慎低調的水
平上，而是真正引不起多少人的興趣。

    1989年5月23日中午，湖南瀏陽三名青年（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用顏料塗污了天
安門上的毛像，並在天安門洞內貼出大標語：「五千年專制到此可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
可以休矣」……

    到此為止，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毛的思想和理論建構社會的地盤，僅剩
下一個祇有三萬二千人口的南街村。（據稱，那裡的村莊，仍以一具毛塑像為公共標誌，並
仍保留著馬恩列斯肖像，農民聲稱仍信奉這些偶像。該村至今仍沿襲文革時期每天早晨喇叭
播放《東方紅》叫村民起床、民兵晨練等制度，並仍實行集體經濟，奉行平均主義的低工資
和福利制。）人們清楚地感覺到，「神化毛」已悄悄退出公眾的社會生活。「品牌毛」的利
用價值，已經所剩無幾。

    但是，由於下述兩個原因，「品牌毛」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而且得到了部分修復：
其一，權力到手的鄧小平無心戀戰。1979年的鄧小平面臨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首先，是黨
內集中在華國鋒、汪東興旗下的「毛派餘黨+非鄧同盟」的壓力。它不僅表現在當時由周恩
來舊部熊復掌管的《紅旗》雜誌拒不參與「真理標準」討論，還表現在鄧積極促成的「理論
務虛會」期間發生的一樁「惡攻」案：1978年末，當時的毛著編委會辦公室（現中央文獻研
究室）有人給《紅旗》雜誌送去一篇題為《篡黨奪權的一個大陰謀》的文章，名為批判彭德
懷，但內中明顯有「影射鄧小平」的文字。為此，中央曾組成專案組進行調查，但結果卻是
不了了之。

    其次，是來自社會上民主運動的壓力。它集中表現為魏京生公開寫出《第五個現代化》
和《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文章尖銳批判了毛的獨裁統治，並向鄧敲響了警鐘。

    面對來自兩方面的壓力，鄧採納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提議，一方面贖買了黨內
「非鄧同盟」，另一方面「殺雞儆猴」，鎮壓了民主墻和全國的民刊運動。同時，用堅持
「改革開放」的路線安撫了黨內民主派。關於這個過程，1981年10月，鄧小平在修改《關於
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討論中曾有一個冠冕堂皇的說明：意見不同的，主要
是關於毛的功過，毛澤東思想如何估價，很重要。警衛師說了一下，（讀了與意大利人談話
——引者註：指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談話。鄧在談話
中說，天安門上的毛像「永遠要保留下去」。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4頁），幹部
戰士都同意。部隊各組接受估價。決議如軍隊不贊成，是個問題。如估價不當，老工人、貧
下中農通不過，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旗子丟不得，如丟了，實際否定黨的歷史。我黨還
是一個光輝的歷史。解放後工作中犯了很大錯誤、文革，……討論中反覆強調寫毛的個人品
質，值得慎重考慮。絕對不能把毛本人寫過頭了。寫過了，也就是為黨和國家抹黑。在這個
問題上不能讓步，要堅持。去年所說西單墻，有一些人寫大字報，祇在提出四個堅持後，得
到多數幹部群眾擁護，才把局勢穩定。如決議搞得不妥，對穩定不利。

    討論中提出非常尖銳的問題，大躍進、文革不但比斯大林嚴重，而且比任何剝削國家嚴
重。如這樣說，就會說不如勃列日涅夫、不如蔣介石。這個問題很大。對毛評價，不是個人
問題，與黨和國家分不開。要看到全局。……要引起我們考慮。已經講過不僅是國內問題，
而且是國際問題。外國朋友說要「非常恰當」。……

    為了自圓其說，鄧給毛思想做出了新的註解：毛思想不是屬於毛一個人的，而是屬於黨
的集體的，要完整地、準確地領會毛思想。這就一方面修補了已經脫落的「品牌毛」形象，
贏得了「非鄧同盟」的諒解，另一方面也把毛思想的解釋權從「毛派餘黨」手中拿了過來。
這就是後人所說，鄧與這個黨，與「品牌毛」有共同利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事實依據。
但從這些內容看來，鄧對「品牌毛」的去留考慮，主要不是出於對於這個品牌的傾心，而是
擔心自己的權力不穩，統治基礎不牢，以及對其在有生之年實現改革事業的干擾。因而，更
多的是出於對於現實政治的利害權衡，所做出的策略性考慮。

