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危機與人文教育的缺失——在斯坦福大學中國學生會的演講 （北京）余傑 失去目標的大學與中國留學生的殺人事件 在21世紀，大學逐漸成為這個世界的中心。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哪個時代，大學 在社會格局中佔據著如此重要的地位。然而，正是這種中心位置的取得，使大學喪失了它的 本質與目標。「大學何以為大學」這個最基本的問題，讓大學裡的教授和學生們瞠目結舌。 如今，全球的大學教育都處於深刻的危機當中。 美國政治哲學家克瑞可指出，困擾著美國大學的有四種嚴重的疾病。第一，無目的。學 院和大學作為一種重要的產業的氾濫，僱傭成千上萬的人，給他們好工錢，祇是為那些孤獨 的年輕人提供一個上了年紀的大染缸——很少提供足夠的思想，更不用說良知了。這個體制 存在著，似乎就祇是為了讓其本身得到不朽一樣。英國作家拉什迪在其新作《憤怒》中，描 寫了劍橋大學終身教授索蘭卡的故事：雖然在學術界的地位如日中天，索蘭卡卻在繁瑣的學 術研究中迷失了心性，大學無法為其生命提供終極的價值與意義.於是，索蘭卡在精神崩潰 之前毅然辭去了人人眼紅的教職，拋棄家庭遠走紐約，希望在異國他鄉過一種更為真實、更 為鮮活的生活。沒有想到，他卻像卡夫卡小說《城堡》裡的土地測量員一樣，陷入到一個更 加物資化的世界之中。《憤怒》揭示出了當今大學的潰敗以及學術的虛偽.第二，知識上的 無序。今天的大學流行自助式的學制課程，表面上讓大學顯得更為「開放」，也讓學生獲得 了更多的「自由」，卻導致了以「職業為中心」的專業化計劃的盛行，一個要求知識運用課 程的變形。教授和大學生不約而同地使用這樣一種換算方式：這些知識能讓我掙到多少錢呢？ 能掙到一分錢的知識，便用一分的時間和精力去講授或學習。於是，探究「人的來源與本質」 的、那些基礎的人文學科和古典文化無人問津。人類能運用科技的力量，上登太空、下入海 洋，卻失去了對自我心靈世界的掌握。 第三，規模上的巨人主義.大學開始越辦越大，有的大學甚至接近了10萬人，大學本身 成為一座無所不包的城市，大學的教職員工和學生的數量幾乎等於一支龐大的軍團.借助現 代科技和傳媒的力量，高等教育確實變得更加普及了。但是，許多大學生從來沒有見過一名 真正的教授，他們祇能通過宿舍裡的電視和網絡來聽教授講課，他們就像流水線上的產品一 樣源源不斷地被生產出來。於是，古代那種小規模的、師生朝夕相處的教育方式，孔子和蘇 格拉底式所採取的教育方式，再也無法存在下去了。 第四，許多教授和學生對意識形態的頂禮膜拜和攫取。按照美國加州大學校長阿特金森 的說法，大學應當扮演這樣一種角色，即「人格的塑造者、價值的批評者、文化的守衛者」。 但是，今天的大學卻向金錢和權力獻媚，他們自覺地成為跨國公司和政府的代言人。大學逐 漸跟著社會潮流走，而不是大聲疾呼、指出時代的沉屙。美國偉大的人文學者白璧德曾敏銳 地分析說：「今天我們所面臨的風險在於，我們的心靈已經為沉重的信息資訊所湮沒；對於 這些信息，我們缺乏內在活力與反思能力來為我所用並轉化為有機的營養成分。」在今天這 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此問題顯得尤為嚴峻。 今天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不僅具備以上的四大病症，而且危機更為深重。在官方「教 育產業化」的熱情倡導之下，90年代以來，重點大學均獲得了來自國家財政的大筆撥款，自 身也迅速演變成最具盈利能力的大型「公司」，大學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於是，赤裸 裸的功利主義、「反人文」及「非道德」的相對主義，成為教授和學生們所信奉的最高原則. 日益官僚化的大學管理機構和商業利益的巨大侵蝕作用，使大學失去了它必須堅持的人文標 准，也就是白璧德所說的「大學的目的就是必須在這個量化時代中培養有『質』的人」。