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一代的認同轉變

楊國斌


從紅衛兵運動到民主墻

    研究紅衛兵一代的認同轉變，有必要從民主墻運動說起。民主墻運動發生在１９７８年
和１９７９年的冬天，時距１９６６到１９６８年的紅衛兵運動十年有餘。本文要討論的是
紅衛兵一代人在這十年中的認同轉變。

    我們知道，紅衛兵運動和民主墻運動中都曾出現很多宣言性的文章。比如當年 在清華
附中成立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就有如下的誓言：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
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
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

    這類宣言性的文字，後來成立的各類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發表了很多。雖說在文革的
大氣候下，人們常常言不由衷，但總的說來，我們仍然可以把這類文字， 當作紅衛兵一代
在當時的認同意識的表達。當時各類紅衛兵和造反派，雖然在派性鬥爭中打得不可開交，但
他們所表達的認同意識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誓言就表達了這種認同意識。
我們隨便再看一個例子，是一個叫做「毛主席路線紅衛兵」　組織的成立宣言，　發表在１
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６日的《湖北紅衛報》上：「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無產
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紅色風暴，迅猛異常，毛澤東時代的紅色造反者殺聲震天。又一顆紅色信
號彈在天空閃爍 ，又一面造反的紅旗在徐徐升起！……　毛主席路線紅衛兵光榮誕生
了！……我們的戰鬥任務是：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我們是
毛主席忠實的紅小兵。我們的每一跟血管、每一個細胞都滲透著對毛主席的無限熱愛，無限
忠誠、無限崇拜、無限景仰！

    這個宣言，跟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誓言差不多。這類宣言，大體表達了對於統治集團的意
識形態、權力話語、和領袖人物的強烈認同，表達了捍衛這些認同對象的 自我犧牲的決心，
抹殺自我，使自我的意識與利益服從於政治集體的意識與利益。

    把民主墻時期的話語和紅衛兵時期的話語相對照，可以發現明顯的變化。民主墻時期同
樣出現了很多大字報，大城市裡都有民間刊物出現。這些刊物也多有宣言似的發刊辭。例如
《四五論壇》的發刊詞有如下的陳述：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除台灣省外，現在還沒有一
張非官方報紙……。《四五論壇》的宗旨，就是為在我國造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盡一點
微薄的力量。安定團結不是一潭死水，不 是不讓人民講話，不是不讓人民講真話。人人有
話敢講，任何污穢就沒有藏身之地，人民的意志必然決定社會的命運，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
主。

    《啟蒙》的「發刊詞」說：在那些精神和靈魂的災難結束以後，我們開始用疑懼的眼光
去回顧我們的來路，那來路的很大一段上充滿了眼淚和血。當我們用膽大的眼光去瞻顧未來，
未來卻在我們眼前展現一派迷茫……。　嚴酷的事實已經使我們忘掉了　世界上除了我們之
外還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我們也不再日夜幻想 著，那些苦難者會盼望我們去對他們
進行解放。

    這些話語，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沒有拋棄紅衛兵時代就表現出來的使命感，但使命的內容
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不再是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而是要保護人民的利益和他們的言論
自由，提倡民主和法制建設。民主墻時期的另一些作品，則透露著迷茫和疑惑。《啟蒙》的
發刊詞，便擯棄了紅衛兵時代所表達的那種解放全人類的理想。此外，民主墻時期比較有影
響的作品，如北島的詩歌、魏京生論第五個民 主的文章，王希哲論民主與法制的文章，都
明確表達了對專治的懷疑和對民主與法制的嚮往。政論性文章中，開始肯定個人利益和物質
生活的價值。而文學作品更是對自我、人性、個人情感、愛情等等，進行了強烈的表達。當
年發表在《今天》上的作品，大都屬於此類。北島的「回答」表達了這種懷疑，而「履歷」
則描述了這個過程：

    我曾正步走過廣場
    剃光腦袋
    為了更好地尋找太陽
    卻在瘋狂的季節
    轉了向，隔著柵欄
    會見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從鹽鹼地似的
    白紙上看見理想…
    
