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何家棟 （北京）陳子明 作者原註：2006年9月26日，我和徐友漁、崔衛平、金雁（並代表秦輝）、邢小群（並 代表丁東）去同仁醫院看望住院的何家棟先生。歸來後心緒久久不能平靜，特寫此文，祈願 老何早日康復。本文原題《祝願老何早日康復》，前三節寫完後送到醫院，由老何的女兒念 給他聽過.由於中途有事耽擱，最後一節在老何去世前未能完成。此節與前三節在體例上有 所不同。 1991年春節前後是官方對我的一審、二審期間，我有機會見到妻子王之虹和兩位律師， 並托她們從秦城監獄帶出了一批致友人的信件和賀年片。其中給老何（先生）的賀年片寫的 是下面的幾句：二十崢嶸四十疑，前人匍匐後人梯。 文癡情俠楚囚客，亦師亦友伯牙琴。 這裡面包含了我當時對老何的認識和情感。1994年第一次保外就醫時，我與老何曾在我 母親家中偷偷地見了一次面。1996年第二次保外就醫後，之虹每個月去老何家好幾次，頻繁 地在我與老何之間傳遞信息。2002年10月10日，在我領到釋放證的當晚，老何與一批朋友為 我擺席接風，這是在13年後的第二次相逢。以後的幾年中，我們每個月都會碰頭一兩次。我 對他的瞭解更加深刻了，我對他的情誼也更加深厚了。但是，十幾年前寫的那幾句並沒有過 時，仍然可以用來作為本文的骨架。 一、二十崢嶸四十疑 在寫這句話的時候，我對於老何的經歷並不十分瞭解，祇是憑想像，20歲的他，正是意 氣風發地投身抗戰烽火的年齡.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崢嶸歲月還要提前5年。他未滿15週歲就 虛報年齡，參軍去打日本鬼子了。 1938年7月，老何剛剛讀完初中一年級，就報考了第一戰區鐵道警備隊幹部訓練班，3個 月軍訓畢業後被授予准尉軍銜，任見習參謀.第二年，他轉到天水行營交通工作隊，後來晉 升至上尉中隊政訓員.這支部隊在平漢、同蒲、道清幾條線上活動，專門破壞日寇的鐵路、 列車、橋樑。1940年，他的中共地下黨聯絡員身份暴露，不得不撤出這支部隊，在八路軍洛 陽辦事處暫時棲身。第二年，他在從洛陽赴晉冀魯豫根據地途中任八路軍南嶺支隊小隊長， 到達根據地後任129師太岳軍區文工團員，在文學組做新聞報道和編劇工作。 有一次，幾個朋友與老何和王軍濤的父親一起過年。一個朋友說：在座的兩位老人，是 一文一武……我當即糾正說：不對，是二文二武。王軍濤的父親雖然是一位軍級高幹，但同 時也是政治學院的一名教員.老何的最後職務雖然是出版社和報社總編輯，舞文弄墨的老手， 但他也曾是一名軍人，既當過國軍的上尉，也當過共軍的小隊長，經歷過血與火的洗禮.所 謂「崢嶸歲月」，不一定是「少年得志」，「位居顯要」；也不一定是「槍林彈雨」，「身 經百戰」；主要是指一種高昂的精神狀態：真理在握，正義在胸，為之不惜赴湯蹈火，捨生 取義.「一二九一代」在抗戰前線淋漓盡致地揮灑了「崢嶸」的年華，「四五一代」則在天 安門廣場嶄露了「崢嶸」的頭角。一個人如果沒有經歷過「崢嶸歲月」，絕對是人生的一大 損失。 如同其他「一二九一代」，老何青少年時代的「崢嶸」是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聯繫在 一起的。 1930年代，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巔峰。成為蘇聯官方的意識形態就不用說了， 即使是在美國的學界和日本的校園，馬克思主義也是最有活力甚至是主流的意識形態.當老 何開始暢遊知識殿堂和樹立價值觀的時候，左翼文化已經從精英層滲透到大眾層，掌握了當 時中國的話語權或者說文化「霸權」。在胡適和魯迅都不同程度地倒向社會主義和蘇聯的情 況下，讓一個初出茅廬的少年人具有很強的理論鑒別力，是完全超越了歷史條件的。老何寫 道：「左傾激進主義是時代思潮的主流，它反映出青年一代的不滿情緒，渴望改變現狀的願 望，他們追求的是光榮，是功業，而甚少受利益驅動。他們不過是『爭自由的波浪』，而黨 是它的潮頭.這種活動所具有的神秘和陰謀色彩，特別吸引」青年人。 況且，抗戰時期的中共，暫時收起了那套「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制度」的理論， 而揮舞著「新民主主義」和「憲政運動」的旗幟。李慎之先生在給老何的一封信中感歎： 「五十年前，我是一個青年共產主義者，滿腔熱血，一片赤誠.五十年後居然走到了原初的 對立面」。老何在回信中說：「當初走進這個隊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幟，現在 也不能說是走到它的對立面，倒應該說是他們走到了咱們的對立面。」他在給另一位友人的 信中說：「我以為，即使馬克思有關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說的那些話全錯了，馬克 思的理念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這個理念在《共產黨宣言》中集中表現為一句話：」每個 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主義是人在什麼條件下獲得解放（亦即自 由）的學說，而這一點，恰恰不被中國共產黨所接受。離開了這個根本之點，為革命而革命， 為專政而專政，還有什麼好說呢？「李慎之接受了老何關於」咱們「的黨和」他們「的黨的 區分，他後來對朱學勤說：」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時還會入這個黨，到老年還是 要像他們所謂的那樣』反黨『，』反『他們的』黨『！「老何則更加明確地主張眼下的共產 黨」分裂「，」分了家，誰也別沾誰的光，濫竿充數者就現原形，惡人才無處藏身，地下黨 才有可能回到地面上，徹底消除黑道色彩，這也叫陽光政策，公開性。