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720事件」真相——至今爭論不休的史實和觀點 （北京）徐海亮 1967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親臨武漢試圖解決湖北文革問題；湖北省軍區獨立師部分 指戰員和武漢群眾組織「百萬雄師」，抵制中央處理問題精神，衝擊武漢軍區和武漢東湖賓 館，揪斗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全市武裝遊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線與政策，形 成在文革發展變化中有重大和深遠影響的「720事件」。當時中共中央對此事件做出嚴肅處 理，7月27日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信稱為「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 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為一「嚴重的政治事件」，並且改組了武漢軍區黨委。1978年 11月，中共中央批復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漢軍區報告，為該事件平反；該報告稱： 「『720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幫』反對毛主席，反對周總理，反黨亂軍，挑動群眾斗 群眾，以達到其破壞文化大革命、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親手策劃挑起的一個重大事件」。 此後，幾乎全部涉及武漢事件的記述、回憶、分析、論說文字，均按此基調演繹、輾轉複製、 臆斷（僅僅是所謂「破壞文化大革命」被悄悄淡去），嚴重違背了基本事實，出現了對於毛 澤東、周恩來和真實歷史的一種反動。 歷史的實際情況和事件的本質真是1978年湖北武漢軍政當局說的那樣嗎？究竟武漢問題 是林彪和江青策劃處理，還是毛澤東親自坐鎮武漢、周恩來代表毛澤東與中央親自籌劃處理？ 究竟事件是體現了林彪、「四人幫」反對毛、周，「破壞文化大革命」，還是充分和實質性 地顯示了反對文化革命的體制性、群體性的力量，對毛澤東為首的文革司令部和文革路線的 強烈抵制抗爭？這既是個嚴肅的史學問題，也是一個極其嚴肅的現代政治學、法學問題。本 文在歷史事實再考證的基礎上，從歷史的角度，澄清事件的事實真相和實質。在重新考證中， 大量地引用了親歷者的口述材料。 筆者在文革發生業已40年之後，再來「回到歷史」，陳述與廓清事實。基於我們偉大的 歷史的民族，長期來在熱衷於歷史討論的活動裡，卻總陷於相互追究與政治指責的循環，我 們在指責中研討歷史和政治，從而也掩蓋歷史、戲說政治；一代民眾的集體記憶，也被人為 地消磁抹去。彼時為了某些歷史政治的需要，維護某些歷史人物A去指責另一些歷史人物B， 此時又為了另一些歷史的政治需要，反去指責A而去維護B.有時「為了」維護人物A不遭受新 的指責，轉而去指責已被指責過的人物C：「為了」維護一群體不被指責，反過來去變本加 厲地指責乃至壓制一再鎮壓過的另一群體。我們幾乎很難站得更高地理性地來辨認和總結歷 史悲劇，也更難從現代政治與政治民主的角度，看待業已發生的和應該吸取的教訓，我們還 站在前一時代的政治學圈子裡爭辯歷史；要從歷史人物與各個群體的心態及其不可違背的政 治文化環境，學理地看我們民族、政黨、軍隊的整體悲劇，似乎顯得太早了一點。 40年過去，整個民族似未從歷史的陰鬱投影下走出。我們難以超越歷史。本文也僅僅是 試圖站在投影之外來述說歷史的事實，以紀念文革發動的四十週年。 一、周恩來代表中央主導處理武漢問題 長期以來，官庭與坊間訴及1967年的「武漢事件」，隱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及文革決 策者毛澤東，和操作者周恩來處理問題的既定方針，特別是掩藏周恩來的初衷、活動和主導 作用，誇張扭曲為林彪、江青預謀的——甚至被稱之為「小爬蟲」王力的破壞活動作用，這 種違背歷史真實的價值取向是極欠公正嚴肅的非學術行為。1967年7月中旬，毛澤東與周恩 來對處理武漢文革的問題，已有既定的原則精神，他們親臨武漢、親自接談，勸導部隊幹部； 在發生「720」事件之後，周再赴現場，與毛澤東商議處理，組織毛的轉移、營救王力，返 京後以中央名義召集武漢軍隊要員到京學習集訓、召開中央常委會議批判陳再道和事件之 「叛逆行為」。這些，都不是王力和謝富治能夠辦理的。 1.周恩來7月18日講話的出台 實際上，在著手準備處理武漢問題時，在具體解決武漢問題、處理武漢事件與事件的善 後中，周恩來始終起決定性的作用。其中，最關鍵的是7月18日周恩來在武漢軍區二級部長 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代表毛澤東和中央對解決武漢問題的表態，表達與貫徹對處理武漢問題 的基本方針，接踵而至的「720事件」，針對反抗的也正是這個講話的精神實質。 7月13日會議上，毛澤東並未明確解決武漢問題的具體辦法，僅僅是商議去不去，毛就 全國形勢和軍隊講了一些大道理，並未談武漢具體事宜。在7月9日前，周恩來還持文革碰頭 會定的在京解決的意見，並未去提出什麼解決方案；之後，也無明確要求和精力，起草處理 武漢問題意見。特別離京前夕，他還信告李富春等「我有任務離京兩三日……」，並未準備 久留武漢。王力說：「主席表示他要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總理要十五日回北京， 我很著急，向主席請示：總理不能走，中央討論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我們都不知道，幫助 主席解決武漢問題沒有把握。主席先問總理的意見，總理同意留下，主席說好」。可見，按 當時運作和周恩來的慣例，他對於複雜的局面並未主動請纓——由自己出面、主持解決問題， 至少到了此日，周才同意參加解決和主持問題。寫提綱做總結至少是此後的事。 據記錄楊成武回憶的《微行—楊成武在1967》，7月17日深夜「（楊）剛從周恩來那邊 過來」，「將幾頁紙交毛澤東」，並說「……總理有個總結講話，這是總理擬的講話提綱， 請主席審閱」。「毛澤東破例地沒有留下處理，當即看一遍，還給楊成武說：」同意，他講 吧。史無前例麼，沒有經驗，錯了就檢查，就改正，改了就好。『「楊成武拿給毛澤東的講 話稿，應是16、17日周恩來斟酌、親自用毛筆草擬的。其背景與價值判斷，來自於」毛澤東 的戰略部署「、數月來周對武漢情況的掌握，以及解決其他省市問題的原則經驗。 周恩來按毛澤東的旨意和自己認識起草講話稿，當然沒有認為中央意圖會有什麼問題。 如果說他真正反省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有問題，可能是在獨立師與「百萬雄 師」反彈鬧事之後。他在主持絕大多數的（各地問題）接見、談話、決策、起草文件，絕非 林、江。他和毛澤東一樣十分自信：到武漢是可以既排除來自右的、抵制文革的干擾，又能 夠排除來自「左」的、無政府主義的干擾的。對武漢問題，毛澤東與周恩來這對歷史的搭檔 面對面商量、就地起草講稿、實地處理問題，遠在京城的林彪和江青實在是鞭長莫及。 王力《向黨中央的正式申訴書》是這樣說的：「1980年政法部門在預審中已宣佈關於武 漢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責任了。那時中紀委要王力謄清兩份筆記，一份是毛主席在1967年7月 18日在武漢的談話記錄全文，另一份是周總理同一天在武漢軍區高級幹部座談會上總結發言 的要點。看了這兩份記錄之後，就知道王力的講話，正是毛主席、周總理講的話。例如：確 定『鋼派』等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群眾組織，把『百萬雄師』 當作『團結對像』。周總理傳達的中央方針更厲害，把『百萬雄師』定為『保守組織』。這 一點王力沒有說……」。在公開出版物，王力也申辯說：「主席和總理關於武漢問題的講話， 我都有原始記錄，後來中紀委要我謄清過，他們講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總理的部署，是主 席完全同意的。總理講話中指出，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錯誤，要公開檢討；『三鋼三新』 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它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 起變化。中央的方針是說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講得就緩和一點了，說都是工人，我就不 相信一派那麼左，一派那麼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等等。但是， 總理講的這三條，主席一條也未改變」。 王力陳述的中央精神，在楊成武的回憶裡也同樣披露，集中在毛、周講話裡體現出來。 要歷史地理解當時中共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周恩來於7月18日在軍區二級部長以 上的幹部會議的總結講話，是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他談了湖北的形勢與問題，肯定了軍區在 支工支農中的成績。對於運動問題，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 反覆，先要把軍區領導問題解決，深刻地認識自己的錯誤，就可以更好地領導湖北地區的無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廿多個省的前面。