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與中國奇跡 胡 平 如何解讀「中國奇跡」 三年前的2月24日，蔣彥永醫生上書兩會，呼籲為「六四」正名，引發廣泛呼應。在3月 14日的兩會的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出蔣彥永上書的問題，溫家寶總理沒有正面回答記者的提 問，而是給出了一大段顯然是預先精心準備的說詞。 溫家寶說：「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國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政治風波，蘇聯 解體，東歐劇變，在這個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的時刻，黨中央緊緊依靠全黨同志和全國 人民，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成功地穩住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捍衛了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15年過去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取得這樣重大的成就，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堅持維護全 黨的團結和統一，維護社會政治的穩定。今後20年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我 們必須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要喪失這個機遇。我想，如果再給我們20年、 50年的穩定，中國一定會發展的更為強大，因此，團結和穩定確實比什麼都重要，這也是我 一個總理最為關注的問題。」 溫家寶畢竟是總理，深得共產黨官話之精髓，能把一種凶狠霸道的意思表達得文雅而堂 皇，聽上去不帶一點血腥氣。溫家寶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說，六四屠殺是正確的； 沒有六四屠殺就沒有中國的穩定。這就是說，穩定是要靠屠殺靠鎮壓來維持的。六四後15年 來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就就是六四屠殺正確的有力證明。 溫家寶的這段講話並無新意，他不過是在重複中共其他領導人在談到六四時的同樣立場 而已。但我們不能因此而不重視這段講話，因為它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六四 屠殺和中國的經濟發展究竟是什麼關係？ 六四之後這十幾年，中國的經濟確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高速發展，以至於被不少人驚歎 為「中國奇跡」。與此同時，經歷了民主轉型的俄國東歐，儘管也進行了同樣的市場化方向 的經濟改革，但在經濟增長方面反倒顯得遜色，不少國家還經歷過一段為期不短的經濟滑坡。 這就怪了：為什麼民主的或半民主的俄國東歐搞起經濟改革來，反而不如依然堅持一黨專政 的中國呢？ 常常有人抬出東亞經驗。他們說，南韓和台灣都是在威權統治時期實現經濟起飛的。這 就證明，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威權統治下，祗要統治者把經濟發展置於首位並且正確地把 握其發展方向，即堅持私有制市場經濟而不是搞共產不是搞計劃經濟，那就常常會比民主制 更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觀點未免以偏概全，因為有很多反例；不過它也不是毫無道 理，但仍然太籠統。因為我們這裡關心的，不是民主和專制誰更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泛泛而論。 我們關心的是，對（原）共產國家而言，實行民主和堅持專制，誰個更有利於經濟的改革與 發展。 怎樣把魚湯重新變成魚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從分析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入手。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 簡言之，就是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把計劃經濟改成市場經濟。這事說來容易，做起來極其 困難。早在共產國家經濟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這種困難，他們說，這好比「把魚湯重新變 成魚」。 大致上講，把公產變成私產可以有三種辦法：一是還，二是分，三是賣。 還，就是退還，退賠，物歸原主。如今一提起中國經濟改革的偉大成就，不少人總是歸 功於鄧小平，歸功於鄧小平那句名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位山西老農民說得好： 「俺們村解放前有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已經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當初的共產既然共錯了，現在就該把共別人的產退還給別人。退賠又有兩種方式，一是退實 產，張三家的工廠就退還給張三或其後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還給李四或其後人；一種是退 錢或是發給賠償券。捷克、匈牙利和東德等國就採取過「還」這種辦法。 然而，「還」的辦法適用範圍是很有限的。畢竟，幾十年過去了，人物兩非，很多事想 還原也還不了原了。再說，共產黨掌權後也修建了不少建築，興辦了不少企業，開闢了不少 新田地，這些新建築新企業新田地都沒有舊主人可以歸還。所以，共產國家的私有化改革主 要還是要採取「分」和「賣」這兩種辦法。 分，就是平分。掛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資產分給全民中的每一個人，掛在集體所有制下 的資產分給該集體中的每一個成員。中國農村改革的分田到戶就是用的分的辦法。雖然農民 們沒有獲得土地的所有權，但畢竟獲得了土地的經營權。但問題是，農村可以實行分田到戶， 工廠呢？一家國營企業也能靠「分」字解決問題嗎？不能。一塊大田分成十塊，田還是田； 一部車床分成十塊，那就什麼都不是了。把工廠平分給職工，必然導致對龐大的、不可分的 單位的肢解，等於是糟蹋，是浪費。