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賢斌入獄七年憶

（北京）楊寬興


值得大書特書的政治犯

    劉賢斌入獄已經7年了，有關他的文字並不多見。高墻關得住人的身體，卻不應關住一
個人的名字，但在物慾橫流的犬儒時代，一個名氣不大的政治犯，會引起多少人的興趣？大
家又能為他做些什麼呢？也許正如一位朋友所說：本該大書特書的劉賢斌，這位被捕在中國
互連網普及時代之前的勇士，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

    也許，時光那拖沓的腳步，還要在賢斌的身上，重重地踩過6年的每一個日子。這種漫
長的蹂躪，使人感到透不過氣來。令人欣慰的，世界並沒有把他忘記，在他獲得魏京生人權
獎的那個夜晚，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自他入獄，幾乎時時感受到他被囚禁的那種痛苦，孤獨時的許多詩歌，也都為他所寫。
我和賢斌相識於1994年，那年，我24歲，儘管已經初歷坎坷，卻仍是處在並不深識愁滋味的
年齡。找到一個機會，想也沒想就去了北京，懷揣著投奔革命的熱情，在王丹家中，結識了
剛剛出獄的劉賢斌。

    賢斌對北京要比我熟悉，他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因為參與紀念六四等活動被捕入獄，
1993年刑滿釋放後，在四川稍事休整，便重返北京，進行他的「二次革命」。

    開始，他沒有住處，我便要他搬來和我同住，不久，他在清華大學附近租了間平房，安
頓下來，但仍和我離得很近，我們的交往，便一直延續了下去。我不知道他的生活來源是什
麼，但這不是問題，我甚至都沒問過他，那個時候，大家都沒生活來源，活下來的訣竅是：
盡量減少消費，尋找機會打工。

    通過賢斌，我認識了原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馬少華，馬少華已是「二進宮」了，這次剛剛
從西安看守所裡放出來，他告訴我，出獄後他是打算安心去養豬的，可是一見到劉賢斌，他
的「革命熱情」便再次高漲。

    賢斌經常到我的住處找我，我們在北大未名湖畔邊走邊聊，在求知慾旺盛的年齡，我們
不再有求學的機會，這樣的聊天是我們獲取知識的一種途徑。有時，我去清華園，在他的小
屋子裡，一起吸煙，我吸煙的習慣，還是賢斌帶給我的。

    不久，妻子因為我的緣故，失去工作，她也來到北京，和我一起開始了漂泊生活。我們
搬家後，離賢斌住得遠了，但聯繫依舊頻繁，他幾次來回北京和四川之間，除了尋找朋友，
傳遞資料之外，回四川籌措生活費，大概也是目的之一。

    其間，我們曾分別到各處聯絡，藉以尋找1989年的感覺，但時光不再，在各處遭受的冷
遇和歡迎，其實都祇是一種友情的存續，並不具備現實的政治意義了。但這些活動，無疑給
他的「犯罪」檔案裡，又增加了厚厚的記錄。

    有一次，我幸運地接到一單發放商業調查問卷的生意，如果順利完成，我、劉賢斌、馬
少華三人一共可得200元人民幣的報酬。我們的調查對象是建國門一帶的跨國公司辦事處，
三人趕到國際大廈，不久便灰溜溜地坐到路邊的欄杆上。我們無法越過這些辦事處的門禁系
統，跨國公司工作人員冷漠的口氣，使我們感到自卑，繼而自嘲：「我們這些資產階級自由
化分子，連資產階級的門廳都進不去。」