……（中央）推遲時間來解決湖北問題 （了），如解散工總時就來解決（就好了）。不過現在，特別」百萬雄師「成立以來問題暴 露的更清楚了。」對於有爭議的問題，他誠懇地批評軍區：「由於沒有把奪權問題看成主流， 而接連出的錯誤，工總的圖片是醜化工總；『1.26』，『2.8』是積極因素，你們應該幫助 的。二司在『3.21』以後日子是不好過的，這一工總『十大罪狀』發到農村，農民就說工總 翻不了案，北京受沖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們看得那樣嚴重，軍委八條的擁軍不能像逢年 過節，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老工人、黨員仍有舊的習慣勢力，保守舊的社會秩序……八條出 來後大家情緒都很高，十條以後大家情緒不愉快。當時說了工總解散就解散，這樣無組織無 紀律，可是我們當時想的是，這是一種思潮」。「『百萬雄師』是4.16開始醞釀，5.16成立， 說明當時武漢軍區的指導思想。當時我們沒有指出完全有錯誤，而你們繼續了錯誤思想」。 在談了形勢與原則問題之後，他以個人名義談了中央對解決武漢問題的建議：第一、武 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錯誤的是工人總部的解散。中央建議陳 再道和鐘漢華進行自我批評。出圖片，是嚴重打擊，壓制了群眾，要徹底平反，釋放被關押 的造反派頭頭。 第二、肯定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合以 他們為核心。 第三、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你們 解散工總可能受我指名的影響。（周講了一個原則，也是當時各地難做到的；這裡他還高姿 態承擔責任。周說的「指名」還不是指武漢，而大概是指湖南「湘江風雷」處理，王力在當 晚就當眾人的面接毛澤東的話，說第一個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周這裡說湖 南影響湖北，也是做自我批評，給湖北問題下台階。） 第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進行報復，這個工作中央幫助來作。 第五、紅三司是傾向保守派一邊的群眾組織。 第六、軍區要作農民的工作，不要進城來參加武鬥。 第七、軍區要承擔責任以外，要作部隊教育工作，教育下屬單位支持造反派。長期的影 響，不作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眾組織要進行整風，好好學習，改變對解放軍的看法，行為要澄清「。 以上一至四條均是後來湖北軍區獨立師和「百萬雄師」公開反對——雙方最有爭議的原 則問題。後人看「武漢事件」，當然要看當時衝突焦點與爭執的實質，而非表像和支流的東 西，甚至把他們實際上是對毛、周的憤怒，變換成反對林、江和王力！ 2.周恩來對武漢和周邊文革問題的認識過程 7月14日赴漢前的3個月，周恩來對武漢存在的問題並沒有明確的表示態度；但7月18日 他的總結講話說：「當時我們沒有指出完全有錯誤，而你們繼續了錯誤思想……你們的指導 思想不是糾正錯誤，而是發展」，這個「當時」指的就是「『百萬雄師』是4.16開始醞釀， 5.16成立」；講話披露出幾個月來，中央對武漢問題有傾向性認識，軍區的指導思想有問題， 沒有輕易表態是相信軍區，在觀察和等待軍區轉向，先解決周邊問題以影響武漢。需要強調 的是，周恩來在主持文革碰頭會，在代表中央處理多個省市的問題，這些看法並不簡單是文 革小組幾個人的認識。從本質上看，這些地方問題與湖北武漢並無二異，都是軍隊介入以後， 造反派與軍隊矛盾、兩派衝突加劇，我們從他處理的有關問題中，可以管窺毛澤東和周恩來 對各地運動的基本傾向。 4、5月，周恩來主持解決四川以及重慶問題的系列談話、會議，批發文件。 6月份，是周恩來解決河南軍區問題的一個月。此前，主持河南第一次進京匯報團會議， 講話，並決定派出中央醫療隊救治造反派傷員，並調查社會情況。6月4日，接見河南部隊領 導並講話。6月13、14日，第二、三次主持接見河南代表；6月23日，接見河南部隊領導並講 話。頻繁的接見、聽匯報、表態僅僅是一個方面，政府總理周恩來始終與群眾接觸，傾聽實 情和群眾意見，提攜擁戴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幹部，調教造勢文革的底層平民群眾。解決河南 和四川問題是當時觀察湖北問題前途的一個最直接的視窗；在6、7月，武漢的軍隊、幹部和 群眾的各派，都把是否會走河南、四川的道路看成十分敏感的大事。研究和解決河南問題， 也直接影響著周恩來試圖解決湖北問題的傾向和決心。 周恩來對與湖北問題有相似背景的各省問題，不厭其煩地耐心做工作，協調群眾與群眾， 群眾與軍隊、幹部的衝突；文革的決策者們認為已經對湖北武漢的問題解決，創造了條件。 中央《六六通令》發出，武漢的武鬥不但沒有降溫，其規模到6月中旬反迅速擴大， 「百萬雄師」有組織有計劃地對武漢造反派學校、工廠、廣播站採取了武裝掃蕩，試圖在武 裝鎮反的前提下，一舉清除造反派，實現奪權。「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的口 號，十分鮮明地表現了這個態勢。6月17日，有組織的武鬥隊伍在漢口中心地帶與造反派激 烈衝突；6月23-24日，數千「百萬雄師」血洗無線電廠「工造總司」，攻打漢陽軋鋼廠，攻 打水運工程學院、武昌險峰大樓、鐵四院。並圍攻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簡稱「長辦」）大 樓，形勢極端危急，長辦造反派於25日深夜要求發放單位民兵槍支自衛，「長辦聯司」頭頭 想不出辦法壓服下面，祇有給周恩來發電報，說長辦形勢危急，許多人要求啟封武器，請求 總理指示。當晚（周從1966年一直支持的）「長辦聯司」收到總理辦公室七字回電：「那個 東西不能動」。周十分清楚6月下旬武漢危急局勢和實質：「7.18講話」就指出：「『六。 六通令』出來，六月七日『百萬雄師』就有調整，所以『百萬雄師』是不是人武部的？在軍 區開過會，六月八日發出緊急動員令，是開展全市大反擊，幾個武鬥的出現造成群眾的對 立」。政府應保護全體公民的安全，武鬥是部分人策劃的極端行為，周遵循了政治家的起碼 原則。 26日，中央文革、軍委文革電武漢軍區：「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極不正常 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 的圍攻應立即停止」。後來許多議論乃至研究文革歷史者，說該電是康生或陳伯達個人指示 所為，是指責壓制軍區的作為。其歷史根據和政治邏輯何在呢？周從4月起就搬到釣魚台辦 公，主持碰頭會，簽發文件；事無鉅細，都要過問和決策。要求軍區切實制止「百萬雄師」 挑動武鬥，也是一個政府理應做出的起碼政治規範。周恩來在河南問題上，就嚴肅批評了省 軍區支持保守派挑起殘酷的武裝圍剿。況且陳再道在7月初電話匯報周：兩派武器業已收繳， 形勢緩和，軍區按「6.26」電話精神已組織群眾代表，準備進京會談。當時陳也正確的將該 通知視為中央的通知（而非文革小組個別人的批評），且是向周總理回報執行通知的情況。 而7月10日，周在完全知曉電話通知和全局情況的前提下，告訴武漢代表不要來北京了。 到了七月，周恩來處理武漢問題的思路，或許已在頻頻的河南匯報、接見、對話中形成。 他原意叫武漢軍區組織各派群眾進京匯報和談判，如同河南模式。即便是沒有後來的「武漢 事件」顯示出陳司令很難有政治能力控制武漢局勢，周恩來準備留給武漢的，基本上就是解 決河南問題的模式，1967年7月18日的講話，和對河南的八次講話（周恩來到場講了6次）原 則完全一樣！毛澤東與周恩來無非堅持要求陳支持「三鋼三新」，讓他們認定的革命左派— —造反派群眾擁護「已經認錯的」一位軍隊老同志嘛！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基本傾向，是今天 把文革作為歷史來研究的一個基礎性的不應迴避的問題。 7月13日當天，周恩來批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禁止挑動農民進城武鬥的通知》稱：「最 近一個時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寧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資本 主義道路當權派，特別是某些省市地縣公社的地方武裝部門少數思想沒有改造好的同志，挑 動一些不明真像的農民進城參加武鬥，圍攻廠礦、機關、學校的革命群眾組織，有的地區還 提出什麼『以農村包圍城市』等的反動口號，組織他們進城鎮壓革命造反派。中央認為，這 種作法是十分錯誤的，廣大革命群眾應該識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這一陰謀， 同他們進行鬥爭」。而湖北及比鄰的川、湘、豫、贛數省，是當年兩派群眾武鬥特別劇烈， 也是中央明確要支持的革命造反派與部分軍隊幹部衝突激化的地方。 周恩來確確實實、時時把握毛澤東當年文革的一個意圖，要讓革命造反派在這場鬥爭裡 得到支持、鍛煉和壯大，不能讓造反派吃虧。這一基本取向，決定了他處理湖北周邊地區和 武漢問題的根本立場和態度。 3.周恩來處理武漢問題的準備 為掌握和處理種種問題，在當時的政治原則下，周恩來有著他的規範的信息渠道。 1967年元月武漢批鬥原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周恩來就密切掌握武漢情況，南下學 生向他辦公室匯報，周還做出有關指示；並於元月29日凌晨接見過他們聯絡的「鬥爭王任重 指揮部」造反派，聽取關於武漢批王、奪權、群眾組織情況的匯報。