大 學成為一個個僵化的、自私的、不容異己的「堡壘」，它拚命吸取社會財富而吝於反饋社會。 從大學中走出來的許多畢業生，擁有「適應社會」的「變色龍」式的素質，卻無法為社會未 來的走向提供有益的引導。這一危機，白璧德在一百年前便已經預見到了。他認為，一所大 學的最高功能，並非從事那些因為商業利益和工業技術目的而展開的研究，不是為了追求權 力和財富，也不是像一個浪漫的懷著烏托邦夢想的人道主義者所鼓吹的那樣，而是要「團結 聯合新一代的智慧和美德，通過培養具有人文素養的領袖群體來影響一個民族。」 今天的中國大學所培養的人才，許多都屬於「心靈上的殘缺者」。中國留學生殺人事件 屢見於報端，其手段之殘忍、心思之縝密、精神之扭曲，震動了全美國社會，亦讓中國留學 生的整體形象蒙羞。一名北大出身的學生，因為與女友發生爭吵，遂操刀將其殺害。他從容 地將屍體肢解，裝入垃圾袋，放入汽車後備箱。然後，驅車數百公里，來到鄉下的一片玉米 地，將屍體埋葬其中。回到學校之後，他仍然面不改色地繼續去上課，直至數天之後案發被 捕。警察前來逮捕他時，其同學和老師均大驚失色：這個勤學好問的學生居然是殺人棄屍的 兇手！一名清華出身的學生，因為與丈夫感情出現問題，遂槍殺丈夫並肢解屍體，丟棄於路 邊的垃圾箱之中。這個身材瘦小、弱不禁風的年輕女子，精心化妝之後，手持一本假護照逃 離美國，在上海入境時被查獲.北大和清華是中國大陸最具聲譽的兩所大學，對於許多高中 畢業生來說，能夠入讀這兩所大學，簡直就像是「登龍門」一樣。但這兩所中國最好的大學， 居然培養出了如此可怕的冷血殺手。當然，這兩名殺人兇手並不能代表大多數的北大人和清 華人，但他們的殺人事件，以及近年來接二連三的中國留學生殺人事件，已然釋放出了一個 值得人們為之警醒的信號：中國的大學教育已然病入膏肓。而對中國大學教育的批判和反思， 必然要從北大和清華開始——它們佔據著最多的資源、享有著最美好的名聲，其對社會的貢 獻與反饋卻名不副實。作為一名北大人，批評自己的母校是痛苦的，但我仍然要批評之，正 是「愛之深，方責之切也」。 劉海洋傷熊事件及其反響 北大、清華等名校畢業的高才生，在海外留學期間因為承受不了學習和生活的壓力，頻 頻發生殺人之後再自殺的血腥慘劇。在我看來，這不僅是他們個人人生的失敗，更是他們昔 日所接受的教育的失敗。近期中國大陸有這樣一個新聞事件，可以用以觀察和分析以清華大 學為代表的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模式的弊端：清華大學的一名學生劉海洋，在北京動物園遊覽 的時候，先後兩次使用數瓶硫酸，將兩頭珍貴的黑熊灼燒成重傷。這一事件在媒體上炒得火 熱，也在互聯網上引發了很多討論。有人表示譴責，也有人表示惋惜，還有人認為不可思議. 北京的一份報紙報道說，清華大學電機系主管學生工作的鄧副書記，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表示：「根據劉海洋平常的表現，我們無法解釋他的不良行為。」（這種「無法解釋」，算 不算一種失職呢？）鄧老師還說：「學校對硫酸潑黑熊事件的具體原因尚不清楚。一個大學 生殘害國家級保護動物，我們感到震驚，感到痛心！可以預料，這件事會對劉海洋的未來造 成重大影響，他可能因此失去學籍。」（這種「震驚」和「痛心」是否太遲了呢？）而和劉 海洋住在同一個宿舍的一位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說，昨天中午他從電視上看到劉海洋出事的消 息後很難受，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他介紹說，劉海洋成績不錯，平常愛好廣泛，喜歡羽毛球、 電子遊戲。劉海洋和同學處得也很好，挺關心集體的。劉的一位室友說，因為課業緊張，同 學之間溝通不夠，見面祇是隨便聊聊而已，很少交心。 另一份報紙則報道說，劉海洋事件並不能說明清華大學的教育存在著缺陷。