    對於這種狀況，當年曾因此被推入監獄、坐牢十八年的魏京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
有過一個評價：

    亞衣：在文章中您對毛澤東獨裁統治的批評非常直接和尖銳，提出「民主運動的目的」
就是在否定毛澤東獨裁專制的前提下推行社會變革，這就遠遠超過了文革後官方的「撥亂反
正」對毛澤東羞羞答答的否定。我想的一個問題是，在中國是否缺少一個類似前蘇聯非斯大
林時期的「非毛時期」？

    魏京生：實際上中國也有這樣一個時期，祇是與蘇聯不一樣。鄧小平採取了兩面手法：
一方面不砍倒毛澤東的旗幟，另一方面基本上放棄了毛澤東的經濟路線和國家管理方面的路
線。他之所以不放棄毛澤東旗幟的原因，是為了繼續維持毛澤東時代的那種對人民的政治壓
迫。鄧小平很精明，兩面手法作得很好，中國也有「非毛時代」，這就是鄧小平時代。（亞
衣《自由是人類最神聖的權利——訪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魏京生》，載《流亡者訪談錄》，
第157—158頁）

    「品牌毛」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的第二個原因是，由於上述情況，國內研究機構、
媒體的被壟斷，思想文化界將「品牌毛」還原為「真人毛」的基礎工作進展緩慢。在此期間，
雖然有許多出版物已經按捺不住內在的衝動，開始朝這個方向努力，其中包括毛思想的研究
著作、官方毛傳和年譜、毛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但這種願望受到了來自審稿制度
的明顯壓抑，我們——企圖尋找真相的人們——祇能從字裡行間去發掘其破綻。而大部分
「看熱鬧」的人群，祇能加深對「品牌毛」的印象。

    這些，就是當代「毛澤東熱」得以發生的大背景。


二、當代「毛澤東熱」概述

    當代「毛澤東熱」，與歷史上的毛熱的不同之點在於，它是由民間自發興起的。作為改
革開放年代許多類似熱潮的一個，在它的前面，有「鄧麗君熱」、「留學熱」、「文化熱」、
「經商熱」；與之同步或稍後的，有「瓊瑤熱」、「金庸熱」、「氣功熱」、「武俠熱」、
「帝王戲熱」、「炒股熱」、「香港回歸熱」「奧運熱」……直至最近以前發生的「超女熱」
和當前的「韓國片熱」。就筆者個人的觀察體驗而言，與上述各種熱潮相比，毛熱干預到我
們日常生活的程度，不是更深更廣，而是要小得多。

    到目前為止，關於當代「毛熱」的發生的時間，比較一致的說法，是在1988年下半年。
但據筆者的接觸，它的萌發卻早在這年的年初——在率先償到改革甜頭的中國南海之濱的羊
城，公共汽車司機們的駕駛室裡，懸掛吉祥物的地方出現了毛澤東像牌。也有人發現，這次
「毛熱」的另一個來源，表現在出版界。在當年熱賣的毛澤東畫像中，至少有一種版本是出
自1987年的河南中原出版社。而參觀韶山毛故居的遊客數量，自1985年以來，也開始逐步回
升，並以每年10%的比例遞增……

    從1988年開始，就不斷有以毛為話題的新書上市，到當年底，已推出四十種以上品種。
其內容廣涉毛的思想研究、生平傳記、軼聞趣事、日常生活、感情世界，以及鬥爭藝術、人
生藝術、毛的書信、詩詞、墨跡、毛的詩詞頌歌專輯盒帶等，發行量總計超過450萬冊
（盒）。（見鄭立新主編《國史通鑒》第四卷，第302頁）

    據陳小文的《文革詞典》介紹，自80年代末期以來，毛澤東像章熱也重新回潮。它不僅
被當作一種有收藏價值的、有利可圖的商品被人們搜集，甚至還有贗品被製造出來 ，出售
給外國旅遊者。借助互聯網的平台，中國大陸的四川、貴州、上海、陝西、北京、廣東、江
蘇、江西等地毛像章的收藏家事跡，以及其設立家庭毛像章展覽的消息被廣為傳播，他們甚
至還出版了不止一種毛像章圖冊和專著。據旅居美國的桑曄90年代初的報道，他個人收藏的
像章就達7000餘種。上海市毛像章研究會主辦的《收藏通訊》介紹：目前有兩組20枚的「語
錄像章」，參考估價為1000元；一組30枚套的「紅衛兵系列像章」，參考估價為一萬元。內
蒙古包頭的銀片壓制毛像章系列，直徑從8厘米到18厘米，全套市場價達4000元以上。