    好在那時年輕，沮喪的心情很快就煙消雲散，我們原封不動地將問卷退回，也許，窮困
潦倒的我們，祇要編造一些調查數據，是可以將200元錢搞到手的。


在苦難與等待之中

    1995年5月20日，我被北京警方從家中抓走，奇怪的是，劉賢斌竟安然無恙。我入獄的
時候，妻子被迫再次搬家，新家位於劉賢斌租住的清華園附近。我被釋放的當天，意外地見
到劉賢斌。幾個月的監禁生活，使我患了嚴重的疑慮症，另外，我向北京警方做過不再活動
的保證，於是與劉賢斌的相鄰而居，就成了一個問題。我知道，我是被密切監控的，如果我
和劉賢斌在一起做事，就構成新的罪行，如果我知情不報，可能會馬上被再抓進去，而劉賢
斌也逃脫不掉。於是我勸他回四川暫避風險，事實上，在那一陣子的大抓捕中，賢斌得脫，
實屬僥倖，他的處境也確實很危險了。我想，對當時的緊張情勢，賢斌還是有點擔心的，同
住的一個小伙子告訴我，劉賢斌去買車票的時候，因為發現身後有人跟蹤，表情顯得很緊張。
我沒有親眼看見他緊張的樣子，不知道別人的描述是否屬實。如果屬實，那是我所知他唯一
一次表現出的軟弱。我知道，當時他正在和四川老家的陳明先女士戀愛。

    對於監獄的生活，他比我熟悉，他當然我更懂得監禁的滋味，他曾向我繪聲繪色地描述
死囚犯被處決前幾天的心理和生理變化，他告訴我，和他同號的死囚犯，行刑前幾天，因為
恐懼死亡，連面部發生了嚴重的物理變形。戀愛中的人，誰願意過著與死囚犯關在一起的生
活呢？

    如果1995年的賢斌確曾因為便衣的跟蹤而感到緊張，我想是他對陳明先女士的感情戰勝
了他的政治衝動。在清華園的小平房裡，我見過陳明先的照片，對她有一種特別的感激。但
時光若能倒流，我希望陳明先女士，以及我的妻子，不要嫁給賢斌和我這樣的人。

    賢斌這次離開北京後，我們就祇是偶爾通過電話進行聯繫，並且，我在盡量避免同他做
不必要的聯繫，我知道，幾乎所有的通話都被監控。有一次，我受人之托，給他寄了一張境
外組織中國人權的200美元人道救濟支票，對他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也同時給深
圳的馬少方寄了一張支票，感謝中國人權在最困難的時候給與我們的幫助。不過，我給劉賢
斌寄支票，以及另外的一些小動作，使北京警方嚴重不快，在很短的時間裡，我的住處兩次
被抄，連日記都被拿去複印。

    在中國，如果你選擇做一個民運分子，會有人歡呼，也會有人辱罵，但是，當你身陷牢
獄的時候，全世界終究會因為無可奈何而寂靜下來，所有的苦難與等待，祇能由你和你的家
人承擔。我不想再次入獄，我想維持住一個家庭，於是，1996年，我離開了北京，和妻子一
起回到濟南。

    此後的兩年間，我一直在濟南做小生意，和劉賢斌之間，也祇有很少的書信聯繫。突然
有一天接到他的電話，而此時，他已到濟南火車站。巧合的是，剛剛學會上網的我，此前一
天偶然看到他在長沙被抓而又被放的消息。

    老友重逢，喜從天降。一別3年有餘，賢斌的熱情依舊，而我，則沒有他那樣的樂觀。
我對他當時的政治活動所知不多，他給我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這時的我，對政治表出的興
趣，已遠不及與賢斌間的手足之情，我希望賢斌能在濟南多住些日子，可是，他還要趕著去
青島，而且同行的還有一位袁亞娟女士，那天晚上，我們三人的談話，在袁亞娟女士的《追
蹤中國民運二十天》中有所記載（見王建輝《有沒有》）。安頓好袁女士之後，我和賢斌來
到山東教育學院的操場，邊散步邊聊天，這是我們分別3年之後最透徹的一次談話，他對我
介紹了他主持「人權觀察」和組建中國民主黨的過程，我則跟他講述1995年分別之後的複雜
經歷。我遺憾自己沒有足夠的時間和他詳談，這使我後來陷入深深的自責，以我當時對社會
的觀察和理解，若有足夠的時間和恰當的談話氛圍，或許我可以阻止他義無返顧地走向監獄。


對呼喚民主的良心人士不人道的判決

    也許，即使有那樣的機會，我並不能說服他，反倒是他將我說服。我知道，我們在性格
上太接近，即便不是出於政治觀點，我們也完全可以成為最好的朋友。他的熱情、坦蕩等性
格，無一不在我身上存在，但是，我比他懦弱自私，另外，我給自己找了一個真實的藉口：
家庭負擔。不過，在他的鼓勵下，我答應在濟南適當開展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不久後開
始的又一波全國性抓捕，使我對他的承諾也落了空。

