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下） 胡 平 八、毛澤東打平反牌贏得人心 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裡寫道他在監獄中和一個保守派思想家、長沙一中同學程德明 之間的討論。程德明認為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犯的錯誤造成了中國經濟的大崩潰，他不肯認錯， 這是他發動文化革命整肅批評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楊小凱很喜歡程德明的這個觀 點，但他還是想與程德明辯論。楊小凱說：「毛澤東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錯了，但是他在文革 中期支持被當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為他們平反，這一招卻贏得了人心。假如現在當 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澤東支持你造反，為你平反，你會站在為你平反的人一邊呢還是會站 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邊？」 程德明說：「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楊小凱說：「沒有 一個被當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會認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會支持為他們平反 的毛澤東」。 楊小凱這段話表明，在文革中，毛澤東打出平反牌是他贏得人心的關鍵。毛澤東發動文 革，號召群眾揪斗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批判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確立並強化他的極左路 線，在一開始並不順利。因為當時的群眾雖然對毛十分崇拜，但是在不少人的內心深處，對 於某些被指為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或多或少還是有一定好感的，因此他們參加運動就不 免懷有很多疑慮，缺少主動性和自發性。在運動初期，各級黨組織和工作組依照以往搞政治 運動的慣例，把自己視為黨的化身，把那些敢於向自己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意見的人打成反 革命，打成右派；並對群眾分類排隊，依靠黨團員、紅五類，歧視、排斥和打擊那些出身不 好的和有歷史問題的或犯過錯誤的，使很多群眾感到非常壓抑。工作組撤離後，接下來的文 革會和紅衛兵（此處的紅衛兵是指最早成立的以幹部子弟為主的紅衛兵，也叫老紅衛兵或老 兵）在壓制群眾方面更是變本加厲，打老師打同學，他們還殺出校園，把暴力行為推向了全 社會，製造了極其恐怖的紅八月。（順便插一句，我們知道，上述一系列做法後來被稱之為 「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這豈衹是劉鄧路線。這是黨路線，是毛路線。這是共產 黨的一貫做法，其始作俑者正是毛本人。後來，毛詭稱派工作組沒有經過他同意，把工作組 做的事完全推到劉鄧頭上，這且不論。那麼紅衛兵呢？紅衛兵、紅八月也可以完全推到劉鄧 頭上麼？紅衛兵難道不是毛親自出面支持的嗎？紅衛兵在紅八月的血腥暴行難道不是在以毛 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及其宣傳機器的慫恿和鼓勵下干的嗎？） 就在這時，毛卻一反常態，出人意料地打出平反牌。1966年13期紅旗雜誌社論吹響批判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進軍號。不但工作組被否定，老紅衛兵也受到批判。不但是那些因 為給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人得到平反，那些因為歷史問題、家庭出身問題 或其他問題而被批鬥被關押的群眾也紛紛得到解放。這在「新中國」十七年的歷史上是沒有 先例的。過去搞運動總是群眾挨整，如今群眾這個頭銜倒成了免於挨整的護身符。