    由於海峽兩岸關係的進一步親密化，大陸的這股毛熱，甚至刮到了台灣。2005年9月香
港《成報》一篇題為《台版〈毛主席語錄〉賣斷市》的報道稱：最近在台灣的書店中，出現
一本300多頁的繁體字版新書《毛澤東語錄》，吸引不少讀者買來一看究竟。由於隔年是毛
逝世30週年，這本書正掀起台灣另一波閱讀話題。香港《明報》另一篇報道稱：《毛主席語
錄》繁體字版首次在台灣正式出售，且一上架就掀起熱潮，加上香港、新加坡亦反應熱烈，
出版商……為因應市場需求已加印兩次。據讀者說，他們學習毛著，著眼點在於「知己知彼」
——為了應付與大陸的商戰。

    在整個社會的「毛熱」推動下。學術界的「毛熱」也不斷升溫。除撰寫專著外，在此期
間，全國各地創辦了研究毛思想的專業刊物在四種以上，有些地方還成立了全國範圍的毛思
想研究會。到了胡溫時代，隨著民間「博客熱」的興起，還出現了不少紀念毛澤東的網站。
有人再次提出了設立「毛澤東日」的倡議。

    在普通民眾中，「毛熱」表現並未達到成癮、成癖的非理性程度。他們的「熱」表現為
一種注意力和興趣的轉移。如購買與閱讀有關毛生平的書刊、毛畫像及佩戴毛的紀念像章；
或者到毛生活、戰鬥過的地方瞻仰遺跡、遺物，或者到專題網站上一逞口舌之快……。

    1989年的《海南紀實》，曾對當時的狀況有過近距離觀察，作者張京明記敘說：當毛主
席的老鄰居湯瑞仁西裝革履、當上「毛家飯店」老闆的時候，她沒有料到，毛主席竟又會悄
悄「潛返人間」。

    湖南省隆回縣城，「群樂服裝門市部」新添的白色橫幅上寫著八個紅色的大字：「毛爺
爺像章大展銷」，再下面是兩串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磁質的、鋼質的、鋁合金的，規格
不一，品種齊全。低的每枚賣價2元，高的竟達25元。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以中青年居多，漸
漸「傳染」了中小學生，也有極少數老年人不甘寂寞，趕此時髦。

    成都市一居民王安廷幾十年來收集了13876枚毛澤東像章，幾乎囊括了全國29個省市自
治區以及解放軍各總部、各大軍區、軍兵種所制的產品，據說這當中大多是他在外做木工時
不要工錢而索取的「報酬」。經有關單位批准，今年初他在家中舉辦了一個家庭「小展覽」，
有人參觀後願出6萬元購買展品，被斷然拒絕。王安廷還收集了大量古錢幣和郵票，他常常
用來與別人交換毛澤東像章，而像章卻決不捨得換出來。

    也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在街上流行像章前，種種跡象就出現在農村的一些地方。
農民們習慣將毛主席的標準像放在神龕內，每逢節日總要奉上供品。結婚、建房時要貼毛主
席像，據說是可以消災、填堂、沖喜。有的地方甚至還建起了毛澤東廟。

    發生在城市的故事，則剔除了農村的那一層傳統文化的色彩。

    在邵陽市的中巴上，年方二十的售票姑娘深藍色的西服上綴著一枚小巧的白底淺灰色像
章。我購票時笑著問道：「戴這個幹嗎？」

    「好看啊，好耍啊！」她回答得很快活。

    近年來，社會上曾流行過戴十字架、戴胸花、戴體育紀念章等等，時髦對於許多人來說
是一種人生樂趣，並無政治色彩。以戴像章為時髦的，有不少是中小學生，他們沒有經歷過
文革，祇是聽大人說過，電視裡看過。他們天真爛漫，滿臉稚氣，不僅不覺得那是一個時代
的悲劇，反而認為大串連坐車不要錢，免費旅遊好玩得很等等。如今，見到別人戴像章， 
自己也就千方百計去搞一個戴上，甚至還進行像章比賽，看誰的像章大，色彩艷麗，從中得
到莫大樂趣。