據瞭解，清 華大學很重視大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每個班級都有專門的「輔導員」，大一、大二開設了 道德修養課和法律課，政治課的學習也從未間斷。然而，這一辯護式的報道卻從反面揭示出 清華大學以及其他中國大陸名校所存在的嚴重問題.「道德修養」之類的課程的設置，與學 生的心靈和精神的成長根本沒有同步。確實，清華大學在政治教育方面一向堪稱全國高校之 「表率」。劉海洋的老師和同學透露說，劉在上政治課和道德修養課的時候「非常認真，一 節也沒有拉下」。然而，雖然上了三年多的政治課和道德修養課，劉海洋仍然在經過深思熟 慮之後，兩次實施其令人髮指的邪惡計劃。這不能不說是對那些上政治課和道德修養課的老 師的莫大諷刺。不難判斷，那些在課堂上傳授的「假」、「大」、「空」的條條框框，並沒 有與劉海洋們的生命發生任何切實的關聯。學生們僅僅是在考試時將這些所謂的「知識點」 死記硬背下來罷了，他們從來就不相信那些條條框框是真實的、是可以在現實生活中實施的。 因為他們的老師的所作所為，與這些條條框框亦截然相反。換言之，這類教育至多教會學生 如何做「偽君子」，而無法讓人成為像帕斯卡爾所說的那種人：「人之完美傑出的真正標記， 是他協調自身對立之德行的能力，以及他佔有這些德行之間所有空間的能力。人通過這種融 和自身相反品質的能力來顯示其人性以及高於其他所有動物的優越本質.」 在此一事件的諸多後續反應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種論調是，有一名自稱是劉海洋的同學 的學生，在網絡上振振有詞地替其辯護說：「從他的自辯可以看出，他有好奇的成分。做科 研要有這種精神，哈佛、麻省理工裡面的著名教授，80%是神經兮兮的。至於劉海洋是清華 的學生，論壇上有人就給清華潑髒水，這是一種葡萄架下狐狸心態.劉海洋更是中國人，你 們為何不去罵中國人？劉海洋的精神狀態是健康的，論壇上很多人是變態的。另外，媒體在 此事上不負責任地炒作也對大眾進行了誤導。劉海洋的行為讓我很震驚，他平時給人的印象 是勤奮，隨和。」這種觀念很能代表諸多把自己當作「高等華人」看待的名校子弟的想法： 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是對的，我們是不能批評的，因為我們是中國最優秀的大學的學生。你們 必須用敬仰的目光來看待我們，我們不接受任何批評意見，因為任何批評意見都是不是出於 善意，而是出於嫉妒心理。這樣的一種惟我獨尊的思維方式，使得自我反省完全不可能。 針對這些認為劉海洋是出於嚴謹的「科學研究態度」和「好奇心」才用硫酸傷害黑熊的 看法，也有不同意見出現.同濟大學的學生王驊反駁說：「科學是把雙刃劍關鍵要看誰掌握。 如果像劉海洋這樣不擇手段的進行所謂的『科學研究』的話，首先是對科學的不尊重，其次 是對動物的不尊重。因為科學是把雙刃劍，關鍵就是掌握他的人是什麼品質的人。」我同意 王驊的觀點.是的，科學和技術本無所謂「善」或者「惡」，最後的「善」與「惡」都是由 人心決定的。科學沒有道德之分，科學家卻必須考慮道德問題.比如，納粹德國的御用醫生 門格爾，是一個讓集中營中的犯人聞風喪膽的「死亡天使」。單單從醫術上來講，門格爾的 醫術確實無比精湛，他也熱心於醫學上的創新。但是，他在集中營裡殘忍地實施活體解剖的 實驗，他的醫學實驗得到元首的批准，他先後殘害了千百計無辜者的生命。在被審判的時候， 門格爾也聲稱，他是為了搜集實驗數據、推動醫學進步、造福更多病人。那麼，我們能夠接 受門格爾的這一辯解嗎？ 在我看來，劉海洋傷害黑熊事件以及此後清華師生和教育界的諸多反應（無論是莫名驚 詫還是拚命辯解），都充分暴露出以清華大學為代表的中國高等教育的致命弊端。當然，今 天所有的中國高校都在向清華學習（包括北大在內，讓我感到痛心的是，最近十多年以來， 北大正在變得越來越像清華）。清華的問題就是所有大學的問題.清華等名校的學生從高考 千軍萬馬的獨木橋上衝殺出來，就智商而言，顯然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但是，在這所歷史 早已被攔腰斬斷的大學中，學生的心靈的成長並沒有與智商的開發同步。