過去搞運 動整群眾，整錯了也絕不會認錯，材料永久性地保留在檔案裡跟你一輩子，如今被整的群眾 堂而皇之地得到平反，黑材料不交出來就搶出來當眾付之一炬。過去搞運動，總有些黨團員 積極分子一馬當先，熱衷於在群眾中挖出階級敵人，緊跟領導，永遠正確，如今他們卻被批 評為站錯了隊，充當了反動路線的打手，搞得灰溜溜的。前階段運動打擊面太寬，廣大群眾 敢怒不敢言，甚至連怒都不敢，如今群眾則揚眉吐氣，歡欣鼓舞。人們紛紛成立和加入各種 造反組織，寫文章開大會，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發誓要永遠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 衹有在這時，廣大群眾參加文革才顯示出真正的自發性。 應該說，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具有反對政治迫害的成份，因此是值得肯定的。 不過這和真正的保護人權畢竟還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僅僅反對當權派壓制群 眾，他們還積極地揪斗走資派和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眾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資派中， 首當其衝的是彭德懷、鄧拓式的幹部；在被宣佈為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而狠加批判的各種政策 和觀點中，主要是那些比較務實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東西。造反派是以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 線的名義反對政治迫害的，是以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名義保護自己打擊對方的，結果就成 了為毛的例如三面紅旗一類罪惡背書，倒去批判那些在經濟政策和文化政策上比較務實的和 稍具自由化的東西。毛澤東打出平反牌為自己贏得了人心，贏得了群眾，有力地打擊了政敵， 從而也就維護和強化了他那套極左的路線。 九、造反派受了個大蒙蔽 記得在1969年夏天，我們幾個朋友議論文革，一位老造反朋友就說：過去我們總說老保 們受蒙蔽，其實我們也是受蒙蔽，受了個大蒙蔽。 在《毛主席的孩子們》這本書裡，陳佩華（Anita Chen）寫道：造反派「表示支持『毛 主席的革命路線』，但他們忽略了所許諾的改革實際上意味著什麼。他們從沒有清楚地意識 到，『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意味著埋頭讀書的學生被批判為『白專』，意味著接受高等教育 的標準不是學習水平而是階級成份。隨後幾年中，他們看到的是教育質量飛速下降，高校招 生要通過家庭關係去『走後門』。新的教育制度與從前他們希望的大相逕庭。他們原想毛主 席會支持打破舊的條框束縛，像在文革中的大民主一樣。但事實上，文化界從來沒有像1970 年這樣的荒寂，並且受到了嚴密的控制。他們曾經幫助毛主席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物質刺 激，但到農村和農民接觸之後，發現農民更喜歡劉的路線。」 無須乎進行全面周密的調查統計就可以發現，造反派和保守派在成員構成上有著很大的 不同。在保守派中，黨團員多，紅五類出身的多，被官方視為積極分子的人多；在造反派中， 相對而言，非黨團員多，出身中間家庭和黑五類的人多，被官方視為中間分子和落後分子的 人多，過去犯過所謂政治錯誤的人多（注意：這衹是相對而言。在造反派中，黨團員、紅五 類也為數不少，且常常佔據主導地位；而大部分黑五類是逍遙派）。造反派容納了比較多的 在文革前政治地位低下的群眾。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人們很容易得出結 論，以為這些人加入造反派是出於對體制的不滿；並進而推論道文革中的造反運動具有反對 現行體制的意義。按照這種解釋，保守派既然是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們要當保守派。 沒有比這種解釋更似是而非的了。和學生切身利益最相關的莫過於教育體制。