武漢的信息是通暢的。 毛、周都研讀小報與各種資料。周恩來有自己非常完善的信息系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秘 書廳合署「文化革命聯合接待室」對外承擔接待任務，特別是國務院的信訪室在原有基礎上， 也增調了部隊人員，研究群眾來信，提供總理秘書或直接送周恩來。周在鄭州與武漢地區的 多位聯絡員，就與各派群眾有密切的聯繫，收集與遞交各派群眾的材料。文革記者站和辦信 組提供的大量信息，均要送達幾個常委和江青，周恩來親自同意調配記者、過問記者站工作， 指導他們工作。他專門對記者站同志說，中央領導是將各軍區匯報和其他渠道匯報的情況結 合起來，兩邊對著看，分析與作出判斷的。他的判斷並非聽信某些群眾傾向，而是在看了軍 區的匯報後作出的。聯絡員也將周恩來的意圖和要求，中央規範與制約群眾的願望，傳達給 群眾。在6月、7月，總理聯絡員就多次與武漢群眾接觸（在漢或北京）。 在7月15-17日的匯報過程中，周恩來調查信息、證據十分充足。後來軍區支左辦公室在 揭發裡，就指出：「匯報什麼問題人家拿出來，人家說的清清楚楚。我們有些首長說某某人 被打了，怎麼怎麼樣。總理問你到現場沒有，叫什麼名字，根本答不上來……比如『百萬雄 師』調人（武鬥），調人有個調令，這個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後總理拿出來了，總 理說：」是這個調令吧『。人家清楚的很「。為證實武鬥挑起的真相，周將一派組織武鬥的」 調令「都向軍區領導呈示出來了（這是造反群眾並不知道的）！爭論的焦點是工人總部的翻 案問題。周要求軍區釋放工人頭頭朱洪霞，在擺事實的調查材料裡，就有朱的材料，長達一 萬字，說明周恩來對於解決武漢問題，是早有自己的調查研究與思想準備。而這些材料，都 不是王力一行帶到武漢的（也不是江青提供的），據辦事組張根成的回憶，他與謝富治、王 力6月下旬離開北京，根本沒有去武漢的任務，更沒有任何涉及武漢的文字材料。 關鍵的是，在7月6、7、9三日，周恩來連續三次到毛澤東處開會，至今任何研究未曾披 露毛、周商議的內容；但毛澤東就在此時給周提出南巡武漢，也完全可能涉及到毛澤東就地 解決武漢問題的基本原則，周就緊接其後（10日）立即通知陳再道：可以不到北京匯報了， 毛主席就要到武漢，在武漢解決問題。 當時，中共中央指導湖北武漢文革運動的精神，應與當年其他省市問題的處理原則無二： 批評部隊在支左工作裡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造反派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左派」，保 守派是「團結對像」。大聯合奪權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在武漢「720」事件發生前夕， 最高決策層內部思考討論的和公開的表態都是如此。在6、7和9日，周恩來連續到毛澤東處 開會；毛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實際上他們已經商議、統一了行止取向，在13日會上，周很 快就不再做無效的說勸，斷然地當場佈置出發的一切要事。1967年異乎尋常出現黨政軍高層 大隊伍隨同毛澤東南下武漢（毛、周共赴東湖南巡，這是空前絕後的一次；毛澤東「御駕親 征」解決一個地方的問題，在文革裡也是唯一的一次）。周恩來的關鍵任務，就是配合毛澤 東，將作為一個主角出面解決武漢問題，而不在僅僅保護毛澤東安全的層面上。 在周恩來的準備裡，還涉及到軍隊和保衛問題，他都親自考慮和安排了。如周恩來講要 謝富治來，因武漢部隊是謝的老部下，是意味深長的。周在14日一見到謝富治，就道出軍隊 序列淵源，謝反而未曾注意；毛、周畢竟是率兵多年的最高軍委領導，毛澤東認為解決問題， 部隊是關鍵，無庸置疑，周在去武漢前，軍委的毛周決策核心已經研究過武漢部隊問題，這 大概也與確定倚重武空，由劉豐負責毛澤東安全有關。又如，周親自安排將東湖賓館工作人 員裡的「百萬雄師」的用造反派工作人員換下來。後來悲劇性事實也說明，個別工作人員， 就在20日凌晨帶路去衝擊了百花二號——找謝富治論理。 實際上，周恩來對武漢問題還做了大量艱巨的善後工作。事件之後，他與毛、林頻頻聯 系，商量處理原則與方案、落實軍區領導的任免、組織軍隊幹部集訓、保護部隊幹部、組織 維護武漢的新秩序；面對因反擊「720事件」而滋增加劇的「揪軍內一小撮」浪潮、兩派對 立加劇局面，他在致力維護中央政府權威和秩序同時，促成毛、林拋出武漢英雄的王力以平 「軍憤」。特別是在8、9月文革航船大大轉向之後，周陪同謝胡一行到武漢，阿爾巴尼亞戰 友實地考察文革的勝利成果；他極為誠摯地就地安撫和調教了在「720事件」後取得新的地 位的武漢軍民，毛澤東關於支持、提攜、告誡革命造反派的意圖，得到體現。 二、武漢「720事件」對毛澤東文革路線的抵制 1967年7月17日，湖北省勞改局軍管會代表翁某不經意說了一句非常有歷史意義的話： 「王力是知識分子，是相信知識分子的，是執行臭知識分子路線」：「這次王力這樣搞下去， 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問題，『百萬雄師』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時候部隊才不管的」。話雖 出自原來屬於公安內衛部隊的一個基層軍官，卻天才地預見了2天後的武漢的政治變動大勢！ 我們的回顧，不僅僅是歷史政治事件本身，也涉及十分有趣的群體心理活動，文革的「派」 與「觀點」的歧義，似乎磨滅了「官/民」的分層，運動觸及各個階層的人物，上下眾生無 不捲入觀念與靈魂碰撞，官員幾乎和學生一樣情不自禁和不同程度地，用文革慣用的思維方 式或相近的表達方式，在思考與表述；各類群體心理也包括了軍政官員、中下層幹部，並不 僅僅是普通工人、學生。 1.「720抵制」的思想由來 實際上，湖北省軍區獨立師（8201部隊）領導思想上較早也較深地——同樣以文革的思 維方式捲入了武漢運動。早在2月16日，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委蔡炳臣以師黨委名義致信 中央軍委（送在京的陳再道司令、鐘漢華政委轉呈），云：武漢地區局勢緊張，有一個地下 黑省委，控制部分造反組織；軍區情況複雜，唐（副司令員）、呂（政治部副主任）自殺身 死，李副司令等有接管兩級軍區的計劃；張體學（省長）幕後指揮搞假奪權，造反派組織互 相打砸搶。據說軍區將29師（8199部隊）調市內，卻未與獨立師通氣。「社會上流傳『血染 武漢』的謠言，說有兵變的危險」。他們在部隊中散佈「兩級軍區都有問題，不能信任，時 刻有兵變的可能」：「在兩級軍區癱瘓的情況下，我們師的擔子很重，不能按常規走路，要 提高警惕，加強戰備，防止反革命暴亂和兵變」。陳、鐘首長表揚了這種時興的風聲鶴唳無 限上綱的猜想。（實際上，群眾與軍隊的衝突，首先因軍內上層的矛盾公開與蔓延、推到了 社會上，老一輩的成見熏染了並無歷史常識與政治經驗的青年人；鄂豫皖出身的老紅軍蔡炳 臣為何在軍內批判賀龍關頭，與同一山頭派系的軍區首長及省長有對立情緒，筆者估計有他 內心的創傷淵源，但至今還沒有找到有關歷史恩怨和他本人遭受過不公待遇的事由。歷史性 矛盾是頭一位的東西；畢竟當時還不必將造反群眾作為自己的政治對手。）要注意的是，防 止「反革命暴亂和兵變」的說法，首先是獨立師在「720」5個月前提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 陳、鐘首長當時也曾電示某幾個常委要團結起來，暗示其他常委是壞人，在軍區常委內造成 了事實的分裂。 7月10日周恩來通知陳再道，中央決定就地解決武漢問題。陳、鐘召開了師以上領導干 部會議。陳再道作了指示，給軍區支左工作定調子，統一口徑：「一是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錯 了，……二是」百萬雄師「是客觀存在，是革命群眾組織，對他們要幫助、教育、提高，我 們贊成這個組織，支持這個組織；三是……各單位要把對武漢地區各群眾組織的看法的材料 準備好」。並一再強調對外口徑一定要一致；他的準備與中央的意向大相逕庭。但獨立師領 導和軍區的一些中層、政工幹部，分析了全國情況，對於即將到來的情勢，卻並不樂觀。11 日，獨立師就在師裡詳細傳達了軍區會議精神，還集中討論了三天，並指示各團根據所統一 的口徑，組織討論、統一認識。獨立師負責支左與軍管，深深捲入運動，他們對於公檢法軍 管、逮捕造反派、顧問並支持「百萬雄師」武鬥，負有具體責任，當然對於即將到來的與中 央「攤牌」，決定自己支左工作是非「政治命運」，精神十分緊張。 陳再道後來在12月1日的檢討中也誠懇地承認：「7月9日常委會定調子，7月10日開各大 單位負責人會議，明確的很肯定的統一口徑，統一思想，說沒有方向路線錯誤，工總不能翻 案，批判二八聲明是對的，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把百萬雄師加以美化，為我們這個 資產階級路線服務，加以扶植；對造反派方面，也定調子，說他們大方向錯誤，完全不照中 央的辦，不照社論上的辦。什麼衝啊搶啊，把我們的戰士打傷多少啊，是來污蔑造反派，來 擴大造反派的缺點，進行打擊，使自己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一步去發展，擴大市場，爭取人 心，欺騙蒙蔽群眾。這都是我策劃麼！『七二零』事件為什麼起來？以前就有這個思想，我 們貫徹了這個反動思想，蒙蔽了群眾。以後聽說錯了，有方向路線錯誤，工總要翻案，（群 眾）就保護我這個反動路線。長期這樣，所以一下子翻過來，群眾不願意……所以這個就是 你造成的，所以這就是做輿論準備、思想準備，就把保守勢力搞起來保自己」。 這點，周恩來在7月18日的報告裡就明確指出了：「『百萬雄師』是4.16開始醞釀， 5.16成立，說明當時武漢軍區的指導思想。當時我們沒有指出完全有錯誤，而你們繼續了錯 誤思想……指導思想不是糾正錯誤，而是發展。