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革命不忘讀書」

（浙江）傅國湧


讀書和「革命學」

    孫中山曾對日本友人說：「我一生除革命外，唯一的嗜好就是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
不能生活。」「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 是他的信條，自香港西醫書院完成學業以
來，哪怕是在顛沛流離的流亡歲月，或者政務繁忙的從政時期，他也不忘讀書，讀書可以說
相伴了他的一生。尤其是革命受挫之際，讀書更成了他的主要事情。他認為，一個人如果不
讀書便會跟不上時代，變成一個落伍者。

    從1895年第一次經過日本以來，孫中山至少到過日本15、16次，總計在日本居留的時間
可能有10來年。在日本志士宮崎滔天的夫人宮崎槌子印象中，孫中山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每
天一有空暇，就是看書。有一次，他在宮崎家住了10天，幾乎把他們家的全部藏書都看了一
遍，說：「這裏的書我都喜歡看。」臨行還要用柳條箱子裝了滿滿的一箱帶走。宮崎夫人回
憶說，1905年夏天，孫中山在日本橫濱，常去東京和宮崎滔天見面，每次到他們家來，有空
他也是從隨身帶的皮箱中拿出書來讀，讀的書當中最多的是英文書，內容有政治、經濟的，
也有哲學的。他還因為讀書而得罪過人，一次，他正在他們家走廊上看書，宮崎的鄉親勝木
夫婦聽說他是中國著名的革命領袖，主動和他攀談，當時他看書看得正入神，祇是隨便答應
了幾聲，眼睛沒有離開書。勝木誤以為他傲慢不理人，用當地方言大聲說：這像什麼話！聽
說孫文是個豪傑，怎麼這樣簡慢人？「

    1901年，美國《展望》雜誌通訊員林奇在日本橫濱訪問了孫中山後，在3月23日發表一
篇報道說，在他當時住的小木屋裏擺滿了英文、法文的書籍和刊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
歷史、軍事等方面。林奇特別注意到其中有許多英文的軍事學著作。

    在中華民國之前16年的流亡生涯中，孫中山曾多次到達南洋，足跡遍及馬來西亞、新加
坡、泰國和越南等地，那裏的華僑是他的重要支持力量，其中往來最多的是新加坡，很早參
加同盟會、擔任當地分會副會長的華僑張永福回憶，孫中山平時比較沉默寡言，凡事都抱著
樂觀的態度，喜歡讀書，讀書時或用手捧，或放在桌上，讀後一定放回原處。孫中山喜歡買
書，尤其是地理、歷史、經濟、政治、哲學和中國古籍。孫中山對中國地圖爛熟於胸，隨時
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對於各國陸軍組織法及有關書籍，海軍海艦圖等，價錢雖高，也
一定要買下開，熟讀到差不多可以背誦.每次買了新書一定要用紙包上一層書皮，保護起來。
他的書籍分類擺放，整整齊齊，毫不混亂.就是讀報他也有自己的習慣，先讀專電，然後順
序讀下來，不亂翻紙張，讀完仍然折疊好，不隨手亂扔，如果同時有多份報紙，也是如此。

    值得我們留意的還有，孫中山不喜歡小說雜著，張永福從沒看見他在讀無益的書，他也
不嗜好美術圖畫，對於故事圖畫最多偶爾翻翻而已，對於絲竹音樂沒有嗜好，從沒聽見他唱
過歌，也未見他吟誦中外的詩歌。旅途寂寞，他的行囊中帶的除了書，祇有一副象棋。這些
回憶，使我們可以知道孫中山讀書的偏好，他對純粹消閑式的閱讀沒有興趣，他的讀書也帶
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在內。早在1897年他與宮崎滔天筆談時就說自己不能為詩，「蓋無風流天
性也」。