「 老何從小就是一個勤於思考的人，因而也就是一個多疑善感的人。事實上，他一邊「崢 嶸」一邊就產生了疑問。當他為中共地下黨秘密工作的時候，他的朋友們都被吸收入黨，祇 有他一個人被拒之門外。原因是他和一名黨員有過如下的對話：「某某是延安派來做統戰工 作的。」「什麼統戰？」「這你不明白，就是借政府名義，發展抗日力量。」「我明白，統 戰統戰，借窩下蛋。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明統暗戰，這不道德。」「你懂什麼！拿破侖就說 過，政治是祇講智慧，不講道德的。」「破輪之可拿，正如良心之未必良。」「你這是什麼 立場？祇要對抗日有利，使用什麼手段都是道德的。」「我沒到過延安，沒你那麼多見識.」 於是地下黨組織認定：何家棟懷疑和反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這樣一來，老何就多當了五年 「非黨布爾塞維克」。 老何22歲入黨，29歲就被中共開除黨籍。但此時的他，在內心深處還維繫著與中共的感 情紐帶，為了向「組織上」證明自己的清白，他滿腔熱情地投入到撰寫革命回憶錄的工作中， 作出了別人難以企及的成績。但是，厄運仍然接踵而來。34歲，他作為劉賓雁《本報內部消 息》一書的責任編輯，被株連成右派，行政降四級。37歲，他被摘掉了右派帽子。39歲，他 因為撰寫和編輯小說《劉志丹》，成為「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反黨集團」的一 員.42歲，因為康生的一句話：「《工人日報》組織不純，《劉志丹》編輯是個右派」，他 作為「雙料分子」（右派分子和反黨分子）被下放山東成武縣改造。此後的13年，他沒有寫 過一個字的作品，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 胡繩的《八十自壽銘》稱：「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胡繩的「四十惑」， 與老何的「四十疑」，雖然有相似的地方，但並不是同樣的境界。前者陷入了一種極度的困 惑，而且「垂三十載」仍「不解」。後者則從徹底的質疑到果敢的放棄。「四十疑」的結果 不僅是知識範式的重構，而且是感情上的決絕，與老何二十歲之前的局部性懷疑已經不在一 個檔次。就如李慎之所說：「剔肉還母，剔骨還父」，「對自己所終身從事之事業、所信奉 之理想的反思和否定」，回歸「赤條條一素身」。 經過「二十崢嶸四十疑」的曲折歷程，老何在60歲的時候，又進入新的「崢嶸歲月」。 楊繼繩說：現在有一批「兩頭真」的人物。一頭是青年時代為追求真理，真誠地參加革命； 一頭是離休以後大徹大悟，真誠地直面現實。這裡所謂的「真」，不是真理，而是真誠.政 治上的真誠並不意味著或必然導致「偉大、光榮、正確」，僅僅是指一種理論結合實踐、言 行一致的狀態.「土改」和「鎮反」的時候，面對那種草菅人命、殺人如麻的情景，黨內知 識分子大多已經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感受。從「大躍進運動」開始，說假話已經成為一種 「黨文化」，成為黨員幹部的一種職責與宿命。在「文革」結束之後，一批像老何這樣的 「兩頭真」人物，終於能夠說自己想說的話，而不說自己不想說的話。再度「崢嶸」，意味 著信念、理想和政治抱負的回歸，但老年人畢竟不像青年人那樣自信滿滿，那樣執著於「正 邪不兩立」，生活經歷使他們深刻體認到人類知識的局限性與易錯性，因而多了一些寬容與 諒解。他們已經不再像當年信仰共產主義那樣對待自由民主主義，他們知道：憲政民主社會 不是一種新的烏托邦，也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民主化是一個漸進、累積的過程，需要有 足夠的耐心和充分的智慧，不能祇靠一種「真理在握、正義在胸」的高姿態與高調門.如果 說「崢嶸」是「犬儒」的對立面，就意味著必須有道德和政治的底線.老何在面對「清污」、 「反自由化」運動和「六四」鎮壓時的種種舉動，都足以證明他是一位真正的勇士。顧准說： 「我還發現，當我愈來愈走向經驗主義的時候，我面對的是把理想主義庸俗化了的教條主義. 我面對它所需的勇氣，說得再少，也不亞於我年輕時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氣。這樣，我 曾經有過的失卻信仰的思想危機也就過去了。」「當今天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 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 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顧准的話，是對「兩頭真」現象最好的解釋。 二、文癡情俠楚囚客 老何在少年時代就與文字創作結緣，70年來癡情不變。13歲那年，他的作文《靈山行》 被老師推薦登在《豫南民報》副刊上，名字第一次印成鉛字。此後，他給《小朋友》等許多 報刊雜誌投稿，頗有一些作品見諸報端。但是，要搜集彙編老何過去的作品，卻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早年的文字以各種筆名發表於各種地方報刊，原件已經很難尋覓；中年的創作由於 特殊的原因，大多冠以別人的名字，其中的內容與老何今天的思想相距甚遠，他已經無意讓 它們認祖歸宗。 老何的文字以散文、評論、新聞報道、報告文學見長，但他在20歲以前，也寫過一些浪 漫的詩歌，發表在河南漯河《警鐘日報》副刊和天津《庸報》文藝副刊等處。