因此，採用分的辦法，更多的是把社會資產按價折股， 然後平均分給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蘇聯就採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辦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種很公平的私有化的辦法，但是這種辦法的缺陷也很多。 首先是股權過於分散，不利於改善經營管理。每個人都對企業擁有一份股權但也祗有一份股 權，結果必然是誰也不會對企業的經營效益有強烈的關心——這和原來的公有制其實相差無 幾。所謂把國營企業變成私營企業，說到底，就是要把屬於大家的企業變成屬於少數個人的 企業。這就需要一段時間的競爭，在競爭的過程中使股權集中化即產生資本家。在資本家出 現之前的青黃不接的階段，企業的效益未必會增加，還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辦法雖然使得每個人都擁有等值的股權，但並不等於 每個人都擁有同等的投資知識與投資機會。因為一般老百姓既沒有任何投資的經驗，又對各 個企業運營的真實狀況一無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們怎麼知道他們應該如何投資呢？普通民 眾和「內部人」（某些政府官員以及企業的上層管理人員）彼此之間所擁有的信息是很不對 稱的。於是到頭來，不少民眾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擔心投資失敗因而急著 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兌換成現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險些，通貨膨脹一來，錢就不值錢了。與此 同時，在監督不力的情況下，一些「內部人」則利用其信息優勢和關係，合法地和非法地迅 速地聚斂其巨大的財富。這就會導致民眾的不滿與反對。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還好一些，俄 國的就搞得很差。 賣，就是把屬於全民的資產招標拍賣，然後把賣得的錢用在公共開支（公共服務、社會 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國營企業改革就大量地採取了賣的辦法。 「賣」的辦法也有它的問題，因為在改革初期，有錢人少而且有的錢也不夠多，大批國 營企業沒人買得起。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有幾種辦法。一是等，等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了，民間 資本雄厚了，國營企業就有人買得起了。然而這就意味著在一段時期之內，大量的國營企業 沒法賣出去，祗能讓它們半死不活維持在那裡。 也許有人會說，在國營企業賣給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國營企業本身多一些活 力呢？譬如說讓企業自負盈虧。可是這種辦法在道理上很講不過去。因為國營企業是屬於全 民的，讓它們自負盈虧等於是把它們變成企業內部員工自己的了。企業與企業之間差別很大。 有的企業設備新，產品對路，有的企業設備陳舊，產品也不合乎市場需要。一旦實行自負盈 虧，有的企業不必花多少氣力就能贏得巨大的利潤，上上下下的員工都迅速地富了起來；有 的企業拼老命也無法不虧損，員工們連基本生活費都發不出。問題是企業之間的這種差別不 是出於企業自己的決策，而是當初政府統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員工，也是政府統一分配的， 不是自己選擇的。那些盈利少和虧損的企業的員工自然會質問政府：「既然當初的一切決定 都是你們作出的，現在憑什麼讓我們來承擔惡果呢？」再者，自負盈虧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 懷疑。因為在這裡，企業仍然沒有交到真正的個人手裡，因此仍然難以為企業的經營提供足 夠的刺激。 出賣國營企業的另一種辦法是，願意買的人可以向銀行借錢來買，借錢時可以拿企業做 抵押，保證分期付債。這種辦法的困難是，它給政府官員提供了中飽私囊的較多機會。有權 者如將國有資產以低價賣給親友或暗中行賄者，便可大撈一筆。由於資產並無客觀準確的價 值，別人對他們這樣做還很難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錢的人事後還不起，那又怎麼辦呢？ 俗話說帳多不愁，欠款的金額越龐大，別人拿他越沒辦法。 再一種辦法就是把國營企業賣給外國人。既然在短期內本國出不了大富豪，買不起國營 企業，那就乾脆讓外國的大富豪來買。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業賣給了外國人，以至於有人要 驚呼：「匈牙利還是匈牙利人的嗎？」除開這種批評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資全賣光」 的做法還會造成較大的貧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滿。 以上的分析說明無疑是相當粗略的，不過那也足以證明把公有制變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復 雜與艱難。不論你採取哪一種辦法都會造成一大堆麻煩，因此總會有不少人從不同的角度提 出種種責難。人們會採用言論、集會、罷工、結社以及投票等各種手段表達自己的意願。新 生的民主政府面對著這些棘手的問題，很容易要麼議而不決，要麼決而難行，而且還難免時 不時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階段，很多國家的總理都等不到做滿任期就被 換掉了。這就有可能使得整個經濟形勢處於某種搖擺不定和動盪不安，令外資望而卻步，裹 足不前。那又反過來影響了該國的經濟發展。 俄國東歐的經濟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維艱，應該說是不難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 說的那樣：「資本主義有窮人和富人，社會主義有窮人和更窮的人。」社會主義要改成資本 主義，那就是要在一個大家都是窮人的社會裡，盡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盡可 能地讓大家都能接受。這該有多難啊！ 中國模式的本質——持槍搶劫 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還、分、賣三種辦法之外，還有別的辦法嗎？有， 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紀80年代，張五常就明確提出他的改革方案：「乾脆使某些幹部先富起 來，給他們明確的產權分配。」不是發愁沒有資本家嗎？讓黨委書記們當資本家不就成了嗎？ 一旦黨委書記變成了資本家，也就是說，企業變成了書記們的私產，他們自然就會像資本家 一樣行事，企業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麼，為什麼要把國營企業白白送給共產黨的幹部們呢？