    顧城發表在民間刊物《崛起的一代》的詩歌」紅衛兵之墓，」有這樣的句子：
    
    誰都知道
    是太陽把你們
    領走的
    乘著幾隻進行曲
    去尋找天國
    後來，在半路上
    你們累了
    被一張床絆倒
    床頭鑲著彈洞和星星
    你們好像
    是參加了一場遊戲
    一切還可以重新開始

    這首獻給紅衛兵時代的輓歌，對紅衛兵一代最初跟隨紅太陽的追求，給予了祭奠，同時
表達了「重新開始」的希望。其實這種「重新開始」就在紅衛兵運動期間就已現端暱。而在
民主墻時期，則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

    這樣，我們就提出了本文需要回答的問題。從紅衛兵時期到民主墻運動，是什 麼原因
導致了紅衛兵一代認同的轉變？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分析這種變化產生的前因後果。在方法上，
本文側重話語分析。話語分析，著重研究見諸各種形式的話語和符號，不追究個人內心到底
怎麼想。比如，某人原是紅衛兵或造反派，但他說他並沒有經歷認同轉變。從話語的分析角
度看，這不成問題。紅衛兵一代，從紅衛兵運動到民主墻運動，有一整套話語。這套話語，
有意無意地表達了這一代人的認同轉變。


紅衛兵一代與認同

    社會學意義上的代，是因共同的社會和歷史經驗而形成的，與生物學意義上的代有所不
同。因為共同的歷史經歷，一代人的思想便打上了共同的烙印，在對自我和社會的認識上表
現出共同的特徵，我們稱之為代的意識，或者說代的認同。這種代的認同，是現代社會的產
物。祇有在現代社會，才有交通條件和報刊媒體，給分散的人口及時傳播信息，使他們能夠
產生共同的想像。從這一點看，代也像國家一樣，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這種想像的共同體，似 乎最容易在年輕人中產生。我們回顧二十世紀，發現
在西方人們常談到的１９１８年一代，二戰一代、６８年的一代，以及我們熟悉的「五四」
一代，都是青年時期形成的。代的意識，在青年中似乎格外強烈。在中國，七、八十年代出
生的人們，覺得自己算不上哪個代，因此平白造出「新生代」之類的話語，反映了缺乏代的
認同感的焦慮。

    文革一代、知青一代和紅衛兵一代，大體指同一個代。但紅衛兵一代的說法，似乎比較
精確些。如果說這代人是四九年建國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那麼對他們來 說，影響最大的
事件，應該是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的紅衛兵運動。後來的上山下鄉，當然對他們也有同
樣深刻的影響，但是代的意識的形成與表達，在紅衛兵運動中表現最為強烈。

    紅衛兵一代，主要包括今天常說的「老三屆」。當時分得很細各種，有老紅衛兵、造反
派、保皇派、逍遙派，又有關係錯綜複雜的組織，等等。我們把他們統稱為紅衛兵一代，不
是抹殺當時的內在區別，而是強調他們的共同特徵。他們都「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
下」，受同樣的教育，參加同樣的社會運動。派系鬥爭的背後，掩蓋著一個重要的共性。如
果我們把派系鬥爭比作一場遊戲，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場遊戲，缺了哪一方都玩不成。
而各方能在一起「玩」，是因為他們都認可一些基本的「遊戲」規則，比如可以打倒當權派，
但絕不能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

    社會學意義上的代的意識，是一種集體意識，我們稱之為集體認同。認同一詞，是從英
文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翻譯而來，中文裡原沒有這個概念。在當代西方社會 科學和人文學科
中，認同是一個關鍵詞。其實社會學意義上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在英文中也是１９６０年
代以後才開始普遍使用的。這方面最早發生較大影響的著作，是艾裡克森（E. H. Erikson）
發表於１９６８年的著作，《認同：青年與危機》。艾裡克森目睹了六十年代西方青年表現
出來的騷動不安，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青年一代受社會變遷的影響，感覺社會和歷史發生
了斷裂，內心失去平衡，產生混亂，他稱為認同危機。他所闡發的這種認同危機，與青年的
關係格外密切。