    孫中山從來不懶散地躺臥著讀書，而是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而且看得很認真。對此
他還有過這樣一番說法：「因為一般人讀書，或是為個人的前途，或是為了一家的生活，他
讀書不認真，成敗得失，祇他個人或其一家。革命黨人則不然，一身負國家社會之重，如果
自己讀書不認真，事情做錯了一點，就不但害了我們的黨，連整個國家社會也被害了。」他
博覽群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書無所不讀，甚至一些很偏門的書都有所涉及。 邵元沖
是他晚年的秘書，曾當面問過他：「先生平日治學非常廣博，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
法律各種書籍，皆篤嗜無倦，可究竟以什麼為專攻？」他回答說：「我無所謂專攻。」邵元
沖問：「那麼，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種學問呢？」他回答：「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一切學
術凡有助於提高我革命的知識及能力的，我都用來作為研究的原料，以組成我的革命學.」


「目不識丁」和「讀破萬卷」

    20世紀初，當孫中山在歐洲動員中國留學生參加革命時，其中有一個叫朱和中的，第一
次讀到孫中山親筆起草的誓詞草稿，禁不住笑了，他問其故，朱回答說：「康有為和梁啟超
常說您目不識丁，我見誓詞簡練，知康、梁所言之妄。」他傲然說：「我亦讀破萬卷也。」

    舉人出身的吳稚輝早年也曾疑心孫中山「不識字」。這位後來追隨孫中山的國民黨元老
回憶，1901年他留學日本東京時，吳祿貞、鈕永健等人相約一起去橫濱看孫中山，邀他同往，
他當時心想，梁啟超都不想去看，何況孫文，孫文不過是個「草澤英雄」，有什麼看頭？所
以就說：「你們去吧，我要到上野公園去。」等到他們幾個回來，他就問孫文的相貌是否像
廟裏供奉的大王爺爺，魁梧奇偉？鈕永健說他弄錯了，孫文是一個溫文爾雅的紳士。於是他
估量孫文大概是東漢的劉秀、鄧禹一類人物，還是不想去見。直到1905年的春天，他在英國
倫敦已住了兩年，有人來敲門，自稱「孫逸仙」，「溫和端正」，他很是吃驚.在自述認識
孫中山的過程時，吳稚輝晚年大為感慨地說：「我起初不滿意孫文，就是因為他不是科第中
人，不是經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識字。到認識以後，才知道他手不釋卷。」

    1866年11月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孫中山，家境貧寒，7歲開始在別人家的私塾
附讀，9歲開始到村塾讀書，曾接觸過四書五經。13歲他遠赴檀香山，在當地的學校就讀，
接受了5年的西式教育。當他回到故鄉時，少年時的經典誦讀早已忘得差不多了，《鏡海叢
報》說他檀香山歸來「不識漢人文」，自然不無誇張，但也不是毫無根據之說，他的英文確
實比中文要好。隨後，他在香港、廣州兩地求學.1883年進香港拔萃書室，第二年轉入中央
書院，1886年轉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南華醫學堂學醫，就是在這裏，他在課餘時間開始對
中國的歷史、文化產生興趣，不僅節約生活費用，買了一套大部頭的二十四史，而且在學校
圖書室發現了一部英漢對照的四書，他讀了以後感到，英文譯本的註解要比朱熹的註釋更容
易明白，所以他就把這本書借過來經常研讀，就這樣，他基本上讀通了四書。1916年7月15
日，他在上海對廣東籍議員演講時說，自己讀四書五經的經過與傳統的讀書人不同：「我亦
嘗效村學生，隨口唱過四書五經者，數年以後，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歷史，
欲明歷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譯之四書五經歷史讀之，居然通矣。」