試問：對 學生而言，尤其是對我輩尊師重道，學習成績好而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大好的學生而言，究竟 是所謂舊的教育體制、所謂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更符合我們的利益，還是所謂新 的教育體制、所謂毛的教育路線更符合我們的利益，那還用說嗎？事實上，在運動初期批判 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時，我們這類學生本來還都是被動的，偏於保守的，內心深處是 很困惑很苦惱的。可是同樣是我們，等到後來成了造反派，等到後來我們自己提出各種版本 的教育革命方案時，卻是一個比一個左，都是主張政治掛帥，堅持五七道路，把階級鬥爭當 作一門主課，輕視課堂教學，輕視基礎知識的學習，強調與工農相結合，強調與生產勞動相 結合，強調革命大批判，和一切封資修徹底決裂，廢除高考，把上山下鄉視為必經之路，以 及諸如此類。北京的很多中學生（主要是造反派），甚至還沒等到毛髮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的指示，就主動地、自願地，甚至爭先恐後地上山下鄉。我們在拚命做著和自己利益相反的 事情——沒過幾年就叫苦連天，後悔莫及了。 為什麼我們在運動初期對所謂教育革命還心存疑慮，而到了後來揭竿造反時卻又變成了 教育革命的急先鋒了呢？原因就在於我們在前階段受到壓制，而毛澤東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 動路線，給我們平了反，把我們從前階段的政治歧視與壓迫下解放出來，我們大喜過望，感 激涕零，由是而倍生報效之心，義無反顧地站在了毛路線一邊。用當時的話就是「毛主席為 我們撐腰，我們為毛主席爭氣！」 作為過去受歧視受排斥的一批，我們更急於顯示自己對 毛路線的理解與忠誠，尤其是想證明自己比那些先前被視為積極份子的人們更革命。這樣一 來，我們就把自己本來有的種種困惑與懷疑統統丟到一邊，把自己本來有的某種朦朧的自由 化傾向——如果它們不符合現今的毛路線的話——統統丟到一邊。我們越是希圖通過革命造 反獲得自我的肯定，結果便越是造成自我的迷失。 學生的情況是這樣，工人和職員及市民的情況也差不多。順便一提，毛澤東本來是搞農 民運動起家，中共的武裝革命也主要靠的是農民，但是在文革中，毛卻把農民撇在一邊。文 革中湧現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群眾領袖，但竟然沒有一個著名的群眾領袖是農民。道理很簡 單，三年大饑荒，農民受害最深，都知道三自一包要比三面紅旗好，要讓農民也起來自發地 反對劉少奇恐怕沒那麼容易。因此，毛對農民不放心，在農民中寧肯繼續扶植文革前的勞動 模範（如陳永貴），也不肯製造農民中的蒯大富或王洪文。 按照楊小凱的分析，毛之所以能在文革中戰而勝之，是因為毛巧妙地利用了「在朝右派」 和「在野右派」之間的「歷史誤會」。在經濟、文化、教育政策等方面，和毛的極左相比， 劉鄧路線是偏右的，是比較有利於人民的（當然，這衹是相對而言），按理說，群眾，特別 是我們這些具有朦朧自由化傾向的「在野右派」，是應該支持劉鄧反對毛的——至少是不應 該反過來支持毛而反對劉鄧的。但是由於我們受到據說是劉鄧路線的壓制（如前所說，那並 非衹是劉鄧路線，那是黨路線，是毛路線，不過在當時我們見不及此），是毛把我們解放了 出來，因此我們就一頭扎進了毛的陣營，激烈地反對劉鄧，不但反對劉鄧對我們的壓制，也 連帶著反對劉鄧的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比較理性務實的政策，幫助維護和強化了毛的權力， 同時也幫助維護和強化了毛的那套極左路線。等到毛戰勝了政敵，回過頭來收拾造反派，我 們這才發現，我們面對的政治壓迫絲毫不比劉鄧路線遜色，而我們面對的經濟文化和教育政 策卻要比劉鄧的還要惡劣得多。糟糕的是，這後一方面竟然是我們自己參與促成的。這不是 「受了個大蒙蔽」又是什麼呢？ 十、孤家寡人的絕對權力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過河拆橋。毛澤東在利用造反派打倒政敵，鞏固和強化了他那套 極左路線之後，接連發起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運動，打垮了造反派。造 反派既然把毛奉為最高權威，故而在來自毛主席司令部的打擊下毫無招架之功。在文革中， 造反派並不是唯一的犧牲品。老紅衛兵、保守派也是毛的犧牲品。還有黨內的不同派別，也 都是相繼被毛利用而又先後被毛打擊。最後衹是造就了毛一個人的絕對權力。 