    然而，僅僅用時髦二字是難以概括這股潛流的。

    陣陣哀樂從副食品公司內飄到大街上，黑框照片上，豆蔻年華的姑娘拋卻了塵世煩惱後
永遠地微笑著，她曾經歷了許多她這個年齡本不該經歷的事情，學財會專業的她被分配到商
店當了售貨員，好不容易有一天經理當眾答應調她到公司當會計，不料，到了最後，接到調
令的卻是另外一個人……

    「要是毛主席在，他們敢！」在她的靈柩前，有人指著胸前的毛主席像氣憤地說。

    令人驚奇的是，在邵陽市委招待所服務台，一幅毛主席像覆蓋了原來的迎客松。旁邊的
對聯上端正地寫著：「旭日東昇山河秀，光輝思想照千秋」。我留心看了看，畫像是河南中
原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

    我請教服務員箇中奧秘，她以嫣然一笑作為回答，最後還是一位幹部吐露了真情： 
「這是一位老幹部要求懸掛的。」他歎了口氣又說： 「唉，也難怪，現在上了年紀的人都
懷念50年代，那時生活雖然艱苦點，但大家都團結一致，奮發向上，社會風氣也好，祇要是
毛主席說的，不管對不對，誰敢不聽？！哪像現在啊，一盤散沙，一切朝錢看。」他主張重
建權威。（張京明《毛澤東潛返人間》）

    在大學校園裡，「毛澤東熱」則表現為閱讀有關毛的書籍、張貼毛的畫像，業餘以毛為
談論話題。一些大學生還成立了馬列主義和毛思想研究小組或毛著讀書會。為解開「毛到底
是『聖』還是『魔』？」的心結，這些在剛剛懂事年齡便經歷了「非毛化時代」，現在已能
夠獨立思考的青年，要親自把他辨個究竟……

    對於社會自發興起的這股毛熱，至少在頭一個十年裡，官方意識形態權威和政工部門，
是對之保留看法、並給與了高度關注的。他們已經注意到，有些人「尋找毛澤東」，有欣賞
毛的「造反意識」的傾向；有些人利用人們的懷舊心理，散佈對官倒橫行、物價上漲、通貨
膨脹，及造成席捲全國的搶購風潮的現狀的不滿情緒；有些人通過「尋找毛澤東」來否定毛
澤東，否定共產黨，造成與黨和政府的對立情緒（見鄭立新主編《國史通鑒》第四卷，第
302頁）。為了駕馭和扭轉民間毛熱的勢頭，熱衷於「自我塑造」的江澤民適時的把話題轉
向學習毛的「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轉向反「和平演變」和反「自由化」。2003年毛誕
110週年時，繼登大寶的胡溫為聚集社會資源，在「三個代表」以外，加重對「弱勢群體」
的強調，公開在「鄧思想」、「江核心」之外，重打毛的旗旛，造成一派毛澤東行將復辟的
趨勢。但由於事涉按黨的意圖對毛進行「品牌」包裝之大「體」，黨對毛的傳記出版仍有嚴
格規定，即使在一哄而起的形勢下，國內擁有此項特權的，祇有一兩家出版社。


三、三個浪潮：「毛熱」的內在驅動力

    據筆者觀察，1988年開始發自民間的這場「毛熱」，基本上是圍繞「品牌毛」的核心價
值展開的。雖然祇是表達老百姓的喜怒哀樂，但就已經經歷的三波浪潮來說，仍是各具不同
背景和內在驅動力的。

    第一波浪潮，時間大約發生在1988—1989年。以南方的公共汽車司機為先鋒，他們率先
在自己的駕駛室裡掛出毛的像牌，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們的眼裡，毛的一生大起大
落，凶險無數，仇家如蟻；自家人損之八九，同道也皆無好下場；但他居然得以壽終，死在
自己的病床上。從迷信的眼光看，實在是冥冥之中，自有神靈操控。而方今民眾，好容易在
「先富」政策的鼓勵下，折衝商海，在官商巨輪的夾縫邊拾得少許魚蝦，便心懷僥倖，患得
患失，期待未來，有一個「守護神」來保佑他們發財。而毛，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這樣一
個合適的人選。