    誠如著有《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的美國學者史扶鄰說的，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幾乎
都是先讀孔子、朱熹的書，然後才接觸到達爾文、密爾的學說，而孫中山走的路子正好相反，
他自13歲第一次出國，看到輪舟之奇、滄海之闊，從此就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在上李鴻章書中，他也提到自己熟悉西方的語言文字、政治禮俗，乃至天算地輿之學、格物
化學之理，對於「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尤其留心。無疑，西學給予他的影響
要更大。對於中國書，他也并不陌生，他一生至少買過兩套「二十四史」，他也讀過《資治
通鑒》，在闡述「五權憲法」，說到監察權、考試權時，他說：「我讀《資治通鑒》等各種
史書，中國數千年來自然產生獨立之權，為歐美各國所不知，即使知道也不能實行者，這是
中國民族進化歷史之特權也。」

    在孫中山的知識結構中，傳統典籍不是主要的，他的專業是西醫，在香港西醫書院他度
過了求學生涯中最長的一段時光，除了醫學專業書，他同學關景良回憶，他平時非常勤奮，
夜裏常常起床點燈讀書，《法國革命史》、《物種起源》等都是在這個時候讀的，「物競天
擇，適者生存」，達爾文的進化論大大地震撼了青年孫中山的心靈.在孫中山上海故居的藏
書目錄中保存下來的達爾文著作還有兩種，一是1892年倫敦出版出版的《查爾斯。達爾文》，
一是後來追隨他革命的馬君武翻譯的《物種起源》。到晚年，他在演講中還不時提及達爾文。
1923年12月，在廣州嶺南大學，他在號召學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時，就列舉了達爾
文的例子，認為達爾文的功勞「比世界上許多皇帝的功勞還要大些」：「從前有個英國人叫
做達爾文，他始初專拿螞蟻和許多小蟲來玩。後來考察一切動物，過細推測，便推出進化論
的道理。」

    那時，他已在放言革命，立志推翻滿清政府了。他對農學也有濃厚的興趣，曾讀過《齊
民要術》《農桑輯要》《農政全書》這些古代的農書，也讀過西方農業方面的著作，對西方
農政機構、農業政策、農業機械以及與農業有關的學科都有所涉獵.他後來寫過一篇文章
《農功》，1895年在廣州倡言革命時，還曾創立一個小小的團體「農學會」，不僅僅是作為
革命的掩護，從他給李鴻章的上書也可以看出，他對農業問題有自己獨特的思考，他發起
「農學會」，就是希望搜羅翻譯各國農桑新書，開風氣之先；設立學堂，培養造就農技師；
用科學方法檢驗各地的土質物產，著成專書，引導農民耕植，等等。


流亡和讀書

    在漫長的革命、流亡、從政生涯中，孫中山先生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和挫折，但他始終
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也沒有放棄讀書，而且往往是革命失敗的間隙，使他有了安靜的讀
書機會。他一生中幾次相對集中的讀書時間都是如此。

    第一次是從1896年10月到1897年7月，孫中山在倫敦流亡期間讀了10個月的書。1895年
重陽節廣州起義計劃流產，陸皓東殉難後，他先是流亡到了日本，再到了倫敦，結果被清廷
駐英使館拘禁，幸得香港西醫書院求學時的老師康德黎奔走，才得以獲釋，這就是轟動一時
的「倫敦被難事件」，成為他革命生涯的新起點.此後，他在倫敦居留期間，把主要用在了
讀書上面，康德黎回憶，他讀書的範圍很廣泛，從政治、外交、法律、經濟、軍事到造船、
採礦、農業、工程甚至畜牧飼養，無所不讀，不光借閱康德黎家的藏書，而且自己也買了很
多書，有人統計過孫中山上海故居藏書目錄，其中1897年前出版的有106種，也許就有他那
個時期保存下來的書。