1969年3月，中共召開九大，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說來很奇怪，在這時，毛澤 東的社會基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薄弱。三年文革，毛澤東幾乎把全中國各個階層和黨內大部 分派別都挨著個得罪個遍，但偏偏就在這樣薄弱的基礎上，毛的權勢達到頂峰。這到底是怎 樣一回事呢？ 韓非和馬基雅維利都講過，君主最好是讓臣民既懼怕又愛戴。如果兩者不可兼得，那麼 寧肯讓人懼怕。因為愛是主動的，操之於人，別人想不愛就可以不愛；怕是被動的，操之於 我，你想不怕也不行，怕就是不得不怕。但問題是，如果大家都僅僅是出於懼怕而不得不服 從你，幾乎沒有什麼人是出於愛戴而真心擁護你，你的江山還能做得穩麼？ 一個社會，有沒有可能被某個獨裁者或一小撮寡頭所控制呢？一般來說，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獨裁者和寡頭們不能單憑自己的力量去壓迫全社會。他們起碼要有一支效忠自己的軍隊 （御林軍或曰禁衛軍），而這支御林軍自身的忠誠不可能是出於強迫。既然他們就是強迫力 量自身，誰還能強迫他們呢？他們自己當然不會強迫自己，所以，他們的忠誠衹能是出於自 願。董卓人人都怕，是因為他擁有呂布；呂布當然不怕呂布，所以呂布效忠董卓不是出於害 怕而是出於自願。 不過也有例外的情況。英國哲學家邁克爾。博蘭尼（Michael Polanyi）考慮到斯大林 晚期的情況提出下述分析。他說：「通常假定，沒有自願的支持，例如信得過的禁衛軍支持， 權力就無法行使。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因為看來有些獨裁者誰都害怕，例如斯大林統治的 末期，誰都怕他。事實上容易理解，單獨一個人不需要相當可觀的自願支持，就可以很容易 對許多人實施統治。如果在一個群體中，每人都認為所有其他人會服從一個聲稱是他們共同 上級的人的命令，所有人就會服從這個作為他們上級的人。因為每個人都擔心，如果不服從， 其他人就會按照上級的命令處罰他，所以所有人僅僅猜想其他人繼續服從而被迫服從，不需 要群體中的任何成員給上級以任何自願支持。群體中的每個成員甚至會感到不得不匯報同志 中的任何不滿意跡象，因為他擔心，在他面前任何訴苦，都可能是密探對他的考驗；如果不 匯報這種顛覆性言論，就會受到懲罰。因此，群體中的成員之間如此互不信任，以至於即使 在私底下也衹能表達對上級的忠誠，雖然大家暗地裡都痛恨他。這種赤裸裸的權力的穩定性 隨著所控群體規模的擴大而增強，因為在少數個人夥伴之間由於互相信任碰巧結合而可能在 當地形成的不滿核心，會被周圍大量被認為仍然忠於獨裁者的群眾所嚇倒而癱瘓。因此對一 個大國的控制，比對在海洋中一隻船上的水手的控制還容易。」（我當初在《論言論自由》 一文的「當代專制主義的奧秘」一節中裡也提出過類似的分析，和博蘭尼不謀而和）。 大約是在1979年吧，《世界文學》發表了一位匈牙利作家寫的諷刺小說。總書記死了， 書記處的書記們都出席葬禮。默哀開始，大家都把頭深深地低下，三分鐘過去了，五分鐘過 去了，沒有一個人抬起頭來；一小時過去了，兩小時過去了，還是沒有一個人抬起頭來。每 個人都竭力作出悲痛欲絕狀，好像陷入無邊的哀思以至於忘卻了時間的流逝。其實他們每個 人都想抬起頭來，但誰都不敢先抬頭，誰都怕自己先抬頭而被別人視為對領袖愛得不深遭到 清洗，同時每個人又都虎視眈眈，等著看有誰敢於先抬頭，然後一擁而上把他打倒。就這樣， 他們低著頭，直到有一天來了輛大卡車把他們統統裝上去送進歷史博物館。直到今天，如果 你到歷史博物館去參觀的話，還可以看到他們定定地站在那裡，深深地低著頭。這個故事告 訴我們，即便在大獨裁者死了以後，他仍然有可能利用上述群體心理，保持住自己的巨大威 懾力，使得他的繼任者們不敢反抗，哪怕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對他早就心懷不滿了。毛的如 意算盤大抵就是這樣。 由此，我們就能理解1976年四五運動的偉大意義了。當千千萬萬的民眾各自暗中懷著對 毛、對文革的不滿，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時，他們猛然發現：原來有那麼多別的人也 和自己想的一樣！於是，毛的受萬眾擁戴的神話破滅了。毛自己當然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 他要對他的親信們說：「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 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你們要信！」 