    認同的內容，很難嚴格界定。大體來說，它包括對自我和對社會的認識。這種認識，不
可避免地與統治整個社會的道德體系（moral  frameworks）聯繫在一起，因此認同也包含
了道德價值的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說，認同危機，是因為社會的巨變，造成了自我認識與道
德體系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條件下，新的認同意識的產生，同時意味著對原來的道德體系的
懷疑甚至否定，以及對新的道德標準的探索與肯定。

    認同是社會化和社會關係的產物。教育、文化、家庭、等等，對認同的形成有重要影響。
一般來說，人們的社會行為，反映了他們的認同意識。此外，認同不是一成不變的，但一般
情況下潛移默化的轉變，不容易覺察。大變革的時代，容易引起認同的危機，進而產生認同
的轉變。


紅衛兵一代認同的形成

    紅衛兵一代認同的形成，是文革前１７年的革命化教育的結果。對文革前的青少年來說，
這時期的教育是全方位的，體現在學校、家庭、和社會的各個角落。上至中央文件和國家領
導人講話，下至青少年課外讀物、連環畫、小兒書、電影，全面滲透。其目的是造就「無產
階級的接班人」。教育的內容可分為三大類，　即革命傳統教育、接班人教育和階級鬥爭教
育。一本題目為《造就共產黨中國的模範公民》的英文著作，曾經對小學教科書的內容所包
含的價值觀念做過研究，基本概況了革命傳統教育和階級鬥爭教育的內容。其研究發現，小
學語文課本的政治主題，以出現的頻率來計算，依次為：１）對新社會的忠誠，　２）新社
會的優越性，３ ）毛主席的偉大，４）國民黨的罪惡，５）中國人民得到解放，６）人民
曾經受過壓迫，７）警惕特務和壞分子，８）熱愛人民，９）熱愛祖國，１０）舊社會的黑
暗，等等。歸納起來，這些內容就是培養學生對新政權和領導人的認同，及對國民黨和舊中
國的仇恨。

    不論什麼樣的教育，都有個效果問題。總的說來，文革前的革命傳統教育、接班人教育
和階級鬥爭教育，是有效的，其結果是培養出認同教育的內容的一代人。 這一代人正是在
這樣的精神鼓舞下，投身到紅衛兵運動和文革中的。革命傳統教育、接班人和階級鬥爭教育
為什麼如此有效呢？我主要分析四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因素是教育的形式。革命傳統教育，建國之初就開始了，形式多種多樣，不限於
學校，更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大凡新政權建立之後，都要建造一套創世紀類的神話，提高
新政權的合法性，贏得人民對新政權的認可和對新政權所代表的價值觀的認同。建國後中央
政府對革命傳統的建設，就屬於此類。其表現範圍很廣 ，學校教科書中有這方面的內容，
兒童和青少年課外讀物，這方面內容也很多，比如各種革命英雄的故事。５０年代北京十大
建築的建設，從其象徵意義上講，其實也是對革命傳統的建設。人民英雄紀念碑就是這樣一
個象徵符號。另外，建國伊始，當時的政務院就頒布政令，對各類節日、慶典做了規定。比
如規定要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建軍節、國慶節等等。這類全國性的節日，便成為歌頌革命
傳統的盛典。以後每年的主要慶祝活動和公共集會，中共中央都要專門下發文件，對懸掛什
麼 領導人的頭像，喊什麼樣的口號，做出明確的規定。北京是這類慶祝活動的中心，北京
的青少年常常以革命傳統的接班人的面目，被安排出現在慶祝活動中，在他們心中養成一種
身在偉大首都的優越感，為全國青少年所艷羨。後來紅衛兵首先在北京發端，而北京的紅衛
兵直接影響全國的紅衛兵運動，都與北京學生特殊的社會地位有關係。