    作為對這種市場先機的敏銳的把握，出版商與被冷凍約達十年之久的黨文化工作者，終
於也盼到了一個發財的機會。可以與此相比較的是借助「毛家菜」之名崛起的湘菜系列，終
於結束了改革開放前十年間，借鄧小平之威，川菜橫霸半個中國餐飲業的局面。而在那些
「升學沒準，出國沒門，經商沒本」，追趕西化潮流又沒有方位感，眼看要錯過整整一個時
代機緣的小商品生產者那裡，這當然更是一次天外飛來的商機。

    ——的確，這次發財機會，是「毛爺爺」給的。

    在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自上而下的經濟改革來到「瓶頸」部位，由於政府所採取的「一
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造成了毛時代不曾有過的貧富不均；企業改革帶來的大量國企職
工下崗，使許多人失去了「國家主人翁」的地位；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係，代替了「大鍋飯」
下的「一團和氣」；而那些有幸仍在「資源優化」之內的人們則驚呼，自己突然變成了「雇
傭勞動者」。那些懷有「原教旨」情結的老幹部則感歎：「出生入死幾十年，一覺睡到解放
前」……種種社會不滿情緒的聚集，在改革操盤手趙紫陽那裡曾化為一句感歎，叫做：「端
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

    而這種「人心不古」的情勢，最被動的表達方式，就是懷舊，集體的懷舊，用集體無意
識表達的懷舊！正是在這種不滿的積累，而又看不到前途的情況下，方才出現了1989年的
「積極宣洩」……

    第二波浪潮，時間大約發生在九十年代初期。較之此前的一波，性質有了極大的變化。
它與同期出現的「武俠熱」、「軍事題材熱」、「傳統文化熱」、「歷史題材熱」、「氣功
熱」，都是由於同一個歷史背景——高燒到90度的八九民眾情緒被外界力量強行鎮壓後，流
入地下的曲折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都帶有很大的政治色彩。

    一個最顯著的標誌，就是「第二國歌」《東方紅》的境遇發生了再次改變：曾幾何時，
誰要是演唱這首歌曲，「便會在台下招來一片噓聲」，但在1989年舉行的「北京大學生文藝
節」開幕式上，這首歌被「報以雷鳴般的掌聲」。（見吳方澤等《尋找毛澤東》，第5頁）
與此形成參照的，是發生在北京一所大學裡的另一出「鬧場」事件：當時，學校裡正在放映
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巍巍崑崙》，當電影放到蔣介石說：「美國人給的飛機大炮，是讓你們
去打 共 產 黨的，誰讓你們去打學生了？」這時，黑暗中的劇場裡，也爆發出一片雷鳴般
的掌聲。

    據韶山毛故居管理者統計，1989年全年，該地遊客達到65萬人次，當年9月1日起，韶山
的環行公共汽車，也由兩輛增加到三輛，每隔二十分鐘就有一趟。（同上，第4頁）

    1990年2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從1989年8月開始，「湘西懷化部分地區出現
了一股購買領袖畫像的熱潮。據新華書店對該地區10個縣、市的不完全統計，4個多月裡，
銷售了馬列主義創始人以及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的畫像8萬多張。
其中有6萬多張毛澤東畫像。僅沅陵一個縣就銷售毛澤東畫像35000多張。」 1990年寒假開
學後，北京大學書店裡毛畫像也一度成為走俏貨……（同上，第7頁）

    作為一種大眾情緒的寄托，作為民間自發形成的「反主流」熱潮，它們對於當時的「主
旋律」——革命文化，既不反對也不配合。它們用「不作為」進行「消極抵抗」，以「面向
過去而背對現在」，以懷念前朝為藉口，曲折發洩對當朝的不滿。其目標雖然閃爍迷離，但
意識指向，總是圍繞著那個無論從感情、還是從理性上來說，都解不開的「六四情結」。當
時人提到毛，大多是因為毛是鄧的剋星。而且毛講過：誰鎮壓學生運動決沒有好下場。因此，
它們表現的對毛的「崇仰」，實質是廣大民眾與當朝者「精神分離」的象徵。因為經過「品
牌化」包裝的毛的形象是家喻戶曉的，毛的語錄——經過林彪的篩選——是通俗易懂、很容
易掌握人民群眾的；而且，對於那個時代的人來說，是「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
的；所以是當時唯一擁有號召力，可以用來與當局進行精神抗衡的力量。