下面是其中的 幾首： 凱旋——錄舊作贈S 妖人乘黑鳥凌空而至 他縱身一躍，地裂山崩 看黑鳥倉惶逃遁 他昂首闊步走進凱旋門 金童玉女擺隊相迎 徹夜狂歡，筋疲力盡 梭羅樹千年結下的仙果 使他從此獲得長生 他祇感到遺憾 獻給祖國的 祇有一個生命 太行戰歌 我在太行山上狂歌 點起自由的烽火 我守衛這片土地 它正誕生一個新的中國 太陽在我腳下升起 又在我腳下降落 任風雨雷電肆虐 對我也無可奈何 祇要我在 敵寇就休想從這裡通過 我算不了什麼 但我就是我 等待 荊棘叢中的百合花在向我微笑 我踩著羚羊的腳印尋覓夢的芳香 快來，我的心上人，我在等你 趁太陽還沒升起，布谷鳥在孤獨地歌唱 無題（二首） 我用花轎迎來我的新娘 青青葦葉做我們柔軟的婚床 等著我，我的心上人，我來抱你 趁星星沒有沉落，露水還沒有濕透我的衣裳 新娘從荊棘叢中扶起她的新郎 用合歡花汁清洗他的創傷 一支箭，使他倆合為一體，永不分離 血紅的光焰中騰飛起火的鳳凰 在老何青年時代的詩作中，戰鬥的豪情與熾烈的愛情合為一體，神聖的大我——祖國與 自由狂歌的小我合為一體.詩中的「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有人讓他從《太行戰歌》中刪 掉最後兩句，他不肯，這也可以作為「我算不了什麼，但我就是我」風骨的一種體現吧。中 共地下黨組織自然不會欣賞像他這樣特立獨行的人，所以遲遲不肯把他吸收入黨，終於批准 他入黨後也要比別人增加一個候補期。 如果給1950年代的暢銷書作家排名次，老何肯定名列前茅。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他 被打成「大老虎」。經濟問題澄清後，又翻出歷史問題，說他是「國民黨特務」，開除黨籍， 撤銷職務，下放在校對科搞版式。第二年「國民黨特務」問題也澄清了，由於他拒絕向上申 訴，堅持讓黨組織自己糾正錯誤，他的黨籍沒有恢復，行政上也被降了一級。老何嚥不下這 口氣，他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的忠誠.於是，他擬定了系列革命傳記文學選題，又陸續執筆 寫成《把一切獻給黨》、《趙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戰鬥的一生》、《胸中自有 雄兵百萬——記毛主席在陝北戰爭中》等書。 老何後來回憶：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依舊不給我分配工作。我覺得與其退避三舍不如 主動進取，看到報上登載的戰鬥英雄吳運鐸的長篇事跡，很受感動，就跑去找他，要幫他整 理革命回憶錄，於是就有了那本轟動一時的《把一切獻給黨》。出版社並沒有給我任務，我 是自己找上門去的。吳運鐸在俄專學俄文，準備出國，我就利用中午間隙，到俄專操場球架 下等他，他口述，我記錄。可回家整理來整理去，感到缺不少東西。於是，我又拿出那篇兩 萬字的報道，擴充、修改，搞成五、六萬字，勉強算一本《回憶錄》吧。這本書一出來，一 炮打響，幾個月內，就印了幾百萬冊。除了《毛澤東選集》，它算得上當時的第一文藝暢銷 書。以此為開端，我們擬定了系列革命傳記文學的選題，包括王若飛、趙一曼、楊靖宇、方 志敏、施洋、林祥謙、劉志丹等等，創作模式與寫吳運鐸沒什麼兩樣，都是別人查資料，寫 點梗概一類的東西，再由我操刀上陣，擴充加工，再定稿出版。比如《趙一曼》，就是由別 人寫了一萬多字的素材，大概是從烈士館裡抄來的原始資料，而我卻在此基礎上，從四川跑 到哈爾濱，完稿了十多萬字。還有令胡耀邦讚不絕口的《我的一家》，也在《中國青年報》 連載時，勾掉了我的名字，因為我那時剛打成右派。 儘管老何身為右派，卻依然是工人出版社的印鈔機.1958年，全國總工會決定撤銷工人 出版社，留個牌子，併入工人日報，人員全部調離，祇留下五個人。因為老何正在幫李建彤 寫《劉志丹》，上面指望靠這本書再大賺一筆，所以將他繼續留用。沒想到卻招來了「御批」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親口將《劉志丹》定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 粉碎「四人幫」之後，老何的老搭檔王勉思在湖南少兒社當社長，就張羅著把《我的一 家》、《趙一曼》等書署上何家棟的名字出版，一是為他正名，二是為他的「平反」增加一 點份量。但被老何拒絕了。他說：「不出名也就少丟人。」「其實我並不怎麼看重我寫的東 西，總以為自己還可以寫得更好些。過去的都不值一提。工人出版社現在重印《把一切獻給 黨》《我的一家》，要署我的名字，都為我所拒絕.《中國的保爾》電視劇請我當顧問，我 把聘書退回，他們不收。我說：祇要你們別署我的名字，也別說我提過意見，你們怎麼編都 行，我不會找你們的麻煩，他們才放心了。既不想求名，也不想得利。過眼雲煙，何足掛齒. 我懷疑今天宣傳這些東西還有什麼意義.前人的功績能掩蓋後人的罪行嗎？」 老何與李慎之一樣，是一個感情充沛、熱情洋溢的人。非如此，他們就不能吸引人、感 染人、凝聚人。李慎之說，他有「三個小圈子，一個都是80以上的人，一個是大約60到70的 人，另一個大約50上下的人」。老何也有類似的圈子，其中有的圈子是與李慎之的圈子相互 重疊的。但是，老何與「八九一代」的聯繫，比李慎之更加密切。他和年輕人特別能說到一 塊兒去，而沒有年齡的隔閡.老何的俠義心腸，我自己的感受最多，這放在後面再說.而且我 還知道，在「六四」鎮壓前後，為了「救救孩子」，他做了許多風險極大但他認為是義不容 辭的事情。1989年4、5月份的時候，由於上面的壓力，王軍濤已經不再擔任《經濟學週報》 副總編輯，擔任這一職務的是老何請來的兩位女將——羅點點和高瑜。李鵬宣佈戒嚴後，老 何和羅點點向許多元老遺孀和老幹部做工作，動員他們聲援學生，促成了王平、葉飛、張愛 萍、蕭克、楊得志、陳再道、宋時輪、李聚奎等上將聯名寫信給鄧小平和中央軍委，「請求 軍隊不要進城，不要在北京實行戒嚴」。