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護法維權的「雙贏」戰略 （山東）牟傳珩 民間維權，是公民自己用行動來爭取憲法上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在當今中國，民間維 權運動，是實現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重要途徑。儘管現行憲法，更多地體現著執政者的單方 面意志，但在形式上所承諾公民權利的內容，足以成為現階段中國公民「護法維權」的法理 基礎.因而我這裡所定義的「民間維權」，即是捍衛憲法，維護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它即 包括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又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也即公民的基本人權。中國民間 維權運動，當以新修訂憲法所承認「維護人權」為價值依據和出發點.這就決定了當今中國 民間維權運動，應從「護法」的精神出發，來捍衛公民的各項權利和人的尊嚴，又通過這種 維護做人的權利與尊嚴的社會實踐，來要求執政者尊重憲法的尊嚴。 一、「護法維權」是公民意識的政治覺醒 一個國家的國民，祇有具備了完整的公民意識，即「護法維權」意識，才能成為法律意 義上的公民；也祇有國民普遍具備了成熟的公民意識和公民品格，才能形成公民社會的政治 環境。在當今的民間維權運動中，公民已不限於僅僅「福利維權」，即爭取教育、保健、醫 療等個人權利，而是更著眼於基本的民主權利與人身權利，更著眼於社會的平等、自由與公 正的政治權利。如由「選舉權」被侵犯所導致的民間維權越來越多就是例證.中國的現行憲 法雖然在形式上許諾了公民的各項自由與權利，但要使法律文本上的權利落實到每個公民， 還需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完整的司法體制尚未建立之前，中國的法治化及公民社會的形 成，勢必要以相應的代價來換取，即公民通過維護自身權益的鬥爭，來捍衛憲法的實現.從 2003「公民維權年」以來，到2004年隨著民間「護法維權」運動的進一步推進，南京出現了 第一家用輿論推動依法維權的「民告官」網站，得到了社會各界公眾及各大媒體的廣泛關注。 中國各地也形成了一些民間維權機構及法律團體.如此同時，這個維權意識覺醒的時代，也 為律師和知識分子參與民間維權，提供了發揮才能的廣闊平台，形成了一大批獻身公益的維 權律師和知識分子，展現了中國民主運動已走向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如為《中國農民調查》 辯護的浦志強，擅長「房屋拆遷案」的秦兵，政治學者張祖樺，上海民間法學專家顧則徐，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代理「孫志剛案」和「南都案」的知名律師許志永，憲政學者王 怡，北京學者余世存等，更具典型性意義的是，已成為民間維權律師代表性人物的高智晟等 等。這些民間公益律師群體及民間知識分子群體的興起，都具有「護憲」的性質，標誌著中 國民間社會以「護法維權」為旗幟的公民意識的政治覺醒。由此也推動了中國的法治化及公 民社會成長的進程。 從某種程度上說，民間維權運動是在公民社會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國的法治化體系尚未 完全成熟的情況下，所出現的一種特定的公民利益抗爭方式；是一種在官方的法律機構不能 正常解決問題時的一種民間性法律行為。它既有民間弱勢群體力量的參與，也有專業知識分 子和法律專門人才的參與，正在形成一種以現行憲法為後盾的合法性利益抗爭機制。我從理 論上把它總結為：用「護法」來「維權」，用「維權」來「護法」，兩者互補統一，可攻可 守的抗爭機制。這種機制的形成，不僅意味著中國民間維權技術層面上的戰略轉變，更意味 著公民維權意識的政治自覺.正是從這一意義上理解，我們應將當下的中國民間維權運動， 提升到「護法運動」的高度理解。 二、「護法維權」應當走體制內外相結合的道路 這幾年來的民間維權實踐，也就是體制內外聯合維權的實踐，也祇有體制內外聯合推進， 民間維權才能具有更廣闊的政治前途。在這個過程中，體制內的知識分子、維權律師，正是 身體力行地與當事人一起，站在了民間維權的最前沿。如張思之、高智晟、郭國汀、浦志強、 莫少平、鄭恩寵、李勁松、李蘇濱、張立輝、李建強、李方平、許志永、騰彪、朱久虎、張 星水、范亞峰、王怡，以及義務代理了「新疆乙肝歧視第一案」的張元欣等，都具有深入第 一線與當事人相結合，聯手推動民間維權的強烈意識，並為此作了大量實質性的工作。