    60年代初期，革命接班人教育和階級教育成為突出的話題。階級教育著重講階級鬥爭和
階級路線。從１９６２年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到１９６４年發動的「社 會主義教育運動」，
都貫穿了所謂的階級路線，強調不僅存在地富反壞右和新生的資產階級，而且有復辟的危險，
因此要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教育與接班人教育是結合在一起的。因
為階級鬥爭的尖銳性，反修防修的緊迫性，培養革命接班人也就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祇有
培養出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才能避免江山變色。１９６４年開始，《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九
篇社論，與蘇聯修正主義進行論戰。這所謂「九評」，在當時的年輕人心目中產生了深遠影
響，這在後來 的紅衛兵回憶錄中，常常提到。革命接班人的五項標準，正是在這九評中的
一篇中提出的。這篇社論還說：「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
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
底破產。」

    文革前革命傳統教育、接班人和階級鬥爭教育之有效，還與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使然。
這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國建國以後，面臨著很嚴峻的國際環境 .台灣的蔣介石當
局，準備反攻大陸，中美處於對立狀態，中印關係緊張，６０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蘇聯
撤走援華的專家，中國似乎四面楚歌，孤立無援。在這種國際形勢下，防止和平演變、反修
防修，顯得格外緊迫。另一方面，這樣的國際環境給革命傳統教育和接班人教育的話語，提
供了現實的基礎。當時的國內輿論，如上面提到的「九評」，製造出這樣一種話語，即中國
革命的成果隨時都會被斷送，國內外的敵人時刻都在對革命政權進行顛覆。在這樣的形勢下，
革命傳統教育和 接班人教育就更增添了緊迫性，在青少年心中，培養起沉重的歷史使命感。

    第三個因素是新中國成立後的政治文化氛圍的浸淫。我們常說，紅衛兵一代生在新中國，
長在紅旗下。「新中國」　和「紅旗下」　的文化氛圍，　對這一代人的成長至關重要。這
一時期在上層政治方面，權力鬥爭一直不斷，中央決策發生了象反右和大躍進這樣的重大錯
誤。但社會與文化氛圍，基本上充滿了樂觀與積極進取的精神，其極端的表現，甚至有一種
洋洋自得的味道。這其中有自然的原因，也 有人為的成份。大凡革命勝利之後，新政權建
立之初，因為勝利的喜悅，都會有一個歡樂的時期，像一段華彩的樂章。人為的因素也很多。
比如１５年趕超英美的口號，使人民想像著不久的將來，共產主義的社會就要實現。　這種
氣氛，我們從當時的電影和文藝作品中都能感覺出來。在這種氛圍中成長的青少年，會培養
出一種天之轎子的自我意識，會以為自己是時代的寵兒，身負歷史重任，準備以自己的雙手
改天換地，到達共產主義的彼岸。紅衛兵一代，正是懷著這樣的理想主義精神， 踏如文革
的。


認同轉變的過程

    紅衛兵一代認同的轉變，是逐步發生的，而且不斷有起伏，呈曲線狀。轉變的過程，很
難說始於某一時刻，但應該說，１９６６年下半年，紅衛兵運動進入高潮的時期，也正是紅
衛兵認同轉變的開始。這裡有辯證法的成份，應了物極必反的老話。其認同轉變最初的表現，
是認同的危機，具體表現在對原認同對象的懷疑和內心的困惑。由懷疑、困惑到思考，到各
種形式的反叛和對新的認同對象的表達，構成了認同轉變的全過程。