他還和高瑜多次奔波，在廣場上的大學生與全國人 大常委胡績偉之間建立了聯繫渠道，並由高瑜執筆代學生起草了致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要 求全國人大召開緊急會議，打破僵局。一些學運積極分子被學校開除後，沒有工作，沒有地 方住，老何不遺餘力地為他們介紹工作單位，還讓有的人住在自己的家裡.可以說，老何是 「一二九一代」與「八九一代」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最重要的一個交匯點.《戰略與管理》的 後幾任執行主編，都屬於「八九一代」，作為刊物顧問的老何，竭力地推薦、扶植和幫助他 們。我最近統計了一下，僅老何與我發表在該刊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大部分沒有稿費， 屬於無償支持。當刊物出現經濟危機的時候，老何還出面籌措了十幾萬塊錢，才交清了房租 水電費，使刊物得以繼續運轉.勿庸置疑，他也是「一二九一代」與「四五一代」傳承交融 的關鍵環節之一。在李慎之去世後，老何是一批中年學者定期聚會的召集人。 在我坐牢期間，老何家是之虹的一個「避風港」。在幾年時間裡，祇要她一出門，屁股 後面就有跟蹤的汽車、摩托車、自行車，她不願意給其他的朋友添麻煩，祇能經常到老何家 去坐坐。在老何的陋室中（出版社多次分房，他作為主要負責人，一直拒絕改善居住條件， 把房子讓給了更需要的人），她可以瞭解各方面的最新動態，在探監的時候講給我聽；可以 吃到伯母燒的熱乎乎的飯菜，改善一下生活（老何曾寫道：高瑜說，王之虹可以比美俄國十 二月黨人的妻子沃爾康斯卡婭.但是，陳子明並不是十二月黨人，他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 而王之虹受的折磨遠遠超過沃爾康斯卡婭.她在街上跑餓了，也來找飯吃，我照例是一盤蛋 炒飯，怕她把雞蛋挑出來，就把蛋漿和米粒拌了再炒）；尤其重要的，是聽到兩位老人安慰 和鼓勵的話語，獲得精神上的支撐。有一次，之虹臨時要辦一件事，把孩子寄放在老何家， 一個鐘頭後辦完事回來，看見當時祇有四五歲的鳴鳴和七十多歲的老何，一老一少還在那裡 興致勃勃地報地名，聊得十分投入。足見老何童心未泯，始終保持著一顆赤子之心。 在同齡人中間，我算是坐牢的「老資格」了。我第一次入獄，是在1975年，因為在通信 中議論時政，抨擊毛體制和張春橋、姚文元的文章。「六四」之後，我又兩次身陷囹圄，最 後以「監獄搬到家裡」的方式度過了十三年刑期。但是若與老何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 了。 老何在20週歲之前就先後坐過國民黨、日本人和共產黨的牢房。1940年，天水行營交通 工作隊的國民黨「特別黨部」將他秘密逮捕審訊。1941年，他在日軍對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大 掃蕩中被俘，在戰俘營裡做了幾個月的苦力。1943年，他和馮鏞等一共十三人秘密離開天津， 投奔八路軍冀東十三軍分區，因無人介紹，皖南事變前曾任新四軍宣傳部幹事的馮鏞被當作 「日本特務」槍斃，曾擔任八路軍小隊長的老何被當作「國民黨特務」，在關押一段時間後 驅逐出境。1947年，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老何與北平中外圖書出版發行公司其他四名工作人 員一起被捕，在國民黨監獄裡呆了七個月。共產黨剛剛掌權兩年多，老何又作為「大老虎」 關進了小黑屋。1957年以後，他當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期間多次被關押、審查、批鬥. 全家被趕出北京，兩個兒子慘死在「文革」中。 由於老何與我都曾屢為「楚囚客」，因而惺惺相惜，容易彼此理解和同情。 三、亦師亦友伯牙琴 實事求是地說，我和老何相識20多年，在學理層面得到他的教誨並不是很多。不論是一 二九一代，還是四五一代，大致是在相同的時點（1971年林彪事件前後）徹底告別「左傾激 進主義」的。在1970年代，兩代人的思想轉變是一個平行、並行的過程，互相之間的交叉、 交流並不很多。老何說：「四五一代和一二九一代在文革中經歷了類似的磨難，因而有著強 烈的思想共鳴，但他們基本上處於各自為戰的狀態.」在1980年代，由於年歲和精力的關係， 由於恢復了大學、研究生教育和出國留學，四五一代在吸收新知方面甚至還有一些優勢。徐 友漁評李慎之的文章說：「就我的經驗和理解而言，與一批具有自由主義信念的中青年學者 的交往，對李慎之最後將思想立場定位於自由主義有重要作用。」李慎之自己也說過：「其 實我對自由主義並無多少研究……事實上，中國現在有許多年輕的學者，他們對自由主義知 道的比我多得多，研究的也比我深得多。我很為此高興，他們是明天中國的希望。」這一點 同樣適用於老何。他曾寫道：「四五一代吸取的精神營養的範圍遠遠超過了一二九一代。由 於他們在紅衛兵運動、上山下鄉、四五運動和種種民間結社中有著政治參與和自發組織的豐 富經驗，在對國情人性的瞭解與政治成熟程度上，也絕不亞於一二九一代。由於年齡的緣故， 要求一二九一代從理論與實踐上全面解答中國問題已經是不現實的。回顧一二九一代的思想 發展線索，是為了勾勒今日中國思想的來龍去脈，並在思想重組後的四五一代與其前輩思想 家之間建立必要的『鏈接』。」 然而，在為人做事的層面，老何卻是我的嚴師、良師，使我受益終身。我曾在獄中給老 何的信裡寫道：「你從來沒當面流露過對我的喜愛和欣賞，相反，你經常板起面孔給我一頓 教訓。」他對此有一個解釋：「這是因為，子明是自信心極強的人，需要經常挫一挫他的銳 氣。何況好人做好事，乃是義不容辭，無須讚美。」當我和朋友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老何 告誡我，退一步海闊天空，新時代的生活需要學會退讓和妥協.