……武漢形勢的發展有幾個問題處理不好， 虧理，所以他們就要抓頭頭，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氣，加上河南 問題的影響，二七公社解決的方案有影響，這是坦白說的。……這主要責任在武漢軍區負責 同志」。 認識上的衝突在幾個月裡早就形成與積聚了，爆發祇是個時間問題了。謝、王到漢2天 （16日），武漢三鎮大街上就開始出現「百萬雄師」的大標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反對欽差大臣」，「強烈要求謝富治、王力到工農中來」，「強烈要求王力、謝富治到工 農群眾中去」、「強烈要求王、謝首長下連當兵」。明眼人都明白，「百萬雄師」情緒的把 謝、王看成脫離工農兵的「欽差大臣」（造反學生是「臭知識分子」）。這裡，他們採用毛 早年批判本本主義和王明的話語批評王力的「工作方法」，針鋒相對的正是毛澤東1967年的 文革路線！ 17日凌晨，謝、王到「百萬雄師」總站，嚴厲指責他們確實十分反感的這一派群眾；其 頭頭也不客氣地頂嘴道：「各群眾組織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團也平等對待！」這次是他 們與中央代表的第一次接觸，就顯示出「百萬雄師」對中央意圖的疑懼，預示了決裂和對抗， 14謝、王丟失了緩和保守派情緒的唯一機會。儘管此時他們還不知道周恩來15-16日在軍區 的講話精神，但已經十分敏感：由謝、王等文革要員代表中央，決不會傾向保守派的。 調查記載：19日上午，軍代表張某對「百萬雄師」講話，「中央最近有個別人給中央寫 了一個報告，其中有：河南省軍區支左方向錯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組織。毛主席看後，將這 兩條劃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現在，中央把全權交給 了武漢軍區，因為武漢軍區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過，運動至今還沒有開槍打死過人」。 「江西軍區指戰員被迫轉入農村」：「中央某同志說產業軍是保守組織，與貧下中農相處很 好。現在成都物資緊張，生活困難……關於成都問題，中央作出決定後，部隊不通，其中8 個戰士徒步上北京，要將材料親手交給毛主席，對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講話反映出部隊 對於全國形勢認識，與中央文革十分疏離；軍區擔心對問題一個個的處理，將不利於武漢， 擔心「犯方向路線錯誤」，因政治恐懼而對河南方案造謠。中原問題相互溝通、影響，這點 周恩來7月18日就在軍區公開說了：「加上河南問題的影響，『二七公社』解決的方案有影 響」。 實際上，武漢部隊通過各種渠道，收集研討了內蒙、成都和河南軍區的問題，研究了中 央的態度，對解決這些地區所謂「保守派」的方針政策，表示極不理解和極其不滿。當時最 擔心的是湖北走四川、內蒙、河南的道路，引致軍隊和保守派前景淒涼。這些憂慮後來以大 量對抗性言論、標語——甚至謠言表示出來。獨立師明知道前景不妙，爆發了對中央決策的 反抗，是退無可退，鋌而走險的（明明知道對內蒙軍區反抗鬧事的批判壓制）。獨立師蔡炳 臣政委縱容部下「炮打」中央，是經過思考的暴力性抗爭。當時與「百萬雄師」共同奮鬥的 一些大中學校紅衛兵，通過調查分析，在7月初也提出形勢和前途的報告，他們冷靜地看到 全國運動的走勢，對即將到來的兩方談判和中央表態，並不樂觀。 獨立師對武漢運動的認識，也來自長期的負面宣傳。戰士鄒順駒在事後回憶：「平常他 們……在各種場合下，向連隊的戰士們大量灌輸惡毒污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輿論，把三新 二司的學校和他們所在的民眾樂園描寫成恐怖世界，人間的地獄，渣滓洞的宮殿，把三新二 司的革命小將說成混蛋流氓和殺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說6.17大血案，解放軍去制 止武鬥的一個加強團的人被民眾樂園的牛鬼蛇神殺了一大半，丘少雲生前的英雄連隊死的祇 剩十幾個人，一個空軍女廣播員被三新二司拉進民眾樂園脫光了衣服，開腔破肚，割了腦袋， 說他們殺人放火，搶友好商場，搶糧店等等」。 鄒某在事件後的這個揭發是真實的。在獨立師，有人利用傳統政治的說教，散佈謠言妖 魔化造反群眾，強化了獨立師指戰員的心理對抗，調動了體制性的對抗。 這些情況，已充分說明在周恩來到武漢和事件爆發之前，部隊與「百」派群眾中業已高 度積聚了對中央處理其他地方類似問題與中央文革的極端不滿。這同時又是一個值得研究的 群體心理問題—人們以為法國古斯塔夫 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僅僅是批 評雅各賓群眾狂暴的——適用今天清算造反派的理論著作，其實該著針總體的群眾政治狂飆 裡的群體心理，而非專對「派」與下層群體；該書也概括了被虛幻謠傳暗示、挑動的「法國 現象」：「群體中的某個人對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傳染性暗示過程的起點……一個人編造 的奇跡，立刻就會被所有的人接受」：「群體感情的一致傾向會立刻變成一個既成事實」。 17事件當天，獨立師一些中層幹部和指戰員講話，就更深刻地反映出他們對於中共中央的文 革路線，有著從感性到理性的反抗：中央文革辦事組的張根成在20日被抓走遊街，車上軍人 對他說「中央文革都幹了些什麼事？把80萬人的產業軍打成反革命，在內蒙、河南幹了些什 麼？把解放軍打成保皇派」！言簡而意賅。要注意，講話的僅僅是一個基層指戰員啊。後來 張被帶進8201師部，師作戰科長和幹部科長就對他說：「你們中央帶著框框下來，不深入群 眾，不調查研究；來到武漢就到知識分子窩裡鑽。你們中央（文革）就是祇要知識分子，不 要工農兵……你們中央奪軍權」！ 在社會上，群眾的言論也十分說明問題：「誰為工總翻案就叫他刺刀見紅」，甚至「打 倒謝富治，絞死王力，槍斃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條褲子」！「揪出中央文革中 一小撮混蛋」！「要陳再道，不要謝富治」。三司有人貼出大字報「質問陳伯達」說陳是王 力的後台。支左辦公室門前守衛說「過去壓，壓得服，現在就不行了。我們解放軍的槍稈子 是不好使喚的」，有人講「揪出謝富治的後台」！一群眾對一個「百萬雄師」說「你們不要 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說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兩個反革命來漢支持反革命」。 一個軍人說「中央要解決武漢問題，沒有我們武漢海陸空三軍通過，就不成！」 這哪裡僅僅是幾個普通軍人和群眾，針對小小的頭腦發熱的王力，真是一反到底，簡直 是今天批判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文論了！ 這些言論映射出軍隊不願意作為文革司令部的馴服工具，要叫板要較真了！他們對周恩 來傳達的中央精神造反也是直言不諱的。以8201部隊名義印製散發的「特急呼籲」宣稱： 「黑工總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縱的組織。我們要踏平工總，為民除害。百萬雄師 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蕩蕩的、硬綁綁的、響噹噹的革命左派組織……誰敢妄動『百 萬雄師』一根毫毛，我們將毫不留情地殺他個片甲不留」。《呼籲》頂頭是毛澤東語錄「槍 桿子裡面出政權」。「百萬雄師」也發出「緊急聲明」：「我百萬雄師全體戰士堅決與8201 全體指戰員同生死、共存亡。我百萬雄師對黑工總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須鎮壓。『三新』 『二司』大小知識分子是不是革命的祇能有我廣大工農兵來鑒別決定，不能由『欽差大臣』 來封。我們已經作好犧牲一切的準備，不徹底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死不瞑目」。 傳統的政治文化，在事件的發生與深入裡，起到最關鍵的作用。這是體制性的與群體性 的浩大反抗。在部分軍人和自覺的「百萬雄師」的理念中，文革當然是一場鎮壓反革命、牛 鬼蛇神的運動，就是要壓制和鎮壓造反派，他們的方向全然沒有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 從群體心理來看，「有意識的行為，是主要受遺傳影響而造成的無意識的深層心理結構 的產物」18；而在「720」非常時期裡他們習以為常的「無意識」的群體性行為，也是傳統 的長期性固有的利益與動機的必然結果。有意思的是，熊彼得的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 義與民主》在談到民主政治時，就述及勒龐的群眾心理研究，告訴人們「人在群集影響下其 行為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在激動情況下思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 原始衝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的突然爆發」，而且「群眾心理現象絕對不限於在拉丁市鎮 狹窄街道上暴動的暴民。每一議會，每一委員會，每一由十幾位60歲開外的將軍組成的軍事 會議，無不流露出暴民鬧事時那種十分觸目驚心的特徵，特別是流露出責任心的削弱、思考 水平的低下和對非邏輯影響的較多的敏感」。他述及的法國現象或許對我們思考文革中的泛 群體心理現象有驚人的趣鑒。