以劉海洋為例，雖 然他成績優秀、表現良好，卻沒有戀人和朋友，自己也沒有一顆溫柔寬厚的心靈（在這個意 義上，我要說，沒有談過戀愛的大學生必定不是好大學生）。劉海洋的專業成績很好，精神 世界卻是荒蕪的。他的生命裡沒有愛的因子，就很有可能作出孤注一擲的恐怖行為來。當大 學教育將活生生的人變成僵硬的工具之後，工具當然比人要好使用，但是沒有宗教信仰、沒 有敬畏感和愛心的「工具」，很可能反過頭來對社會造成危害。 大學成為賺錢機器以及人文精神的喪失 大陸媒體上對劉海洋傷熊事件的報道連篇累牘，卻極少人由此害熊事件看出當今大學教 育的致命缺陷來。即使是某些在教育界身居高位的人也是「醉眼看花」，上海交通大學副校 長張聖坤便發表評論說：「如果劉海洋的出發點真的是為了研究，這件事也說明我們組織學 生在課外進行自己感興趣的實驗的機會太少。」此觀點簡直令人啼笑皆非。作為一所名牌大 學的副校長，居然祇能從如此低層次的「技術」層面來考慮問題，完全沒有進入到「價值」 層面。如此淺薄的「反思」，真是讓人感歎：有什麼樣的老師，就有什麼樣的學生！大學難 道僅僅是給學生提供「實驗機會」的場所嗎？如曾經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新亞書院院 長的金耀基所說：「大學是一個栽培普遍性的理念與理想，如平等、公正、和平的地方，這 些理念與理想對於純潔而有朝氣的大學生具有啟發與調激的作用。」什麼時候，我們的大學 才能成為真正的「大學」呢？ 今天的中國大陸，在教育被徹底商業化和政治化的過程中，教育的工具化和「去道德化」 亦同步發展。大學向官員和富豪低頭屈膝，大學蛻化成為政府的一個分支和大公司的附庸。 大學不是以教授和學生為主體，乃是被一個日漸封閉的學術官僚階層所控制。大學教育的內 容日趨技術化和功利化，「無用之學」遭到冷落和排斥。在盲目擴大招生的背景下，大學不 再關注學生的心靈世界，而專注於畢業生的就業率。今天中國的一流大學，正越來越遠離這 樣的宗旨與目標。在社會結構和道德倫理急劇轉型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內地的大學校長和教 授們亦無所適從。他們將利用大學的品牌「撈錢」當作第一要務，而忘卻了什麼是大學精神， 以及大學應當給青年一代提供何種教育。在今天中國大陸的高校裡，這種最為重要的人格和 心靈的培養恰恰處於缺席的狀態.1949年之後的清華大學，其教育模式號稱「又紅又專」， 一方面將人的價值降低到工具的層面，另一方面又將本來作為工具而存在的技術的價值提升 到終極的意義上。清華大學所奉行的是一種蘇聯式的「技術至上主義」——注意，是「技術」 而不是「科學」。當然，更談不上「人文」了。 那麼，教育的主體究竟是「人」還是「工具」呢？學校究竟是人的靈魂的啟發之所還是 生產統一的產品的流水線？愛因斯坦在《論教育》一文中指出：「有時人們把學校看成僅僅 是把盡可能多的知識傳遞給成長中的一代的工具。但這是不對的。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是 在為活人服務。它應當在青年人身上培養那種有益於公共福利的品質與能力。但這並不意味 著消滅個性，把個人僅僅作為如蜜蜂那樣的社會工具。因為由一個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目 標的標準化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毫無發展可能的、可憐的社會。相反，學校的目標必 須是培養能獨立行動和思考的個人，而這些個人又把為社會服務視為最高的生活問題.」大 學不能將學生當作產品，大學不能以生產千篇一律的產品為自豪；大學必須提供完全的「以 人為尊」的教育，除了傳遞知識和技能之外，還應當讓學生具備公民素質及其背後的愛與公 義的理念。