    紅衛兵運動是紅衛兵一代認同轉變的開始。從轉變的過程看，紅衛兵運動的主要作用，
是造成了這代人的認同危機。這種認同的危機，一般表現為內心的矛盾、困惑和疑問，極端
的表現則為異端和反叛。紅衛兵運動初期，政治鬥爭的反覆，在青年學生中造成了很多思想
混亂，導致內心的困惑。最近出版的陳煥仁的《紅衛兵日記》，對這種內心的困惑就有所記
載。陳當時是北大哲學系的學生，在日記中對 北大的文革過程，做了詳細記錄。我僅舉一
個例子。據陳記載，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北大貼出來以後，在校內受到廣泛批判，被認為
是「反革命」事件。結果６月１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人民日報》社論「歡呼
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陳記載如下：我聽完廣播，呆呆地坐在炕沿上，始終沒有回過神來，
我身為北大哲學系學生，學了那麼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認識水平和識別能力怎麼竟然低
到如此程度？怎麼把聶元梓的革命大字報，錯誤地看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大字報？

    這類困惑和矛盾的例子在當時很多，不一一列舉。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紅衛兵運動進入大串連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兩個新階段。
這期間的大小字報上出現了「異端」　的萌芽。比如在北京，出現了反對林彪和擁護劉少奇
的大字報。１９６７年上半年，遇羅克對血統論的批判及「新思潮」的出現，進一步將異端
思潮推向社會。到１９６８年湖南省無聯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等文章的出現，提出共
產黨內出現了官僚資產階 級階層，表達了紅衛兵對現有體制的較為深刻的懷疑和批判。紅
衛兵運動時期的認同轉變，到１９６８年上半年，以「省無聯」的宣言類文章為標誌，表現
無遺。也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紅衛兵運動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鎮壓，就在派性武鬥持續不斷
的同時，中央文革開始了對異端人物的搜捕，楊曦光、遇羅克、魯禮安等一批表達出異端思
想的人物相繼被捕人獄。直至１９６８年７月底，由於毛澤東的親自干預，工宣隊進駐學校，
紅衛兵運動宣告終結。之後，大批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奔 赴農村，開始了他們這一代
人生命航程中的一個新的里程。

    紅衛兵運動結束，上山下鄉開始，從此紅衛兵一代開始了向知青的轉變。這種轉變，構
成紅衛兵一代認同轉變的另一個重要環節。從紅衛兵運動到上山下鄉，既有其連續性，又有
不同。從連續性方面看，投身到上山下鄉運動中的年輕人，並不都是被迫下鄉的。他們中間
一批人，抱著極大的政治熱情，高高興興啟程，仍然抱著改天換地的胸懷大志。他們把農村
當作是新的戰場。也就是說，紅衛兵一代人中 ，有一部份是到了農村才真正開始改變他們
對自己和社會的認識。

    從紅衛兵一代的認同的轉變這一角度看，上山下鄉與紅衛兵運動有一個重要區別。紅衛
兵運動時期，是極少數人公開地正面表達了具有批判意義的新思潮。下鄉時期，則是一大批
共命運的知青親身體驗了異端思潮中所批判的中國社會現實，從而在更廣的範圍內，產生了
對自我和社會的新的認識。但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公開的現實批判減少了，隱晦的和地下
的反思和批判增加了。對這種新的認識的表達 ，便是對新的認同意識的表達。我們從當年
在知青中流傳的歌曲、詩歌、手抄本、書信和日記等文獻中，可以看出這種新的認同意識的
脈絡。概括地說，這是一種對烏托邦式的大革命的幻滅和自我意識的覺醒。這種自我意識包
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對物質利益的認可和追求。在紅衛兵運動期間，甚至後來的政治大氣
候下，對個人物質利益的追求被視為資產階級追求，得不到公開的承認。下鄉期間，面對謀
生的現實，追求物質利益不僅合理，而且必要。一位老三屆知青回憶道，他下鄉後大 隊的
黨支部書記給知青講話，劈頭第一句話就是「種田為自己」。這對聽慣了「讀書為革命」的
學生們，是極大的震撼。另一位老三屆知青回憶道：「我們到底能對農村有多大作用？我們
到底該不該堅持'扎根農村一輩子？'在困惑中，在痛苦中，我們終於先後踏上了尋找自己利
益的道路。」米鶴都的《紅衛兵這一代》中，一位訪談對像這樣說道：許多人是在對現實社
會目標喪失信心的前提下，開始注意到'我'　的存在的。他 們經營起自己的天地，從學習
各種科學文化知識，遨遊於書籍的浩海中，到設計前程，制定三年五年目標來實現自己的價
值；從多掙公分多掙錢，到鑽營門路找到一個更好的位置。