當我受到委屈的時候，老何 現身說法：經受過殘酷打擊迫害的人不一定能過含冤受屈這一關，真正的男子漢要耳根清淨， 忍辱負重，默默耕耘。當我的事業被一網打盡，灰飛煙滅的時候，老何鼓勵我和我的夥伴們： 失敗確實會令人感到沮喪，但失敗並不意味著永遠的沉淪.不經歷一次次失敗，在失敗中堅 持，從失敗中學習，就不可能形成最偉大和深厚的傳統.在失敗中堅持，需要有一種類似宗 教信仰的情懷。當人們缺乏足夠虔誠時，學到的往往是浮於表面的、花架子的東西，失敗和 逆境才能促使人們深刻反思，結合親身體驗學到真正精髓的東西。對於中國的民主化來說， 不僅需要學習民主的理論和制度，更需要養成民主的行為習慣和生活方式——開放的胸襟， 寬容的心態，平衡的藝術，妥協的智慧。 我和老何在人生軌跡上的相交相遇，事出偶然，當時我們都還不知道對方是何許人。老 何說：「那時我對子明一無所知，對他參加四五運動、民主牆和競選活動亦無所聞。子明從 未向我炫耀過這一段『光榮史』。而我剛從政治冷藏中緩解過來，感覺十分麻木，竟然忘記 了那道例行公事：對投稿人進行『政審』。所以我們最初的交往，很像在演《三岔口》，以 至相處數年雙方都還不知道對方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我當時對於老何的歷史背景與思想狀 況，也基本上沒有什麼瞭解。我們是在與文化專制主義的共同鬥爭中逐漸成為忘年交和親密 戰友的。 我倆的結識是通過李盛平。當時我正和盛平一起創辦北方書刊發行公司，他先經由別的 朋友介紹拜訪了老何，然後我才和老何見的面。我們初次見面的目的是要簽署一個合作出書 的協議.老何回憶：「1984年，北方書刊發行公司李盛平找上門來，要求支持他們創業，給 他一個書號，出版一本《青年社交手冊》，我才走馬上任，講好祇收一萬元交稅，連書號費、 編審費都不收。這本書一次就印了幾十萬冊，還得倒貼稅款，會計不幹了，又叫他補稅。談 這些細節，祇是想說明當時人們迫切希望改革的心情，對於打破常規的作法，都急於一試， 不那麼看重『經濟效益』。」老何對於我們的無私支持，尤其是在《青年社交手冊》合作出 書上的慷慨相助，對於我們的事業發展關係重大，因為我們正是用這本書賺的錢，還清了公 司的開辦費——王之虹註冊公司時向別人借的5.5萬元錢.也就是說，老何幫助我們掘到了第 一桶金。 當時，老何利用手中的職權（工人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對於熟悉已久的老朋友 和新近結識的青年人，都盡其所能地給予了幫助。這在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的胡喬木、鄧力 群剛剛鼓動鄧小平拋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形勢下，是要冒極大風險的。 老何與劉賓雁「因為一點文字姻緣」，兩次成為「患難之交」。老何寫道：「早在五十 年代，他的特寫《本報內部消息》（包括《在橋樑工地上》）成書時，就是我做責任編輯， 見面不過說了幾句『今天天氣哈哈』，就被認做『一拍即合』，同他一起中了『陽謀』。誰 知鬼使神差，二十八年後，再度引火燒身。賓雁幾次向我的上司遊說，要我去做記者，以為 多一個同道，就可以減輕他的壓力。我說，中國祇有一個劉賓雁，正如祇有一個我自己，我 的興趣是做發現者，不是做干預者，至於發現的是流星還是行星，或者不過是一團鬼火，對 我並不重要，因為我從不指望登上那個星球，或蒙受它的光耀。發現，是一種樂趣。人在發 現過程中得到滿足，縱使一錯再錯，也會樂此不疲。因為我主編的《開拓》（文學雜誌）創 刊號首篇發表了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被上海海運學院的革命左派告了。上邊派了工作 組來查辦，我們引經據典替自己辯護，一下子惹惱了工作組，擺出欽差臉子，說這是中央的 意見，我們社長胡甫臣也是個老革命，最守紀律，也最堅持原則，見不得以勢壓人，立即拍 案而起，仗義執言：」他一個辦公廳主任就能代表中央嗎？『於是一個報告送到政治局，幾 名常委依次畫圈。多虧全國總工會倪志福主席出面求情：「過去搞得人家家破人亡，別再整 了。』把我解脫出來。我趕緊扶梯子下台，領了『光榮證』。不用說，不合時宜的胡甫臣也 丟了官。子明不知情由，還以為我是為他做犧牲，感動得不得了。」其實，當時我已經得知 老何下台的主要原因是發表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並通過這件事進一步瞭解了老何的政 治傾向性，增加了對他的敬重與好感。 老何說：「我們下台後，反自由化浪潮就洶湧而至，第一個浪頭就把『思想家』沖走了， 甘陽及姚鵬、馬曉軍主編的兩套叢書相繼沉船。」甘陽、姚鵬、馬曉軍等人和我一樣，當時 都是三十歲上下的青年人。後來甘陽在接受查建英訪談時，回憶過他與老何的合作（見查建 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甘陽認為老何對他本人「很好」，但是「老何那邊老成不了事 情，限制很大」。他十分清楚，並不是老何的思想不解放，而是「那邊」的限制很大。老何 不遺餘力地為青年人爭取出版自由，結果是自己搭上了官位和權力。 老何所說的「思想家」，是指《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從1984年起，我就和李盛平、 姜洪等人一起開始從事出版事業.與李盛平合作的有《企業家叢書》、《二十世紀文庫》， 與姜洪合作的有《城市經濟改革研究叢書》，我自己主編的有《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和 《現代化與政治發展叢書》等。