    第三波浪潮，時間大約發生在九十年代後半期。作為一種對「死不退休」的江澤民的
「派對」（見孫豐《毛澤東熱是對江澤民的派對性發洩》，載徐水良主編《網路文摘》），
與第二波毛熱不同的是，它不像前者那樣具有混沌不清的面目。它不是各種慾望混合的表達
和潛意識的流露，而是有著更清晰的面目和更明確的訴求的。它基本上是社會兩極分化形勢
嚴峻的產物；是利益失落者借用的旗幟。它與同期發生在知識界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
之爭，具有相重迭的歷史內涵。它們都是以當前社會「分配不公」現象為背景，企圖對急劇
轉型中的社會問題作出回應。而如果說，理論上的爭論是它的理性探索的話，那麼，由大眾
文化呈現出來的圖景，則是它的情感表達。此時的毛澤東，與歷次運動──如「文革」、
「八九」──扮演的「鍾馗」形象毫無二致，不過，這次反映的是利益被損害階層的呼聲。

    我認為，也正是因為它在民間已經形成氣候，官方才會輕鬆地接過它的旗幟。


四、「毛熱」的社會歷史功能及氣象預測

    如果以上敘述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那麼，所謂「毛熱」，就不能簡單的看作「毛澤東的
文化復辟」。筆者認為，作為一種社會表徵，它的爆發與這個社會的弊病，以及人民群眾對
社會發展狀況的不適應，是密切相連的。就積極的方面而言，它至少具有如下四層功用：

    第一，它提供了朝野政治家民意觀察的「晴雨表」。

    第二，在反腐化、反特權、聲張平等方面，對執政黨敲響警鐘。

    第三，通過民間文化熱持續不斷地對政治發生影響，結束歷來祇有「聖意」、「上意」，
而沒有「民意」的政治文化結構。

    第四，通過民間自由研究和討論，進一步深化對毛的反省，尤其是深化人們對「真人毛」
的認識，為毛澤東作為「偶像」和「品牌」的徹底拋棄鋪平道路。

    但由於毛這個「品牌」的陳舊性和封閉性，這種毛熱對於現時代的中國，也必然具有消
極的一面，在一定的條件下，甚至會導出反動的潮流。譬如：第一，作為一種「革命文化」
的內容，它的勃興和市場佔有，對於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進入中國的「西方文化」潮流，必然
起到一種阻遏的作用（參見陳小雅《中國「廢片」》附錄：《未來思潮誰引領？——文化
「三環」解析》）。這對於剛剛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自由民主人權與博愛的價值觀在中國還
非常幼弱的植株，將是不幸的。

    第二，作為一種「魅力型」偶像，毛對於那些期望「青天」政治的群眾，有著嚴重的麻
醉作用，也極易誘導政治家返回「人治」政治。

    第三，作為一種「農業文明」空想社會的產物，毛主義的核心價值具有鮮明的「反現代
化」色彩。對中國當代向「工業文明」的社會轉型，必然產生不利（但並非完全消極）的影
響。

    第四，作為造反成功的領袖，毛是運用舊式「民主」手段，排斥新式民主政治的實踐者。
毛的符號與行為方式，留給中國民間的記憶猶新。在民眾沒有掌握新式民主手段而政府也未
作出相應改制之前，毛的行為方式將是民眾爭取自身權利的唯一方式，它的發展，將不利於
憲政民主建設。

    第五，作為一個東方帝國的巨靈，「品牌毛」具有抗衡西方霸權的號召力。一旦中國國
際環境的壓力加大，民眾和政府中的「利益集團」，必將再次打出毛的旗旛，作為中國新一
代民族主義運動的前導。屆時的中國，將重新對世界關閉，並變得焦躁不安……


