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老何送行 王軍濤 老何（家棟）走了，想寫文章紀念，但久久不敢動筆；生平第一次怕寫不好想寫的東西。 關於老何，能寫也應該寫的太多了，千言萬語，竟至無從下筆.讀過子明的文章，一時間感 慨萬千；老何及其所代表的人真不容易啊！老何一輩子與威權和極權鬥爭，受盡迫害，但是 子明通篇文章竟然是在自由民主主義者面前捍衛老何的尊嚴和價值；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然 而，這就是中國的現實。 一、對80年代政治危險分子的支持 今天許多人在懷念並呼喚回歸80年代的胡趙時代，認為那是改革黃金年代。但是，作為 70年代就開始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我們，深深領略過 80年代的殘酷和無情。那時，民主牆上 的領軍人物不在校園的都被判重刑。而在校園中的如果不認錯，也被社會主流視為異類，被 歧視或者迴避。記得有一次去《經濟日報》談合作項目，有一位號稱思想自由的新女性，當 聽說我的姓名時，立馬遲疑，說："他不是職業革命家嗎？"對於70年代加入民主運動者而言， 80年代不是黃金時代，甚至還沒有90年代的政治空間.畢竟， 89年以後，反對運動在國際國 內都已經獲得了廣泛的理解和同情。而且，政府已經不可能壟斷所有的資源和製造足夠的恐 懼，剝奪政治異議者生存權利。 那時，我們思考得最多的就是政治突圍。怎樣利用經濟改革的機會，打破政府的資源壟 斷，開拓屬於自己的資源並可用於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事業基地。但是實現這樣的戰略目標並 不容易。我們是被公安機關死死盯住的人；他們從舊的安全概念和機製出發，不給我們合法 空間發展。此時，具有相同政治見解和開明心胸並處於一定位置的人，才能幫助我們展開布 局。 80年代中期，華中師範學院院長章開沅先生邀請我去武漢，就是一個事例。後來，武 漢大學校長劉道豫先生和湖北科委於也先後提供機會給我在他們那兒開拓事業.然而，公安 部責成湖北公安廳和武漢公安局，堵死我在那裡發展的所有機會，將我逼回北京。 我們後來的事業是由陳子明和李盛平在北京建立起的基點上發展出來的。子明已經在回 憶文章中說明，老何是他們開拓事業的關鍵人物。第一桶金是老何主持工人出版社時提供的 書號；最大的事業生長點，兩所函授學校是老何去註冊和保護的。我們接手《經濟學週報》， 也是老何出面力挺才實現的。可以說，沒有老何，就沒有我們80年代中後期那樣的發展格局。 我相信，我們會有發展，但會是另外的一番氣象。 現在的人們很難理解80年代老何那樣做需要什麼樣的勇氣和境界。今天，許多研究者甚 至搞不清當時政治鬥爭的基本分野和力量分佈，以至於將我們說成是體制內的力量。但當時 我們的標籤是危險分子、職業革命家和西單牆的殘存者。對於這些人而言，很難理解老何的 價值和可貴.中國的反對運動需要再認識80年代的政治，這樣才能準確地理解和公正地評價 中國異議運動的發端和進展。 二、童心不滅的真人 儘管我有政治使命感並且為政治付出極大的代價，我並不以政治立場品評人的素質，而 是更看重人品，特別是在困境中有無擔當的勇氣和胸懷。當我看到溫家寶在趙紫陽制喪期間 如此無情時，我對他的所有好感都沒有了。自那刻起，他在公共場合流下的熱淚常常讓我想 起矯情二字。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美好的政治理想，也可能讓人泯滅天良！因此，關於制度 的政治理念，不是我品評人生質量的標準。我的標準是人的心靈.老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在我印象中，你給老何戴上世人誇獎人所常用的高帽子，例如思想家、民主戰士之類的，老 何不會很介意的。他也不會矯情地裝嗔拒絕，但他會調侃和自嘲。他根本不在乎；他覺得那 太庸俗。此時此刻，你可以感受到一個超凡脫俗的仙人，你會被其感染，頓時心智澄澈。 不過，我相信，老何會喜歡我的評語.老何是至情至性、童心不滅的真人。 真人，就是不虛偽，也似乎不懂得虛偽.待人坦誠、善意和慷慨。對於複雜的事務有常 人常識般簡明自然的反應，但其實是深思熟慮、堅定不移的有意識的選擇。真人自信，不在 乎別人會利用他的善良；不是因為他多麼有力量，而是因為他沒有世俗的得失觀；他生活在 純淨的精神境界中。 