從抵制文革的思念、輿論到以下具體的抵抗，無不如此。 2.匯報過程裡的抵抗 周恩來和謝、王到漢後，軍區與獨立師某些領導就有泱泱不樂。未通知陳再道到機場接 總理，使陳寒心。安全保衛問題上又產生猜忌——張根成說，「總理把8201部隊（獨立師） 的警衛換成中央警衛團的了；大家一開始就發現蔡政委不滿意，幾天都在嘟嘟囔囔的，就是 說把東湖客舍警衛換了，好像不相信他們」。軍區保衛科科長王振英提出多項建議加強賓館 保衛，如調8199部隊人來；鐘漢華政委一律不採納，並說「8199部隊與8201部隊之間有矛盾， 還是不調8199好」。鐘政委後來檢查（12月1日）：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東湖，保衛科長王 振英反映警戒不夠，需要增加人……我說29師和獨立師有矛盾，就不了了之。 更突出的是，軍區領導對周恩來的講話和謝富治的指責意見很大。鐘政委事後檢查說19： 14日「總理向陳再道和我傳達了主席的寬大關懷和又嚴肅的警告，要我們不要把屁股坐在 『百萬雄師』一邊。由於我們反動的立場，就聽不進去，也不向常委傳達。謝副總理和楊代 總長都和我們打了招呼，說工總要翻案。我們的反革命決心不變，仍按原方案匯報。為了穩 定決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兩日的匯報中，中央首長的插話又進一步明確 了我們的大方向錯了，工總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對的。顯然我們的攻擊失敗了，但 心不死，又把後梯隊（各大單位的領導）調上來攻擊中央。要中央聽聽下面的意見，其實都 是我們定的調子。下面對『百萬雄師』、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觀點和見解的。特別是『百萬 雄師』挑起大武鬥以後，這是再次企圖逼中央照我們的方案辦」。 鐘漢華這個「逼」字，用得再好也不過了。特別是後來就發生了會場外的「逼宮」。 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後來披露軍區向總理匯報的實情：「向總理匯報以前，鐘漢華就到 陳再道那裡問他，我們怎麼匯報？誰講？陳再道說：」你去講『。並且表示，還要堅決，不 能動搖。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要繼續堅持錯誤……可是當總理講到工人總部的奪權和搞經濟 主義的時候，陳再道很囂張的講』你們調查嘛『！原來我們有些同志不瞭解這些情況，說謝 副總理、王力來了三天就決定武漢問題是不是太草率了。同志們，不是那樣子……匯報什麼 問題人家拿出來，人家說的清清楚楚。我們有些首長說某某人被打了，怎麼怎麼樣。總理問 你到現場沒有，叫什麼名字，根本答不上來……「 另方面，周恩來在17日與陳、鐘二人單獨談話做思想工作；但陳再道不知周的講話原則 正是毛澤東指示的精神，毛正在東湖親自指導處理武漢問題，頓時十分牴觸，不滿周講話， 當場對要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表示不服氣。周恩來又苦口婆心勸說陳：文化革命是史無前 例的，沒有經驗犯了錯誤；錯了改正就好；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 是要打倒你們。主席對此都已經表態了嘛！但陳再道依然不滿，將整理的工人總部的材料送 給周，甚至揚言讓總理去調查嘛。說：「毛主席自己說要相信幹部的大多數、軍隊戰士的大 多數、群眾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 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說你有什麼了不起，你……我還不知道」？以至愚鈍、傲 慢與率真地指著周的講稿揚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對於 這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周也氣的得拍桌子對陳說你不要以為我們拿你沒有辦法。（2005年。 陳司令的生活副官陳某也證實他的確拍桌子對總理意見不通，此情當時在場的高級官員都已 私下傳開，情況也很快傳回北京，奉命去武漢送信的邱會作就聽說了陳與周總理拍桌子。但 頂撞總理是在16日。後來在湖北省學習班批判陳再道時，在11月23日上午的會上，軍區機關 領導和幹部還指責7月16日陳再道頂撞周總理、拍桌子的問題。15軍軍長方銘在1967年8月進 城組建武漢警備區時，也給造反群眾回憶了當時拍桌子情景，在陳司令說軍區想不通，「百 萬雄師」工作更難做，周總理回答說：你不要用「百萬雄師」來壓我，不要說百萬，你就是 「千萬雄師」我也不怕。） 這一內幕，可名曰：「陳將軍問鼎東湖」。陳的不滿除了現實運動外，話中有話，似乎， 在文革認識衝突背後，有一個深刻的未曾撫平的心理創傷：中央與四方面軍的歷史衝突。或 許，陳與週四目對視之時，腦海裡既難有「工人總部」也沒有「百萬雄師」……！ 後來15軍王新政委揭發陳煽動下面幹部在會上給總理提意見，企圖壓中央改變態度。軍 區王步青副參謀長也揭發鐘漢華埋怨軍區整理的材料沒有及時送交總理和匯報。 陳再道後來也檢查說：總理一來，就說毛主席說，你們屁股不要坐在百萬雄師一邊。 （我）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號的指示，要我們做好部隊工作，做好「百萬雄 師」的工作，也未傳達，也未去做。……周總理講了，不是真通。為什麼匯報匯報總是在會 議上匯報，沒有講不要這樣匯報麼，總是他（按：指總理）在講，自己還在那裡叫把過去整 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為什麼叫送上去呢？總是思想感到他們（按：指中央）看到那 方面，沒有看到這方面，沒有看到全面。我在那裡表態，心裡總還是牴觸的，不願意堅決貫 徹。 3.中央精神被透露——部隊如何出現反彈 周總理講話精神在18日當晚就被洩露了：在獨立師迅速傳達，後又傳到社會上。 獨立師幹部事後揭發：18日夜，軍區會議精神由8201部隊的蔡政委回去決定傳達到該獨 立師團級幹部，次日又傳到排級幹部和戰士，並把派出去的軍代表叫回聽傳達，向各單位群 眾組織傳達。蔡說：「我和師長本來是代表大家意見去向中央首長回報的，但一看氣氛不對， 總理和王力根本不願聽取大家的匯報。鐘政委在匯報時說一句，總理問一句，問得鐘政委答 不上來，祇好把匯報提綱放在一邊作檢討。軍區後勤和其他單位觀點都是一致的，在匯報時 也被頂回去了。我們匯報對新華工看法時，王力很反感……總理和王力很注意我們兩個」。 「王力講，三新、二司打解放軍是對解放軍的最大愛護。王力把『百萬雄師』的優點都變成 了缺點」。群情激憤；牛、蔡二人說「你們對外不要提總理說的」，暗示把禍水引向王力。 蔡又向8201機關幹部傳播謠言說「王力的老婆是新華工的副教授，難怪新華工的消息那 麼靈通；兒子是二司的頭頭，所以王力說二司好」；牛插話「王力是國民黨員，還是從公安 廳查到的，還來不及向中央報告」。 實際上，關於王力的政治謠傳，在15、16號已經在社會上散佈。 獨立師事後揭發，18日常委開會研究決定，19日上午各團級幹部參加傳達周總理對武漢 運動的指示。深夜，師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開會，第二天突然擴大了傳達範圍。周 叫管理員閻保國通知機關排以上幹部、直屬分隊連以上幹部、部分支左人員參加了會議。 後來的追查揭發說：「19日下午軍區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時，獨立師的戰士就到政治部 值班室來造反，反對四點指示，但是機關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點指示，為何獨立師知道那 麼早？又沒有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結果造成部隊思想大混亂，甚至發展到不可控制的 地步」。19日上午，除了造反派播放王力在水院講話錄音，並沒有兩派的任何人在街上宣揚 什麼「四點指示」，似乎群眾都不知道什麼。最先提出問題並發難者，就是獨立師的人！ 其置疑所謂「四點」之時，王力恰在軍區正式傳達總理講話精神！今天心平氣和來看歷 史，當年獨立師蓄意宣揚「指示」，來自部隊內部傳達，還達不到什麼蓄意栽贓造反派的程 度，但40年後的場外者，總不能限於「東湖縱火案」式的「捉賊」愚弄來看問題吧？！ 調查記載：19日蔡政委氣沖沖離開軍區會場，牛相繼退出回到師作戰部，牛對部下大發 怨氣，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6時左右，8201部隊幾個戰士衝進軍區大院，軍區負責 人做戰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們去作8201的工作。後來8201副師長、副政委去到軍 區大院做工作，對戰士說「你們不通，我們還不通呢，快回去」！19時，又有8201的49人沖 進軍區，硬要謝接見，回答問題。並質問軍區：王力憑什麼把擁有120萬人的群眾組織打成 「保守組織」？23時半，8201各團宣傳車在師部集中，準備上街。蔡說「去就去吧，要守紀 律」；此時，已經有200多獨立師的指戰員圍著軍區二號樓大鬧。 六台宣傳車傾巢而出，大喊大叫，半個晚上跑遍了武漢三鎮……對此異常行徑，獨立師 的幹部提出疑問和意見——19日晚12時許，六團翟團長曾當面向蔡提出：「要採取措施，不 能讓部隊上街」，蔡氣沖沖地回答：「什麼上街不上街，不開槍就行」。 19日下午獨立師再次傳達，周忠對副參謀長賀言生說：明天在機關勤雜人員和直屬分隊 傳達周總理指示……晚飯後周忠突然要提前傳達，首先由周忠傳達，未傳達完就哄起來了， 然後蔡炳臣接著傳達。22時，各團宣傳車集中到師部，周和蔡在食堂對宣傳人員進行動員， 後講不下去，又到四樓動員。