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書生
——讀《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


（四川）陳道軍


    人生有喜有悲，乃是常態。然而，由暴政強加於人的制度性悲劇，更是普遍慘烈，影響
深遠，耐人尋味。深夜，重讀謝泳先生於上世紀90年代所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
分子的命運》，冷黑的鉛字再一次把紅朝人性的悲哀、無奈、醜惡、荒唐展現在我的眼前。

    哀惋、沉痛之餘，我想，為什麼歷次政治運動，總是知識分子以受難者的形象，出現在
歷史的祭壇上？為什麼同是知識分子，在民國、紅朝，抑或同一朝代會有不同的命運？

    令人歎息的是，民國過來的不少知識分子對所謂的「新時代」充滿了希望。「但他們的
不適應，很快就非常明顯。」書中50多位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崇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為立身立言的根基。在一個「萬歲聲起」，一切又被賦予「革命、政治」色彩，人人
都要爭當螺絲釘、鋪路石的時代，知識分子的「自由、獨立」顯然不合時宜，在暴君、愚民
的眼中甚至可笑可憐。政治掛帥，不論專業與政治有無關係，也不論本人對政治有無興趣，
統統與政治脫不了干係。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一個最講政治的時代，卻在教育中取消了政治學。於是，書中50
多位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在毛式暴政之下，他們的學術研究，同人格尊嚴一樣，都悲劇性
地結束了。連陳寅恪、陳垣這樣純粹的學人，公認的大師，都處在惴惴不安之中；連葉企孫、
饒毓泰這樣的物理學奠基人，也招致一個自殺，一個淒然離世的命運。我們就可以理解湯用
彤的顧慮，金岳霖的無奈，王雲生的失望。從週一良、尹達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不正
常的時代是如何使一個學養極好的學者平庸、甚至醜陋起來的。

    「不平庸、不聽話就難以生存」。曾經直言「與其在部裡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唱歌」的
金岳霖「端正」了自己的政治態度，爭取入盟入黨；我那曾經提倡「爭學術獨立和自由，實
是爭人格的獨立自由和尊嚴的四川金堂老鄉賀麟，1951年也在《光明日報》發表《參加土改，
改變了我的思想》一文。如果說向強權低頭，是知識分子在特殊環境中學到的求生智慧。那
麼，隨著運動深入，知識分子之間互相檢舉揭發，甚至載髒誣陷，那就是人格的問題了。

    1982年，82歲高齡的賀麟又參加了共產黨。其時，我正在故鄉就讀初中一年級。那個夏
天，賀麟及其夫人到官倉尋找其侄子賀兵時，在校長陪同下，參觀我們學校。這個赫赫有名
的大人物從我身旁經過時微笑著，輕輕點了點頭。害羞、害怕的我趕忙把頭低下。其實，他
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他和我都不會想到，24年以後，當賀麟的名字已成為金堂地方官
員招商引資，攀附京官的招牌時，當年那個面帶饑色的少年，會對這位前輩老鄉寫下「暮年
入黨，標誌中國失去了一個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多了一個平庸勢利的唯物主義者」的文
字。畢竟是舊時書生。空有現代民主自由的理念，而無荊軻刺秦的血性。一個時代的學術水
平，與時代的學術環境、學術精神有關。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當今的北大、清華出不了大學者，而祇出大官、幕僚、掮客乃至打
手的真實原因；可以理解當今的教授已不再是是學問的標誌，而是僅僅與工資、住房、公費
醫療掛鉤的職稱而已。

    「一個連物理學家都容不下的環境，到底在哪裡出了問題？」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
度，作者祇能以提問的方式，含蓄、謹慎，有限地表達自己的憤怒、悲哀，對暴政的譴責。
值此後極權時代，善於作秀的所謂「胡溫新政」秉承勢利、實效的唯物主義，雖然容得下沒
有思想的物理學家，不敢說真話的作家詩人，粉飾太平的旅遊家、舞蹈家、歌唱家乃至沒心
沒肺的美容、美食家，卻容不下一個說真話的盲人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