有一件事我深為老何震撼。報社錄兩個大學生，他們有一天吵架和打架。我們處理了。 但是，老何卻失聲痛哭。那兩個年輕人的行為刺痛了他。他對於世界是有期待的；如果不如 願，他會很痛苦。其實，他的期待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安全和自由的天地中彼此相愛、相助。 我與老何相識是子明介紹的。當時有些政府機構調查問題，我們這些年輕人都有些緊張。 但老何不在乎，他說，沒有問題，就不要怕。他會承擔該承擔的責任。他說，最重要的還是 我們自己要團結，有分歧也不要搞鬥爭。我深為他的愛心和境界所感動。這種境界對於初涉 人生的青年並不奇怪，但是對於老何正樣飽經滄桑的人，實屬不易。 這個世界有兩種人。一種人受迫害後對於政治的徹悟是，要搞政治就要該出手時就出手， 他們心腸變硬，他們自以為成熟了。但其實，他們在迫害中被複製成迫害者的複製品。一旦 他們有權力，就會迫害其他人。還與一種人經歷迫害後，更加珍惜沒有迫害和免除迫害的恐 懼，他們更善良、更寬容和更與願意幫助受害者並致力於建立一個沒有迫害的制度社會。老 何就是後一種人。 在老何那樣的年齡，你可以找到一批具有崇高境界和胸懷的人。歷盡艱辛，飽受磨難， 但祇要道義所在，立即義無反顧，慷慨赴難.深知人情險峻，事態炎涼，但永遠對別人有火 熱的心。他們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來自對於迫害的憎惡和對於沒有迫害的追求。 與老何共事，是人生的一大幸事。許多事情，年輕時體會不到。例如，在北大遇上韓天 時和馬時江，在湖北遇上章開源，在 80年代遇上胡耀邦和趙紫陽，我當時都並不以為多麼 可貴.年輕時太狂，總覺得長輩們落伍、遲鈍和缺乏銳氣。後來，閱歷多了，才感到其可貴. 老何是仁者！ 三、心智兩全的悟性 子明說，老何是能夠與幾代人溝通的人。我同意這個說法。我自認為閱人無數，老何是 獨一無二的。這裡不僅有真人般的誠意，而且要有思想的容量。畢竟，老何的年輕朋友不是 庸俗之輩，他們大都是同齡人中自命清高的。什麼使得老何能與他們成為忘年之交的呢？我 立即想到一個詞：慧根！ 慧根是心智兩全的悟性。老何的慧根很深。我舉三個例子。 第一次是我們剛接手《經濟學週報》，老何讓我起草一份宗旨性的社論，闡明新的辦報 理念。我講了四點：實證化，困境意識，開放式探索和知識分子良知。經濟學要走出馬克思 主義的理論框架，以現代經濟學框架實證性研究現實政策問題；要緊緊扣住最具挑戰的問題 展開研究；要結合其它學科綜合性地考察中國問題；要堅守不唯書、不崇上、不媚俗的精神 氣節。這幾點在 80年代後期對於老何這樣年齡和背景的長者，並不容易理解。但是，老何 立即接受了這樣的社論，而且到處推薦.《經濟學週報》是經團聯的機關報，而經團聯多數 權威學者都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果不是老何力爭，我們是無法改變報紙的宗旨的，《經 濟學週報》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影響。 此前，我與老何相交並不深。但這件事以後，我覺得老何是可以終身相托的事業伴侶. 第二件是我剛出國。那時，許多人希望我擔當民運的領袖重任，與中共在最惠國問題上打一 仗。而我由於5年的與世隔絕單身關押，很難一下理解當時的情境和選擇。此時，我接到老 何的信。老何的信很長，一如既往，沒有客套，直逼主題.他評論了流亡者的教訓，然後告 誡我，離開祖國，會遠離迫害，大有海闊魚躍、天高鳥翔的自由感，但也會免除國內逆境中 動輒就感到的疼痛；沒有這樣的疼痛感，很難發現和重視自己定位和戰略的錯誤，沒有機會 從失敗中學習教訓調整自己；還會以大話和空話淘干自己的思想；甚至會急功近利地求一時 之逞毀掉一世事業的根基。那時，我明確決定了自己的選擇：暫不拘泥於具體的問題上的得 失，而是就中國發展的宏觀困境問題，與國內認真思考中國發展問題的志士仁人對話，對中 國發展做全面和長期的思考。 老何在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上幫助我找回感覺和方向。 第三件事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作博士論文時的感受。我的論文涉及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 界關於政治體制發展方向的爭論。