    這段日子，孫中山去得最多的還是倫敦的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他在那裏辦過一張為期
半年的讀者卡。清廷駐英使館僱傭的司賴特偵探社提供的偵探報告表明，他在使館獲釋後許
多時間都是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裏度過的（也許就是馬克思長期讀書寫作的那個閱覽室），
從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他至少去了68次。偵探報告留下了孫中山清晰的足跡，
1896年12月5日上午11點，孫中山去郵局發了兩封掛號信，接著去附近書店選書，再乘車到
大英博物館，在那裏讀書1小時20分鐘。1897年4月9月上午10點半，孫中山到大英博物館，
下午2點去附近午餐，然後再回到圖書館，到下午7點才離開.4月18日的偵探報告寫得很詳細：
「截至我們現在寫信時為止，他的行動很有規律，幾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館圖書館、覃文省街
46號、霍爾龐郵局。……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他不便地總是進閱覽室，并停留幾小時，偶
然的為要吃些點心，就離開到布萊街金穀麵包公司，之後，有時仍回大英博物館圖書館.」

    這個階段，孫中山很可能就讀過馬克思的書，對社會主義學說、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
都有一定的瞭解，特別對他產生了較大影響的是亨利。喬治的學說，其代表作《進步與貧困》
出版於1879年，主要觀點是反對私人壟斷土地，主張土地國有，把地租變為上繳國家的賦稅。
孫中山對這種單一稅論產生了強烈興趣，他後來提出的「平均地權」、民生主義都有亨利。
喬治的影子。在孫中山保存的藏書中有一本亨利。喬治的著作《保護貿易或自由貿易》，是
1890年倫敦出版的。

    1913年8月到1916年4月，也就是孫中山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再度亡命日本
時期，這不到3年的流亡時光，是他第二次相對集中的讀書時期。他從臺灣到達日本神戶，
上岸時就帶了6隻大皮箱，日本警探向上司報告說他帶了大量金錢.過了很久，等到這些皮箱
打開晾曬東西時，他們才發現原來裏面裝的全都是書。他抵達東京的第一天，行李一放下就
拿起了書本，所以，便衣警探留下的報告中就有了這樣的記載：「孫終日閱讀書籍，無其他
異常情況」。此後，「終日讀書」成為秘報中頻率很高的詞彙。

    東京有家外文書店丸善株式會社是孫中山經過購書的地方，1914年這一年，他就從這家
書店買了70多種書，有許多政治類書籍，包括威爾遜的《新自由》、馬愷的《民主政治的危
險》、羅賓遜的《聯盟的精神》等，當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對德國和歐洲政治的
書尤為關注，2月28日一天就買了7種有關的書。當然，他的閱讀不限於政治，他買的書中他
許多哲學書，包括尼采、柏格森、倭鏗的著作，還有羅素介紹柏格森哲學的書。在他故居藏
書中還有叔本華的名著《作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

    1915年5月他收到一封催交上月書款的英文信，還附了一份有150種圖書的發貨清單。從
書店的清單上可知，1915年買的書比上一年還要多，從1月到8月就買了76種書，政治、經濟、
自然科學的都有，其中有不少關於礦產的書，還有建築裝飾方面的書，甚至還有養蜂的書。
日本便衣警探的秘報說，到1915年11月、12月，丸善書店都有郵包寄給孫中山。

    邵元衝回憶，日本當時出版了一套大部頭的《漢文大系》，類似中國的《四部備要》，
包羅很廣，孫中山雖然經濟不寬裕，但還是買了一套，堅持每天閱讀幾卷。日本便衣警探的
秘報證實，1914年6月18日，神田區神保町富山房派人給孫中山送來《漢文大系》18冊。

    世界各國有許多政治家在政治上沉寂的時期，都有過類似埋頭讀書的階段。在和宋慶齡
結婚後，他們買的書中還有許多和家庭、婦女、健康、優生的書，有可能是宋慶齡讀的書。

    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孫中山在上海「閉戶著書」的幾年是他第三次集中讀書的時
期。4位加拿大華僑送給他的上海故居，樓上有他的讀書室和藏書室，曾在這裏見過他的一
位蘇聯人馬特維耶夫—博德雷回憶：「在幾乎頂到天花板的玻璃書櫥裏，擺著許多書。書背
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書籍的名字。大概，他閉著眼睛也可以找到這裏的任何一本書。」 
這個階段，他一心撰寫《孫文學說》、《實業計劃》等著作，需要閱讀大量參考書，廣泛收
集資料。在他買的書中既有線裝古書（比如一些中國古代發明創造方面的書），也有舊版的
外文書，還有新出的書，以英文書居多。在1918年7月寫給兒子孫科的信中曾提及，在上海
的日本洋書店定購了上百種新書，還沒運到。