    多年前，我們印過一次名片，身份一欄祇有五個字：民主主義者。儘管窮困潦倒，但我
們為自己能夠堅持民運人士的身份而自豪。現在，我早已羞於如此自稱，我的逃避，從朋友
的角度看，是一種背叛，我不知道將來的劉賢斌是否還會認我這個朋友。我敬重他，因為他
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我又同情他，因為他的十三年默默無聞的刑期。據說，有關方面在逮捕
他之前，做出這樣的評價：「活動能力極強」、「極具反偵察能力」、「全力從事活動」、
「極具危險性」，儘管我不認同這樣的定性，但我知道如果我一直堅持下來，我也可能得到
這樣的定性，我也可能是13年的刑期。

    當我走在擁擠的大街上，或在無人的深夜，想起賢斌，我會百感交集。今天，他不再從
事他的政治活動，他也無法承擔起作為兒子作為丈夫作為父親的責任，他祇是一個擁有漫長
刑期的囚犯。我無法忘記我們在1999年的談話，當時他告訴我，他太疲憊了，而且感到知識
老化，想找個機會上學，好好讀幾年書。現在回想起他說話的語氣，不勝唏噓。從學業上講，
我們的青春，在幾乎無人認可的奉獻中荒廢了。而6年後出獄的賢斌，將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他還有機會上學嗎？13年，會發生多少令人無法想像的滄桑世事，他和他的家庭又將以什麼
樣的心情面對一個個被迫分離的日子？

    我猜想，劉賢斌的重判，主要是因為他「死不改悔」的態度，從1989到1999的十年間，
他從來沒有停止干擾警方的清閒，但警方是否也應想到：從實際效果來講，他並沒有給社會
穩定造成任何危害，他激情四溢，但從不缺少理性，對他而言，抗爭行為主要表現為一種書
生意氣。我敢說，當今的中國，如果有人會威脅社會穩定的話，那絕不是賢斌這樣的人。

    賢斌從中學時期就患有肺結核，後來又曾復發，為此，他戒掉了吸煙的習慣，可是我在
濟南見他的時候，依舊感覺他比以前更瘦弱，以他的身體狀況，怎麼能承受13年的刑期折磨？
這樣的現實，使人感到焦急和無奈，但也使我們無法迴避他的13年刑期加在我們良心上的壓
力。

    中國歷史有太多令人感到沉重的事件，需要大家進行認真的反思，但政府更應該意識到，
每一次對異議人士的嚴厲打擊，在給這個政權帶來短暫穩定感的同時，也會給他們帶來無法
迴避的新的政治壓力，壓縮了六四之後本來就很狹窄的政治空間，實際上是一種兩敗俱傷的
選擇。從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對這樣一個和平抗爭的知識分子，判處過於漫長的刑期，無論
如何，都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十幾年的政治打壓和生存壓力，已經使原有的民運力量被社會邊緣化，但政府應該看到，
即使年年打壓，新的異議者仍然會頑強地站出來，重判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所謂社會不穩定
的因素，相反，這種不人道的判決使更多的人失去對政權的基本信任，實際上是政府對自己
的一種政治否定，更何況，對呼喚民主的良心人士施以重判，會使人們喪失對社會公正的信
心，客觀上鼓勵了普遍的腐敗蔓延。而這種漫長到可怕的刑期，不像嚴肅的法律判決，更像
是懷有深仇大恨的人所做的極端報復，但報復性的懲罰祇能帶來仇恨和不信任，最終形成惡
性循環，難道這是判決劉賢斌的本來目的嗎？

    我們應該意識到，劉賢斌、胡石根、黃金秋、許萬平、楊天水等人以及他們背後每一個
家庭的切膚之痛，一天比一天更重，誰也不應繼續漠視。我們希望外界輿論能夠對此給予更
多關注，也希望中國政府表現出務實和靈活態度，早日使他們回歸正常的家庭和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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