《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編委會的主要成員張曉明（副主編， 後來接替我任主編）、安延明、李河、章建剛、李鵬程，都是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 同事。《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第一輯十種，包括耶穌、馬基雅維裡、蒙田、尼采、薩特等， 是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這一輯先後印刷了多次，每種發行量達幾十萬冊，很多大學生都人 手一冊。反自由化浪潮一來，譯叢就從工人出版社「沖走了」，後來轉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出版，先後一共出了六十多種，但是大多數是在「六四」以後才出書的，此時大氣候已經 改變，也沒有進行任何宣傳活動，印數就很可憐了。第一輯出版時曾經開過盛大的新聞發佈 會，有許多思想界、學術界、出版界的名流出席，我與劉賓雁、包遵信等人就是在這次會上 認識的。 我在《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首批書發行會上的主旨發言，後來以《知識分子的社會責 任》為題，發表在1986年9月15日的《理論信息報》。我的發言說：「中國傳統的儒教論理 一貫重現世，講實際.由於中國的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民族救亡史。因此，一百多年來中國 先進的知識分子始終顧不上對國外的學術、文化進行系統考察，尋根溯源。他們更多地關注 的是世界思想潮流喧鬧的浪頭，而不是它那寬廣深邃的主流。他們感興趣的是立竿見影、包 治百病的現成藥方而不是那些深奧的藥理學、病理學、解剖學和生理學.本世紀初，帝國主 義的擴張使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知識界風靡一時；二十年代，十月革命的勝利使社會精英 （從孫中山到李大釗）突然轉向列寧主義；三十年代，希特勒的崛起在中國掀起一股法西斯 主義的狂潮；五十年代，中蘇同盟的建立使一整代青年成為斯大林主義的信徒。這種在思想 上趕時髦的毛病至今沒有完全轉變，一說改革就是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一說發展就 是東亞新儒家思想的作用。而說起來已經不新鮮的民主、自由、人道主義、人權則被中國知 識界長期遺忘。如果我們把世界學術文化比作一棵參天大樹，那麼上面所說的那些主義、模 式都祇不過是它的一片片樹葉.樹葉生長在枝幹上，不瞭解枝幹和根系，就不能真正瞭解每 一片樹葉.我們編輯這套叢書，不僅介紹思想巨匠們在改變人類思想方式和價值觀念，推動 人類進步方面的傑出貢獻，而且要展示出他們對於真理的激動人心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的深 切的同情。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缺乏一種獨立的社會人格。知識分子的前身是士，士的責任是 讀書。讀書為什麼？『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有不滿足於此者，以『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的，知識也祇是士的一種有用的謀生手段。士作為官僚後備軍則 是統治者的一種有用的社會工具。然而今天，在寬鬆的學術氣氛中，我們的知識分子應當提 高自己的主體意識，擔負起探求真理、針砭時弊、批判人世腐敗的責任，真正形成一種作為 社會棟樑的人格力量。」這大概是老何所看到的第一篇我發表的文章，他正是通過這篇文章， 初步認定我正是他「要找的人」。 此後，我和老何共同主編過《青年理論家文稿》叢刊。第一輯有胡平、姜洪、陳子明、 陳維綱、趙越勝、曹錫仁、盛洪等人的文章，第二輯有陳坡、袁紅冰、余習廣、陳小平、李 書磊、閻步克等人的文章。本來是要在工人出版社出的，但在老何下台後，連他主編的書也 無法在自己的出版社出了，後來還是由我聯繫了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輯也已經編好， 但是胎死腹中。當局對於像我這樣具有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和競選運動背景的人，比對於 其他人的防範更加嚴密。此前，一些「老革命」也曾與我們合作過，由於公安部門的干預， 最後都沒有能夠扛住壓力。祇有老何，不怕背黑鍋，始終扶持我們，與我們肩並肩地一起度 過各種難關.老何寫道：「陳子明是公務員制度的首倡者之一，對被打入冷宮的政治學情有 獨鍾，立志為重建學科體系找一條可行之路。1985年，陳子明創辦了中國第一所行政函授大 學，向全國招生，從理論到實踐，邁出了第一步。為了到政府辦理登記，有一天，子明和我 的另一青年朋友李盛平突然跑到我家，不由分說，封我為校長，把我架到北京市成人教育局。 我不知該說什麼，祇好一路上背誦他們教的台詞.最後還是漏洞百出，我便大包大攬：日後 有事找我好了。那時的政府還挺好辦事，成教局的同志很開明，同我素不相識，聽我自報了 家門，允諾承擔責任，也不說『研究研究』，就開了綠燈。」「中國行政函授大學籌建我並 不知情，對他們的意圖也不瞭然，僅僅因為他們未經辦妥全部相關手續，就開始招生，主管 部門威脅要出面禁止開學，李盛平、陳子明這才『急時抱佛腳』，找我救駕，大概是覺得我 『有求必應』吧？