蔡還未講完，院裡就哄起來了，要去沖軍區。（按：當時衝擊 軍區，一是要阻止軍區領導公開檢查，二是要面見謝、王申述）獨立師的戰士鄒某回憶：19 日晚上，（師370）醫院聽說軍區表態，要為工總翻案，連打三次電話問師部，師部回電承 認。於是大批工作人員便殺向軍區，要揪出王力和謝富治，湖北軍區後勤政委於某在夜12點 帶領3個人到370醫院傳達軍區的指示，遭到工作人員的圍攻和毒打。許多人叫嚷：老子死也 和百萬雄師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殺光，上山打游擊等等。反映出了當時部隊的情緒。 事件發生後，獨立師幹部揭發說：「他們就急不可待地在一天之內將總理和王力同志的 指示貫徹下去，在傳達時，按其所需斷章取義，盡力歪曲中央首長的指示精神，挑起部隊、 『百萬雄師』『公檢法』對首長的不滿……」 另一個很關鍵的參考情況是：也就在19日陳、鐘軍區首長已經按中央調子認錯，起草、 印刷公告，去釋放造反頭頭時，軍區有人讓另一群眾組織派小車將「百萬雄師」主要負責人 接去，告之：毛主席就在東湖，有什麼問題，可將自己的意見向中央反映。聽話者決心要找 到毛澤東或者周恩來，親自反映「百萬雄師」對解決武漢問題的意見。不過後來與獨立師人 員在軍區食堂共同商議的具體行動是找王力、謝富治理論；隨後，軍、民行動人員就闖進了 東湖賓館。 4.關於事變引發的責任追究 對於周恩來18日在軍區的講話，軍區擅自同意向下傳達，部隊部分領導故意挑動戰士和 群眾的憤激情緒，是一個長期被忽視或有意掩蓋的關鍵問題。官庭文革研究和種種坊間輿論 總是說王力在水院洩露了「四點指示」、造反群眾宣傳了「四點指示」，激怒了對立面。 實際上7月18日（已是19日凌晨），謝富治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講話，並沒有傳達或提 到中央處理問題的精神。王力接著謝富治發表激情和煽情的講話，也沒有傳達四點指示；而 是幾個方面：堅決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團結多數；造反派要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 盾；正確對待解放軍。從講話全部內容看，王力在群眾中沒有洩露或公開周恩來的講話內容， 精神大意是在中央的原則中的。在當時的具體背景下，這些講話精神顯然是安撫與引導群眾 的；儘管頭腦發熱的王力支持造反派的情緒鋒芒畢露，也實際上促使了部分指戰員和「百萬 雄師」的抗議與對抗。筆者的一個同學，當時在「百萬雄師」總部負責兩派談判和辯論材料 的整理，他們在19日下午才從街上大標語知曉有什麼「四點指示」，遂打電話去中央文革落 實真偽，接電人回答不知道這個精神。他們便判斷「四點」是王力偽造的。 陳再道後來在回憶裡說王力在17、19日兩次把毛主席在漢談話記錄給北航紅旗的人看， 「這些人不僅把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透露給武漢造反派，而且賣力地兜售王力的黑貨， 進行煽風點火，武漢造反派則到處張貼大字報和大標語，表明謝富治、王力是支持他們的」。 陳再道的根據不知是什麼？他僅僅是一個當事人和證人，他審查過王力和北航紅衛兵嗎？他 參加「兩案」審理部門、中紀委關於王力問題的研討嗎？從18日到22日，北航隨謝、王到漢 的紅衛兵，沒有任何機會，也沒有在任何場合或私下與武漢造反派（乃至北航聯絡站人員） 通氣，洩露中央的精神；儘管他們傾向於造反派，但是當時有嚴肅的紀律規定，他們不能向 地方群眾透露中央指示精神，或私自傳播傾向性的話。實際並不存在王力通過北航學生洩露 中央指示精神的問題，這一點純粹是捉刀人自己的想像。 此外，是否造反群眾會自造「四點指示」？按照史實和文革第一年的通例，造反派僅僅 是虔誠地「奉旨」衝殺，還不具備自吹口哨壯膽那樣的——生造「聖旨」的需要和膽量。 對於這點，鐘漢華後來檢查反倒是比較準確的：「周總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傳 達，我批准蔡炳臣傳達了，這是『720』反革命暴亂爆發我點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謝副總 理等同志指示後，我不按最高指示辦，反而叫大家快傳達，分秒必爭。這是我點的第二把火。 由於我們長期的毒化群眾，當時已是處於乾柴澆汽油的景況，見火就要爆發」。鐘政委同意 獨立師傳達總理講話精神，是7月18日晚，總理講話後僅僅幾個小時！這個檢查是在「武漢 事件」以後批判陳、鐘的高壓下做的，措辭未必科學準確；但後來鐘漢華並未公開否定它， 沒有為自己公開表白洗刷，說明他清楚應該承擔最先違反黨紀、軍紀的那一部分責任。 不過，在1967年，毛澤東與周恩來對於武漢軍區的主要領導是非常寬容的，周恩來主持 舉辦湖北軍隊幹部學集訓班，查清事件前後情況，軍隊幹部揭發、批判陳、鐘，他們自己承 認錯誤、承擔責任以後，毛、周並沒有追究他們個人責任，陳、鐘安全、寬鬆地賦閒在京。 毛周辭世之後，陳再道不再承認自己責任——作為大軍區司令員，支持一派群眾搞武鬥，鎮 壓一派群眾，抵制毛、周解決武漢問題的指示，則是另一回事了。社會上並不知道，研究者 也不知一個內情：在1980年代，武漢軍區對他的「武漢720事件始末」涉及一些在軍內有爭 議的問題，軍區政委嚴政說「他那是錯誤的，由他自己負責，我們黨委不知道」。當時陳的 秘書（該文的實際撰文者）要在《長江日報》發表，被市委婉拒；武漢軍區善後辦黨委就該 文在《武漢文化報》連載問題反映給省委宣傳部，宣傳部責令停止轉載。 文革以後，中紀委在審查謝富治問題的報告（中發[1980]77號，1980年9月）「四、緊 跟林彪、江青等人，參與製造武漢『720事件』，反軍亂軍」一段指出：「毛澤東同志和周 恩來同志親赴武漢，對解決武漢問題的步驟和方法做了明確指示，交代謝富治、王力等人， 對群眾組織不要作傾向性的表態，要協助武漢軍區做好部隊和群眾組織的工作，要實行大聯 合。但是謝富治同王力等人七月十四日到武漢以後，背著軍區黨委，私下四處活動，支一派 壓一派。七月十八日深夜，他們到武漢水利學院，公開吹捧『三鋼』、『三新』」等群眾組 織，宣稱『我們是支持你們的』；而把另一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當成『保守派』，致使 矛盾更加激化。這就釀成了所謂『720事件』「。對於此，該報告文件的附件十一」謝富治 參與製造武漢『720事件』「裡有王力自己在對中紀委的交代證言（1979-4-13），他也承認 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是謝富治和王力到水運（系『利』之誤）學院大講支持與『百萬雄師』 對立的『鋼工總』『鋼二司』……謝富治和王力的講話，都是支持一派，反對代表大多數革 命群眾的另一派，激起了武漢爆發『720』波瀾壯闊的革命行動。在武漢問題上，我違背毛 主席路線，謝富治和我是一個路線「。張根成（1979-11-16）也說王力在群眾中講話，」這 樣導致了兩派群眾組織的衝突，『百萬雄師』沖了軍區「。 中紀委審查結論和（尚存）當事人自己，都認為是謝、王的講話引發了「720事件」。 然而都是文革時期那種時興的不經論證和推理的——一步到位的判斷或待罪之人簡單化的低 頭認錯。 不過，據悉中紀委對王力本人尚無有關文字結論；中紀委對謝的審查結論和附件材料裡 當事人王力與隨行人員（文革小組、北航紅衛兵）的交代、證言中，也沒有去指出和追究王 力等是否在群眾中洩露了周恩來的「四點指示」，目前社會上和一些文章中對於他的這些指 責，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王力後來在公開出版的反思錄裡，雖然從1979年的交代退下來，不 去說自己在被審查中業已承擔的：支一派、反對一派——「違背毛主席路線」引發事件的責 任，但也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洩露了總理指示，而是強調政法部門不再追究他在武漢問題裡的 責任，自己講話沒有超出毛、周講話的原則。 當事人兼證人陳再道在中紀委也留有證言：（謝、王）「私自把總理關於解決武漢問題 的方針透露給『三鋼』、『三新』，把他們封為『革命左派』，把『百萬雄師』和其他群眾 組織打成『右派』和『中間偏右』。他們這樣倒行逆施，激起了湖北、武漢黨政軍民學數百 萬人民群眾的無產階級義憤。七月十九日深夜，一場百萬群眾自發地揪斗王力，進行說理斗 爭的正義行動，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就是所謂的『720事件』的真相」（1979年9月11日）。 至於周總理的方針是什麼？陳再道今天是否可以公開承認依然反對這個方針？他沒有在證言 裡說。但是為什麼「透露」了以後會激起「數百萬人民群眾」的「無產階級義憤」？群眾是 反王力還是其他？他是欲言又止的。何況，歷史事實並不僅僅如此，至少，暴力抗議——揪 斗王力就並非「自發」，難道到了1979年，還不明白嗎？ 三、抗爭肇事者的想法、內心矛盾及其問題的實質 1.「720」抗爭中獨立師和「百萬雄師」的言行 抗爭行動挑起和推動，始終在省軍區獨立師和「百萬雄師」的組織與配合下進行。在19 日獨立師輿論大嘩，掀起抗爭浪潮後，群眾組織「百萬雄師」立即呼應參加了揪斗王力，與 中央來人「談判」的鬥爭。 據當事人回憶27，19日晚上10點左右，「百萬雄師」礄口區分站的宣傳部副部長汪洋 （非決策人），趕到聯絡總站，總站頭頭楊道安叫「快上來，去軍區」；到達軍區大院，在 食堂召開會議，楊和頭頭孫德洲主持，楊說：「今晚中央來漢首長接見，我們與王力談 判。……談判時要做好記錄」。按總站的策劃，他們的初衷確實是：要求謝、王首長接見， 和王力談判。20日二時，在軍區會議室，由獨立師作戰科長孫某召集獨立師和「百萬雄師」 開會，商議和組織了揪斗王力事宜。子夜，衝擊報館北門的武昌「武漢公安」，持有區公安 局軍管會王福（獨立師幹部）的介紹信。東湖「園藝軍」控制水路、碼頭，首先衝擊賓館西 門和北門。 