張五常回答說：因為「中國的 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幹部於不顧的——不是因為在經濟上或道德上他們應被特別照顧， 而是因為他們的反對是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當然了，如果你把企業送給幹部，幹部保 證都會成為改革派。可是，給某些幹部明確的產權分配，也就是把本來屬於全民的財產送給 少數幹部，這固然是充分地照顧（豈止是照顧）到了幹部們的既得利益，但它無疑是侵犯了 廣大人民的既得利益。為什麼少數幹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廣大民眾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 犯呢？張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當然是，因為廣大民眾的反對是不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如 果民眾要反對要抗議呢？合乎邏輯的答案祗能是：鎮壓。所以，張五常提出的辦法，說穿了 就是搶劫，是在專制強權保護下的搶劫，是持槍搶劫。 當然，中共當局不可能明目張膽地接受張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為它不能不 擔心引發民眾的強烈反抗。六四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有了六四，中共諒視老百姓不敢反 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氣候。九十年代以來，中共加快了經濟改革的步伐， 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頭換面地實行了張五常的方案。簡單說來，「中國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 下幾點：由於中國是在一黨專政的鐵腕下推行經濟改革，官員們發現他們可以借改革之機大 發其財，因此轉而對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員巧取豪奪，把公共資產據為己有，一步到位完 成私有化；黨委書記搖身一變就成了資本家，這樣，他們就比過去更加關心企業的效益，熱 心經濟的發展。由於權錢交易，越是權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內積累起雄厚的大資本， 這就有利於建立大企業或者是把原有的國營大企業私有化，從而有利於整個經濟的發展。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政府獨斷專行，不在乎公眾的壓力，想改什麼就改什麼，想怎 麼改就怎麼改，政府想漲價就漲價，想裁員就裁員，國營企業想賣什麼價就賣什麼價，想送 誰就送誰；由於社會上缺少反對與制衡的力量，政府擁有強大的鎮壓能力，也更有能力貫徹 自己的決策。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例如禁止獨立的工會 農會），使社會高度穩定；又由於政府不受挑戰，不可替換，對經濟活動有很強的控制力， 政府的行為就有更強的一貫性和可預知性，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國投資，同時還能比較 有力地防止國際經濟震盪對國內的影響。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不少領域——主要是政治領域——被列為禁區，這就使得更多 的人們不得不投身於經濟領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現，人們的貪婪與物慾空前解放，這無 疑也對經濟發展有火上澆油，推波助瀾之效。至於那些在權貴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嚴重損害 的下層民眾，由於在現行體制下無法討還公道，祗好回過頭來自謀出路，從頭幹起。中國的 勞動力本來就廉價，在持槍搶劫的情況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價。這就構成了中國在全球 競爭中的最大優勢。 把改革拉回正道 如前所說，社會主義要改成資本主義，那就是要在一個大家都是窮人的社會裡，盡可能 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如果你可以置民眾的意願於不顧，那麼，要做到這一點，最快當的 辦法自然莫過於搶劫。中共領導人說沒有六四就沒有穩定和經濟發展，其實就是不打自招， 承認了中國的改革是一場持槍搶劫。這就是「中國奇跡」的奧秘之所在。 俄國東歐的私有化改革和經濟發展不管有多少問題，但畢竟是在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 的前提下進行的。在那裡，人民有發言權，有投票權，這就使得那裡的改革——作為一個過 程——具有一種基本的合法性。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持槍搶劫式的改革不管造成了何等令 人眼花繚亂的繁榮，但是因為它完全排除了公共監督與民主參與，所以其結果就不可能被民 眾所承認，由此形成的財富分配格局也就不可能被民眾所接受。 中共領導人對此心知肚明，所以他們才堅拒為六四正名。他們擔心一旦政治上放鬆壓制， 民間要求經濟清算的浪潮就勢不可擋。溫家寶希望「再給我們20年、50年的穩定」，它無非 是希望繼續這種專制強權下的改革與發展，一方面通過時間把黑錢漂白，一方面使貧富差距 有所緩和。到頭來，「中國一定會發展得更為強大」。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以這種罪 惡的方式造成的強大國家，祗能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 它必定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價值更加蔑視與敵視，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 自六四之後，中國的改革就走上一條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經是越來越艱難。但無論 如何，我們還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這需要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但問題是，如果 我們現在不這樣做，以後我們要付出的努力和代價祗會更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