其實我當時也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自己的問題還未解 決，又碰上這麼一個難題，我祇得陪他們到成人教育主管部門補辦手續，申明『承擔一切責 任』。次日開學，講稿也是他們備好的。就這樣當起了中國行政函授大學的校長.」 在1980年代中期，辦函授是一件很時髦也很普遍的事，翻開當時的報紙，幾乎每天都有 各種函授班和函授院校的廣告。大概是我們選擇的函授專業比較新穎，比較對路子，兩院 （還有北京財貿金融函授學院）一期招生就有20多萬人報名。這樣一來，就成了出頭的椽子， 成了眾目睽睽的焦點，必須要建立一套正規的架構了。而當時我的朋友都是平民百姓出身， 沒有什麼高幹的背景，祇有剛剛認識不久的老何，算是一位老資格的局級幹部，所以就發生 了上面老何所說的「急時抱佛腳」。 老何出任校長後，麻煩接踵而來。先是有報紙登出讀者來信，後是有人向上揭發.老何 寫道：「緊接著，北京市審計部門派工作組查帳來了，據說是學校賬目不清。這對我無異於 晴天霹靂，果有其事，我豈不是上了賊船嗎？我雖然不信，卻開始了明查暗訪.訪查的結果， 我曾寫在《陰陽界》序言中。」「審計局、文化局和成人教育局聯合工作組三次進駐函大， 反覆查帳，都未查出他們想要查的問題.我因此感到寬慰，對子明也增進了理解和信任。」 於是，我又請老何擔任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顧問，繼續為我們「保駕護航」。用老 何自己的話來說，他與我和王軍濤的「實質性合作始於接辦《經濟學週報》」。我認為這個 說法是準確的，因為在我們最初合作時，就事論事的成分比較多，還沒有達到心心相印的程 度。 1988年3月，《經濟學週報》因負債經營，面臨危機.該報負責人找到《光明日報》的陳 英茨求援。陳英茨又找到老何，他倆曾在「北平時期」一起辦過報刊，是多年的老朋友。某 日下午，老何突然讓鄭棣把我叫到他家，告訴我現在有一個接辦報紙的機會，但必須馬上作 出決定。我當時毫無思想準備，但經過在座的四個人反覆掂量，覺得此事可行。於是，幾天 後便由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繫統內的三個所與報社方面簽署協議，撥款解決報社的資金 問題，當時稱之為「帶資辦報」協議.根據協議，報社進行了人事改組，在原社長崔紹林之 外，又加一個社長陳英茨，何家棟任總編輯，陳子明任總經理，王軍濤任副總編輯，費遠任 副社長，畢誼民任《經濟學週報》董事會副董事長.報社實行「總編輯負責制」。《經濟學 週報》的主辦單位是由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該會主要負責人於光遠、馮蘭瑞都是著名的 黨內改革派人士，他們批准了上述協議，老何就帶領幾個主要幹部進駐了《經濟學週報》。 幾個月後，當時分管意識形態和新聞媒體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對王軍濤任《經濟學週報》副 總編輯一事表示了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有意要關閉《經濟學週報》。經團聯秘書長會議 頂住了上面的壓力，確認週報的編輯方針沒有錯，決定成立《經濟學週報》編委會，由馮蘭 瑞任主任，戴成、陳英茨任副主任，何家棟留任總編輯，繼續主持工作。 在老何的領導下，《經濟學週報》不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煥然一新。到1989年初， 「南有《（世界經濟）導報》，北有《（經濟學）週報》」的說法已經流傳開來。胡耀邦逝 世前，曾委託夫人李昭代他寫信給週報（此信刊於1989年4月23日《經濟學週報》首版）， 稱讚「週報不僅有學術研究，更有一定針對性和現實意義，會得到社會的信任」，祝願週報 「越辦越好，起到推動經濟健康發展的作用」。事實上，老何主持的《經濟學週報》與《世 界經濟導報》的辦報方針，還是有所不同的。老何指出：「週報的定位是民間報紙，站在民 間立場，反映民間聲音，不是代表官方發言，它始終信守一條原則，要有歷史感，貼近文化 層面，雖然也有人擔心這會模糊『改革派旗幟』，但我們並不因此而人云亦云。我一向認為 知識分子不必都熱衷於做官僚政客的智囊、幕僚，而應該自覺自願地做社會的清道夫、守夜 人。」老何不滿足於為經濟體制改革搖旗吶喊，屢屢以「打擦邊球」的方式呼喚政治體制改 革。此外，他也刊登質疑主流改革派的文章，並十分關注改革中的公平問題以及倫理和文化 層面的問題.由於沒有改革派喉舌與幕僚的心態，他的做法更符合新聞媒體人的行為準則.老 何後來在焦國標《討伐中宣部》的序中指出：自由出版物的四項出版原則，第一是人本原則， 第二是真實原則，第三是自由原則，第四是公正原則.在接辦《經濟學週報》期間，因為經 常要討論辦報的方針與策略，我和老何有了比較多的思想交流的機會。老何說：「從這時開 始，我和子明、軍濤等人才有了思想上的交鋒，在扎根民間、保持獨立，不依附任何權勢集 團，以憲政民主為目標，推動政治體制變革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我雖然缺少他們所特有 的突發的靈感，但不缺少抑制衝動的意志力，頭腦也不僵化，能夠吸納來自各方的信息，他 們老想怎樣開頭，我則常想如何收尾，兩代人各有所長，因而配合默契。」「《經濟學週報》 1989年6月11日被迫停刊，總共出版了388期，我從324期起387期止任主編，共64期。同時編 出十名青年學者的文集，準備出版『經濟學週報叢書』，也告夭折。我對光遠、蘭瑞先生感 到歉疚的是，他們辛辛苦苦創辦起來的一份報紙是在我手中斷送的。我在總結編輯工作經驗 時說過：」我的運氣不好，做什麼事十有九次要失敗，還有一次是站在失敗者一邊。『儘管 如此，《經濟學週報》這一年多經歷，是我第一次和子明、軍濤合作編報，兩代人合作無間， 優勢互補；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編報，那是一次充滿激情——歡樂和痛苦的經 歷.