獨立師幹部後來揭發：在衝擊中，獨立師「警衛人員曾陸續多次向牛蔡報告過衝擊情況， 而牛蔡無動於衷，不向軍區報告，也不積極設法制止……牛到時，暴徒們正在圍攻謝副總理 和王力同志，並不採取果斷措施營救中央首長，祇向執行警衛的人員說：」我們的宣傳車和 部隊馬上就到『。……圍攻、綁架王力同志。牛卻說：「讓王力上車吧，上了車還好 些！』……牛師長於八時許又來到軍區大院……裝出一副保護王力同志的樣子，實際上親自 參加了對王的批鬥，向王力施加壓力。當『百萬雄師』不斷地廣播所謂中央來電時，王力要 牛去制止…牛反而帶回一張外面謠傳的四點指示的紙條，強迫王力同志表態，被拒絕後，牛 又帶去一軍人，氣勢洶洶地要王力對其四點指示或簽字承認，或聲明闢謠」。軍人和群眾要 求王力澄清事實的爭辯，在文革那種特殊環境下演變成為群體性的暴力抗爭；王力在軍區大 院被批鬥。當時，「余立金找到蔡，要蔡設法保證王力的安全。蔡從東湖返師部後，在作戰 室正給軍區大院的牛打電話：」余立金找我，要我們保證王力的安全，我想人在軍區大院， 首先應由軍區負責，我們沒有兵力。『「20日晚八時許，機關部分幹部看到了所謂8201部隊 全體指戰員的」特急呼籲「宣言書後（實屬5團8連三個戰士盜用全體指戰員的名義撰寫、」 百萬雄師「工人鉛印的），曾積極建議，立即發表聲明闢謠，蔡卻說：」有什麼值得大驚小 怪的，要一分為二嘛！』後來，又有幹部多次提出類似要求，蔡仍置之不理「。 21日上午，蔡指使郝文德將「百萬雄師」捏造的中央來電通知各部隊，繼續擴大事端。 在配合性的武裝圍剿事態發展之中，獨立師和「百萬雄師」密切分析形勢、商議對策： 調查記載28說：20日當晚，市抓革命促生產委員會副主任紀輝召集「百萬雄師」的會議，擬 出一個十分具體的行動綱領：1、「要揪住王力，千萬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們就取得了 主動，就逼得總理來武漢。那時候，由『百萬雄師』出面，和總理在武漢定盤子。軍區不能 出面，他們不方便。『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他們不能怎麼樣」。2、「在未揪回王力之 前，要保持緊張局勢。『百萬雄師』必須保證每天有20萬以上的人上街遊行，迫使中央不能 對武漢問題表態。與此同時，要封鎖機場、車站、碼頭和長江航線，決不能讓王力跑出武 漢」。 2、「全面奪省市委的權，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央承認」。 21日上午，「百萬雄師」在3506工廠召開奪權動員會議，一號頭頭俞文斌說「今天請大 家來商量一個十分重要的事情。這個事情很秘密，在『百萬雄師』的勤務員中，也祇有四個 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講，使我們很被動。我們要變被動為主動。我們醞釀了一下，打算奪省 市委的權……」。下午，「百萬雄師」開會，又將揪王力「臨時聯合代表團」改為「專揪王 力聯合指揮部」，訂出計劃：組織力量控制水陸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 決武漢問題；王力問題由「專揪王力聯合指揮部」負責批鬥；堅決不准為工總翻案，誰翻案 誰負責；關於揪王力問題要通告、通電全國，爭取外援。晚上，「百萬雄師」頭頭紀登清還 進入蔡炳臣辦公室關了燈輕輕商量奪權問題。部隊幹部揭發29：次日周忠和蔡到六團某連， 有的戰士問周開槍可不可以？周說，少打幾槍可以，不要多打。周對六團副政委張楓說：這 次起了帶頭作用，現在急剎車也要起帶頭作用，這樣三結合還是一我們8201為核心。 部隊幹部揭發：21日上午，蔡向機關幹部探問對事件的看法，當大家就已經指出其性質 是兵變，很可能造成部隊到指定地點集中的後果時，蔡當即回答說：「不要把問題看得太嚴 重了，根據我幾十年的鬥爭經驗和我對黨的幹部政策的理解，黨中央、毛主席不會那樣處 理」。當晚，蔡又說：「這次我帶了頭，創造了談判條件，以『百萬雄師』和軍隊為一方， 以三新二司為另一方到北京去談判」。深夜，獨立師黨委下發了六個決定，強調「要相信黨 中央、毛主席會正確處理武漢問題，要求部隊有意見可用口頭和書面逐級向上反映」；針對 幹部的懷疑，22日晚又經蔡口述，傳達了四條緊急命令，再次規定要堅信師黨委的決定是正 確的。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傳車約50餘人到師部開會，蔡作了新佈置，講：「1、 這兩天他們做了一個大好事，把群眾發動起來了，火已經點起來了，迫使武漢軍區作檢查的 公告不能發表，創造了去北京談判的條件。中央已經通知，軍隊和」百萬雄師「為一方，」 三新「」二司「為另一方去北京談判；2、火已經點起來了，現在要求大家穩定下來，準備 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來整理材料。到北京談判沒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們是毛澤東 思想宣傳隊員，處處都要起好作用，今後大家搞什麼事，最好先告訴我一下，我不會領著同 志們去犯錯誤的，你們應當相信我的話」。 23日晚上，「專揪王力指揮部」有人針對中央廣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訂計 劃，甚至準備啟用人武部掌管的槍支彈藥，裝備60萬人抵抗；組織10萬人徒步進京告狀。 「百萬雄師」頭頭還召開會議決定武器不上交，組織不散，如果抓百萬雄師的人，加倍還擊。 但是迫於被動局面，次日「百萬雄師」出動了百餘輛卡車全市遊行，呼喊出「打倒陳再 道」的口號，算是對「720」的一種變相表態；同時堅持呼喊「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 筆者在「百萬雄師」負責談判材料的學友現在告知：當時一些搞文字工作的大學生，雖 然痛恨中央文革挑動群眾鬥爭，但也不同意軍人和群眾衝擊軍區與賓館的鹵莽行為，他們曾 請示軍區，接電人指示不要上街，仍埋頭整理談判材料；23日廣播謝、王回到北京消息，他 們再次請示，軍區仍說要派代表上北京談判，抓緊材料整理。到26日廣播天安門廣場集會， 林彪出席，他們才覺得大勢已去，停止了材料工作。他也隨一些「百萬雄師」工人群眾，開 始逃亡農村。 就24日的變化情勢，研究者王紹光一針見血指出：「百萬雄師」對陳再道個人的命運並 不大關心，但他們不能理解，北京當局為什麼要如此嚴厲地對待由大多數「純潔」、「可靠」 的人民組成的武漢最大的群眾組織——「百萬雄師」。他們能夠想到的唯一解釋就是毛和林 受到了矇騙。……但大多數人現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態發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按： 軍隊和群眾的頭頭心裡自然明白這點）…… 有人說：我始終不相信我們貧下中農、工人階級就是劉鄧的人，他們所謂造反派就是毛 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態，我們也有罪，不表態也跑不脫。……另一個人說，如果 我們明天參加了明天的會議，我們就是承認了7月19日是反革命行動。我們寧願站著死，不 願跪著生，就是砍腦袋，我們也不表態。…… 從他們的實際狂暴行為和這些言論與心態反映出用暴力與愚昧抗爭文革路線的歷史悲劇。 同時，也是一個群體心理值得研究的實例。《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的中譯者序恰當 地提到：「在群體中間……在擺脫了自己卑微無能（按如所謂」無造反精神「）的感覺之後， 會產生出一種殘忍、短暫但又巨大的能量」：「在群情激奮的氣氛中的個人，又會清楚地感 到自己人多勢眾，因此，他們總是傾向於給自己的理想和偏執賦予十分專橫的性質」。 3.抗爭的矛頭實質已指向毛澤東與中央 「720」的抗爭行動，單純是針對王力與中央文革的嗎？是武漢軍民反對林彪、江青嗎？ 從上述典型言論的現象和實質看，當然不是。 請注意系列極其微妙卻又深刻的事：張根成回憶20日15點左右他被抓進8201師部後，門 口有人說「聽說總理和伯達要來」，有人回道「他媽的兩個人還不是一個調」！顯然，在 1967年獨立師的幹部看來，總理與中央文革完全是一回事。蔡炳臣政委進來後，對張根成說： 「領導通了好辦，下邊不通，領導的話不聽，我也沒有辦法」；並有針對性地問「你們那裡 還有文件嗎（按：指總理講話稿和其他關於處理問題的文件）」？又叫把被撕下的領章帽徽 還了張。這時，師政治部一位主任進來問「那個人呢怎麼樣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講，那 人不明蔡意，還追問「那個人呢！？」蔡反問「哪個人」？「就是那個游泳的人，問那老頭 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說「那誰知道呀」！張心裡頓時咯登一下「這不是造反了嗎」？ 後來師作戰科長和幹部科長又盤問張，並說：「你們中央帶著框框下來，不深入群眾，不調 查研究；來到武漢就到知識分子窩裡鑽。你們中央（文革）就是祇要知識分子，不要工農 兵……你們中央奪軍權」！由於部隊捲入政治鬥爭，獨立師的這些典型話語，不也就是「問 鼎東湖」杯葛文革嗎？ （相關文字載於《東湖風雲錄》 P228-229） 張的這段回憶十分重要，披露了8201師、團級幹部的一些認識與心態。他們的率直的矛 頭所指，顯然並不祇是王力個人，而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有人已經明顯對毛澤東產生了懷 疑不滿。當時，「百萬雄師」的頭頭明明知道矛頭業已針對中央。批鬥王力時，軍區葉明副 政委要29師張政委讓揪斗王力的頭頭放了王，傳達總理指示——派代表商談解決武漢問題。 現場一個頭頭居然把桌子一拍，說「武漢問題，就在武漢解決，毛主席就在武漢」！