    在精神方面，自我意識的第二方面，是從宏大的革命理想轉向對個人理想和個人情感的
追求。當年風行一時的《知青之歌》，表達了對個人生活和人生意義的新認識。歌中有這樣
一段歌詞：

    告別了媽媽，再見了家鄉，
    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載入了青春的史冊一去不返。
    啊，未 來的道路多麼艱難，多麼漫長，
    生活的腳步深淺在偏僻的異鄉。

    歌曲充滿憂鬱和對生活道路的困惑，這對紅衛兵一代來說，是一種新的傾向，紅衛兵運
動期間的狂歡話語，並沒有表達這樣的情感。

    那時的知青詩歌、歌曲等作品，常見的主題有友情、愛情、別離、思鄉、鄉村生活等，
這些也都是對個人情感的表達。就在這種新的話語中，一種新的個人主義價值觀開始在紅衛
兵一代中萌生。

    自我意識的第三方面，是對中國社會的新的認識。對社會的認識包括很廣泛的內容。限
於篇幅，僅談一點，那就是對「人民」的認識。「人民」是新中國官方話語中的關鍵詞。上
至國家的名稱、下到人民公社，從毛澤東語錄裡的「為人民服務」到報刊和文藝作品，人民
的話語無處不在。但什麼是人民，誰是人民，對於紅衛兵一代，不過是個抽像的概念和政治
口號。祇有在下鄉後，他們與人民生活在一起，自己成為人民中的一員的時候，他們才開始
真正理解人民的內涵，才開始與人民 認同。他們發現，人民中間其實沒有那麼多的階級敵
人。人民很窮、很苦、卻很勤勞而善良。人民有愛憎，也有各種各樣的缺點，因為他們是有
血肉的人。知青作品和民主墻期間的作品中，都表達出對人民的這種新的認識。王小妮的一
首詩，「農場的老人——寫在離別農場的那一天」，就表達了這樣的認識。詩中描寫了一位
農場老人的辛勞和善良，結尾寫道：

    呵，模糊了，遠去了，隱沒了，
    我沒有機會問明你的姓名，
    可「農民」　這兩個字，
    卻一日日在我心上升騰…

    正是基於這種對人民的新的認識，民主墻時期對民主的呼喚，才有了具體而實在的內容，
不再是空洞的政治口號。


認同轉變的動因

    從認同轉變的動因來說，有三個重要原因，我稱之為話語狂歡、個人經歷、及政治形勢
的突變。

    紅衛兵運動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話語的狂歡。大字報鋪天蓋地，各類紅衛 兵和造
反派的大報小報應運而生，數不勝數。美國的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從１９７５年就開始出版
紅衛兵報的複印資料，現在這套資料已多達到一百餘卷。紅衛兵報有兩個特徵。一方面，紅
衛兵報的氾濫，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方對大眾媒體的控制。雖然很多紅衛兵報大量轉載官
方言論，但這類小報也登很多內部消息、小道消息、地方消息、本學校和各類紅衛兵組織的
消息，是研究文革及文革前１７年政治、社會、文化的寶貴資料，以至在當時成為國外研究
機構苦心搜求的珍品，在香港 甚至出現了贗品。紅衛兵報的另外一個特徵，是語言充滿暴
力和血腥，內容重複氾濫。但這種氾濫的革命話語，同時具有一定的顛覆性。比如罵街的粗
活，一般是見不了報的。國家機器嚴格控制下的報刊，有它的一套話語。紅衛兵報既大量地
使用官方話語，同時又把市井的粗活、髒話堂而皇之地印出來，這本身就是對霸權話語的一
種褻瀆。被尊為神聖的東西，總有一個聖潔的外表。把它弄髒，就是一種顛覆。因為有了這
種氾濫的話語空間，顛覆性的「異端」話語也得到了發表的機會。紅 衛兵運動期間的所謂
異端和新思潮，便是借這種空間得以發表和傳播的。遇羅克的論戰文章「血統論」，就是在
「中學文革報」上發表的。紅衛兵話語空間的產生，與文革大氣候緊密相關。文革本身提供
了從內部進行話語顛覆的機會。文革「十六條」，明確倡導大字報、大批判的運動形式，因
此給各類紅衛兵報和大字報提供了合法性。這樣的條件，成了「異端邪說」和「毒草」的溫
床。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文革後，大字報的形式雖然失去了合法性，但仍然在歷次社
會運動中發揮 了很大的作用，跟文革期間形成的全民性的大字報文化有關。至今，我們對
大字報文化，還缺乏全面和系統的認識。

