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國新國策 （廣州）鞏勝利 過去的2006年是中國58年至今最不平凡的一年。之所以說「最不平凡」，是因為中國現 政權對中國國內、國際的對策有了與以往最大的不同和調整。這種調整體體現在中國國家的 總體實踐是「外緩內強」。本文先以2006年發生在世界各地和中國國內的重大舉措、方針、 事件來解釋。 最最明顯的是中國國策 「以外緩和導引國內趨強的重大變化」動態。以與世界唯一超 級大國美國為例，與連任布什政府的關係發生了根源性變化：由國與國的「戰略競爭者」向 「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轉化。即純粹的「矛與盾」，轉向了「關聯雙方」的同成敗； 再就是2006年10月9日朝鮮核爆炸，中國政府「聲明」使用了「悍然」與「堅決反對」的聯 合組詞，這是中國58年至今屈指可數使用過最極至的外交辭令，就是在美國與中國軍機相撞 的最嚴峻時刻，中國政府也不曾使用過這種語言。而中國唯一執政黨的執政之「政變」，體 現在2006年通過的三個法律遊戲規則之上：7月份的《突發事件應對法》、9月份的《外國通 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信息管理辦法》以及9月份全國最高法院設定「新聞禁區」規則等， 中國這一系例組合的內、外策略規則，都標識了中國「內強外緩」未來策略方向。 對內收緊 「對內收緊」，是一個方位時名詞，表露的是一種國策下的實踐行為，是「內強」的具 體表現。自從10年前中國制定了「依法治國」（在1996年3月的「兩會」上第一次提出「依 法治國」的概念）的《憲法》方針之後（見中國現行《憲法》第五條），2004年3月又將 「保障人權」寫進《憲法》第33條，但中國《憲法》「保障人權」沒有任何可操作的細節， 甚至聯合國聯合國的「三個人權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際經濟 、 社會 、文化權利公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等至今也不能通過，也沒有得到中國法律 程序「批准」響應。今日中國的「人權」衝突、「法律」衝突，比任何時期都更為嚴重，但 這種衝突，沒有國家《憲法》的「說話算數」，怎麼讓中國的這些源頭的根本「衝突」，得 以在「法制國家」的前提之下能夠釋放？ 長期被踐踏的人權，在中國《憲法》「保障人權」50多年殘缺之後，而今依然是非常嚴 峻的。據2006年10月10日《文摘週報》8版《一個紀委書記的絕對權力》一文披露：中共湖 南省郴州市紀委書記曾錦春，想抓誰就「雙規」誰，管你是中共黨員或是普通公民、農民或 是海外人士，其抓人「雙規」的理由就祇有一個「甭管你違法與否，不拿錢就不放人」，創 出中共紀委「雙軌」亂抓人、管你黨員與否或農民的天下奇跡。「雙規」成了一些人聚集財 富、膨脹權力的「尚方寶劍」 再回到中國2006年的重大舉措《突發事件應對法》、《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 信息管理辦法》以及全國最高法院設定「新聞禁區」等遊戲規則，非常明顯的目的就一個： 「加強輿論管制」。然因為中國沒有《新聞法》，通常「假相」掩蓋了所有的「真相」，像 2002年全國薩斯流行、2005年底的黑龍江污染事件，幾乎都是「假像」完全掩蓋了「真相」； 這有一個必然的規則，沒有真相，假相豈不當然出籠？關鍵是「真相」必須與時俱進的「陽 光化」適時出籠，「假相」就自然沒有了市場。 「法制中國」遭遇天然「執政」屏障 1949年至今的新中國，「法制中國」依然歷史性的前不見首、後不見尾……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思想等，都與「法制中國」水火不容，中國能看到「法制中國」的曙光到來嗎？ 不管是2006年先後實施的《突發事件應對法》、還是《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 信息管理辦法》、以及全國最高法院設定「新聞禁區」都誤入了一個歧途：剝奪了公民、媒 體參與的一切權力，而祇准「執政者」州官放火，又回到了「自己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 的計劃經濟、文革時代，缺失了最根本源頭的「公民」參與、監督底「民主與法制」意義。 無巧成書，中國這「三個」重大舉措，幾乎都強制對準了輿論、新聞界，這關係到中國13億 人所有的國家「真相」問題。 