五、如何對待「毛澤東熱」

    綜上所述，中國歷史上的「毛澤東崇拜」，是中國兩千年專制主義文化與中共「革命文
化」相結合的產兒。它的「產床」，是科學極不發達、統一宗教闕如而民間迷信濃厚，以及
民主政治土壤瘠薄的、以小生產意識為主體的「農耕—家族」文化；其「助產士」，則是民
族危機與革命戰爭背景下，圍繞國家權力與中共黨內權力而展開的鬥爭。作為革命文化的一
個分支現象，毛澤東熱在中國現、當代精神文化史中，既不是其來有自的，也不是持續不斷
的，自然也不會是永世長存的。隨著其形成條件的逐漸消除，它也將逐漸退化、變形，以致
從歷史中冰雪消融。

    毛澤東式的專制，更是政治進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隨著國家權威「去魅力，入法理」
的進步，它的消解也是一個必然。

    可以理解的是，在現階段，如果說民眾中還殘存著毛崇拜的話，那麼，絕大部分已不是
對那個真實的、醜惡的毛的崇拜，而是對於被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者和民眾自己——根據
黨紀和傳統道德——「品牌化」的毛的崇拜。換言之，作為崇拜者來說，絕大部分不屬於上
述第五類。他們的崇拜，有時甚至與毛這個人的思想、行為、經歷毫無關係，而是崇拜者將
自身理想「對像化」的結果。

    唐代大詩人劉禹錫曾經說過：「古來名將皆為神」。在他所處的時代，關羽、秦瓊、尉
遲敬德，就是這樣的小神。民間神話研究的成果顯示，中國民間神祇（將各民族的加在一起）
可能上千：凡天地山川，風雨雷電，江河湖澤，四時節氣，金木水火，飛禽走獸，桌椅板凳
門窗灶台掃帚……甚至茅坑，都曾被賦予「神靈」。可見是「萬物有靈」。在哲學家那裡，
這成了中國人「實用理性」的證明。人們塑造的這些「神」，和他們自身的福祉，其實祇有
心理上的關係。就像古羅馬人喜歡將「一切榮譽歸於愷撒」一樣，人們喜歡將自己的幸福與
災禍與自己的這個創造物分享。他們塑造出一個高大的「神」，有時是為了體驗創造的快樂，
有時是為了給不那麼高大的自己壯膽。就像「圖騰」對於原始部落的意義。

    作為一個從類似愚昧和崇拜中走過來的人，作為一個民主自由觀念的信奉者和實踐者，
同時，也作為一介政治文化的研究者，我致力於將毛「去神化」和「去品牌化」的工作，但
也十分理解毛熱的發生，以及毛崇拜的殘餘現象。並認為，為防毛的復辟，我們需要進行的
工作仍將是艱苦而漫長的，戰線是廣大而層次是複雜的。因為它有賴於我們——每個從毛時
代過來或受其影響的人的徹底「去毛化」——從理念到思想，從思維定勢到行為方式，從語
言到手段的徹底「脫毛」過程。並以這種「脫毛」後的新人類群體的行為示範於廣大民眾，
讓民眾自己去自由抉擇。

    1988年10月2日，我曾目睹天安門廣場的馬恩列斯像懸掛最後一天的情景。作為一種象
征性事物，那是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政治生涯中的最後時刻。當時，我十分留意民間的
反應。但我所得到的結果是，民間對此毫無反應！我意識到，這是人心已去、大勢已去的結
果；也是執政黨多年來逐漸降溫，思想界持續努力，以及最後處理這一事件的智慧手段的產
物。因此，我認為，毛畫像是否能從天安門城樓取締，毛遺體是否能從天安門廣場撤走，並
不是「去毛化」過程的開端，而是這一過程完成或基本完成的結果。

    作為一種策略性選擇，我認為，毛遺體的去留，可經由如下過渡階段：1、管理經費由
全國人大審定；2、管理機構與體制脫鉤；3、移址；4、由其家人對遺體的去留提出要求。
我相信，生活在人民群眾和現實生活中，有著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他們，能夠作出明智的、
符合歷史潮流的抉擇。

    同時，我還提出，去除毛的象徵物後，可以允許毛作為「小神」在民間留存。這是鑒於
中國民間的文化傳統，考慮到客觀存在，基於對人民信仰自由的尊重，以及一種「軟著陸」
的願望而提出的。這並不意味著我「提倡」、「號召」和「呼籲」把這尊已打倒的偶像重新
扶上神位，更不代表我個人對毛的好惡。

    （2006年7月22日初稿 8月27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