    第二個原因是參與運動的經歷。一般來說，集體行動都會對參與者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
美國社會學家們，對六十年代學運的大量研究發現，學運的參與者，會發生人生觀上轉變，
在日後的生活中，會比較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有較強的政治參與意識。紅衛兵運動的參與，
對紅衛兵一代有震撼作用。因為有了紅衛兵運動，才有了社會學意義上的紅衛兵一代。革命
傳統教育，在紅衛兵一代人的心中，樹起了無數英雄的形象，但戰爭年代過去了，他們無法
象心中的英雄人物那樣，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紅衛兵運動，使得生在和平時期的一代，終
於有機會投身到革命運動的實踐中。這也是紅衛兵運動成為一場狂飆的原因之一。但參與之
後，人們難免會發現，革命並不像想像的那麼純潔與神聖。大串連時期，很多人有機會到各
地周遊，第一次看到了現實中的中國社會落後而貧困，與書本上的情景迥異， 促使他們開
始對現實進行思考，也促使他們中間有些人，發憤讀哲學和理論的書籍，尋找理論上的答案。
這種情況，在紅衛兵運動期間已經出現，後來下鄉，更產生了一場地下的讀書運動。同時，
由於下鄉，這一代人又有機會更長期更廣泛地觀察和體驗中國下層社會生活，進一步加深了
個人的體驗，促進了認同的轉變。這種來自親身經歷的認識，比之書本知識，要深刻得多。

    第三個原因，是政治形勢的突變，這屬於外因。翻手為雲覆手雨的上層鬥爭，在文革中
暴露無遺。這促使年輕的一代，從幻想中清醒過來，從此上層政治不再那麼神聖，與上層人
物的認同隨之減弱。紅衛兵運動時期，對毛的個人崇拜達到了頂峰。毛數次在天安門檢閱總
數達數千萬人的紅衛兵，對紅衛兵恩寵有加。從最早的老紅衛兵到後來的造反派，對毛都是
無限崇拜，多少青少年夢想沿著青年毛澤東的足跡，進行一場新的革命。而到了１９６８年，
毛卻號召他們，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對很多年輕人來說，是沉重的打擊。
１９６８年郭路生創作的 詩歌，記錄了這種失落感，但同時也表達了沉淪中的希望。他的
名篇，《相信未來》有這樣的詩句：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余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這種因上層政治變動，對紅衛兵一代的打擊，最大的莫過於發生在１９７１年的林彪事
件。林彪是「副統帥」，毛的「親密戰友」，在１９６９年的中共九大上 ，　被正式定為
毛的接班人，怎麼突然成了反黨集團，搞政變未遂，畏罪潛逃，飛機失事摔死在沙漠裡？這
是莫大的諷刺。更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聲討林彪的罪行，中央下發的批判文件中，說林彪
曾經誣衊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這樣的話在知青中傳播開，使他們有恍然大悟之感，人們仔
細一想，林彪的話並不是沒有道理。這時內心之中發生的震動可想而知。徐有漁在一篇回憶
文章中寫道，林彪事件在破除紅衛兵這一代人的政治迷信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說，「當然，
'冰凍三尺，非一 日之寒'，人們疏離'文革'中官方政治教義的過程早在運動中期就已經開
始。懷疑不斷地增加，否定不斷地產生，林彪事件使許多人完成了這一離經叛道的過程。」