我與許多舊交新知討論我研究的問題.在這些人中，子明 是一個洞察力很強的學者，這我並不奇怪。他本來就天分極好，囚禁期間，又讀了許多書。 但是老何的洞察力，確實讓我吃驚.他的那篇關於我們時代的三種思考進路的文章是對於我 們時代的選擇有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我將他的文章及思路寫入我的博士論文。 老何是智者！ 四、民主主義者共產黨人 本來我不想些什麼文字維護老何的政治定位。因為在公共空間中，有批評是正常的；這 說明你被重視了。況且我們都需要在討論和批評中保持自己的方向和提升自己的品行。不過， 有些問題涉及對於民主和自由的真義的解釋。我想就此寫幾句：老何算作是民主自由主義者 嗎？而且，這個問題不僅關係到如何評價老何，還關係到如何評價一代人的政治選擇。 民主作為理念和原則至今仍然是爭論不休的，但共識其實很簡單，就是人民是公共事務 的決策的權力來源。支持這樣的原則就是民主主義者。祇要在特定政治情境中反對迫害，主 張開放和改革，就可能一步步走向民主。起始階段的具體黨派歸屬並不是決定你對民主轉型 的態度的主要因素。 老何與李慎之以及他們那一代共產黨人中的許多人是民主主義者。他們在國家政治抉擇 的重大關頭，反對迫害，主張國家政權應當由人民選舉的政府管理。至於他們以什麼政治途 徑和依靠什麼力量去做，那是可以討論的；但他們絕不是沒有道理的，也不是糊塗.在我看 來，堅定地擁護和捍衛民主原則與可能在民主教條下迫害之間是有區別的。其間真正的區別 是，是否對於不同的意見寬容、是否將不同意見者作為道德主體尊重，並且願意按照思想和 科學的討論規則認真對待對方，澄清分歧，尋求真理。祇有在對方以迫害而不是討論的方式 對待你時，你才可以道德譴責，但仍然有義務在公共空間中中以思想討論和科學研究的理性 和平和的方式說明道理。 五、肯定死不瞑目 老何對於自己的政治選擇和歷史不會沒有反思的。這大概是他們那一代人最大的痛苦了。 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革命的理想，但革命卻吞噬了他們本人的一切：人格、自由和尊嚴；甚 至將陷他們人生的意義於尷尬境地：最後，革命蛻變成他們最不願意的政治。這是中國共產 黨所造成的人間最大種類的悲劇之一。對於不計物質享受和無私的人而言，這樣的心靈上的 折磨才是最大的痛苦，是噬心之痛！ 而今天，新的共產黨領袖還在維持和重複這些錯誤.老何肯定死不瞑目！我真希望溫家 寶能夠面對這樣的噬心之痛放聲痛哭或者泣不成聲，這樣的眼淚需要更高貴的心靈、境界和 視野才能流出；沒有面對這些高貴心靈所遭遇的痛苦而流下愧疚的淚水，他迄今為止在公眾 面前的眼淚太像是矯情造作！ 就在老何屍骨未寒之際，中國的警察竟然闖進丁東先生的家，抄走老何的文稿。這不僅 讓天下有識之士心寒，更是糟蹋中國領導自己為自己精心營造的政治形象。 中國的領導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但是和諧社會與小康社會都是中華民族政治 思想中由來已久的念頭，過去沒有實現過.今天，一個犯過中國政治史上罕見的錯誤和給人 民帶來罕見的災難的黨，能夠在不改變他們錯誤和災難根源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的理想嗎？ 我對此有深深的疑慮和擔憂！檢驗和諧社會的標準不是統治者壟斷的言論和諾言，甚至不是 他們的誠心誠意，而是中華兒女的政治遭遇和心理感受。像老何這樣的善良和明智的志士仁 人死不瞑目之際，當為消除這樣的死者的影響警察竟然抄家和抓人之時，和諧社會還有什麼 信譽可言？中國人再傻、再幼稚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讓如此癟三式的把戲欺騙和玩耍。 人類政治史表明，和平轉型不能沒有統治集團的起碼良知和善意，但是這又是最靠不住 的。我們必須自己努力去創造歷史。雖然老何不喜歡大話和空話，我也從不在他那裡講這些。 但今天，為老何，我尊敬的長者送行之際，我願重申自己的心志：為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公正 和安全的社會而繼續努力！ 再見，老何！ （2006年11月1日草於新西蘭基督城坎特伯雷大學.） （本刊發表時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