四五運動雖然遭到鎮壓，但由於它明明白白地揭 示出人心所向，這就給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們敢於在毛死後一舉粉碎四 人幫。不過從另一個角度想，如果毛不是在四五運動被鎮壓後不到半年時間就撒手人間，而 是像鄧小平那樣，在六四後又活了七、八年，因而有足夠的時間穩住陣腳，調整應對，情況 又會如何呢？ 十一、毛的身後 眾所周知，毛澤東生前對接班人問題可謂殫精竭慮，費盡心機，為此不惜在黨內發動了 一次又一次的殘酷清洗；然而毛一去世，屍骨未寒，自己的老婆和一班親信就被打成「反革 命」鋃鐺入獄，那顯然不合乎毛本人的意願。因而人們有理由懷疑毛澤東本來留有一份包括 指定接班人在內的遺囑，對「四人幫」一派有利，但是被華國鋒等先下手為強，「一舉粉碎 『四人幫』」，這份遺囑也就被封鎖或銷毀了。 上述推測固然有它的道理，不過，我還是傾向於認為毛澤東並沒有就接班人問題留下遺 囑或密詔。畢竟，毛澤東不是皇帝，他不能通過一紙遺書或密詔確定接班人選。共產黨也沒 有靠領袖遺囑或密詔確立接班人的先例或傳統。例如著名的列寧遺囑，其中雖然對幾位「親 密戰友」逐一評判，但並沒有明確表示要誰接班的意思。 一般來說，如果獨裁者決定用遺囑的方式確立接班人，那麼，他需要讓朝野上下——起 碼是文武重臣——都知道有這樣一份遺囑的存在，並且對之嚴加保管；否則，「睡在身邊的 赫魯曉夫」從中破壞，在「偉大領袖」死後作亂，或者把遺囑塗改偽造，或者乾脆扣下不發 （對外就說沒有），那豈不前功盡棄，壞了大事？ 我不相信毛留有指定接班人的遺囑，更重要的理由是，作為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 東並不能單獨確立自己的繼位人選；因為在理論上，領袖的權力不是屬於領袖自己（這點和 古代的皇帝有別），而是屬於黨。在程序上，毛澤東衹能提出某一職位的人選，然後還須經 過黨的最高權力機關討論通過。這意味著，毛澤東如果想把某人確立為自己的接班人，他衹 能在生前就完成相應的安排。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這樣確立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這 樣確立的。華國鋒是由毛親自提名，再經由政治局通過而出任黨的第一副主席（注意：當時 特別強調是「第一」副主席，以拉開和其他副主席的距離）和國務院總理，成為僅次於毛的 第二號人物，並保持這種地位直到毛去世，這等於是宣佈了華的接班人身份。因此，要說毛 的本意衹是把華當作一個過渡性人物，另留下遺囑讓「四人幫」掌握大權，並且一直到臨終 都秘而不宣，這種分析是站不住腳的。 毛在晚年對接班人問題機關算盡，但最終還是失算了；不過也不盡然。如果毛向左派 （「四人幫」）一邊倒，右派要抗爭，衹能公開打出「非毛」「反毛」的旗幟，若右派獲勝， 哪裡還會有今天的毛澤東紀念堂？毛讓華接班，指望華能平衡左右兩派，沒想到華與右派聯 手，利用其正統地位而輕易地打倒了左派。這就應了毛在林彪事件後公佈的那封先前寫給江 青信裡的一種預言，右派果然在毛死後鬧事，但還是打出毛的旗號。毛的名字竟被利用來作 反毛的事，但毛的名字卻也因此而得到保護。就這點而言，毛並沒有全盤失算；你甚至可以 說，以毛犯下的滔天大罪，包括對他的黨所犯下的滔天大罪，毛身後的名譽居然還能得到該 黨的精心保護，他的算計已然是很精明的了。 十二、還會再來一次文革嗎？ 在文革這場大災難過去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卻聽到有不少人高呼「再來一次文革」。 初聽之下，很是讓人驚訝。 不過認真讀一讀這些人的文章講話，我們發現，原來他們所呼籲的文革並不是我們平時 所說的文革。他們所說的文革是群眾起來批鬥當權派，是群眾在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發動和支 持下批鬥當權派，批鬥貪污腐敗的大小官員。有的人還憤憤地說，要是再來一次文革，一定 要把那些當權派整得更厲害點。 且不說把文革中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批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說成是整治貪官 污吏，大有扭曲文革本來面目之嫌。