紅衛兵一代認同轉變的社會意義

    紅衛兵認同的轉變，有廣泛的社會意義。標誌著文革結束的一些有社會影響的事件，都
直接或間接地與這代人的認同轉變有關係。另外，這種認同的轉變，對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
也有重要作用，實際上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社會和文化基礎。

    １９７６年的「四五運動」，是標誌著文革時代結束的重要事件之一。「四五運動」的
實質，是對文革極左政策的反叛。「四五運動」後的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毛去世，江
青等被抓，中國天崩地裂。１９７７年恢復高考，已經成為知青的紅衛兵一代人，終於有機
會用自己的知識，去考大學。這是知青中的很多人多年的夢想，他們早在農村的務農之餘，
就在努力自學，準備這一天的到來。但７７、７８兩屆，也祇接納了極少數的知青。就在這
種情況下，７８、７９年冬天，大批 知青為了返城，在各地組織了抗議和上訪活動。這些
活動和同時發生的民主墻運動相交迭，樹起了民主、人權、法制的旗幟。這是有劃時代意義
的新話語。從此以後，直到今天，民主、人權、法制仍然是中國的各種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
的核心話語。同時，這套話語，對改革初期的法制建設及對文革問題的清理，提供了合法性。

    紅衛兵一代認同轉變，對經濟改革的開展，也提供了社會基礎。本文提出，紅衛兵一代
的認同轉變，主要體現在對官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懷疑與否定，對個性 的張揚，和對物
質利益和個人幸福的追求。這並不是說他們原來是不計較物質利益的，但個人利益，不見容
於官方的和公開的話語。從文革前到文革期間，都貫穿了對個人即所謂「小我」的否定。紅
衛兵一代個人主義話語的出現，對中國後來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都產生了重大
影響。改革初期，誰要去從事個體工商活動，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和社會壓力。多年以來，社
會主義的話語不僅鄙視私人利益，甚至把個人謀生的活動當作資本主義行為，將其妖魔化。
「正當」而「體面」 的工作，還是要有個單位，最好是國營單位。這時，那些剛回城的老
知青，一方面因為安排正式工作困難，又因為經歷了在農村為個人謀生的磨煉，對所謂正當
與不正當、體面與不體面有他們自己的認識。他們中間很多人，就這樣面對社會的壓力，成
為最初的個體戶。他們是市場化的先行者。

    紅衛兵一代的認同轉變，對文革後的思想和文化運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文革後的新
文學和文化運動，其核心內容，是對這代人的新的認同意識的表達。從朦 朧詩、意識流小
說，到尋根文學、知青文學等等，都貫穿了對人性的新的探索，一反文革時期文藝作品的革
命化基調。這種新的探索和表達，對整個文化氛圍影響之深遠，直到「六四」才充份地表現
出來。「六四」時學生所抗爭的，從大處講是民主政治，但具體則表現為對個性、自由、和
個人幸福的追求，以及無法實現這種渴望的焦灼。從１９６８年的《知青之歌》到１９８９
年天安門廣場上崔健的《一無所有》，其間有一條若隱若現的思想脈絡，那就是個人幸福和
個人價值。直到九十 年代市場化的洪水將個人主義浸泡得徹底膨脹的時候，紅衛兵一代才
回首過去，重新審視人生的社會意義。在物慾和個人主義氾濫的時代，集體、社區、團結、
友情，表現出新的價值。九十年代的知青懷舊思潮，正是這種新的思想轉折的集中表現。從
紅衛兵運動，到民主墻，再到知青懷舊，一代人的認同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交互影響，構成了
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動力。

    （本文是作者２０００年完成於紐約大學的博士論文的部份中文摘要，這次整理時參考
了最近出版的有關資料。作者現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