使不知 此情的師政委大吃一驚。（張昭劍2002年給楊先財、石仲泉澄清當年事實真相的信。此前， 毛澤東在武漢的絕密消息，已由軍區人員專門在19日告訴了「百萬雄師」的主要頭頭） 8201部隊在直接觸發「武漢事件」中起到關鍵的作用，從層面上看，該部原來是地方公 安部隊，習慣於按照傳統思維定式看文化革命，將造反群眾看成必須專政的牛鬼蛇神，而他 們的認識又始終得到軍區領導的支持；在支左中，8201的一些幹部參與「百萬雄師」的組織 領導工作，而且更可怕的是，8201的部分幹部參與組織了6月的一系列大型武鬥，他們把部 隊的觀點和命運與「百萬雄師」結合在一起了。8201在支左前提下，非常深入地陷進武漢和 軍區的文革政治糾葛。他們自發自覺地投身於抵制文革路線的行動，其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研 討剛剛開始。現在的文字研究和個人宣示，都是高度和熱情地肯定了8201抵制中央文革的方 面，把事件看成是一次偉大的抵制，不想面對文革本身就是一場民族的悲劇，獨立師在「武 漢事件」中的作為也是一場軍隊悲劇的事實。撇開文革當時的路線是非問題，蔡政委牛師長 本人，他們的一些下屬，在事件中嚴重違反了當時的黨紀和軍紀，違背了現代政治的基本原 則。獨立師用暴力支持武裝鎮壓群眾和「百萬雄師」暴力衝擊軍區、（中共中央領導人下榻） 賓館的行為，從現代政治學和法制和法理上，依然是無法說通的；在毛澤東時代還是後毛澤 東時代，都不應該存在以破壞法制為前提的對抗秩序的「造反」有理。 此前，內蒙軍區幹部戰士在政協禮堂鬧事，抵制中央有關精神，毆打政委吳濤，周恩來 就下令逮捕了肇事者。周恩來對於受到中央文革壓制的所謂保守勢力的強力抵制與反彈，早 在內蒙問題處理進行過程中已經有所體驗，對類似問題也十分清楚。7月4日他在接見河南問 題會談軍隊幹部時就談到：「現在就是解決哪個省的問題，那個省的壞人，保字號頭頭，少 數人帶領群眾起來都到這裡來，內蒙搞過，四川搞過，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線都斷 了。東北那邊向你們學習，馬上成立三個小組，顯示你們的力量，說服嗎！不回去，……我 要對你們負責，你們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訴軍委了，抓幾個頭頭。總有人在後面挑動，壓中 央，內蒙開始地方上動員，八九千人到京說服回去了。又煽動軍隊來。最後幾個軍隊的壞頭 頭，已暴露出來了」。他在北京嚴正警告的問題，旋即在武漢重演，時間僅僅過了半個月。 但是，政治經驗極為豐富的周恩來，似乎沒有估計到：就在他總結講話、在他帶領陳、 鐘去見毛澤東後幾個小時，軍區就擅自同意了在獨立師上下傳達講話要點；似乎沒有估計到 他剛剛離開武漢，王力就在沒有做通軍區和「百萬雄師」工作的時候，迫不及待、熱情洋溢 地在造反群眾中顯露了中央對他們的支持；也沒有估計到他總結講話後剛剛一天，軍區就會 有人專門告訴「百萬雄師」——毛澤東就在東湖的秘密，要他們去宣示願望。由文革的這層 「敗事有餘」的領導幹部的思維、行為模式，直接釋放、催化了各派群眾的行動力量。 周恩來在救出王力後，準備返京時，在東湖邊與「北航紅旗」的井崗山同學就談到武漢 事件的實質：「武漢發生的事，是我們的家醜，回去要保密，不要亂說，一切聽中央的口 徑。」又說，「出了這麼大的事，我是有責任的。王力同志和謝副總理代表中央嘛，他們的 講話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萬雄師』是對著中央來的。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 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這就是周在7月22日對事件嚴重性的認識。 7月25日周恩來接見河南軍隊幹部（武漢問題直接影響到河南），也談到：「河南二七 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響到武漢工總，我在武漢講了四點，又講了八點，四點、八點都是我 講的，我走了，事情就發生了，他們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這完全是預謀的，矛頭 完全指向中央，這不是簡單的事件……」。26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 會，討論「720」事件，參加會議還健在的同志至今仍記得，他嚴正地指出該事件是一個 「叛逆行為」，這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的正式表態。聽了常委會開始的這一宣判，對自己 命運已有思想準備的陳再道和鐘漢華，也幾乎當場癱倒在地。 以上僅僅是當年的認識和事實；我們僅僅是試圖恢復歷史的實況與點明實質。 「武漢事件」所反映出來的抵制文革的思潮，是一個應當認真清理的文革異端思潮。 它是對文革不同意見面對面鬥爭的對抗性延伸，思想分歧外化為臨時權力集團——軍隊 並擴散在社會上，以劇烈、暴烈形式出現的政治抗爭。軍隊將不願意聽黨——毛澤東的話了！ 在黨內無法秩序和制度解決的問題，就將在社會上暴烈地進行。這是多次歷史事件業已證明 的問題。 在深刻全面反思形成文革的社會形態、社會心理、傳統體制之後，應該看到，武漢的事 件是我們非法制國家和非現代政治文明，以及軍隊與黨和國家關係的整體悲劇；也是毛澤東 依靠軍隊發動文革、軍隊參與政治鬥爭、軍隊又反抗文革的一個歷史悖論的悲劇。 1967年的武漢事件，完全可以聯想起一個成語：「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東湖弄矛， 意就在毛公！今天，筆者與「百萬雄師」的主要頭頭反思歷史，我們心平氣和地談到一個不 可爭辯的實質：這樣實際上是反對的毛澤東；他坦然承認筆者的判斷。相反的是，歷史的蓄 意扭曲，把矛頭所向的毛澤東隱藏「保護」起來（說成是反對林彪、江青、王力），實際上 把攻擊毛的傾向保護起來，實際上是保護、承認、讚許、肯定了這種對中共中央的造反，從 而就既顛覆了文革又顛覆了毛的合法性，創下可以問鼎威逼中央最高黨政領導，可以利用軍 隊干政的先例；同時，對於中共公開號召的群眾和平運動，動用專政工具鎮壓有理（66年5 月到67年3月的運動），對於這種鎮壓的和平抗議無理，組織體制性群體進行武裝鎮壓有理， 鼓動他們暴力抗議中央有理，類社會法西斯情緒甚囂塵上。史學輿論從（文革）開始提倡的 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後來提倡的恢復黨內民主和現代政治民主的字義層面，迅速墮落下來。 這可能是身居要職的史官輿論製造者沒有一下意識到的政治學與法理自身的抵牾。 1967年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和「百萬雄師」的反抗，既是對人，也更是對事——文革的路 線和方針，反對王力僅僅是一個手段，一個現象，實質是對毛澤東黨中央的文革理論、方針 的深刻懷疑、暴力反抗。（在談到「武漢事件」的教訓時，王力後來私下對朋友和親人說過 他個人的看法：1.「武漢事件」是黨中央、毛主席的錯誤決策引起的。即武漢軍區支左犯了 方向性錯誤、百萬雄師是保守派組織。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群眾性大規模反對文化大 革命的事件，很了不起。這說明祇要是違背了廣大群眾意願的錯誤決策，無論是打著無產階 級司令部的旗號，還是偉大領袖親自坐鎮都沒用，都會引起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可 惜當時黨中央，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毛主席到晚年也沒認識到。更可 惜的是，至今人們包括研究黨史的人也沒認識到這一點。還在糾纏「武漢事件」是不是林彪、 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陰謀策劃的。其實，當時兩個反革命集團都還未形成，他們之間當時不 過是既互相勾心鬥角，又互相利用而已；2.總理一到武漢就撤換了百萬雄師的服務員，並把 東湖賓館的警衛任務由軍區改為武空的措施也是不妥的。這引起百萬雄師群眾不滿，也引起 軍區和陳再道同志的不滿；3.作為陳再道將軍是沒有什麼錯誤的。作為軍區和地方負責人對 中央決策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而且在得知這個決策是毛主席親自定的後，馬上表示接受和 支持。要說陳再道將軍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不應該當眾頂撞總理，這讓林彪抓住了把 柄……）這個事件，給文革的走勢擊響了警鐘。 在毛澤東、周恩來身後，由毛周建立的——毛又沒有能輕易改變的體制，對「720事件」 平反——接踵而至大規模對這段歷史「撥亂反正」，整肅了文革的造反群眾，塑造重寫了乃 至歪曲了文革的歷史事實；同時，壓制反抗傳統秩序的民眾，反對那個「該死的文化大革 命」，可以「不擇任何手段」，再次張揚與合法化了反抗文革的傳統暴力傾向。遊民文化的 暴力崇尚合法化了。 順便要說一個公道話：當時武漢的造反群眾是以激進的造反學生為先鋒的，他們那時深 信公開宣傳的文革理論，完全仰仗中央決策、部署來解決問題，他們沒有也不可能發起對另 一派群眾的武鬥和挑起「武漢事件」。至於1967年春夏的武漢血腥武鬥，這裡不需要再詳細 重提，「720」的事實已經證實了幾月來的真相，一個有組織的烏合群體既然能夠在毛、周 眼皮下施暴，對人民群眾實行准軍事的規模性殘酷鎮壓，就不是什麼不可理解的事實了。 當然，全面地分析總結「武漢事件」的歷史教訓，還祇有在回到歷史真實和實質的基礎 上，才能開始進行。 （作者為中國文革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