如《突發事件應對法》第57條規定，「新聞媒體違反規定，擅自發佈有關突發事件處置 工作的情況和事態發展的信息，情節嚴重或造成嚴重後果的，由（突發事件）所在地履行統 一領導職責的人民政府處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這樣的所謂「法制」，沿襲了 「計劃經濟」時期的一貫做法，既將「舉報誰，就發回誰處理」的原則，難怪象中共郴州紀 委書記曾錦春，舉報他的信積壓達「兩米有餘」（見2006年10月10日《文摘週報》8版《一 個紀委書記的絕對權力》一文），曾氏不是照樣官照做、財富照樣堆積如山？——這是新體 制必然的障礙。 還有《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信息管理辦法》有同樣的根本法理。在全球範圍 內，誰人不知新華社是中國唯一壟斷全中國發佈、經營新聞「產品」的黨政機構，卻要讓他 監督、執法所有「發佈信息管理」，這有多大的公正、公平、公開可言？不是「裁判員」與 「運動員」一家，又是什麼矛與盾的公理或法理？ 在全人類全球範圍內，人所盡知，幾乎全球各國的法院都被形象以「天平」，意思是 「公正、公平」。然中國最高法院設定「新聞禁區」，真是令全人類之荒唐。法院唯一遵從 的是一個國家的《法律》規則，而新聞輿論界則遵從的「新聞五要素」，既國際稱為的「五 W」、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和結果，「法律規則」與「新聞規則」各行之道，為什麼是 「不得發佈的『五類信息』、及『院領導指示不得發佈的其它信息』」（是全國最高法院、 新近出籠的《新聞發佈和媒體報道等問題的若干規定》，見2006年10月2日《財經》第90頁 《法院與新聞自由》一文，作者范立波）。若真按此規定，廣東省最高法院院長麥崇楷、遼 寧省最高法院院長田風歧、湖南省最高法院吳振漢等等，就完全可以下一道「院領導指示不 得發佈的其它信息」——不能有任何披露它們腐敗的新聞，如此管制，豈不讓法院的黑案更 黑、國將何國？！ 對外走近美歐 毫無疑問，在全球範圍內，美國、歐洲是當然「遊戲規則」的盟主。 以2006年10月9日朝鮮核爆炸為先例，中國外交部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以「悍然」 「堅決反對」為命題。數遍新中國至今的58年，不過祇有前4次這樣的用詞：第一次是1950 年6月的「朝鮮戰爭」，第二次1962年爆發的「中印自衛反擊戰」，第三次是1969年3月「中 蘇自衛反擊戰」，第四次是1979年2月的「中越自衛反擊戰」，這些中國政府「聲明」題頭 冠以「悍然出兵」「悍然侵略」等，這是中國國家「聲明」中絕對絕少使用的外交用詞。 據考證，中國政府外交表示「震怒」「不滿」程度的辭令，約有三級分明的形式：最頂 級的就是「悍然」，強烈表示不容接受到極至；次一級的辭令是「堅決反對」，這是中國外 交最常用不滿的用語了。「悍然」與「堅決反對」組合使用，幾乎在中國外交「聲明」中屬 於「絕無僅有」，表明中朝關係可能的180轉向；第三種層次、最基準不滿的外交辭令是： 「強烈不滿」、「非常遺憾」、「絕對不能接受」的等。 而中美2001年4月1日發生的「中美撞擊事件」和1999年5月9日的「中國駐南使館被炸」， 兩事的所有從撞擊、被炸到賠付談判，中國政府一直保持不「升級」策略，一貫表示為「中 國人民絕對不能接受」的外交辭令，但最後都是這樣「不能接受」的不了了之、而接受—— 這是中國外交辭令最典型的表像。 但今天中國政府對朝鮮核爆炸的外交「聲明」是「悍然」「堅決反對」，絕不是一種外 交禮儀的辭令，而是長期無奈、必然的一種選擇，因為與朝鮮外交關係的「好與壞」，並不 能改變中國取得國家利益最大值的「好與壞」（頂多是用朝鮮這張牌來「制衡西方」諸列強 的作用）。因為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及長遠國策出發，中國都必須回歸國際大家庭來滿足國內 外巨大市場、龐大國家利益的進與出，中國國家利益必須走向世界國際政治舞台和國際商品 市場，既便是中國經濟初期性繁榮掩蓋了政治和國家內外部的矛盾，但中國還必須要堅定不 移、大踏步的走向國際社會和國際市場。那麼，「外緩內強」符合中共執政黨日益尖銳、最 起碼是這短時期內可以得到的最大緩衝和最大政治利益的需求。更為真實的是：近幾年以來， 中國對美國、歐盟等對全球發生的重大事件上，無論是經濟策略、還是政治選擇上都趨更加 接近，不管是聯合國事務、WTO等都有與歐美認識相接近的選擇。中國對外、參與國際事務 正開始釋放出更大的彈性，更大可能的真實，以取得與國際大家庭可操作的共識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