儘管 他們之中有人也被排擠出體制內，但卻不避風險，聯合維權的路子越走越寬。時下，隨著社 會經濟的發展與法制教育的深入，在專家、學者、律師與普通公民間的良性互動中，公民的 「護法維權」意識日益提升起來。這其中，眾多的法律專家們扮演了極為重要、令人敬仰的 角色。事實已經證明，體制內外互動，聯手維權，是中國民間維權運動走向成功的最寶貴經 驗之一。例如2004年的「南都案」，曾一度引起了一批包括顧則徐、許志永、陳永苗、王怡、 余傑、石勇等法學專家與知識分子群體在內的親身關注與參與，為程益中及喻華鋒奔走呼號， 實施法律援助，最終官方迫於民間強大的輿論壓力與呼聲，不得不重新審理案件，無罪釋放 了程益中。再如2005年，重慶農婦熊德明的艱難討薪經歷，得到了一批公益律師群體及各大 新聞媒體的追蹤與關注，以至於最後形成了一股「討薪」潮；還有2005年湖北京山縣農民 「佘祥林殺妻」冤案發生後，也得到體制內外的法律專家與律師群體的關注與參與，加之 《南方週末》、《鳳凰週刊》、《中國新聞週刊》、《中國青年報》等知名新聞媒體的輿論 追蹤，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高度重視，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不得不重新審理，最後以無罪釋 放。而最新一個更為經典的案例，則是山東臨沂的「陳光誠案」，在律師群體，各界關注， 海內外輿論一直救援下，也被發回重審。今天，儘管政府面對公民維權陷於十分尷尬的境地， 打壓集體維權事件時常發生，但卻無法從正面否定維權。時下，維權無論是在體制內還是在 體制外，都共用一個詞彙和同樣的維權語話。這也說明，中國將不可避免地進入一個「護法 維權」的新時代，即公民權利的時代。 由此可見，民間維權與強大的公權力之間的抗爭，就是一種權力與權利的博弈，需要更 多地影響體制內的良心覺醒與利益群體的分化，從而形成體制內外的互動合作。因此，體制 內的有識之士應以更開放的態度和膽略，迎接民間維權時代的到來，聯合各方人士參與實際 「護法維權」，而不能僅僅滿足於爭奪話語權。我很讚賞北京學者秋風說的一句話：「當一 介草民與握有強大權力的政府部門對簿公堂時，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正漸行漸近。」公民維 權需要媒體輿論、專家學者、各類知識分子，以及民間團體，特別是體制內外的合作，以 「護憲」為理念，使民間維權走向全面成熟的理性階段。 三、「護法維權」既是法律維權也是政治維權 我們不應把政治維權排除與法律維權之外。其實，「護法維權」既是法律維權，也是政 治維權。我的這一表述有兩層含義：一是廣義的政治維權；二是狹義的政治維權。首先，一 切「護法維權」，都是寬泛意義上的政治維權。這是因為一定歷史條件下，法律所規定的公 民各項權利狀態的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事實。公民依照法律來爭取或行使權利，就是護法維 權。因此，護法維權既是一種法律事實，也是一種政治事實。作者之所以認為維權也是一種 政治，是因為公民維權的實質就是爭取權利、行使權利或者共享權利，而維權本身正是由於 其權利被侵犯這一事實。權利的享有是一種資格，這種資格是以政治為內容的，也是以法律 的形式固化下來的。因而把權利的爭取、行使排除於政治之外，不僅理論上站不住腳，實踐 上也是說不通的。任何維權，必然要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中進行，維權事件的發展，就是改變 政治環境的事實。所以民間維權，首先是維護公民的權利資格，即在現代社會政治條件下的 法權資格。非法剝奪這種資格是一種政治，反抗這種剝奪也是一種政治。從狹義的政治維權 理解，又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涉及制度層面的維權；二是涉及立法層面的維權。制度層面的 維權，是指公民通過法律保障的合法途徑，對國家制度和政策體系的異議表達和行動，以尋 求制度性的變革；立法層面的維權，是指公民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利，來影響國家廢除惡法、 修改問題法和創立新生法，以推進國家立法進程，擴充和保障公民權利，限制與監督政府權 力。民間政治維權，主要是自下而上地發揮影響，在量上不斷積累事實意義，最終實現政治 維權的法律結果。因而，當下狹義上的政治維權難度很大，並負有一定的政治風險.民主社 會到來的立憲過程與制度變革，要通過社會各種政治力量的博弈實現.公民政治維權運動， 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民間推動力量，有助於這個過程的完成。 「護法維權」的根本原則，是「依據法律」維權的原則，因而政治維權也是法律維權。 