    《孫文學說》提及的中外學說、書籍至少有幾十種.為了寫《實業計劃》，他參考的英
文書籍光是經濟方面的就有二百四十多種，有西方經濟學家的許多著作，如馬歇爾《經濟學
原理》、凱恩斯《政治經濟學的範圍與方法》等，有工業、財政、銀行、貨幣、信貸方面的，
有城市規劃、水陸交通方面的，也有關於中國河流航道、港口等方面的專門資料。


書籍是第一財產

    1923年秋天的一個夜晚，在戎馬倥傯的間隙，廣東博羅縣的一船上，月白風清，孫中山
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賞月談天，黃昌穀問他：「像先生這樣愛讀書，又愛讀新書，從前讀過的
書籍自然是多，但是讀過了的書籍，是不是都還保存到現在呢？究竟一共讀過了多少種？讀
過了多少本呢？」孫中山回答：「我幾十年以來，因為革命的事情，居無定所，每年所買書
籍，讀完之後便送給朋友們去了。至於讀過了的書籍種類和數目，也記不清楚了。從買書的
費用說，大概在我革命失敗的時候，每年所花的書籍費至少有4、5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
時候，所花的書籍費便不大多，大概祇有2、3千元。」他對書的癡迷，這件事可以說明，
1908年，他到達倫敦時，旅費告罄，吃住都發生了困難，湖北籍留學生曹亞伯在同學中募集
了30、40英鎊給他救急。過了幾天，當曹再去看他時，卻發現他將這些錢全部買了書。

    孫中山愛讀人物傳記，從培根、達爾文、富蘭克林、穆罕默德等科學家、宗教先知的傳
記，到毛奇、拿破侖、克倫威爾、華盛頓、林肯、西奧多。羅斯福、俾斯麥、威爾遜、納爾
遜等政治家、軍事家的傳記，他對毛奇、拿破侖、俾斯麥的作為都有很高的評價，他收藏的
拿破侖傳至少有五個不同版本，尤其屢次遭遇失敗的困頓中，拿破侖起起落落的經歷也許給
了他不少的安慰。

    孫中山是個政治家，他愛書、讀書，卻不是那種盡信書的人。他反對好讀書不求甚解，
也反對死讀書，或者將古人的解釋再解釋一次，「你一解釋過去，我一解釋過來，好像炒陳
飯一樣，怎麼能夠有進步呢？」崇拜他的戴季陶有過這樣一番評價：「我們讀書是彎著腰去
接近書，中山先生則挺著胸膛在讀書，合於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於他需要的便等閑視
之。我們是役於書，而他則是役使著書。」他一生買過、讀過的書籍，大半都散失了，在他
上海故居保存下來的大多是他生命最後十年的書，也就是和宋慶齡結婚以後買的書為主，共
計1932種（其中1025種是他生前出版的），5230冊，涉及古今中外哲學、政治、軍事、法律、
經濟、歷史、科技、醫學、體育、天文、地理、人物傳記等，還有百科全書、年鑒數十種.
他求學時代的書基本上沒有，辛亥革命時代的書也很少有保存下來的。

    直到1925年在北京，他已病倒在床上，仍在閱讀有關居住方面的書（當時他仍想修訂
「民生主義」的講稿，涉及衣食住行）。3月11日，他臨終之際，在家事遺囑中將書籍列為
自己留下的首要財產：「余盡粹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
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