這樣，如果青年一代全都是具有愛心且明悉公義的人，這個社會自然也就是一個 健康、積極、有活力的社會。否則，如果青年精英大都屬於某種「心靈的殘疾人」，這個社 會也就必然充滿暴戾和猜忌，而無法獲得可持續的發展。以劉海洋為例，他平時在學校裡循 規蹈矩，不失為一個「好學生」，而他唯一一次的獨立行動和思考，居然是殘忍地傷害黑熊。 這難道就是他「為社會服務」的表現之一嗎？大學培養出千萬個像劉海洋這樣的「工具」， 卻沒有培養出多少能獨立思考和行動的、「把為社會服務視為最高的生活問題」的個人來。 我們的教育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人文教育不是寫在書本上的要點和提綱.人文精神的樹立和人格的養成，不能靠「言 傳」，而必須靠「身教」。金耀基指出，品性教育祇有在一個心靈與一個心靈真誠相遇時， 才能彼此發生感染力。在道德教育上，教師對學生最有益的幫助不在抽像的不關痛癢的說理， 而在如何切己相關的提出他的感受與判斷。西哲布勃說：「籠統地口授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不是他（教師）的責任。他的責任是回答具體的問題，回答在一特定的情境下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問題，這，我說過，祇有在一種有信賴的氣氛下才能發生。」這種「有信賴的氛 圍」，從80年代末以後，就在中國大陸的大學校園裡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教授不再令世人和 學生尊敬，這是大學教育最大的失敗。美國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多 年在大學中任教，他對教師這一職業深有體味，他認為：「教師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神奇人物， 這確定好教師應當接受的訓練之前，我們首先必須瞭解他的性格。依我之見，好教師不是以 他的知識面寬、講課條理清晰或者學生們的課堂反映好而著稱的。他的基本任務不是傳播和 散佈知識，因為在這方面，他根本無法與書面文字相比，相反，他的任務是激發學生們對知 識真誠的好奇心，逐漸灌輸一個學者的良知——傳授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的大量冒險行為和 高尚品行。」在清華大學的校園裡、在中國大陸所有大學的校園裡，究竟有幾個教授符合這 樣的標準呢？ 中國大學的危機以及人文教育的缺席，讓今日中國的大學愧對「大學」這一名稱.大學 的變革與復興已經迫在眉睫。金耀基在談到大學精神的時候，特別強調一流的大學應當給學 生提供一種「創造性的文化生活」。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文化生活常決定大學的風格，常 影響學生的氣質品性、有文生情調、有生命意義的生活方式。」正如西哲布勃說云：「真正 配稱為教育的，主要的是品性的教育。」在這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沒有賦予受 教育者以法理意義上的「公民素養」、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底線」、文化意義上的「人道情 懷」和心靈意義上的「愛的能力」。換言之，我們的高等教育僅僅解決了知識的傳播的問題， 而沒有告訴學生如何尋找「人何以為人」的答案。這些最基礎的建構都沒能得以實現，更不 用說產生金耀基所傾心的「高尚的情操」、「尊貴的人格」和「正當的行為」了。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大學的「刮毒療傷」乃至「脫胎換骨」應當由此開始邁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