而狹義上的法律維權，是特指利用司法手段，通過對侵權個案的訴求，來依法維護弱勢群體 的權益。當前法律維權，最明顯地體現了體制內外相結合，共同推動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正 義.例如，孫志剛案、孫大午案，就較為典型。 四、「護法維權」應當節約成本 節約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前提；浪費意味著萎縮與死亡。現代社會的法治秩序，是在公民 權利對公共權力的博弈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對於民間維權事業而言，學會以最少的成本投入， 贏得最大效益的發展，是關乎其生死存亡的關鍵.具體到維權者而言，要想節約維權成本， 一要知法、懂法，善於運用法律；二要熟悉媒體，運用輿論；三要學習和運用當代談判原理 與技巧，進取有度，退讓有節。此三者結合，才能更多地贏得公眾支持，實現「護法維權」 的完整目的。 在全民維權的實踐中，各地經常發生「跳樓」「自殺」「裸體」，堵塞交通，攔截車輛 等引起新聞媒體關注的維權個案，甚至還有「殺人」維權的。對此，社會弱勢群體認為：維 權不宜按正常程序辦，祇有將事情鬧大，造成社會效應，甚至引起中央高層的關注，才有可 能解決問題.這常常反映出社會弱者的無奈心理。這種極端的方式雖說是個別的，但是卻愈 演愈烈，越來越多，媒體常有報道。公民通過這種極端的方式維權，折射出當今社會的不法 現狀和公民維權受壓制的現實，如上訪受阻，遊行示威被抓等。但這種不惜生命代價維權， 不僅離開了維權的「護法」原則，而且成本過大，更易為政府打壓提供口實。如提倡用這些 方法維權，不利於作為民間「護法維權」整體運動的健康、理性發展。例如，甘肅農民鄧建 斌，家中老母無錢治病，多次討要一年多的工資不成，反遭羞辱，一怒之下，連殺死五人， 最後將自己也被送上法庭。 其實維權運動的前景，在於能夠形成公民「護法維權」意識的政治自覺，並演化出新的 社會力量，以推動集體維權。現在已有人將民間維權運動總結出不同的類型：有血酬模式如 漢源事件、定州事件、池州事件，互動模式如孫志剛案、孫大午案，也有內部鬥爭模式如黃 金高事件。未來以哪一種模式為主導，取決於民間維權的價值取向，同時也受制於政府應對 的價值判斷。其實價值的核心問題，就是以最少的投入，贏得最大的利益。這對公民權利與 公共權力的博弈的雙方來說，都是如此。 五、「護法維權」狀態不易急於整合 公民維權運動的根本目的，在於爭取一種普遍公平與正義的法治社會。在這個過程中， 公民通過爭取合法權益，導致社會規則的改革與資源的再分配。因而「護法維權」的前途， 就在於全體國民的政治自覺，形成足以抵制政府權力侵擾的成熟公民社會。但在眼下國家還 沒有形成正常的法治秩序，政府權力過大，由此而形成了一種「瓶頸狀態」，嚴重制約了公 民社會的成長，民間維權舉步維艱.此外，公民集體意識覺醒的程度仍然有限，勇於站出來 的知識分子與公益律師整體力量也還不多，在很大程度上也牽制了民間維權運動的發展。與 強大的政府權力相比，民間維權群體的力量畢竟是非常弱小的。因此，民間維權更應該堅持 「遍地開花，由點帶面」策略，而不應急於整合為一道「統一的風景線」。民間維權應是遍 及全國無法瓢竭的泉湧，而不應急於合為一條隨時可能被斷流的河水。如急於把維權整合成 一種與國家強制秩序對立的十分脆弱的政治力量，很快就會遭到無情的打壓，而作為背景的 民間社會，目前根本沒有足夠的反擊能力，這會過早地消耗資源，葬送維權的前途，其結果 與整合的目的背道而馳.民間維權的發展，是社會民主立憲的原動力，進而會構築起公民社 會的法律基礎.民間維權的展開，已使中國社會的憲政動員機制發動起來。當下社會的精英 理性和民間理性之間，不僅存在衝突性的一面，同時也存在互動性的一面。民間護法維權 「遍地開花，由點連面」，穩健、策略的推進，有助於當代中國整體理性的成熟；有助於社 會管理結構由「支配——服從型」向「協商——合作型」漸進式地轉變。而民間維權在一個 一個的個案經驗積蓄中，由觀念歷練到操作規則的反思性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不斷實現與 更高層面與系統的縱橫聯結機制，最終為公民社會的全面成熟，奠定基礎，從而降低中華民 族實現民主現代化變革的成本。 總之，中國民間維權要想突破瓶頸，祇有堅持法律維權與政治維權並舉，體制內外相結 合，節約成本，積蓄力量，「遍地開花，由點帶面」，用「護法」來捍衛「維權」，用「維 權」來進行「護法」的雙贏戰略，使兩者互補統一，可攻可守，既實現「護法」的贏，又實 現「維權」的贏；既推動公民社會的成長，又推動國家民主法治建設的成長，這樣才是穩健 地推動民間維權運動雙贏式發展的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