問題是，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論，批判反動路線和揪斗各 級當權派也衹是其中的一段而非全版。看來，在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朋友那裡，文革就 像一條香腸，想從哪兒切就可以從哪兒切，想吃哪段就可以吃哪段。文革是一部十集電視連 續劇，他們不要前面三集，也不要後面四集，衹要中間三集。他們不要批三家村，不要對文 化界黑幫黑線的全面專政，不要紅八月，也不要清理階級隊伍，不要清查五一六，不要一打 三反，不要上山下鄉；衹要中間一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衹要揪斗當權派造反奪權。多 愜意啊。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些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朋友們，就像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後 悔藥者一樣，在他們關於再來一次文革的想像中，別人，尤其是他們的敵人和對手們，統統 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劇本原封不動、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們的戰友們卻可 以憑著事後的聰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選擇。天下哪有這等好事？你有了後見之明，別人不也一 樣嗎？要是再來一次文革，你計劃在文革第三集第四集把你的對手整死，沒準兒你的對手卻 早就琢磨著趕在第一集第二集就先把你整死呢。 可見，關於再來一次文革，關於再來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說法，都是經不起分析的。 它們衹是表達一種情緒而已。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文革是空城計，衹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文革之所以能搞 起來，能搞成那個樣子，就在於當時人們都不知道（或自以為知道而其實不知道）毛到底要 做什麼以及毛到底要怎麼做。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對毛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當時的 人，不論是出於年幼無知還是出於老奸巨猾，都是要跟毛走的，至少是不會正面反對毛的。 這個前提不成立，一切就無從談起。如果劉少奇、陶鑄、賀龍以及林彪等一大批老幹部們事 先就知道他們將被折磨得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他們還會在文革開始時舉手支持毛麼？ 如果老紅衛兵們事先知道他們的父母也是運動的對象，他們自己也會從小太陽變成反動分子， 他們還會去創建紅衛兵，為毛澤東打前鋒嗎？如果造反派事先知道他們的造反衹不過是為毛 利用打擊其政敵，一用完就拋棄就進監獄，而後建立起來的社會是個更糟糕的社會，他們還 會願意充當這樣的工具和犧牲品嗎？ 我們可以斷言，如果再來一次文革，幾乎所有的人都會作出和第一次文革截然不同的選 擇，所以第二次文革必定會很不相同於第一次文革。更何況今日中國並沒有當年那種對領袖 的個人崇拜。所以根本就不會再發生一次文革。我不是在「歷史不會重複」或「人不能兩次 踏入同一條河流」這種泛泛的意義上說不會再發生文革，我是在更強得多的意義上說不會再 發生文革。 至於有些人說「文革仍然在繼續」，「文革在中國還沒有結束」，他們所說的「文革」 衹是一種引申，一種比喻。它實際上指的是一黨專政、政治迫害或鉗制言論以及諸如此類。 其實，那些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人無非是痛感今日中國貪污腐敗氾濫成災，希望民眾奮 起抗爭。對此我們深表贊同。不過我們不贊成「再來一次文革」這種說法，因為這種說法太 不清晰太不準確，它太容易引起誤解，太容易喚起許許多多善良的人們的痛苦記憶，因此招 致強烈的反感和牴觸。既然有的是更清晰更準確的說法，為什麼不用更清晰更準確的說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