「 在1980年代後期，我所在團體的定位是「一個以政治為靈魂、以文化為形態、以經營為 後盾、有獨立意識和既定目標的自覺的團體」。為了建立由調查、科研、教學、人才評價、 編輯、出版、發行、影視等環節組成的 「思想生產線和智力活動服務線」（王軍濤語）， 搭建一個團隊發展的廣闊平台，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組織、管理、人事、經銷方面了， 因此有不少人把我視為一個「組織者」、「企業家」、「文化商人」。但老何始終認為我是 一個有獨到思想、能寫文章的人。他計劃在《經濟學週報》為我開個專欄，逼我安下心來寫 文章。我答應他，無論如何我會給他寫十篇稿子。在1989年4月初的時候，我寫好了三篇稿 子。4月23日刊出了《新權威主義理論構造的缺陷》，4月30日刊出了《學術討論應有的風 度》，第三篇還沒有刊出，《經濟學週報》就被迫停刊了。 等到我被關進監獄之後，才完成了對老何的承諾.我在1991年被判刑13年，從第二年開 始，老何就把我與之虹通信的部分內容，整理成若干文章：《應該重寫中國近現代史》、 《市場經濟——自由市場經濟？還是社會市場經濟？》、《立德、立功、立言——談談知識 分子的使命感》、《東亞模式的魅力》……，以筆名發表在各種報刊上。除了沈延生這個筆 名是我自己起的，意思是「生物研究生」（因為我原來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其 他的筆名都是老何起的，譬如喻希來、吳紫辰、王思睿、洪民、程明等。「喻希來」是說我 是姓喻的女婿：「吳紫辰」是說吳姓母親兒子姓陳：「思睿」是我原先準備給兒子起的名字， 「王」是他媽媽的姓；諸如此類。用這些筆名發表的文章，雖然多數是由我執筆，但都是我 與老何合作的結晶。文章的內容，由老何確定主題；文章批評對象的有關材料，由老何提供； 最後的定稿定題，也是由老何所完成。沒有老何，既不會有這些文章的產生，也不會有這些 文章的發表。 還有些文章，是由李慎之、何家棟兩位共同出的題目。最近翻出老何寫給我的兩個便條. 一個便條是2001年的，內云：「李先生認為，現在最需要寫一篇文章，怎樣看待中國持續二 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這是現政權惟一能為自己辯護的合法性根據。因為祇有穩定，才能發 展。六四之所以必要，是由於保持了長期穩定，經濟上獨佔鰲頭.人民生活有了提高。如果 能對此作一縝密分析，拆穿經濟增長並非『治國有方』，將極有助於認識當前形勢。」於是， 就有了署名王思睿的《中國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一文。另一個便條是2002年的，內云： 「李先生來電告知，上海《社會科學報》整版刊載詹明信的『徒子徒孫』聲討其祖師爺的文 章，因為詹明信已放棄了他的觀點，使他的徒子徒孫落水了。李先生感到特別高興，要求王 思睿寫篇文章教訓教訓這些新左派們。我說那些文章我沒看過，希望他複印給我，他說，社 科院不給他複印材料，他上街又不大方便。你能否在網上搜一搜？」我從網上找到了有關資 料，並劃出了應當批評的地方，以及我對此事的若干評論意見，老何據此寫了《還有那些夢 未醒？》，交給《博覽群書》發表。 老何在給劉賓雁的信中寫道：「劉源給我開玩笑說，你年輕時替別人寫文章，年老時就 該叫別人替你寫文章。他（子明）就給我當了一回秘書。」能夠成為老何的秘書，分享他的 思想和經驗，分享創作的艱辛和快樂，既是老何對我的一種賞識，也是我本人的一種榮幸。 四、前人匍匐後人梯 所謂「前人匍匐後人梯」，包含了兩方面的意思。第一個意思，前人（以顧准、李慎之、 何家棟等人為代表的一二九一代的佼佼者）對於自身思想的局限性、過渡性有著充分的認識， 因此他們自覺自願作為後來者向上攀登的人梯。老何在給友人的信中一再謙遜地表示：「我 實在不是合適的人選，『此地無硃砂，黃土為貴』，祇得勉為其難，事情總得有人來做。你 說我是不可替代的，不是這樣。」「『廉頗老矣』，何必強拉硬弓？我覺得年青一代的閱讀 範圍、知識結構、政治敏感、組織才能，都遠遠超過老一代，希望在他們身上，這是我最感 欣慰的事。」同時，他們不懼風險，願意犧牲自己來為後人開闢道路。朱學勤對李慎之先生 有這樣的追憶：「他大聲說：」下點毛毛雨，沒關係.我先說破，你們才能接著說.『1997年 春慎公破題，是自由主義在大陸五十年來第一聲。可以說，沒有慎公破題，就沒有此後自由 主義在大陸的公開言說，儘管艱難，但堅冰畢竟打破。我體會他當日苦心，實在看不過知識 界萬馬齊喑，坐而談心性，不如起而行，劍及履及；他也知道還有一點黨內資歷，所謂』老 資格『，但那』老資格『不是用來作籌碼，向特權階層討價尋租，而是拿來作人梯，為衝破 思想禁區，為後來者排難除險，甘為前驅。「1999年秋，李慎之寫了《風雨蒼黃五十年》， 朱學勤與徐友漁相約為他分擔風險，」他卻斷然拒絕：「不行，這事祇能我一個人說，你們 有你們的事！』言語之堅決，容不得半點商量。此後事海內盡知，不斷有壞消息傳來，他獨 自承受，沒有半點退縮，見面時卻從不言語一句。」《風雨蒼黃五十年》發表後，李慎之就 被剝奪了以本名在國內發表文章的權利。邢小群以李慎之、何家棟為例，說現在是「老年人 燃燒，青年人取暖」。我以為這個話略微有些過分，因為青年人中也不乏勇敢者，但「老年 人燃燒」的現象，顯然更加引人注目。 第二個意思，後人對於前人（一二九一代）的思想和品格，要作出公正和全面的評價， 承認他們之中佼佼者的思想價值和歷史地位，繼承和發揚他們的未竟事業.在這一點上，目 前存在著分歧。 （此文後略——編者） （2006年9月26日至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